当今，大国关系在新的百年变局中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些新变化围绕的大国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体现在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往往被认为既有冲突又有竞争，然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冲突更重要，还是合作更重要？尤其是随着苏联解体，中美关系的合作性不断成长，全球化时代大国关系的本质已经开始远离所谓的大国对抗。但如今，过去经常定义大国关系的最本质的特征又在重新回归。那么，今天的大国对抗到底意味着什么？毫无疑问，大国对抗意味着新冷战也再度回归。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对中国的冲突对抗和合作，所谓美国标准下的对中国的战略应对等，其实质就是美国已经开始把新冷战带到了地区和全球产业链之中，另外，美国对中国的科技战、贸易战、经济战、市场战，包括数字战、媒体舆论战都在不断的深化。大国关系重回战略对抗，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冷战已经回归了。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变化是大国关系是否会形成新的阵营对抗。二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变化就是围绕着两大超级大国形成的地缘政治的分裂，以及意识形态的全面冲突而展开。虽然新冷战已经重新开始，但问题是东西方之间是否会再次出现地缘战略的对立和两分？所以今天世界政治又走到了会由大国对抗引发新的阵营对抗的焦虑时刻。
第三个特点是冷战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相互依存可以弱化国家间的安全竞争，促进社会政治的沟通和交往，有效缓解大国关系间传统的无休止的权利、利益和财富冲突。在后冷战时代的31年中，中美之间的经济社会相互依存度是空前的，中美两国不仅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更重要的是两国互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伙伴。尽管中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如此的广泛深入，但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对华打压政策不断延续。所谓美国定义下的战略对抗，就是重新把安全置于相互间的经济和社会合作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相互依存时代的大国竞争正在展示新面孔、新特征、新走势，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研究上，高度相互依存时代下的大国对抗会出现什么变化？历史在回归，今天美国对华战略打压说明了世界政治正在重回现实主义时代，而传统的新自由主义基本理论假设则已彻底崩溃。
第四个非常突出的变化就是意识形态冲突又在重演。意识形态往往代表着各自国内政治的价值选择，代表着民众对政治社会发展制度优先选项。但全球化时代下，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化使各国民众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日益扩大。这种进程推动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观念沟通，形成了价值依赖，也使彼此生产生活方式的相互认识和理解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和价值对立，往往被认为受到了实质性的改变。但从拜登政府重新对中国宣布的所谓意识形态战争开始，意识形态冲突正在重现。拜登政府从上台之初，就强调今天的国际竞争主要是美西方为代表的民主阵营与中俄为代表的专制国家之间的竞争，属于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这说明，事实上竞争性的、相互冲突性的国内政治运营架构和机制，依然是大国关系最具有决定性的变量。
今天的大国关系已经呈现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美国对中国变脸，美国的中国战略已经出现了实质性的改变。那么当今大国关系有没有缓解的可能性？今年是尼克松总统访华五十年，这五十年不仅是中美开始走向和解的五十年，也是中国不断开放，融入国际体系，融入国际社会的五十年，更是世界权力转换，世界财富发生巨量增长和新的革命性累积的五十年。如果这五十年的大国关系又重回基本的历史形态，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第一，中美关系的质变将是未来中国大国崛起长期面临的最为沉重的国际压力和挑战。中美在舆论战线和外交战线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唇枪舌剑，一个基本事实是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美国今天的中国政策至少还要持续十到二十年。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和美国对华对抗政策的长期化问题。
第二，如何应对中美关系的修昔底德陷阱。从大航海时代到现在的500年，至少有16个大国崛起的案例。这其中有超过八成的大国崛起进程最终以战争结尾，超过九成的崛起大国都夭折在半途，根本原因是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竞争这一基本逻辑仍然在延伸，难以化解。另一方面，过去500年大国竞争之所以出现“位于第二位的国家夭折”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是“老二”急于跟“老大”陷入冲突和对抗。所以对中国而言，面对美国“变脸”，我们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是否要缓一缓，还是我们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将出现塌方式的沦陷。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关系进入到新的战略竞争阶段，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两国间的战略相持。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中国在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战略考验，其背后存在巨大的战略风险。当前问题是面临战略环境的突变，我们有没有充分、全面、成熟的思考和应对。
第三，无论从国际关系理论还是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大国竞争与大国冲突时代的助推剂不仅是战略与实力的博弈，更是国内政治极端化、政治理念追求对抗化。美国今天国内政治与社会的分裂导致的“内卷态势”，事实上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对华强硬政策，对此，我们要坚定回击；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警惕和提防中国国内面对国际形势的严峻和复杂正在不断扩散和弥漫的民粹主义情绪。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味“喊打喊杀”的民粹主义情绪更是上升到了空前高度。美国基于国内政治内卷的事实，左中右三派一致要求对中国强硬，把中国塑造成最大的外敌，为美国国内政治的动荡分裂来甩锅。同时，以做大做实“中国威胁论”来情绪化地提升美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拜登政府正在推行“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外交政策，正在竭力推进高科技在美国的再工业化、再投资化进程。对华科技战、贸易战等疯狂的打压行动，其目标就是试图为美国重新加大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保持美国科技和高精尖工业优势、主导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的同时，增加美国白领工作数量，提高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拜登政府目前的中国政策，就是要将外交、安全与内政综合起来协同推进。当前美国的国内政治，已经基本截断了中美关系改善的政策空间。但和中国迅速“全面摊牌”，同样不符合拜登政府的利益目标。降低和管控中美对抗，需要的是战略智慧和长远眼光，并非只是一味的战略决心、战略斗志。
今天世界政治中大国关系正在出现的历史性的变化，使得大国关系又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崛起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不仅是1978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更是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朝鲜战争和俄乌冲突，都是典型的大国代理人战争。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美两国数度兵戎相见，但美国眼中最大的对手是苏联。冷战后很长时间，美国也将俄罗斯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但今天，美国已经牢牢锁定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和潜在威胁。在中美较量中，还有其他国家能够挡在中国之前、转移美国安全注意力吗？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应该对中国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全面评估、深入分析，科学、客观和冷静地寻找应对方案，保证中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稳步向前。这是中国新时代伟大斗争正在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