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指出：“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如何与海外中国学专家展开学术对话？如何将海外中国学放在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辨识其跨文化研究的底色？如何在吸取其合理结论和材料的同时，又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展开一个学术批评的中国学研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叙述与评价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
近代以来，受海外中国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叙述的模式逐步接受了西学的学术叙述方式，这与中国历史既有的学术系统产生了一定隔阂，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的重建应该从梳理海外中国学研究模式进入到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方式，进而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此无法详尽展开，仅从两方面来说明该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不能以西方的国家理论来认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
海外中国学专家在看待中国历史时，往往会基于自身历史来理解。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研究中国历史“空间叙事呈现的是所谓‘中国本部’与‘外部世界’、‘汉族’与‘异族’之间的对立关系”，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将汉族统治的王朝和元朝、清朝的统治时代加以区分。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新清史”。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新清史”学者提出，清史研究要注重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特色，这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关于“内亚”、西域少数民族、藏传佛教的概念有不少学术问题。例如，他们将清朝统治下的汉族和满族、蒙古族、藏族刻意加以区别，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美国学者欧立德通过满文研究清史的方法值得肯定，但其提出的“清代不是中国”“中国只是汉人的国家”“乾隆不是中国统治者”等观点就大成问题。汪荣祖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意图切割满汉减缩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海外中国学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站在自己学术的立场去看待海外中国学；二是要清楚地了解海外中国学这些话语产生的学术背景，这样才能避免盲目跟随他们的研究。
第二，不能以西方现代学术术语来解释中国文化。
中国现代学术概念不少是直接从西方或日本学来的。例如，“宗教”(religion)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只有一神论信仰的才能称为宗教。这个传统来源于利玛窦，他在《耶稣会与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一书中，对中国宗教的介绍只提“儒、释、道”三教，并将“三教合一”判为“中国人的全部迷信”。同时，他将中国民间俗信，如择日、选时、生辰、算命、相面、星相、占梦、家神、风水等，全都贬斥为“迷信”，一概排除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从宗教角度对在中国长久存在并有广泛影响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加以研究，因为站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看，这些只能是迷信。
除了学术概念，中国学者不能完全对海外中国学设置的议题亦步亦趋。例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受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影响，长期以来以“西学东渐”的研究为主。这方面当然很重要，也应该继续加强，但如果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缩减为“西学东渐”研究也是不妥的。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议题设置上也应该更加自觉、主动。
对于常识性和知识性错误，应从学术角度给予实事求是的批评
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由于一些海外中国学专家的学术积累不够，他们在研究中国时往往会有常识性和知识性的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予以指出。
以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为例，由于许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并未受过专业的中国学研究训练，即使在中国居住若干年，也了解了中国的一些情况，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经常一知半解，如德国传教士郭实猎搞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吉德把《三国演义》看成统计学的著作，这样的常识性错误非常普遍。即便像理雅各这样的佼佼者，虽为中国经典的外译作出重要贡献，但其翻译的作品也有不少错误。如，理雅各和韦利在翻译《诗经》时，就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淑女”翻译成王妃或贵妇，“君子”翻译成“王子”。
即便西方一流的中国学专家，他们的研究也会有一些明显的错误。譬如，汪荣祖就认为，美国学者史景迁在研究张岱时，对相关中文文献的理解犯了常识性错误。在汪荣祖看来，“像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从前的汉学家很讲究文字上的训练，相比之下，而今显然逊色。”
学问无东西，知识无国界。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常常有知识性错误，在母语环境中尚且如此，海外中国学专家出现错误则完全可以理解。对于海外中国学专家出现的这些错误，中国学者应从学术角度给予实事求是的批评。
海外中国学研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东方学是在西方全球扩张和殖民中形成的一个知识体系。一方面，西方的全球扩张极其野蛮和暴力，他们以殖民的形式灭绝了人类历史上的多种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殖民的形式下拓展了人类的知识。这样，包括海外中国学在内的西方东方学就具有双重品格，即：它既是人类知识扩展的结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成果。作为西方东方学的一个分支，早期海外中国学是在与中国和平互动中产生的，但19世纪以后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而成长的，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19世纪和20世纪，整个学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这就造成海外中国学专家的著作具有双重品格。那些完全否定海外中国学专家的学术价值或者完全不谈他们著作的价值立场、政治倾向的观点，都是不对的。这同样适用于日本的中国学。
在认识西方和日本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时，既需要注意其殖民性的一面，又需要在批判中注意其学术性的一面。掌握好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是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既要有明确的学术立场，又要有包容的学术态度
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就要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展开多方面的讨论，不能用政治性批判代替学术性批判，因为政治性批判重在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而学术性批判重在学术逻辑与学术推进。对中国学专家的双重品格和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应以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展开，要辩证分析他们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在与海外中国学专家展开讨论时，既要有明确的学术立场，又要有包容的学术态度。
海外中国学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发挥着重要作用。绝大多数海外中国学专家是中国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的学术著作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翼，在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展开的今天，无视海外中国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拒之门外，既是狭隘的，也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历史的无知。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代中国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海外中国学专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各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高本汉与赵元任……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就中国来说，中国学术在这过程中逐步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因此，加大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界与海外中国学专家的互动，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