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个人话语实践，从严格的本土意义上说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相当困难的。借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加塔利创制的概念，我们历来缺乏“树状”思维，而似乎一开始便存在有“块茎”思维。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先秦诸子，思维肯定不是“树状”的，当然也未必就是“块茎”的。准确说，而今的自我主义盛行的源头却便是在他们那里。更为让人泄气的是，所谓诸子百家，几乎没有一家说要让自己的知识独立，都特别操心自家的学问是否为帝王家器重，特别操心圣人如何如何，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太下”，则更是士大夫们从来不用怀疑的知识理想。因此，两千多年后一直遗留至今的知识制度和学术制度，让你根本就无法抱怨什么，因为代代相传，我们的祖先那么早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这么干的。因此，我们现在即便是拼出吃奶的力气，我们还是难免时时处于襁褓之中。
特别典型的，是新时期以来关于哲学主体性和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影响广泛而且似乎深入人心。二十多年过去，只要我们确实认真细致地做了观察和思考，就会发现其无论对知识主体的建构也好对人文主体的重塑也好，所可能取得的成效实在微乎其微。究其根本，便是那一棵棵大树不是从我们本土长出来的。当我们借用移植了这一棵棵大树之后，树干始终都是别人的，我们大多时候所能做的是在树叶上修修补补，或者给树干们辛勤浇水，然后非常难得地长出一片片嫩芽似的翠绿的叶片，而且还需要加以特别认真细心的呵护，一不小心，这些嫩芽似的叶片便会遭到故意的忽略和粗暴的“遗忘”，然后让它们枯卷起来。也就是这样，我们的知识积累起来，也就显得倍加艰难。甚至还不仅仅是积累的问题，有时甚至是个无谓重复的问题，比如宪政理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便是如此。
再说主体性的为何难以建立？有很多学者都已经意识到了，便是由于我们既缺乏哲学神学的传统，也就自然缺乏哲学人类学的传统，假如缺乏这两个巨大的传统，自然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主体性确立缺失了起码而且是必备的土壤。便是因为神的主体，才确立了人的主体，或者便是神的主体置换成了人的主体，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思想启蒙，基本便是这么个置换过程，从而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在欧美各国不同程度地确立，尽管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大多时候便是对这自由主义传统以及启蒙理性的挑战与反叛，但不管怎样，神的主体也好，人的主体也好，始终也便是他们一个个个体安身立命的根基。有鉴于此，也就难怪我们的主体性确立只能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的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半部《论语》治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不可含糊，各就各位，安居乐业，便是长治久安。然后在那诸多的等级大秩序小秩序当中，谋得稻粱，获得某个身份赏赐或者“提拔”，便可以像个“人样儿”了。这还不仅仅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现实，而且是活生生的延续至今的特别严酷的社会现实。而恰恰是在这里，我们的一个个“人死了”。很显然，现在我们看起来，应该非常清楚了：无论是人道主义问题，还是异化问题，基本无法解释我们自身的人性和奴性问题。而对后者的批判，其全面和空前绝后的力度，非鲁迅莫属。于是，有人说“鲁迅已死，胡适当立”，是不能让人苟同的。无论是从思想学术上说，还是从我们的文化现实与社会现实来看，本来就都“当立”，更何况，鲁迅精神从来就没有过时，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乃至永远，仍然将是我们的“民族魂”，但打着鲁迅的旗帜反胡适更是荒唐的，所谓不破不立，鲁迅的破不容易，胡适的立则更难。因此，我们忽左忽右、形左实右、老右新左，既要防左又要防右，光是这样左左右右的言说，五十多年来弄得全体国民精神疲惫不堪，似乎还大有继续折腾下去的可能。就像李敖先生新近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说的那样，全是“名词跟名词在打架”，而且是百分百。那么又有诸多学者以为，当下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权利时代，也即进入了全新的宪政时代。差不多转了一个百年，我们又回到了原点上。
当我们看到，无论是当年的“计划经济”及其派生物知识垄断，直至眼下的“市场经济”转型也并未让知识垄断有所松动，我们眼看着自身的生存品质越来越趋于败坏，全社会的缺乏诚信不能不让许多良心未泯的知识分子痛心疾首。于是道德哲学的重建似乎成了当务之急。于是有个别学者重新阐释孔子，也有人干脆提倡“王道政治”，更有官方的规模宏大的祭孔活动。这里面的误区不言而喻，作为孔子创建的道德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关涉到中国人的精神，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腐朽，在五四时期就已让国人看得格外分明了。不好说孔子创建的道德哲学是否便为我们全体国民实用理性滥觞的源头，明摆着的严峻现实是，历史哲学的反思无力以及在实践层面的漠视，使得我们的历史循环往复，一再地重复人为的灾难，尤其是史官文化的发达，恰恰是成全这种灾难的一个最好的注脚。无论是正史野史，始终重复的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无论是哪个皇朝，一部信史的流传均可能成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而实际上，它仅仅是可能让我们回到了常识。于是，似乎政治哲学是重要的，经济学是重要的而且很快就成了显学，然后又有法学也成了显学。但是正如邓正来先生所曾深刻指出的那样，随着政治的需要、经济的需要乃至法律的需要，所派生出的种种知识，还不能叫做真正的知识。邓先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知识不是实用的知识，而应该立基于知识理性立场的理论推导和实证分析的知识，是价值中立为知识而知识的那种知识，才是真知识。
这肯定是我们自身问题的根本。简言之，是知识信仰的缺失使得我们的反思以及诚信均付诸阙如。那么，我们又该当如何确立我们的知识信仰？
于是宗教就似乎成了绕不开的问题，而且也颇受诸多学者关注。知识信仰跟基督教信仰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深刻缠绕和勾连，也即“两希”传统既相互斗争又共同发展，既相互制约又互为依存，因此哲学的神学和哲学的人类学，共同造就了西方人的精神，即便是而今的后现代思想家如何花出了巨大的力气（比如尼采的“上帝死了”和福柯的“人死了”），去颠覆哲学的神学和哲学的人类学，主体性始终颠而不到。自由主义传统坚固无比，人的站立尽管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人的自由而今毕竟获得了制度上的保证。我们当然也有宗教，而且是多教，诸如儒教、佛教、道教，所谓“据于儒、守于道、逃于禅”，到处香火鼎盛，各取所需，只要实用。所谓多神即无神。神的主体始终未能得以确立，也无以确立。我们却似乎也一样有了“人”的主体，这个主体便是“实用”的主体。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所以文艺比较发达，据南怀瑾先生的说法：“要安排人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必须要有一种超越现实、而介乎情感之间的文学艺术的意境，才能使人们情感与思想，升华到类同宗教的意境……”一方面回头到多神教里面去寻找种种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又在现实社会当中既无思又无我更无行，一边在文艺里面寻找精神寄托，一边又在现实层面制造恶心，大面积败坏生存环境以及生存品质。到了科举之后，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心读那圣贤书，无非就是为了获得那么一块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于是彻底的实用理性大行其道，既败坏了知识的品质，更败坏了文化的品质，更为可怕的是：塑造出了一代又一代当面好话说尽背后坏事干绝的什么都问唯独不问是非的没有脊梁骨的文人。便是他们既为官文化张目，也为匪文化作伥，前者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后者可以《水浒传》为代表，还不算那种古典意义上的一边崇高无上的道德说教一边又纵容欲望横流的文人本性在内。综上所述种种，便是构成我们本土意义的人文主体构件的一些主要方面，也就可见我们的知识主体形成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这样就不难明白，我们自身的知识积累是如何的困难！官文化匪文化不用说，史官文化更不用提，文人（“艺术家”）们的文化也不是用来传播知识而是用来附庸风雅的，假如不是为了光宗耀祖，也起码是为了出名呀！出了名啦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啦。至于人文关切与关怀以及精神担当，对不起，我可以指责这个不关切那个不关怀，我自己干嘛要担当？我指责我谩骂，可不就是为了出名吗？有没有搞错啊你！即便是先秦诸子以及络绎不绝的后学们中也不乏有“学在民间”的传统，问题在于假如不能受到重用成为官学或者显学，游离于“民间”的“思想者”们在对政治现实彻底绝望了后，历来均钟情于内审的“宇宙观”，求内而不向外——这，可能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笔灿烂的思想文化遗产，但可怜的是对社会科学却从来无所增益，反而贻害无穷，也即：由于缺乏知识信仰，也就必然导致了缺乏科学信仰。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知识源头上缺乏形式理性的保证，不仅让知识的发展成为不可能，而且常常在同一层次甚至是较低层次上做无数的无谓的重复。
直到了1840年，天朝摇摇欲坠之后，我们不能不开始学习西方。但仍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便是到了新文化运动前后，“以美育代替宗教”仍然是最为响亮的口号，并且直至影响到当下，仍然缺乏知识制度和学术制度上的保障的自觉，知识几乎随时处于流失状态。实际上，似乎并无多大必要让“美育”代替宗教，因为美育似乎历来便是我们的宗教。也就是说，我们的知识状况就不能不一开始就是跛脚着的。而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的种种知识，要不就处于重复搬运状态，要不就随手拿来了后又随手丢弃，等到哪一天又想起来了，又突然如获至宝，比如：对宪政理论的研究便是这样。
面对我们自身的特殊文化传统，面对我们自身特殊的历史、政治、文化语境，作为个人的话语实践，难乎其难。假如始终发展不出我们自身的形式理性的话，又假如我们始终不可能从知识制度和学术制度上建立保障的话，建立出有效的知识信仰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的儒教、道教、佛教不能帮助我们建立出真正的信仰，“以美育代替宗教”也一样不能，借助于基督教来帮助我们建立知识信仰就更是不可能。除非我们可能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宗教？则更是天方夜谭。恐怕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横移的制度，只有靠一种制度化的力量，才有可能渐渐改变。
然而，当务之急：必须改变的恐怕是制度环境。假如没有经过发育并渐趋成熟的制度环境，任何制度的引进都可能功败垂成，连事后的弥补都几乎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主体的重塑仍然是重要的，知识的主体如何重新确立也一样是重要的，为促成种种良性的制度环境而努力，显然就更加重要。假如说当下的个人话语实践有意义，窃以为便当是在此。假如一定要问：我的个人话语实践如何成为可能？我想答案自然也便在其中了。
（学术批评集《学术批评与学术共同体》由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