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吴稼祥先生的一篇博文，《让危机发酵的两种“阴谋论”》，让我想了许多。

在文中，吴先生认为，在当前中国的官民关系上，有一种“阴谋论”。这种“阴谋论”，“表现在官民关系上，就分裂成两种尖锐对立的惯性思维模式：一种是民间的，政府公布的真相都是假像；一种是官方的，群众要闹事，背后一定有鬼。”细想想，情况还真的是这样。

长期以来，在一些当政者头脑中，有一个不成文的公式：群体性事件＝有“黑手”有组织有阴谋＝阶级斗争新动向。“文革”已经过去三十年了，可这“阴谋论”却根深蒂固。无论哪里发生群众“闹事”，这里边就一定有“阴谋”，这“阴谋”就一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而且一定要有“黑手”，没“黑手”咱也得抓出一个“黑手”来！纵观党、国历史，一遇风吹草动，莫不如此。

而在民间，近年来，一些地方官民关系高度紧张，政府公信力严重下降，由个别突发事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一发生事情，民众就往往把公权力的行使者的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上，“有鬼”、“包庇”、“官官相护”的猜测不径而走，从而产生群体性的愤怒、冲动，甚至直接导致了事态的扩大。贵州瓮安事件在网上传开后，为什么许多网民，甚至一些媒体记者，包括笔者都或多或少地相信“奸杀说”、“包庇说”？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吴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问题：“为什么就不可能有一场没有所谓幕后黑手或黑恶势力操纵的群众自发的抗议活动呢？为什么就不可能有一次没有政府操纵或掩盖的意外人员伤亡事故呢？”

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为什么在官民关系上，“阴谋论”会大行其道？答案可能有许多。如干群对立、信息不透明、新闻不自由等等。详细分析起来，可以写一篇大文章。但我认为，究其根本，在于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危机，在于官民之间的不信任，在于相当一批公权力的掌握者已经不值得信任，或是说他们的行为已经不能让民众产生信任。

从表面上看，一个小事件之所以能酿成大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是谣言的扩散造成的。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到，谣言大多起源于猜测，扩散于人们对于公权力以往行为的认知。如果没有人们对于公权力的不信任为基础，即使有人刻意造谣，谣言也不会有市场。而在危机发生后，能让广大民众迅速得知真相的新闻舆论又不能自由地、主动地进行采访和报导，而要等待官方统一口径，统一发布消息。而在这种情况下由缺乏公信力的官方发布的信息，，自然难以阻挡谣言的传播，迅速澄清事实。

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局往往在做什么？在忙着封锁消息，控制新闻舆论！而另一方面，这些公权力的掌握者们，又习惯性地把自己置于民众的对立面上，指责群众“不明真相”，被阴谋者所“挑动”，要抓“黑手”。他们不去想一想（或者是因为保住乌沙而有意回避不谈），在类似贵州瓮安这种群体性事件当中，那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黑势力”到底有没有？或许有，或许没有。即使有，“黑势力”毕竟是少数人“一小撮”吧？他们为什么能翻起大浪，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群众基础”，能鼓动或者“胁迫”上万人参加？难道当政者们不应该好好想一想吗？

近几天来，贵州已经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打击“黑势力”的行动，并且已经陆续撤换了瓮安多个责任官员。但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个“黑社会”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个吏治的问题。相对说来，除“黑势力”易，消除“阴谋论”产生的土壤难，重建官民间的信任则更难。贵州发生的这类事情，看似偶然，实则是必然的。其必然性，就在于政府，特别是一些地方的政府公信力发生了危机。近年来的官民矛盾在一些地方已经到了点火就着的程度，在这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发生类似事端的可能性。要避免这种潜在的社会性危机变成不可收拾的社会动荡，仅仅是不痛不痒地“整顿”一下，简单地撤换几个官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政府公信力发生危机的根子，是体制问题，只有进行包括新闻改革、吏治改革、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在内的全面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2008-7-7 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