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思想史家冯契先生诞辰百年和逝世二十周年。5月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主持了题为《论真诚信仰——从家父的一封思想总结谈起》的讲座，从冯契先生写于建国初的一份思想总结谈起，反思了考验的悖论，进而提出“思想改造如何可能”的问题。讲座引人深思，澎湃新闻其大要，以供讨论，并以此怀念冯契先生。

“自以为革命有功”：从冯契先生的一份检查谈起

思考的起点是冯契先生写于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份检查。这份运动内部汇编手册由一位年轻学者在拍卖市场上拍得，其中《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情况》一册收入了华东地区高校具有代表意义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检查和汇报。复旦大学有周谷城、谭其骧、赵景深等人，华东师大即当时的大夏大学有三人：老校长欧元怀、中文系的许杰，还有一个就是冯契先生。

冯象说，书中大部分思想检查的调子都差不多，比如欧元怀校长，谈自己解放前跟蒋介石的几次会面。欧校长本人是教育家，在民国时期很活跃，蒋介石接见过他，所以要写检查，检讨自己当时没有认清独夫民贼的真面目。许杰先生，虽然是左翼作家和文学家，但也有一些历史上的事情需要交待。

冯象坦承，对其父亲检查书中所说的这段历史没什么研究，但其中所讲的事情他都是熟知的。冯契在其中从清华的学生时代开始交待，再到延安，从延安到昆明西南联大时期。冯契先生的检查，风格较其他人略有不同，非常个人化，像文学作品，而非习见的套话。另外一个特点是，检查的内容跟别人不一样，其中最有意思的那句话——“自以为革命有功”，就直陈了他思想上的最大问题：它既跟“反动派”没什么关系，也非在某个历史关头被抓，更不是学术上的问题，而是觉得自己有功劳。他的这个检查，是要找出思想上的问题。

检查写了这样一段往事，坦陈冯契在延安时期不服从组织的问题。当时抗战开始后，清华大学先是迁到长沙。1937年复学的时候，冯契先生和他的同学到长沙报到。当时长沙联合大学是进步学生的大本营，他们在那里听了从延安来的徐特立动员年轻人投身抗日的讲话，非常受鼓舞。当时在清华大学跟冯契来往密切的几个学生受到感召，都去了延安。冯契也下决心去延安，就像他在回忆文章中说的，当时他向金岳麟告别，金先生说，我要是年轻二十岁，同你们一块儿去，也扛枪打鬼子去。可见当时气氛。

去北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之前在“一·二九”运动中，同冯契一块儿的两位朋友：李昌、于光远，当时都已在山西。在山西，薄一波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当时非常需要人，所以这批学生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山西，去前线参加牺盟会。一行人11月到达山西参加队伍。但过了不久，这个地方已不再是前线，他们随之前往延安。冯契去延安是和两个山东大学的学生同行的，他们自称“三剑客”，路上穿过封锁线，经历了很大的考验，可谓九死一生。到了延安之后，恰逢鲁艺开办文学系第一期。鲁艺从1938年3月开始办音乐、戏剧和美术专业的第一期，到当年6月办文学系第一期。周扬兼任文学系主任，但实际上由作家沙汀负责具体事务，教员有何其芳、卞之琳等，学员二三十人，比音乐戏剧美术稍多。

学习期间，发生了冯契先生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事，即入党。他在山西时已经参加了革命工作，但正式入党是在鲁艺，当时由音乐系同学安波作介绍人，安波就是著名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作曲者。

同冯契先生一起入党的还有何其芳先生。入党后不久，贺龙将军从前线回来，给鲁艺师生做了报道，动员大家上前线。当时鲁艺作了决定：这批学员在校学理论三个月，接下来三个月去部队。当时四个系一共去了二十多人，文学系大概去了七八个人，由沙汀和何其芳带队，在前线，贺龙还亲自带他们去和白求恩等人会面。

冯象先生说，检查书中的这些事，他小时候都听父亲讲到过。思想检查中还有个更有趣的事，就是冯契先生到了前线120师之后，就在师部宣传部。当时日军方面经常轰炸，所以白天不能行动，只能睡觉，晚上才行军作战。学生做不了什么事情，觉得很艰苦。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学生们觉得到了三个月就应该回延安了，但是部队不让走，他们就提出要求希望回延安。请愿书是由冯契递上去的，因为他在学生中年纪大一些，又是大学生，其他同学把他看作领头的。请愿递上去之后，发生了冲突，最后政治部主任关向应出面解决，关虽然批评他们，但最后还是做了让步，说愿意回的待满六个月再回。最终，1939年夏天，除了少数人，其他学生都回了延安。

在思想检查里，他没有细说此事由来，而冯象先生所了解的具体情况更复杂一些。他认为，1937年10月发生的枪杀女学生的“黄克功案”对此事颇有影响。当时在120师也发生类似的事，干部追求女学生，女学生不肯，鲁艺学生替她说话，要求回延安。当时，甘泗淇(120师政训处副主任)、关向应来调解，最后还是要处理一下领头学生，认为他“对抗组织”，给了一个警告处分，并延长预备期，要求作检查。但冯契非常激烈，不同意组织处理。回了延安以后，就向鲁艺党组织申诉。鲁艺显然不愿意管这个事情，他一怒之下，就离开了延安。

当时是在延安整风之前，整个气氛比较自由。冯契就这样走了。当时看来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从组织的原则来说，毕竟是违纪。半路上他遇到一个清华的同学，两人一块回重庆，再从重庆去昆明。

这都是他检查书上的内容。

思想改造如何可能?

冯象说，对于这样一件检查书，他的兴趣点不是在其历史，而是想以此为契机，探究思想检查本身，以及后来六十年代一系列的运动，为什么很难获得成功。

冯象认为，对于《汇编》里的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思想改造都是真诚的，并接受这种改造过程，虽然用语是套话，但对于老一代知识分子，应该也是新事，正如杨绛先生所说的“洗澡”。

圣经的启示：考验的悖论

从这封检查报告，再到思想改造对人的考验谈起，冯象先生将目光转移到自己的学术擅场——圣经研究中。他指出，圣经里也有一场出名的考验，它是思想改造的极端版本，可以让我们从学理上，从法学、政治学、道德伦理等方面讨论这种类型的考验。

圣经里严格说来只有一次考验，即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考验。上帝决定考验这位他自己挑选的先知。如何考验?《创世记》二十二章说：“此后忽一日，上帝决定考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说，带上你的儿子，你心爱的独生子以撒，去到摩利亚，将他做全燔祭献给我!”

这非常不合情理。但故事好玩的是，亚伯拉罕居然这么干了，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像其他先知那样质问上帝，就带着儿子和仆人，背着木柴、打火的石头，往小山走。走了三天到了山上，把儿子绑起来，拿些石块堆了个祭坛，把儿子搁在祭坛上，然后把刀拿出来。在要砍的千钧一发之际，天使阻止了他。亚伯拉罕抓了一只羊替代儿子，献给上帝。

有人提出另一种可能，即上帝是故意的，他考验自己的先知，是希望普通人或亚伯拉罕的后人，认识到他对先知和追随者的要求。正如冯象所说的，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不仅仅是针对被改造者被考验者的运动，它要求全民参与，全民从中得到教训的正确回馈。

但在亚伯拉罕的例子中，可能上帝也不应该这样办，因为对亚伯拉罕太残酷。冯象指出，更麻烦的是，因为上帝是善的最终根源，这样一个上帝是不可能让亚伯拉罕杀掉自己儿子的。由是，就上帝的品质来说，是同亚伯拉罕的考验相矛盾的。亚伯拉罕对此自是了解于心。大家知道，圣经并非一般历史，实际上是从教义的角度，神事先安排好的一次拯救，拯救的展开，变成圣经里描述的各个故事，假如这么理解，就根本不用担心他的考验。

社会运动中的考验问题

这个考验的悖论原理，也同样适用于我国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思想改造第一次全面铺开的时候，可能大家当然不知道如何应对它。冯象认为，从历史来看，绝大多数人是接受思想改造的，但接下来的运动中就不一定了。这道理很简单：除了“文革”外，政治运动有其规矩和套路，参与者和旁观者一旦认识到政治运动无非就是揪出几个人批判，并非真正要把他们怎么样的时候，就产生了经济学家说的“投机”问题。

与其他的政治体制一样，解放后为有效治理国家，建立了一套官僚制度。但毛泽东一直想扼止这种官僚化趋势，但非常难。官僚化的一个特点是，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必须养成一个习惯，来判断包括政治运动在内的事物，其目的是什么，以及在其中如何不得罪人或者获益。从投机的角度来说，参与者一旦明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必须表现积极，党委说他思想有点右，参与者干脆就指出他就是右。明白意图，然后更好地适应，这就是投机。在这个意思上，它跟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考验是一样的：它陷入困境，考验变得没有意义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困境正在于此：如何保证所有的参与者和受教育者，不能将之作为一个投机，而是真正地看作思想改造和文化上的革命?但实际上这种运动多来几次，大家就知道该如何应付它。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本身的需要来说，老一代知识分子显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更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变成知识分子就要经受一定的改造，然后提高他的觉悟，这些过程才是政治运动真正需要解决的，冯象将它称为“接班人问题”。

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从世界范围看，都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他主动发动一场又一场运动和制度上的改革，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有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时代的挑战，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内在的问题。这在思想改造这样的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因为从检查材料中看，它好像已经成功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而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的问题，却因为考验本身的悖论，很难通过运动的方式来解决。

冯象说，列宁也曾碰到这个问题。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马上碰到一个问题，因为俄共是少数党，党组织要求加快发展党员，但列宁发现新进来的党员难以控制，就提出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上前线，要入党的人跟白军作战，但问题是无法永远跟白军作战，后来白军也被打败了，和平时期来临;第二是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党员干部放弃收入，放弃休息，无偿为社会服务，这个制度当然没坚持下去。当然，列宁也意识到接班人问题，对身后事业忧心忡忡，他既不满意斯大林，也不满意托洛茨基，也不满意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不可能一起工作，布哈林是理论家，处理不了实际问题，而且他认为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布哈林，都过于关注事务性的挑战，而忽视制度本身的挑战。这恰好也是毛泽东遇到的问题，就像“文革”中他经常说的，老干部忠诚度不是问题，但随着官僚化，他们一天到晚搞事务性问题，不关注制度。

冯象指出，这里的问题是，假如考验不能通过规划来实现，它实际上是人类生活中遇到的一般性挑战是一样的。从根本上来说，与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挑战有一个相通的地方，比如在大学里做研究，探索各种问题，面临的是不确定的将来，学术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但假如规划它，像现在教育部搞的这套制度，把某些刊物当作核心基刊，把发表论文作为成果的话，学术就已经失败了。这个逻辑跟政治运动的逻辑是一样的：假如事先设计好考验，参与者立即把你的设计当成考验本身，取代真正的政治和伦理意义上的考验，规避实际风险，那么运动也就失败了。学术活动如此，现在的司法改革也是如此。

最后，冯象总结说，思想改造运动和后来的一系列运动，其中的悖论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里提出的一个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上帝后来放弃考验了，照圣经学家来说，“他把脸转过去”，或者“他把脸藏起来”，不再看被考验者，让以色列自己去接受其他民族的侵略、腐败的贵族，落入各种各样冲突中。上帝把手放开了，在这个意义上，以色列的确比过去自由，它独立地面对各种挑战，但碰到的却是真正的考验，因为这下不是上帝的考验，而是日常生活的考验，在这个考验中，能不能坚持信仰，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民族独立、民族认同、延续，反过来真的跟上帝连在一块了，犹太民族因此在失去自己的土地、国家，流散到罗马帝国的各个地方的时候，居然坚持下来，在世界各地一直坚持到1948年重新建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上帝的决定也许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