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先生的哲学是从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冲击、变革与对其反思中提炼出来的。他的哲学思想不但具有丰富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生活体验，更具有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反思与对此反思的反思的智慧，这自然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辩证结构与内涵，他把以下三方面的哲学课题贯串起来，组合成他的哲学三重奏或三部曲：第一，他而临的哲学课题是“古今中西”之争，深入到中国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检讨，此正是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走向所必须而临的课题，他把这一课题直接联系到如何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因之提出了人们必须认真地去把握中国文化与行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第二，冯契先生为了理解人之为少、的本质以及掌握人的理性本质与实践自我及社会的价值理想，他又不能不建立一个哲学架构来掌握与引导人从认识世界到转化世界的活动过程，解决主客的统一与知行的统一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重要性不但在于其理论的探索，而性在于其现实及实践意义;第三，只有辈于此一哲学的架构，我们才能谈会通中西的必要以及如何去会通中西的哲学与文化，冯契先生对中西哲学的会通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与研究，他的思考不但为中国哲学开发出一条可行的道路，而且为未来的人类思想找寻到一个可期、可信与可爱的价值理想。
在冯契光生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显然是以第一与第二课题为经、而以第三课题为纬的。这显示出他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与重建有莫大的关切和投注，同时也显示出他在考察中国哲学问题的关头，更深入地思考了人类所面临的根本哲学问题，其中包含认识论与历史观的关联问题、逻牲与方法论的统一问题、自由与价值的互基互动问题。最后，他结合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反思.提出了、也发展了他对人类智慧的本体理解与说明。他的智慧哲学绝不是偶然的成就，这是他的行学的终结，也是他创造性的哲学智慧的开花与结果。
我们如从冯契先生的哲学的全面发展来考虑，可以得出下列对他的哲学卓见的理解与发挥，并就此理解来展开对冯契先生智慧行学的进一步的研究。
一、冯契先生对“古今中西”之争有一个基本认识，他不但把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看成中西文化的论战，也把科学土义与人文主义的差别看成中西文化的差别。显然，中西文化的差别又有古今思想的差别的涵义，因之在深入、理解科学与玄学、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根源及其代表的价值时.对两者的相容的重要性也就要有进一步的肯定。冯先生甚至看到，真正解决中西古今之争的方案在于结含科学之知与玄学之知(元学之知)，即在于统合知识与价值、知识与智慧。智慧的一个涵义是对价值的认识，故统合知识与价值，就是把知识与智慧联系在一起。由此可见，所谓知识，是以科学之知为代表的，而他所说的智慧则是以人生的价值需要为内涵的。但必须同时折出的是，智慧有两个方而:一方而是智慧的普遍性，体现在所有人的价值需求上面;另一方而是智慧的特殊性，体现在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上。为了获得智慧，我们就必须保存、探索与开发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哲学传统。
冯先生曾就“可爱的”元学要求与“可信的”科学要求就教于金岳霖先生。金先生站在实证论立场区分两者，但却未真正解决两者的沟通的问题，也就无法联系知识与智慧了。冯先生表明，他的出发点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即尽量吸收各种学派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这一个出发点显然能够既区分元学的要求与科学的要求，又能够结合两者来发展人的个别与集体潜力，实现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这个立场不但表明了冯先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一个非自我封闭的开放系统，可依之来会通中西，解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而且更表明冯先生有一颗自由思考的心灵，这是他创造价值理想的根本泉源。他说:“哲学家如果不能始终保持独立人格，保持心灵的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学家”。他并引用荀子(解蔽篇)来说明:“故口可劫而使默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②这也直接说明了智慧是一种价位，是要心灵去创造与体会的。无疑.在这徉一个对智慧的理解中，冯先生自己就是一个有极高智慧的哲学家。
二、依我的解释，冯先生是把知识看成纯理论性的，而把智慧看成实用方法性的和实践规范性的，具有一强烈的指导与实践意涵。他所提出的“{匕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的篇言，充分表明了冯先生从知识中追求智慧的热诚与信念，但更重要的是，这个箴言包含了一个辩证法的真理:人们必须解除心灵的蔽执.把理论看成是活用的方法，才能真正精益求精，发展理论，真正批判旧论、创造新知。从本休诠释学的眼光未看，理论的另一方面就是方法，正如方法的另一面就是理论一样。方法的局限性反映了理论的局限性，因而必须开发新方法以开发新理论，这是人类知识发展的途径，也是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的道路。正因为我们可以把理论化为方法，我们不必把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生吞活剥地套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相反地，我们可以从中国哲学的发展史中去找寻辩证的成果与逻辑的结构，这才是辩证法的辩证的应明、逻辑的逻辑思考，这也才是理论化方法、方法化应用的实际。所谓“化”，就是活的探索、活的发现、活的思考、活的应用;至于“化理论为德性”，冯先生的意思是:不仅要把理论当作工具，也要把理论当作目的与价值，用它来克服种钟实际困难，刻苦磨炼自己，形成智慧的个性；也许更深入地说，“化理论为德性”是把理沦当作真理，用它来指导生活、充实生活、实践价值。这当然涉及信念的问题。要对理论有充分的信念，人们才能始终如一地实践理论，造就信实人格这一要求自然建筑在如何把理论当做价值，视它为真理，用它来实现善与美。今日的许多中外哲学研究者大都缺乏这样的信念，也就少了实践这一段。无疑，冯先生的这个提法是有见于中国哲学的知行合一的重点要求而来的。
三、实}示的哲学智慧必须从自身的哲学传统中去探索和发掘。冯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索就是对智慧的探索，而智慧的探索也就体现在对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生观、世界观等的理解上而，因为智慧的根源就是一个民族的经验的凝聚。反思、批判与实践的成果，贯串在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等文化领域里面。就中国哲学史而言，中国的哲学智慧尤其可以归结到中华民族最原初而又贯彻始终的性与天道合一的体验与信念上面，冯先生对此有极为深刻的认识并在他的著述中一再予以强调。这个“天人合一”的体验与信念，见之一于儒家与道家的宇宙生命创造理论，宇宙自然创造了万物与人类，是为天地之大德，道德之自然。我个人认为，这可以溯自易经悠远的观象察变的生命意识及其体验。冯先生极其清晰明白地描述了此体验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以及此一思维方式的演化与发展形态，这就是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历史反思与重建。这个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冯先生的反思与重建也是辩证的，是他把理论与方法相互转化的结晶。
四、此处要加强说明的是，冯先生是从比较哲学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与转化，以见其内涵智慧的发展。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与转化看成五个阶段—即创生阶段、整合阶段、融合外来传统阶段、再整合阶段、再融合外来传统阶段、新整合阶段(相应于先周时期、先秦时期、隋唐融合佛学时期、宋明再创时期、现代融合西学时期、未来再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整合阶段、融合印度传统阶段与近代中西哲学的会通阶段有着特别深厚的理解与观察。如他在智慧学说上所指出的，中国佛学的顿悟说就是印度佛学“转识成智”与中国道家与儒家智慧的结品；宋明哲学所讲的“理一分殊”，显然也来自易学与佛学的结含。冯先生再据此说明中国佛学的影响，以说明程朱的“用敬与致知”(定慧双修)与王阳明的“致良知”(顿悟)等等所隐含的中国佛学智慧、因之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智慧的辩证发展与成长。但当中国的智慧进入近现代，面对西方的科技强权的侵入，它却无法立即发挥融合的生命力，几乎造成中国文化与民族的整个覆亡，理山又何在?回答是:此一不幸归根结蒂当然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内在腐化与衰朽所导致，正是由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极需要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与更新。冯先生对此一变革所包含的政治制度革命、思维方式(方法)革命、价值观念革命有着极其深刻的透视。
五、士见代中国文化与哲学的智慧的再生，显然一方而需要深化对传统经学权威主义与独断王义的批判，以求解放被陈词滥调所束缚的生命力、学习力与创生力，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地发掘、继承和发扬传统中促进发展与创造的智慧(方法论与价值观)、同时更要批判地学习、引进和吸收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知识与智慧、这当然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变革与创生过程，需要各方面协作来解决问题，但哲学家的工作的重要性却不容忽视。冯先生认清哲学家工作的非常重要性，极力要在智慧的更新与创生上指出方向、提出箴言、探索基础理论、厘定实践目的。
六、基于以上理解，我认为冯先生首先作出的贡献就是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逻辑思维特点与中西会通的前卫工作要点。中国较早地发展了素朴的辩证逻辑，却抑制与漠视了形式逻辑的发展，即使到了明清之际.实证科学方法也未能形成。相反地，西方却较早地发展了形式逻辑体系，到了现代又率先发展了实验科学方法，两者结合再形成了科学的辩证逻辑。面对西方的冲击，现代中国虽已能重视西方的先进贡献，并在古代中国的墨经与清代的考证之学中找到了中西结合点，但我们对自己原有的辩证传统与认知方法又有多少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呢?我们对近现代西方哲学方法的问题与价值的矛盾有多少系统的批判与认识呢?显然，在中西比较与会通问题上，中国哲学家还得多做工夫。在价值理论方面，冯先生指出，中国伦理学偏向重理自觉主义，与西方伦理学偏向重意自愿主义形成一个对照。这是一项灼见，值得吾人深入探讨。事实上，这也就是中国的人性(性理)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对照。这个对照不是要我们舍中就西或排西保中，因为两者都有它内在的、社会的矛盾后果，不能简单地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这个对照真正提示我们，要从人的存在与结构深处进行基础探讨与思.考，在人的性、理、情、欲等方而掌握价值创生的本质与人格意志自由自主的涵义，这样才能开辟出新的理论框架.呈现高明广大的哲学境界，也唯有如此，我们方能够会通中西，融合矛盾的两端，建立一元多面、一体多用的动态思考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正是需要一种对根源本沐的思考以及基于此一思考对历史传统中的知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作出逻辑的、辩证的诠释与融合。
七、基于对中西智慧的比较研究与关切，冯先生提出了几个极为重要的基础的本体思考原理，值得我们进步思考与探讨。他提出的基础本体思考原理是:认识世界与认识自己的互动原理:抽象思考与具体思考的互动原理;知识转化为方法与价值(转识成智)的辩证原理；人的自由与真善美价值的互依互现原理，
最后我要加一个“本体诠释与诠释本体的互动原理”，以说明冯先生的智慧哲学的本体性与诠释性。这些原理构成了冯先生的智慧学说或智慧哲学的重要内涵，也是他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精到总结，更是他开发、创立的中西会通的基本框架与价值标准。
冯先生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起点问题是：一个人如何从无知到有知、然后到有智慧？为了回答此一问题，冯先生提出了认识世界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以认识世界的知的辩证发展过程。他的灵感得之于金岳霖先生的“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但他更能强调所得与还治的交互作用，把金先生之箴言概括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因之，经验能够提升为知识、知识更发展更多更精的知识，甚至升华为智慧，这事实上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冯先生用从无知到知的矛盾的动态考察来说明。因之，人的理性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转化经验为知识的作用，也起了提升理性机能走向智慧的作用。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验不只是感知，成为引发理论知识的资料，经验也是人的意志与情感的经验，在反思中也成为引友意志与情感的自觉资料，并因之具有引发人之心性主体之知与自觉的力量。换言之，客体之知(认识世界之知)与主体之知(认识自己之知)具有相互开发、相互发明、相互界定与相互钻深的作用就主体来说，不但主体意识在此过程中建立，主体的根源性与本体性(整体性)意识也从中确立，再由此带动超越主客意识的价值理想与目标，发挥主体经由实践转化与创造客体的力量。此一转化与创生的主体实践力量，事实上就是结合客体与主体的本体力量(当然也就是经由知识形成的主客分别的纯理性力量)。分合都在本体，但都经由主体的自觉与主客的互动来实现，从方法学立场来看，这一互动转化与创生的过程当然是一项理性的辩证的过程，它包含了理性的分辨、理性的限制、理性的超越、理性的整合等部分.溯源于经验的次序，也导向更宽阔的理性与生命次序。在此一辩证的过程中，主体之知自现实中引发理想(即价值)、吸取理想、转化现实、;工渐实现了人的自由性与创造性，也就是在创造了科学之真、道德之善与艺术之美的同时，体现了人的心性(人格)的自由，也可以说在创造人的自由人格之同时也就体现了真、善、美的价值。冯先生有段话说得最好：
“人类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中，发展了科学、道德、艺术等，同时也就培养了以真善美为理想和信念的人洛.人们不仅按照理想来改变现实.也按照理想来塑造自己.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自山人格就是有自由德性的人格，在实践和认识的反复过程中，理想化为信念成为德性.就是精神成了具有自由的人格，所以人格是承担理想的主体，也是实现理想的结果。”
很明显，在这个人的自由的创造过程的文化也就创生，文化、价值与自由就是人实现其人之为的个人与社会的实践过程。人的智慧是人的价值创造的一般条件，但人的自由性与自我创造性显现为“思维由抽象到具体”与“转识成智的飞跃”两方面。
八、基于冯契先对真善美价值的探讨，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的发挥:真善美的价值来自人的心性、而人的心性又根植在宇宙本体，故人的价值世界既是人的心性的呈现，又是宇宙本体的呈现，同一呈现贯穿两个层面。价值当然不限于心性的创造，宇宙的创造也是价值，更是心性创造价值的资源价值，这也可以说就是人能够在自然万物中找到真善美的缘故。真是价值创造的起点与基础，因真而求善而求美，因善因美而求善之真、美之真，并因以改善真的表现内涵与表现方式，如此构成一个真善美互从互动的本体诠释圆圈。如从生命的维护角度来看，我们也当把功利价位看成价值的基层部分，这与人的物质性(身)的存在有关，但身心的辩证统一却能提供功利价值与心灵创造的价值的辩证统一，这辩证的统一指的是任何对立双方可以相互矛盾，但也可以转化为互为条件，更可以经由矛盾促进更高层次的协作和发展，也就是不但消除了矛盾，更达致一个包含相辅相成、动态开放、生生不已的两端的整体。
真善美的创造是在历史文化的具体方式与一定形式下实现的，如求真要在科学与哲学的探索中实现，真表现为知识与真理的形式;为善则在沦理与道德的行为中实现、善表现为德性与德行的形式；创造美要在不同的艺术与审美活动中进行、美表现为艺术和文艺的形式。而真善美的实际内容则因不同文化传统的偏向透露不同本体性的素质。因之，我们必须承认真善美的具体实现是多元的，正如承认人类文化的传统与习俗是多元的一样，但这不必表示具体的真善美不能抽象出普遍性的性质与原则，反映出主体、客体与本体内涵的普遍真理;就主体而言，真善美的创造显露和实现了一人的意志与生命自由，就广义的价值的创造而言，也是如此，价值创造愈多愈能显露和实现少、的意志与精神自由。这意味着人的追求自由必须透过价值的创造，自由既是价值创造的先天形式又是价值创造的后天成果。同理，我们也可相应地说，价值创造既是自由的充分表现，又是实现自由的必要过程，两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不但因为两者都是人的本体创造能力的表现、更因为两者的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关系正是人的本体创造能力实现的根本方式。以上诸点是冯先生的真知灼见所在，冯契先生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与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分别少、的自由为内在自由(意志自由、精神自由与个性自山)与外在自由（ 生命自由与社会、经济、政治方而的自由).我们可以探讨内外自以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从而注意到作为实现人的内在自由的价值能够导向人的外在自由的实现.相反地，外在自由的荃本保障也是启发与维护内在自由与价值创造的重要机制。
如上所说，冯契先生十分重视民族文化在现代化中的特色表现。如就理论来说，现代化不能排除价值的创造活动，事实上真的价值的创造就需要科学与哲学的探索活动。科学的探索已有固定的活动形式，本质土是独立于民族文化特色的知识探索。但哲学的探索却不能不涉及到民族文化传统的思维方式与价值理想等等，因而是内含于文化活力与结晶的智慧探索。知识的探索与智慧的探索并不矛后，正如知识与智慧并不矛盾一样。冯契先生提出“转识成智”，旨在说明知识能够也应该提升为智慧之光，这是由于人能够对知识及其应用作出深刻的哲学反思所致在善与美的价值创造方面，冯先生提到，中西伦理学与美学各自重视的方面有所不同，似这并不表示两者的不同不可在一个更深沉的层面上融合为一整体。事实上，伦理学上的理性自觉(外国伦理学的偏向之一)与意志自由(西方伦理学的传统偏向之一)是可以在对人的本体思考中调和与整合为一体两面的互动结构的。两个方式不但不相排斥，且因其相互对照，丰富了人的价值内涵与创造空间。
总结以上八点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冯契先生的智慧哲学、价值哲学是与中国哲学的开发与重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三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同时也表现了极高度的辩证的统一，这是冯契先生作为一个现代中国的哲学家所作的不可磨灭的永恒贡献。
(作者:成中英，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