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执政党，以及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成员，在在作出决策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出现失误总是难免的。要使这种错误或是失误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和纠正，必要的和有权威的纠错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这应该是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

回顾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和最高领导人发生的重大决策性失误，往往在他们本人在位时都不能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纠正的制止。这种情况，在西方，如美国的约翰逊于越南战争，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斯大林的大肃反。在中国，也同样是如此。

建国后，毛泽东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期，曾经多次发生重大的全局性失误，但直到他临终前，错误非但不能得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例如，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错误，党内许多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有所察觉，1958年和1959年召开的两次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一次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都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这其中，毛泽东本人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些纠“左”工作，在实践中收到了一定成效，尽管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因而这些纠正是不彻底的，但党内纠“左”的努力毕竟使国内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可以设想，如果允许这种纠正错误的行动继续进行下去，国家的形势会有更大的转机。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实际上是只允许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却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错误提出非议和批评。而且党内当时的这种批评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并不是表现为机制本身的纠错行为。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反映了一些下面的实际情况，要求中央加以考虑和研究。由于彭当时是从苏联访问刚刚回来，直接上的庐山，他的信又是写给毛本人，毛泽东联想到彭在历史上曾经反对过他，联想到苏联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教训，错误地认为彭要求纠正中央的错误，就是要纠自己的错误，就是要威胁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此，他在庐山会议上擅自改变会议的既定日程和议题，由纠正“左”倾转到反对右倾，会议开始揭露和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制造了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冤案。毛泽东在庐山所犯的严重错误，中断了当时党内已经出现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助长了他本人的个人专断，破坏了党内民主制度，使此前已经发生的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直接造成了国民经济在1959到1961年发生的严重困难。这一情况说明，如果在执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它的后果是多么可怕。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给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的损害，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的更为突出。从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党内多次发生制止这一错误的行动（例如，1967年出现的“二月抗争”、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整顿等），但每次都是以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制止和斗争而告结束。毛本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及时的，不仅要发动一次，以后还要发动多次。因此，任何要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行动都是他所不能接受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动乱一直延续十年之久，直到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央才能采取行动，从根本上制止了这场中华民族的浩劫。

错误的纠正不能发生在做出错误决策的主要领导人在任期间，甚至不能发生在他在世的时候，而只能等待他退出自然和历史舞台，才能得以纠正，这是多么深刻的历史教训！它表明，建立必要的、有权威的，以民主监督和权力制衡为主要内容的纠错机制，对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一个执政党及时调整可能出现的政策失误，保证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和崛起，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注：本文写于1988年，是本人所蓍“民主政治论纲”一书（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版）中的一部分，现摘发于此，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