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总结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就，对于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既要推陈出新，也要守正创新，注意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驾驭国际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经典理论范式中汲取营养。推动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科学分析历史发展规律，深刻洞察历史大势，集中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彰显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责任担当，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树立了崇高境界，提供了宏阔视野，昭示了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外交思想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一、新时代呼唤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创新
建党百年之际，总结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就，对于在世界百年大变局背景下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非凡意义。世界关注和期待中国的声音，历史呼唤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需要加强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引领。
自近代以来，国际秩序大变革时代历来都伴随着国际关系理论的推陈出新。17世纪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催生了威斯特伐利亚原则和基于该原则的近代主权国家体系。法国大革命实现了“秩序的再造”，拿破仑战争“把国际事务变成一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较量”，并催生了以神圣同盟为核心的维也纳体系。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制则形成了以大国共治为基本导向的战后国际体系。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度令西方产生“历史终结”幻觉和“文明冲突”忧虑，揭开了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争鸣。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入发展，不论是保守的思想还是激进的思潮，都变得更加活跃。英国脱欧和特朗普执政对世界形势、西方国家间关系和美国内政造成严重冲击，新冠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政治动荡，将国际社会各种思潮间的碰撞激荡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其中特别发人深省的是，在应对世界变局诸多冲击方面，西方的低效失序和中国的高效有序构成了强烈反差。
一方面，对于如何驾驭世界大变局带来的种种问题和挑战，西方国家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政策实践上都显得力不从心。作为西方的领头羊，美式资本主义为回应其国内外出现的各种新趋势、新动向、新问题所开出的药方，不论是在思想理论层面的解构分析，还是在政策上的各种举措，都令世人失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贫富分化、社会对立、政治撕裂已演化成为困扰美国的三大危机。特朗普所奉行的“美国优先”的极端功利主义哲学，使这些矛盾进一步加深，不仅成为“美国病”的三大痼疾，同时也加剧了世界的纷争与动荡。与此同时，欧洲则深受欧债危机和难民潮等问题困扰，在加强战略自主性道路上蹒跚纠结，能够投入世界其他事务的能力和精力有限。西方在应对世界百年大变局时充满了困惑茫然和失序无措。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对世界的影响是历史性的。中国的发展正在打破西方主导下的世界力量格局；中国所走出的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动摇了近代以来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心地位；中国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所提出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方案，冲击着西方世界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在应对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种种国际挑战时，中国的沉稳自信、理性高效与西方的偏执极端、混乱低效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发展不仅使美国在国力对比上面临被赶超的压力，而且也令美国逐渐失去其精神上的优越感。中国的发展成就使世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可能，这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承载着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以及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其所反映的独特文化积淀不仅独具魅力和成效，而且对西方近代以来所建构的价值霸权与话语霸权体系构成强烈冲击，西方在思想领域、治国理政和国际事务上独领风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西方学界对这种历史性变化也直言不讳。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与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查尔斯·库普钱日前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撰文称：“国际体系正处于历史拐点。随着亚洲继续其经济崛起，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世界的主宰——先是在英国治下的和平，然后是在美国治下的和平——即将结束。西方不仅正在失去物质方面的主导地位，而且正在失去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力。”他们认为，由于“二战后形成的西方领导的自由秩序无法支撑21世纪的全球稳定”，拜登政府“无法阻止一个多极和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到来”。
在现今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上，历史的演进再度呼唤理论的创新。而在21世纪新一轮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酝酿过程中，中国被时代推到了风口浪尖。这同国际社会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期待直接相关，也同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发展日益不安与焦虑有关。不论出自哪一种心态，中国都被视为影响当今世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中国如何看待世界，如何处理自身和世界的关系，如何把握同世界其他大国尤其是同美国的关系，已不仅仅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而是全世界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从未像如今这样迫切和深刻，关注的领域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宽阔，已经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这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何解读和引导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建设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必须从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入手，因为“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进步和积累”。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科学哲学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展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如何通过新范式代替旧范式即“范式转换”来实现的——如果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而新的范式能以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说明时，新范式就取代了旧范式。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能够在科学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内吸引足够多的拥护者，但一种范式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问题。作为一个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中国所提出的国际关系理论要在全球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影响力，必须能够有效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能够合理解答百年大变局给世人带来的诸多困惑，还要能够引导国际社会正确把握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实际上，这些目标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预设了前提和要求：国际关系学的中国范式必须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还需要超越不同文化特别是东西方文化差异，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提出的主张有可能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引领全球治理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和人类共同进步。
幸运的是，参照上述标准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国并不是从零开始。只要突破某些认识误区，就能为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找到坚实基础。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即在高度评价新中国各个时期外交成就的同时，常常低估建国以来我党在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上的成就。学界几乎普遍默认建国以来我党只有外交理论而没有形成权威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这种认识误区深刻影响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是这个时期中国学术界盛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原因之一。托马斯·库恩为好的科学理论——能够形成范式的理论——设立的五项标准，有助于反思上述认识误区：理论应当能正确地研判形势，应当是自洽的，应当有广泛的覆盖面，应当能以有序、一致的方式呈现现象，应当能有效地预测现象或现象之间的关系。参照上述标准，我们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至今并非仅仅是西方人的专利，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先后形成了一系列既有中国特色又能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国际关系学说与规范体系，对于分析特定时期国际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称这些成就为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学说的中国范式。
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必须走出上述认识误区，既要推陈出新，也要守正创新。推陈出新是指，要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窠臼，提出反映时代发展大势的理论框架和认识范式。近代以来国际关系理论流行范式多源自西方，如信奉强权政治的现实主义范式或新现实主义范式、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基于错误历史观的历史终结论、基于文化差异的文明冲突论，等等。在过去四十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虽然进行过一些有益探讨，但成就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要么始终跳不出西方范式的窠臼，要么试图简单地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元素移植到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来。事实证明，这两种方法都不是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正确途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不可能源自西方舶来品，也不会从中国古人的故纸堆中自发生成。当前，鉴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美式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许多新趋势、新动向时越来越困难，超越西方理论范式就成为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必须特别重视的问题。守正创新是指，要从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果中汲取营养，梳理辨析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特征与共性逻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反映当代历史潮流与世界发展大势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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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际关系学说的经典中国范式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外交理论的核心内容。但国内国际关系学界鲜有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种范式去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事情——按照理论范式的有关学术标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经典的外交理论，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范式。简单回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生过程有助于说明这一点。
1953年12月31日晚，周恩来在接见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时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周恩来首次系统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四个月后，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各方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将其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进而形成和平与安全的坚固基础。在中印、中缅两个联合声明中，最初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惠”被修改成“平等互利”。1954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联合宣言》指出，两国政府将在与亚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把最初提出的第一条原则“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修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最终定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行会议。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了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体现和引申。此后，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及国际文件不断引进或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和精神。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历经半个多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在国际社会深入人心。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发扬光大：“这五项原则除了最后一项都不是新的。它们已被包括在联合国宪章内。”而且，正是由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新确认联合国宪章精神并将其付诸实践，才使“因冷战而陷于瘫痪的联合国”被赋予新的活力。加利进而列举下述实例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接受了五项原则”，“亚非拉国家认为五项原则既可保护它们免受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干涉，又是各国间良好国际行为的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和平共处政策取代了冷战，并帮助不结盟国家避免卷入冷战，从而成为不结盟政策的主要目标”，“1956年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采纳了和平共处原则，并将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原则。”
加利的上述观点说明，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仅仅作为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来解释，对于分析这五项原则的重大意义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样做未能充分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重振联合国宪章精神的重大作用，对于引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意义，对降低冷战风险的重要贡献，以及在上述意义基础上对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正如中国领导人指出的那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所以历久弥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本质要求，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国家主权平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不仅具有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践意义，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在理论上维护了主权平等这一国际关系最根本的法理基础，在实践中顺应了历史进步潮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超越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对于处理国际关系具有很强的普适性，是反对霸权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也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各国之间处理好相互关系提供了正确引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经济领域倡导互利共赢，有利于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关于“中间地带”的论断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论断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经典范式。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看法最早萌生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1946年8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被公认为毛泽东萌生并首次公开提出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毛泽东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看法。1963年9月28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5日，在同日本共产党人士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对两个中间地带的看法：“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20世纪7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初步显现：美国为摆脱越南战争困局而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西欧国家一体化合作进一步加强；日本则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东欧各国对苏联霸权主义行径强烈不满；中国国际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针对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在“中间地带”的基础上形成“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等人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还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这是毛泽东首次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同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对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形成了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既是反映中国外交原则与对外政策走向的战略思想，也是剖析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变化的国际政治理论，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又一经典范式，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其理论价值而言，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当时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客观现实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以反霸为核心目标，以国际正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为价值追求，不再简单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分国际阵营，同时又超越了国家利益同质竞争的价值虚无主义，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认识国际格局提供了新框架、新理论，是一种超越制度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新思维、新视野。
（三）关于和平与发展是两大时代主题的论断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范式。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邓小平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当代国际大势提出的重大判断，也是对列宁主义关于时代特征的理论范畴的继承和发展。时代特征是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和国际关系学说特有的理论范畴，这个理论范畴突出地反映在列宁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时期出版的《帝国主义论》中。在这部经典著作里，列宁对发展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提出了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战争与革命就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二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无不证明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的论断是正确的。列宁关于时代特征的理论范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然而，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进入尾声，同时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广社会福利政策等手段缓和了内部的阶级矛盾，进入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洞察到了这种变化。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代观和方法论，通过深入分析当时世界发展趋势，提出了反映中国人独立战略思考与判断能力的有关时代特征的新论断。邓小平关于世界两大主题的论断对于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学说的深层逻辑与共性特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国际关系学说的经典理论范式。这些成果虽然生成的历史背景有别，具体内涵也不相同，但它们有着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体现了国际关系学说的中国范式的共性特征，总结这些特征可以更好地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
（一）鲜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间地带”思想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等重大理论成果，作为认识工具，在判断世界发展大势、揭示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等方面都具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洞察力与敏锐性。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世界形势的结果。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论述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将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国际统一战线学说运用于分析世界形势，形成了一种既有中国特色又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它在哲学高度上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学地缘战略、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的基本分析模型，为世界提供了着眼于反对霸权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和基于公平正义理念的国际政治经济合作范式。毛泽东提出的关乎中国乃至人类发展的深远哲学体系和战略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有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同样闪耀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光辉。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是列宁主义分析世界大势、洞察历史规律特有的一个理论范畴，也是共产党人观察世界形势和分析国际问题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给世界历史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系统论证，对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进行了精辟概括——战争与革命。列宁提出的时代特征的理论范畴和“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后世国际形势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针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盛极而衰、冷战趋于缓和的大背景，邓小平提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时代特征这个列宁主义理论范畴分析世界形势、重新审视时代特征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这一重大判断同样经受住了此后三十多年历史的检验，对不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与印度共同努力而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分析把握国际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虽然主要源于联合国宪章，但其特殊意义不在于提出它们是否具有原创性，而在于提出的时机和选择标准。联合国宪章有那么多内容，之所以专选这五条内容置于特别突出的位置加以强调，是有特别深意的。其一是反对强权政治，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这对于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二是超越了冷战意识形态，为解决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给两大阵营之间的国家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间关系造成的诸多理论和政策困境带来了突破。不仅如此，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所指出的那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在法理上为帮助不结盟国家避免卷入冷战，为亚非拉国家规避或减少冷战带来的冲击提供了支撑和保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运用于对外政策和国际事务的经典成功范例。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二）强烈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特色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鲜明的政治伦理而传世。春秋以降，尤其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文化的政治伦理色彩愈益浓厚，愈发注重对人世的探讨，把注意力集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政治伦理哲学异常发达的理论形态。宋明理学更将儒学推至中国政治伦理哲学之巅。此种趋向导致中国文化特别重视“仁义礼智信”等人伦价值引领。这种传统已内化为一种深层民族心理特质，体现在中国历代思想学派与社会行为规范的流变之中。二是中国人对客观世界的思考，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下，并不特别强调逻辑严整的理性分析，而常常更重视领悟，通过对外在世界规律性的领悟，来调整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而西方哲学则有注重逻辑推理的传统，甚至把哲学看成理性的专利。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两种形式的思考都是重要的，因为人类面对客观世界的哲学思考，并非完全以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常常采取领悟的形式。“中国哲学对客观世界的思考，自古以来，便体现为一种悟性，因而在对这种思考表达中，并不刻意追求那种与严密的逻辑推理相伴的思辨体系，在其深邃的思考中更加注重以客观世界的规律印证实践目的的形象领悟。”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两个特征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范式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还是有关时代主题的论断，都重视辨析历史潮流演进方向、注重用人类共同利益与共同价值引领国际关系，都体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充满人文关怀。这与西方某些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自我标榜价值中立，或将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与价值取向对立起来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在理论形态上，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范式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形势分析，另一方面不是以西方式的纯粹逻辑推演进行叙事，而是用“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甚至“东西南北”等形象而明快的概念直奔主题，将深邃的洞察体现于生动的比喻与浅显的道理中，向世界展现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方案的独特魅力与风采。
（三）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同时展现包容与开放的品格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与重视知性或理性的西方文化相比，重视领悟的中国传统文化素有重视实践的传统。所谓“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听其言，观其行”，“知行合一”，都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对实践的高度重视。西方哲学轻视实践的倾向从马克思开始才发生根本转变，哲学关注的焦点才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类世界。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重视实践性方面，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都强调通过实践活动“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品格被中国共产党人传承和发扬光大。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同样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范式中。这些范式没有一个是脱离实践的空泛理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提出后迅速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不仅为万隆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所吸纳，而且为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所采纳，将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普遍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用于指导国际反霸斗争实践，则产生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效果，对于形成包括美国在内的抵制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国际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关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两大主题的论断，至今对中国判断国际形势、引导国际关系发展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包容性与开放精神也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范式展现的重要品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主要源自联合国宪章，而且由中印、中缅联合提出，其内涵和产生的方式都体现了包容开放的精神。有关“中间地带”的思想发展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也反映了毛泽东在借鉴国际流行的第三世界概念时的创造性运用。邓小平有关两大时代主题的论断，提倡加强“东西南北”对话与合作，更是体现了中国领导人看待和处理国际问题的开阔视野与宽广胸怀。
中国国际关系学说上述带有共性的理论品格，并不局限于以上提到的几个经典范式，而是普遍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分析与思考当中。中共十六大关于21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体现了我党基于科学研判国际国内环境而形成的深邃历史洞察力；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则反映了中国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不懈追求与价值引领。总之，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注定不能走价值中立或价值空洞化的纯逻辑推演之路，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鲜明的价值导向，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显而易见，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驾驭国际事务过程中形成的丰富实践经验和理论积淀，为中国加强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供了丰富营养和重要启迪。在新时代，继承这笔宝贵精神财富的最好方式，就是用习近平外交思想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建设与创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传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是集大成者，具有多重优秀的理论品格，对于在新时代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具有重要引领作用。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洞察世界发展大势的典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洞察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理论结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合作目标，而是在科学分析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新动向与新趋势的基础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出的顶层设计，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代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运用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与“两个决不会”思想辩证分析世界形势的深邃认识。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宣言》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个必然’，是就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是历史规律的必然指向。这里还要说到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决不会’，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曲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预见的共产主义还需要经过很长的历史发展才能实现。学懂了这一认识和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就能坚定理想的主心骨、筑牢信念的压舱石，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坚定自信，在历史哲学这一思想境界上提出的理论命题。“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都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化的创新认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洞见全球化趋势及其影响的思想家。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由于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长期共存，而且注定要在同一个全球体系内长期和平共存，马克思特别看重他那个时代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扩张的关系，强调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属性。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参与和资本主义自身的变革改良，全球化在21世纪出现重要变化，资本主义属性趋于弱化，全球公共需求属性趋于强化。针对这种变化，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重点从国际社会公共需求出发阐释全球化趋势和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这个预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关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顶层设计。基于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和平共存的历史判断，鉴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而且全球化的公共属性日益增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要求一体化的顶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应这种历史呼唤而生。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时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在回顾了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后，习近平指出：“这100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针对世界对和平与发展的期待，“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一切都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从人类解放事业出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发展提出的顶层设计理念。
（二）在宽广的领域汇聚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
从价值导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最大的特色是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追求，而不是某一个或者少数国家的价值追求。习近平认为，“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从内涵构成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视野宽广、内涵丰富。在上述国际公认的原则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针对国际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五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系统价值导向与政策主张，其核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在指导思想上以数百年来国际关系领域积累的公认原则为基础，而且在上述五个领域进一步将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集中提炼出来，“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立基于公认国际准则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是深刻体现历史大趋势的时代先声，是引领世界大变局的共赢方案，是携手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必由之路。
（三）体现包容精神，在多方面具有引导世界向着积极方向发展的实践意义
首先，基于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基于集团政治、帝国观念的狭隘共同体意识有着本质不同，对于防止世界陷入集团政治陷阱具有重大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为人类社会的长远奋斗目标提出了顶层设计，而且从人类社会共同价值追求出发，对当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提出了明确主张。当今世界只有一个体系、一种秩序，那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少数国家主张的所谓体系和秩序；只有一套规则，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少数国家制定的所谓规则；只有一种多边主义，那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国际法为基础，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是基于“小圈子”利益、“集团政治”的伪多边主义，更不能以多边之名行单边之实。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尊重主权是实现人权的前提，《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都确认了这一原则。这些主张对于引导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冷战思维，也超越了文明冲突论，对中美关系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和冷战陷阱，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种种迹象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美国某些势力正试图策划一场对华新冷战，包括对华推行全面的结构性压制战略，试图联合其在七国集团、北约、印太伙伴关系等框架下的盟友与合作伙伴对华实施“群殴”，通过修改规则或另起炉灶构建针对中国的国际秩序，以及提议召开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组建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联盟”。虽然对华制造新冷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拜登政府内政外交的某些需要，但从世界发展趋势和中美关系发展大势看，搞新冷战违背历史潮流，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中美共同利益发展趋势等历史发展大势背道而驰。超越中美冷战陷阱，符合中美两国的长远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战略策略上，都是战胜新冷战图谋、引导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有力武器。事实上，受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取向的影响与感召，美国对华挑起新冷战的图谋一开始就在国际上屡屡受挫。2021年6月在英国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欧洲领导人在对华问题上不愿被美国绑架，与美国发生争执，会议现场因此一度断网。美国媒体报道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此次会议前夕警告华盛顿，欧洲没有追随拜登“回到冷战”逻辑的意愿，即将中国视为西方的新敌人。马克龙表示，在与中国建立关系的问题上，欧洲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既不成为中国的附庸，也不在这个问题上与美国结盟。”
第三，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世纪疫情肆虐全球的复杂背景下，面对此起彼伏的逆全球化风潮与民粹主义思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和困难不断注入动力，彰显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有助于世界超越“金德尔伯格陷阱”。受保护主义思潮特别是美国遏华新冷战思潮的冲击，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产品供需缺口扩大。一方面，世界为应对新冠疫情需要同舟共济，加强合作与协调；另一方面，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疫情防控、疫苗效果等问题上大肆无理抹黑中国，企图煽动国际社会讨伐中国。所谓“金德尔伯格陷阱”风险上升，即在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大幅提升的同时，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却受制于地缘政治竞争等因素而越来越短缺，全球治理能力跟不上全球化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在疫情防控和其他全球治理问题上坚守国际主义道义，用实践和理论向世界表明，“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每一个国家为国际社会展现一份担当和责任，坚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导世界健康发展不断注入启蒙精神和理性因素，对冷战思维等历史逆流提出强烈批评，指出“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五、结论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就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分析世界形势的科学方法，对历史趋势深邃的洞察力，对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鲜明立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担当精神，为新时代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指明了正确方向，树立了崇高境界，提供了宏阔视野，昭示了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推动新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创新，必能彰显符合中国国际地位与国际期待的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
徐坚，外交学院院长、研究员
来源：《外交评论》2021年第4期，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