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15年12月26日，《北大法律评论》主题年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3会议室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南大学、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所等科研机构的学者与《评论》编委会的新老编辑就“部门法中的社会科学运用”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本次年会的总结发言人、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向《评论》编辑部发来信件，信件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真问题，经冯老师授权，现将该份热忱的文字与诸位同仁分享！（本文将刊于今年上半年出版的《北大法律评论》第17卷第1辑，转载请注明）

编辑同学：

这次年会人不算多，却很成功，足可称贺。四位老师的发言跟提问评议，有板有眼，谈的都是实际问题，体现了《评论》的好传统。希望坚持下去。

不过我写此信，首先是致谢，感谢你们赠送的惊喜——母亲松江女中时代的一封家书。是网上拍得的吧，真是再好没有的纪念。看内容，像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上海会考前寄出的，距今八十多年了。母亲在女中，是理科尖子，但受国文兼世界语老师徐声越（震堮）先生影响，终生保持了对文学的爱好。同年考取浙大。入学后发现学术气氛沉闷，校方压制学生；抗议无果，遂转学北平，上了清华物理系。来到清华园，才感觉如鱼得水，十分喜欢。不久，经好友中文系同学孙兰（韦毓梅）介绍，加入了蒋南翔的读书小组。“一二九”运动，翻墙进城上街游行，被军警抓住关在牢里，最后还是梅校长出面，将她们一伙保出来的。所以我从小知道，中国的学生运动，物理系同学总是冲在头里的。

当然现在时代不同了，不能动辄闹“群体事件”。但青年的迷惘、学界的沉沦、人的理想追求和斗争精神，并没有变。这是我回忆旧事，想到与各位分享的一点。

其次，年会的题目“部门法中社会科学的运用”，我以为对于法学教育，也是极重要的。这么说吧：我们的教育太糟糕了，充斥着教条，跟解放前的旧法学旧法统一脉相承，包括继受域外（例如德国）的术语，连案例也照单全收。然而已形成了路径依赖，这教学体系很难铲除。学生进了法学院，得啃一堆所谓“欧陆”的规范教义，充当法学原理。可是中国怎黏得上“欧陆法系”，有哪个正儿八经的“法治国”（Rechtsstaat）认过我们这门亲戚？他们看中国，绝不含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一元化政法制度；好丑不论，反正不是一家人。

面对如此“完美”坚固的教条主义，社会科学能做什么？我想，一是可用作分析工具，揭示主流教义的虚妄。但更重要的，是调查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此即我说的“重新出发”，关键要有历史的广阔视野，以使法学上升为历史批判（参《信与忘》，页191以下）。这是因为，社会科学一般论说的出发点，还摆脱不了个人权利话语，或“理性经济人”的迷思；故而仅凭社科工具与学说，仍对付不了当前大学教育和学术的大敌：官僚主义。

昨天我去机场，同开车的师傅聊天。说起新规定报销难的事，师傅撂下这么一句箴言：那肯定不是大领导的意思，是下边的人给他拧了：你反腐败？没人给你干活儿！

你们看，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些人托名“改革”，捞钱抓权也罢了；如今又是“员额制”，又是核心期刊、英文发表“国际评审”，整人的招数层出不穷。要说官员们不懂“世界一流”“哈耶牛剑”地方有个东西，叫学术独立，那是扯淡。那为什么一味瞎折腾，摧残教育祸国殃民呢？因为干部脱离了群众，堕落成官僚集团，追逐起自身的利益来了。而他们高高在上的老爷做派，天天叨念着“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又是在哪儿学的？不正是我们的大学？教条主义不仅害人，到头来，也害了教条主义者自己。

而且，既然他们的“管理”手段如此理直气壮、无孔不入，知识劳动者便不能继续就学术论学术了。想一想吧，许多学者一天到晚在忙些什么，从申请课题到码字数发表，苦苦寻求那官学体制的认可、给分、报销、奖励，哪一样不是在往脖子上套枷锁？同样，学校办班创收、买卖文凭、抄袭泛滥，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种种，亦非反击或破坏，而是向腐败屈服，与之合流。因为破坏者只是破除了职业伦理，收获的却是人格的分裂，及行动能力的丧失。

明乎此，学术的当务之急就清晰了。不是琢磨哪门子方法论、解释学，抑或论证教义法学跟社科法学孰优孰劣、如何互补；那不重要。当务之急，乃是“让思想冲破牢笼”（pour tirerl'esprit du cachot），进而让“理论掌握群众”。鉴于形势已极端严峻，而劳动者身单力薄，现实地看，不妨由这三件事着手：

一、劳动者团结起来。除了揭批官僚主义，停止一切公开的学术批评，以免授人把柄，伤害青年，砸了无辜者的饭碗。严肃的争鸣可转入私下的小范围的讨论：告别核心期刊。

二、强烈敦促核心期刊，包括院系自定的评分奖励发表的学刊，停发教授的论文，只接受副教授和讲师/助理教授投稿。毕竟，教授博导的压力较轻，故应让出版面，给更需要发表的年轻人。学刊则应扩版，尽量容纳合格的来稿。换言之，支援学者是学刊编辑不可推脱的伦理义务，直至消灭核心期刊。

三、教师要联合学生，向公众揭露现行学术评价体制挂羊头卖狗肉、违宪违法的官僚主义实质，一条战壕抵抗压迫。因为，反对官僚主义不仅是知识劳动者求生存的斗争，也是《宪法》承诺的受教育者同人民的福祉所在。

是时候了，侮蔑当作“学术评价”、践踏称为“教育管理”，这样的日子该结束了。这意味着，学术批判须转化为对官僚主义的抗争；而法学的重新出发，其“历史任务”或“为历史服务”，必然是对法权即法治化的腐败的批判。为达到这一伦理目的，诚如全世界劳动者的导师指出，我们惟有一途：“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

长夜小酌，满目衰微，就此打住。顺颂

编祺，新年大吉！

二零一五年除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