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分析近百年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要对他们所生活的不同时代先做一个基本评价，然后再观察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我们先从三个北大校长说起。

一般谈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常要从严复开始，晚清历史处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中发挥他们作用的。在严复生活的时代里，仕途与学术大体并不冲突，一般读书人进退的余地还是很大的，从晚清到民国，虽然时代变了，但这个时代的转换，对社会基本结构的震动并不很大，创造民国的领袖人物在很长时期里是与晚清的旧臣在共同进行政治活动，虽然冲突不断，但并非你死我活。民国初年中国政治的变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渐进的，中国文化的基本传统没有发生断裂。科举的废除，新政的实行，立宪运动的兴起、地方自+治的热潮等等，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虽然科举的废除，把有志于仕途的相当一批读书人放在了半路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绝了他们的生路，因为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为不能再进入仕途的读书人预留了空间。政府没有限制民间办学的合法性，也没有从法理上认为民间不能办报纸、办出版社和通讯社，宗教活动还是自由的等等。民国以后严+复还做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以后，做校长的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命脉从近代以来基本保持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手里，他们在政府眼中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到了胡适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时候，在北洋和国民党两个时期，他们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府之间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九四九年前，无论北洋还是国民政府时期，从法理上观察，他们从来没有否定过民间有办大学的权利、有办报纸的权利、有结社的权利和有宗教自由的权利。这两个时期，都曾发生过暗杀新闻记者，如黄远庸、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等，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那么多产生重大影响的报纸和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名报人的出现。可见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可见政府还是有借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诚意。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这也许就是这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缩影。当年胡适的好友傅斯年曾在给他的信中说过：“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他们生活的时代，社会还有空间，国家之外有民间社会，进退自如，傅斯年才有那样的感受。

从严复到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作为一种中间力量，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所谓：“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的庐山谈话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因为政府邀请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社会力量来讨论国家面临的问题。

一九四九年以后，严格说，中国已不存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除了飘泊海外和退居港台以外，留下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政府的眼里已是改造的对象。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上，时代转换之际的一个特点是虽然从人数上说留下来的人多，但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如胡适、傅斯年却走了，台湾后来能走上宪政道路，与此有极大关系，这个传统经过殷海光他们的努力传了下来，北大的传统实际是到了台大，因为傅斯年本来就代理过北大的校长，台大后来的声望是北大的延续。而在中国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基本被催残殆尽。他们和政府之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政府对他们没有起码的尊重，只有一点功利性的利用，新政权建立以后，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只有极少数从事军工研究的人员得到了保护，如王淦昌、彭桓武和邓稼先。新政权是一个靠意识形态统治的政府，它的基本逻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新政权是一个全能政府，民间社会被完全窒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然还在政府里谋生，但他们与政府的关系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已。

一般来说，我们谈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他们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一九四九年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改朝换代，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北大校长，而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却受到了政府的批判，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已经淹淹一息，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已成绝响。

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这个群体中有很大比例。社会贤达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这个群体的产生，是与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的，他们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一九四九以后，传统社会中旧朝退去时在政治、外交、司法、经济、文化及道德方面积累的传统资源，没有得到很好的保留。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在政治活动的中间地带出现了真空。无论晚清还是民国，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总有一个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贤达在承担上下之间的缓冲作用，国家是认可这种社会力量的。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已出现了一些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比如律师、工商业者和各种自由职业者等等，随着大学的改革步伐不断加快，教授的自由流动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他们有可能承担起社会贤达的职能，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新的合作关系。如果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北京大学的校长，是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声望，无党无派而经常批评政府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中国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