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9月19号（星期三）下午2：00

地点：北京大学逸夫贰楼3459

主讲人：

柏兰芝，台湾人，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划学博士。留美期间，师从著名规划学家、信息社会研究大师曼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教授。

目前任教于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城市与环境学系，系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

讲座内容:

大家好，由于我是在美国受过比较系统的训练，伯克利（Berkeley）分校在规划这个领域里面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学校，所以我想从伯克利（Berkeley）分校着眼，由小观大，谈谈西方规划思想的演变和趋势。

我想先声明一下，因为事实上“西方”这个概念是不够严密的，不能准确切分所谓的“东方”和“西方”。我今天主要讲的是有关英语世界的规划思想，也就是以英美为主，那么就有必要说明欧洲的一些传统和英美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欧洲的城市化在历史的过程里的规划手段和理论和英美是有些许不同的。不过我今天的重点是以美国为主，事实上，英国与美国在规划思想方面是比较一致的。

规划的字面含义可以理解为处理、面对和解决城市问题的一个手段或可以说是理论。首先是有问题，然后是要现实的问题中摸索一个解决的对策，可是第三呢，人是一个会思考的动物，所以我们有思想家，有幻想家，有学院，于是有了理论。这三者，即问题，现实中的对策和理论，是不断互动的。所以我们在学习任何一个思想理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理论放在一个它原来的历史的政治经济的脉络里面，看看它当时是在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跟怎样的思潮在对话，我们才不会有断章取义的危险。尤其我们在国内，一些亚洲国家比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慢了将近100年，所以我们确实有在很多理论上追随西方的问题，学习是好事，可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历史观。

我们都是在努力学习知识，希望对现实有所反应和介入，可以改变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可是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指导性、规范性的知识，举例来讲，什么样的环境是好的，什么样的城市是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创造一个好城市；还有一种是分析性的知识（analytical），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环境，为什么一个城市会变成这样。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城市或区域的规划者，在思考、要解决城市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两种知识都必须具备的，第一步我们要知道这个城市是怎样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们才有可能去讲第二步，我们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前者问的是一个“what”的问题，问的是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们要怎样做；而后者问的是一个“why”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应该训练自己有这样的思考能力，才能够去面对瞬息万变的社会。要不然的话，就像我的老师Manuel Castells讲的，当我们要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你那些用来分析社会的知识，其实都已经过时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规划问题，我今天是要把英美世界的几个大的演变和趋势结合到Berkeley分校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系里一些比较重要的大师和他们的作品来一起讲。

1．规划的起源

规划的起源其实是来源于工业革命以后，因为工业化而产生的快速的人口的聚集。它当然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早期的工厂盖在离煤矿近的地方，那时开始有蒸气机，有煤矿。19世纪开始的工业城市，事实上有非常多的问题，生活环境很糟糕。举一个例子，1885年，曼彻斯特在全世界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工业城市，而它的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仅为29岁，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人口快速聚集和糟糕的工业生产环境，没有充足的排水、排污，干净的饮水以及住房地规划，于是造成很严重的公共卫生的问题：霍乱的蔓延，很高的婴儿出生的死亡率。所以29岁还算是个进步的数字，在这以前，曼的平均寿命是22岁，25岁，26岁，经过40、50年的改革以后，才进步到了29岁，每个人都是英年早逝。当然还有年轻人的在工业活动中死亡的太多了，还包括童工，等等。真是一个黑暗的、马克思所描绘的工业革命城市。

要解决这样的城市问题，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来介入，最早是个蓝图（blueprint）式的规划。Berkeley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是在1948年成立的，即二次大战以后，这时规划作为一个学问，是个很新的东西。它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摸索，开始寄托在工学院里的土木工程或是建筑系，后来Harvard、MIT开始一些实验，二战后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才得以成立。建系的开山祖师是Kent，他是总体规划（General Plan）的代表性人物，建议用“总体规划”来代替以往的“主要计划”的概念，倡导总体规划应该成为地方发展的最主要的实现空间发展的蓝图。对于社会经济计划怎样和规划结合，他认为总体规划是个重点。

2．规划作为系统分析和60年代的挑战

50年代，由于管理学的兴起和电脑的发明，和二战后对于科学的信仰，规划开始由以前的蓝图转向程序性和科学化的、搞调查研究和作决定的一个学问。可是这个学问在60年代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一个是在英国和美国，在美国尤其严重的一个趋势——“郊区化”。国内对“郊区化”常常是一种误用。由于工业城市的问题，在英国很早就盖公共住宅（public housing）来解决问题，有钱人也会远离杂乱区，到郊区盖房子。对于怎样缩小城市的规模，怎样创造比较好的居住条件，有很多的讨论。在美国，这个问题和种族是紧密结合的，工业革命后期，南方农业区的黑人大批的迁到北方的工业城市里面，使许多城市的黑人人口大增，有些到了20％，有些甚至40％。这些农业人口必须要找工业来就业，可是这进一步加速了白人向郊区的迁移。

另外一个挑战是到了60年代，本来属于城市作为文化中心的优点，比如美国剧场文化，电影、歌剧院等提供城市文化的空间，由于兴建高速公路、汽车工业等，有些白人迅速从城市中心搬到了郊区，造成城市中心快速的破败。这时规划者兴起的城市更新、旧房改造的活动，本来是希望改造内城的环境，提高生活水平，可是这个所谓“消灭贫穷”的运动，最后却变成“消灭穷人”的运动，把穷人赖以为生的地方拆掉了，却没有为他们提供新的住房和就业，使得很多穷人流离失所，这造成很多城市的反抗运动。我的导师就曾说过，当时的旧房改造的选址和实行实际上是很随意的，他们自己开玩笑说这是一个“防风玻璃”的调查——就是说调查人员透过汽车挡风玻璃看一看，觉得这个地方太难看太脏，于是说拆就拆了。可是这么一拆，有多少人无家可归，多少人失业，他们就不管了。这是在没有看到城市社会经济背景就凭感觉单纯进行美化改造而犯的严重错误。而美国人自己后来也做到手软，他们说：“我们认为不会错的从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老百姓的需要。”

3．规划的范式转移

这时比较激进的话，会有人把规划作为社会动员，导致所谓的radical planning。如果不要这么激进的话，就有人追求程序民主，进行辩护式规划，为弱者说话。比辩护式规划更温和一点的，就牵涉到Berkeley分校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的第二代开山祖师：Melvin Webber，他提出的permissive planning，可译为开放式规划，强调在规划的过程里把社会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各种利弊体现出来。这比辩护式规划更客观一些，让不同的声音都被听到，让不同的利益都得到考虑。在美国有各种实验，当然就有了equity planning（平等规划），progressive planning(进步式规划)。他们在思考，怎样进行体制内改革，怎样倡导一种新的专业主义，能够在体制内让规划追求一个民主的过程。在这种背景下，现在在美国很多地方的民众参与都实现了体制化，也就是规划者需要听到群众的意见来决定计划。

4．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

另外一支具有一定批判性的学派也在慢慢成熟——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就是我的老师Manuel Castells。Castell是西班牙人，1967年在巴黎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如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自由思潮成型，他在1972年出版了法文版的The Urban Question，1977年英文版出版。恩格斯曾写过Housing Question，讨论住宅问题，而Castells这本书则是要从理论的角度，重新看待城市问题，英文版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那个时代里他本着非常结构主义的思考方式来分析城市问题，以结构主义取向来分析集体消费（collective consumption）。集体消费在消费中占了很重要的比例，包括住房、教育、基础设施等，如果国家没有能力提供集体消费的话，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和再生产都会出现危机。他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在于阶级问题，还可能因为集体消费而产生城市危机。

这本书对原来的芝加哥学派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所以Castells在1979年被Melvin Webber邀请到Berkeley，令我非常佩服的是，Melvin Webber其实是深受系统分析、系统规划的影响，他却把一个像Castells这样的非常具批判性、跟他不同派别的人请来做老师，同时他也请来了英国的Peter Hall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大师，他的专著《城市与区域规划》（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是一部经典性的教科书。

然而Castells在美国做了几年的研究后，思想方向发生了改变，由结构主义转向了人，于是在1983年写了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讨论西班牙、中南美洲、法国、美国旧金山的社区运动，环绕着集体消费，环绕着文化认同，以行动者的角度分析都市社区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他认为是群众的运动改变了城市，这对于他以前的观点，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弯——推荐大家看看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

5．产业结构重组（industrial restructuring）和区域发展的新挑战

80年代，经历过了狂飚运动和石油危机，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城市区域研究员，最大的挑战是去工业化，也叫后工业化。传统的工业城市几乎要变成鬼城，美国五大湖区的传统工业也快速的衰退，开始讨论产业结构重组。在这种形势下，Ann R. Marcusen，Peter Hall，Scott Campbell和Sabina Deitrick合写了The Rise of the Gunbelt一书。传统的美国工业集中在五大湖区较寒冷的地方，我们叫做Snowbelt，下雪的地方。与这些传统工业衰退的同时，是西部L.A.、旧金山湾区到内华达那些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这些地方叫Gunbelt，因为这些地方的经济是与军工产业密切联系的。从Snowbelt到Gunbelt，这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6．90年代的技术创新

创新氛围和科技城

在1994年，Castells和Peter Hall写了《科技城》（Technopoles of the world），对全世界高新科技产业区做了一个整体的研究，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成功的高新科技区需要的条件，除了大学、机场、基础设施、环境优美外，还有一样非常重要，那就是要和一个大都会有紧密的联系，有一个创新的氛围。因为大都会有人的集中，文化的集中，人的面对面的接触，这种无形资产不可小觑。举个例子，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距台北仅50公里。

竞争力

谈到竞争力要提到Stephen Cohen老师，他在1984年在一片讨论后工业的时代氛围里，写了Manufacturing Matters，强调说制造业仍然重要，提醒大家注意其转型。1994年，他写的一篇著名的文章A Reply to Krugman,指出我们应该考虑竞争力的问题，因为政府和区域不是要像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地方的竞争力。

区域优势

AnnaLee Saxenian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他写的《区域优势》（Regional Advantage）中，总结了硅谷从80年代开始的讨论，很有意思的是讨论的是文化与竞争力的关系。他比较了波士顿和硅谷，波士顿本来有很多大的电脑公司，80年代却不行了，他认为原因在于文化和制度。他提出，企业的竞争力，不能只看资金、技术，还要看文化和制度。相对于波士顿的严谨制度，硅谷是个开放的、自由的、流动率很高的城市，是人的流动带动了技术的流动。有趣的是，AnnaLee Saxenian在硕士论文中，曾以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来否定硅谷的发展，事实证明他错了，但这恰好证明了基础设施建设可能是城市建设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这对我国的西部开发单纯强调从基础设施建设抓起的做法，同样有启发作用。

网络社会的崛起

这又要谈到我的导师Manuel Castells，他在1996年写的《信息时代》（The Information Age）三部曲，包括三本书：《网络社会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和《千年的终结》（The End of Millennium）。其中《网络社会的崛起》已经出版了，这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他阐述了在信息化、全球化、网络化的新经济中，区域的地方性将被逐渐打散，对此有人提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他提出城市是由一个信息的回路组成的，他把一些地方称为“第四世界”，这些地方接不上网络，在信息社会里将被淘汰——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概念。

7．新趋势

从理论来说，一方面是高科技和区域发展，另一方面是高科技和地方治理。Castells在他新开的“高科技和区域规划”课上与同学有很多交流，也进行了很多现实研究。他提出在基础设施中应一步到位的加入网络设施等等设想。另外，AnnaLee Saxenian对地方治理有独到的见解。

从实践来说，主要是增长控制和制度创新。在美国很多城市，他们觉得已经不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在环境保护主义的浪潮里，会有很多思考。怎样控制增长，需要什么手段，都是讨论的重点。比如从基础设施的量来控制经济增长的做法，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新的开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总量的控制下，不同的开发项目的进入还会有竞争。

最后提到一个小概念，新都市主义（New Urbanism）。在美国经历了多年的郊区化以后，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郊区化不见得是一个最好的空间发展的模式。上下班花费太多的时间，远离都市文化，而低收入的人住在社区成了一种标签：毒品、枪支泛滥。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居住条件和配套设施都相当的好，甚至超过了我们这里的别墅，因此这已经不是一个城市规划问题，而是社会文化问题。

8．结论

第一，面对资本的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地方政府成为规划工作的主战场。以领域性的治理（governance） 取代僵硬的行政区政府（government）。规划师沟通、协调、折冲的角色更显重要。

第二，成熟的市民社会是促使政治体制朝向开放、去中心化与透明化转型的主要力量。

第三，总结规划一百多年的历史，规划已从崇尚科学理性的技术性角色，转变到在公共事务中扮演组织群众意见和协调不同利益团体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