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上海，200233）
摘要：已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研究，多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国家权力对基层的单向度改造而较少自下而上来分析公众对基层治理转型的政治心理变化。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研究将焦点集中在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状况以及影响信任度的变量，弥补了这一缺陷，拓展了农村基层政治研究的空间。当前学界的研究主要围绕公信力现状测评、公信力流失成因、对农村基层治理的影响以及公信力提升对策等四个方面展开。在研究方法上，秉承了基层政治研究注重实证的优良传统，坚持规范与实证研究并用，并融合了多学科的视角，越来越注重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同时，已有研究对公信力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农民政治信任生成机制等方面研究较少涉及，研究成果较侧重对区域个案的剖析，忽视对一般分析框架的理论提升，有待实现从微观向宏观转型。
关键词：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研究
作者介绍：陶振（1983—），男，汉族，安徽庐江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政府信任与公共治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研究”（12CZZ043）阶段性成果。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在财政短缺与职能转型的双重压力下，自身的公信力和政治认同程度面临不断流失的严峻挑战，这一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并开展区域经验研究。已有研究多将资料和数据获取范围从行政学意义上“乡（镇）”拓展至行政村，理由是行政村掌握着村域范围内集体资源的分配与管辖权，组织结构上仍然遵循着与上级政府对口设置的原则，在法理上有协助乡级组织进行基层治理的义务和责任，是国家政权发挥作用的微观基础，事实上同样构成了农村基层政权的重要序列。
已有对农村基层政权的研究，多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国家权力对基层治理结构的单向度改造而较少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来关注公众对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实际政治心理变化。因此，以“行政下乡”、“政策下乡”、“法律下乡”、“政党下乡”、基层民主政治、基层公共服务体系为代表的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成为分析基层治理的主要研究框架，侧重于研究宏观国家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变迁对于农村政治的影响和作用，而微观层面上农民对国家政策和制度变迁的反应和行为则显得关注不够。随着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日益增加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的权利、权益观念日益苏醒，价值认同日趋多元化。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和方针政策不断地改变着村庄社会的社会结构、规则体系和权威类型，但农民也并非完全是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基于自身的生存伦理和利益逻辑决定着对政治体系的认同与否，这种态度恰好构成了国家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划有效运行的重要社会基础。
中国农民越来越具有社会人所具有的政治属性，需要关心政治、走近政治和参与政治，村民的同意日益成为国家有效治理农村的重要变量要素。正如贺雪峰教授所言“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反应、融合，构成了乡村规则体系这枚硬币的两面”。 [1]因此，我们必须更加关注农民的想法和选择，更加重视农民的需要和诉求。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研究正好弥补了自上而下分析视角的缺陷，将焦点集中在研究公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状况以及影响这种信任度的变量，拓展了农村基层政权研究的空间。
公信力本质上是社会公众对公共权力合法性认同的一种积极政治心理。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是农民消极政治心理逐渐形成的反映，情感上表现出失落与疏离感，行为上表现为远离基层政治生活。农民个体政治心理虽然在一些非焦点事件上表现出分散的价值取向，但在关注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却能达成高度一致性和趋同性。基层政权与农民的信任关系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重要前提，没有二者的互信，公共政策在基层将面临有效执行的社会基础不足困境，国家也不可能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 更不可能实现国家整合和现代国家建构。正如社会学家西美尔所说，“信任问题伴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始终，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15]
公信力的生成与变化有着一定的生成机制，并且与政治文化、政治传播等因素密切相关，探寻并把握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机制、影响因素与内在规律对于提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及时引导和化解农民相关的消极政治心理，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减少农村各类上访、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实现基层政治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路径与主要发现
国内外目前直接以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为研究对象的成果不多见，多以农民上访、群体性事件、基层政治参与、农民政治认同等相关领域为间接研究视角，从中折射出基层政权信任的流失，成果形式以论文居多，专著尚不多见。概括起来，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1、公信力现状的量化研究
该视角主要是通过区域实证研究来考察农民对基层政权信任度的现状以及变化趋势，多采用问卷调查的量化分析方法，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均发现农民对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度呈现自上而下的递减分布，基层政权面临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
O’Brien（1996）在对华北地区农民维权活动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农民将中央政府看作是仁慈的化身，而基层政权多被表述成掠夺者的形象，并越来越多地以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为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出农民“依法抗争”的维权逻辑。[3]
Tianjian Shi（2001）通过对中国不同区域农民政治认同度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不信任地方政府不代表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也在弱化，二者是有区分的。[4]LianJiang Li(2004)对中国三个省的农民的问卷调查研究表明，63.1%的研究对象认为上面是好的，下面是坏的，多数受访者认为高层政府与基层政府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别，高层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比基层政府更为可信，并把这一现象表述为“差序政府信任”。
国内学者郭正林（2004）在全国9个省区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农村干群关系和农民的权威认同心理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农民的权威认同结构呈现出正式权威与非正式权威并存，正式权威影响不断弱化的双因子形态，农民的权威认同仍然是以亲缘—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具有民间性和传统性特点的非正式权威结构，权威的认同范围局限于村落。[5]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十年观察”项目组2009 ～ 2010 年对政府公信力连续调查显示，村民对中央政府、县级政府、乡级政府、村干部的信任比分别为70. 6%、10. 3%、6%、13. 1%。[6]也有学者尝试通过量化的分析方法对不同区域农民政治信任度进行历时型追踪研究，肖唐镖、王欣（2010）在总结1999-2008年间在江西、江苏、山西、重庆、上海五省市六十个村庄的四次历时性调查数据基础上，进一步验证了“中央比地方更值得信任”的结论，并对区域间农民政治信任度差异做了对比研究。[7]
上述类似的区域研究发现也被众多其他学者所佐证，如（Bernstein and Lü，2000）；（Zhengxu Wang，2005）；（于建嵘，2003）；（胡荣，2007）；（应星，2011）等等。[①]
也有学者从历史变迁的视角总结出农民对基层政权政治认同的变化过程。[②]如曹树基（2002）认为农民的政治认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时期形成了两次高峰,两次高峰之后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和波动。季丽新（2010）将农民对党的认同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反右斗争扩大化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从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到2005年以及2005年以来五个阶段，发现农民政治认同经历了纷繁复杂的过程，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均衡的特征。
区域层面的实证研究和全国层面的抽样调查结论也较为一致，公信力呈现自上而下逐级递减的分布。中组部党建所课题组（2005）开展的当前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的满意度调查发现，在回答“当前，基层群众特别是农村群众对党的各级组织的信任情况”的问题时，回答“对党中央信任，对地方(基层)党组织不信任”、“只对所在的地方(基层)党组织信任”的分别占53.67%和6.57%。[8]零点市场调查公司200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满意度并不相同，政府层级越低，满意度越低，与政府公信力的分布大致类似。（零点指标数据网，2008）。[9]
与实证量化研究方式不同，农民群体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出自身对不同政府层级政治信任的差异。田野调查发现，在绝大多数农民的心目中，政府的威信是分层的，中央是“恩人”，省里是“亲人”，县里是“好人”，乡里是“坏人”，村里是“恶人”，与实证量化研究结论不谋而合。
总体而言，学者们对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现状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普遍认为基层政权面临一定程度的信任危机，同时，农民政治信任差序分布的格局表明整个政权体系自身尚有调整的空间，基层政权公信力降低尚未对政治体制合法性形成全面冲击。
2、公信力流失的成因研究
学界对公信力流失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颇多，碎片化现象明显，宏观和微观视角都有，主要有信任方和被信任方两个解释维度，从农民价值认同、基层政权与农民利益关联度以及干群关系等视角去分析具体成因。有学者分析到，在市场化和工业化进程当中，农民的利益实现途径日趋多元化，利益意识日益增强，与此对应的是农民民主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公平观念的逐渐上升，以及相对剥夺感增强和组织化能力提高。（肖唐镖，2005；孔德永，2006等）。[③]因此，呼吁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必须从促进社会公正的高度来建立有效的民意表达机制,实现农民利益表达组织化，保障农民权利从而重建基层政治信任。
也有学者注意到后集体化时代农民价值认同的转向对基层政治信任关系的影响。在市场化冲击下，农民的价值认同正在经历从单一价值取向到多元价值取向、从集体本位到个体本位、从以政府主导为主到以市场主导为主的转变过程。农民价值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导致其集体观念不断淡化，村庄共同体内聚力不断降低，基层政权组织也因此日益丧失自身公信力的价值认同资源。（贺雪峰，2005；陶振，2011）。[④]有学者从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机制出发，认为如果基层政权不能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公共福利，基于“对福利、安全和道德文化的集体主义需求”，农民重新热衷于天然的“家族集体主义”情结而不是国家建构起来的政治认同也就不难理解了。（郭正林，2002）[⑤]
更多对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成因的探讨是从利益关联度的视角来寻找答案。这一解释维度背后遵循的是利益分析的逻辑，认为利益对于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利益的实现和满足程度构成公众对公共权力政治评价的逻辑起点。公信力作为一种政治心理，其形成和变化的根源在于利益主体需求的实现程度。政府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与增进能对社会公众的政治心理产生诱导作用，激发其产生积极的政治认知评价；若公众利益的实现与政府统治的关联度较低甚至不存在关联，则容易诱发公众产生政治冷漠心理，影响政府自身公信力的水平。
学界主要从“压力型体制”、“目标责任管理体制”与“基层财政空心化”三方面来归纳概括后税费时代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生态，并以此来理解基层政权的种种行为逻辑及后果。基本结论是后税费时代基层政权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悬浮化”状态，基层政权的资源配置与农民利益实现的关联度是逐渐弱化的，这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公信力降低，地位不断边缘化的深层次原因。压力型体制和目标责任制通过将各项指标任务的量化和层层分解，辅以政治、经济方面的双重奖励以及上级考核赋予的“一票否决”的权重，使得基层治理的重心是迎合上级考核而不是关注公众的利益诉求。分税制和农业税改革后，基层财政日益空心化，基层公共服务能力日益捉襟见肘，基层政权逐渐从过去的汲取型演变为与农民关系更为松散的“悬浮型”。基层政权这种以完成任务为目标，以简单服从上级为取向，以命令为执行手段的行动逻辑无法满足税改后基层公众新的利益和政治诉求，加剧了公众对基层党组织的疏离感，这是基层党组织“边缘化”产生的主观原因。（荣敬本，崔之元，1998；张汝立，2001；郑长忠，2004，卢洪友，2006；周飞舟，2006；王汉生，王一鸽，2009等）[⑥]
也有学者从干群关系的微观角度去分析成因（杨善华，2003；赵瑞政，2004；叶芳，2005；赵旭东，2010等）。[⑦]赵旭东通过田野调查发现有高达57.0% 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与村干部的关系很平淡，另有5.9% 的人认为干群关系紧张。[10]这一解释路径验证了政治信任与政治接触二者的关系理论，Hibbing & Larimer（2004）发现公众与政府接触频率越高，越有助于政治互信关系的建立；反之，则容易滋生政治疏远感与政治冷漠心理。税改后农村大规模的乡镇以及村组的合并运动，虽精简了人员，扩大了管辖范围，但基层干部的面不好见了，干群的日常沟通接触减少了，基层干部从过去的“驻村制”演变成现实中的“走读制”，关系的生疏化不可避免带来信任关系的流失。
2、公信力流失的影响研究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维度较广，差不多涵盖基层治理的全部内容，较集中探讨公信力流失对基层上访与群体性事件、基层政治参与、基层政治合法性以及基层公共政策执行等方面的现实与潜在影响。
胡荣（2007）通过在浙江和福建两个省的区域调查研究发现，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有很大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农民上访走访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低。随着上访层次的提高，上访也对高层政府的信任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到过省级政府和北京的上访者，对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信任度明显降低。同时，上访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访者，也会对其他未上访的农民产生扩散影响。[11]
在针对公信力与乡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关联分析中，多数学者充分肯定了公信力下降与群体性事件频发有着紧密的因果联系，认为基层上访与群体性事件是基层政权信任危机的外在表现与内在根源，消解农民抗争性行为、维护基层政治稳定的根本在于提高基层政权公信力。（于建嵘，2003；邱国良，2009；聂军，2010等）[⑧]。
在影响基层政治参与方面， 多数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肯定了政治信任与村民参与意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其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信任度越高，村民基层政治参与的动机与政治效能感也越强。[12]也有学者对二者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细分，发现村民对村委和乡政府的信任与其参与村委会选举行为之间仅存在微弱的关联，其中，村民对村委的信任与其参选行为存在正相关， 而村民对乡政府的信任与其参选行为则呈负相关。[13]
诸多学者认为公信力本质上涉及到权力领域里面以权威—服从为核心的政治关系，是“政治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基础。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的过程也即政治合法性流失的过程，意味着政治合法性赖以维系的信任基础开始流失。于建嵘（2008）认为基层政权合法性流失呈现出从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政权体制的不满、对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表示怀疑、合法性危机的对象在加速上移三种趋势。[⑨]因此主张应从现代民主国家合法性建构的高度来重建基层政治信任，以实现民族—国家向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过渡并由此建构基层政治合法性。（徐勇，2006；吴毅，2007；张静，2007；肖唐镖，2010；彭正德，2010等）。[⑩]
也有学者注意到公信力流失给基层公共政策执行带来的现实困境。较高的信任与较少的政府介入动员式参与相联系，公众更可能遵纪守法、支持政府的倡议而无需借助强制力，低度的信任使得公共政策执行无法得到有效支持。此外，高信任度的政府在遇到政策失误之后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机动空间。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使得地方政府与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关系演变成一种非合作的博弈关系，无法建立相互信任的合作机制，公共政策在基层将面临有效执行的社会基础不足难题，政府不得不动用各种强制手段，从而影响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增加公共政策执行成本。(何显明，2002；丁煌，2003)[11]
4、公信力提升对策研究
学界对基层政权公信力研究的落脚点在于如何有效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众多学者对此主要从加强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三方面展开论述。相对共识的是，学者们普遍认为提升基层政权公信力的基础性工作在于满足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其利益认同是前提。
“要提高农民对中央政策以及贯彻执行这些政策的基层干部的政治认同,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必须体现和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14]有学者在回顾建国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历史经验时发现，土地制度变迁是农村基层政权赖以建立和巩固的根本，保障农民根本利益是基层政权能否稳固的关键。[15]
具体而言，加强农民的利益认同，有赖于加速向服务型基层政权转型，实现从资源汲取和秩序管制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转变。也有学者注意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程度是强化基层权威认同、重建基层信任关系的社会基础。因此，主张通过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来改变基层政权组织的责任关系与行动逻辑，提出以围绕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四个环节建立健全一系列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制度化建议。（何增科，2003；吴理财，2008；杨雪冬，2010等）。[12]
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提升同样离不开意识形态资源的合法性论证功能发挥，以获得公众在价值层面的认同，相似的价值认同容易使公众对既定政治系统产生意识和情感上的归属感和信赖感。一些学者从政治传播、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等角度探讨了增强农民价值认同的措施。呼吁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和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积极功能,构建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信息传播机制、重视培育和引导农村“意见领袖”，建立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跟踪监测体系。（李培林，2005；唐玉环，2006等）。[13]
文化具有凝聚、同化、规范社会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功能，推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重塑农民价值认同和凝聚力的有效载体。农村基层政权价值认同资源的重塑，离不开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以应对市场化和社会流动性所带来的农民价值认同多元化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的冲击。具体而言，需要改变以“国家”为本位的精英文化对乡村文化有意图改造的“自上而下”供给模式，以提升农民公共理念和集体意识为核心，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服务主体多元化、服务形式多样化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体制。（吴理财，2009；徐承英，2010；陈文胜，2010等）[14]
三、进一步研究展望
总的来看，学界对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研究秉承了基层政治研究注重实证的优良传统，并未将目光局限于通过文献研究，论证公信力的内涵和意义等价值命题，而是更关注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现状、影响变量等事实命题，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证分析，拓宽了“三农”问题研究的空间。在方法上坚持规范与实证研究并用，融合了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管理学等诸多交叉学科的视角，越来越注重研究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强调实地访谈、问卷调查、SPSS、SAS、回归分析等测量与统计技术的运用，避免了简单定性分析说服力不足的缺陷，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学界对这一论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较分散也不够深入，亟需进一步拓展研究空间。
1、研究方法需进一步规范。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界进行实地调查的力度还不够，方法的运用上还不够规范。当前，学界对基层政权公信力的量化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办法搜集数据，存在的普遍问题是没有严格按照社会调查研究的要求进行科学合理地抽取样本。一些研究只是在一些村庄向农户随意发放问卷，对访谈对象没有作任何抽样，甚至有些问卷调查连访谈对象是农户还是个人都没有区分，其所得经验材料在信度和效度上都存在较大问题，用这样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来说明农村的普遍现象明显存在诸多疑点。规范的实证研究需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假设以及详尽的前期文献梳理，没有理论假说，问题意识就不明确；没有文献梳理，研究前沿性难以确定。从当前研究成果来看，不少研究存在文献梳理与理论假说“两张皮”的现象，经验检验脱离了问题意识和理论假说。[15]
学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测评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评估指标体系，指标设置不统一、随意性，服务于研究结论现象较为明显。测评指标的不统一，很难保证不同研究结论之间的可比性和参考性，研究规范性有待提高。在实证研究方面，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一些学者往往基于一些西方已有的理论预设，利用中国的经验材料进行佐证或证伪，较少通过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去深入理解当地的文化与社会背景，所了解的“实际”可能只是一些皮毛，沦落成既缺乏独立思考又迎合先入之见的“伪实证”研究。这种研究结论无论是对基层政权公信力研究的理论提升，还是对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证研究，都存在较大差距。只有深度的实证调查，才能够发现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及内在规律；只有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调查广度，才能保证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上升为一般化结论才有说服性。
同时，现有研究较关注区域经验和个案的剖析，无形中忽略了对理论分析框架的提炼，导致研究结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描述不见解释”，缺乏理论导向的经验研究只会停留在直觉经验量的增加而难有质的飞跃阶段。[16]
2、加强公信力的区域差异比较研究。当前学界研究视野多集中在单一区域进行数据获取和结论分析，对不同区域间公信力状况的差异对比分析鲜有涉及。虽有学者尝试利用历年的数据来对比五个省市农民政治信任度的差异情况，但结论也仅限于简单的高低对比，没有对影响不同区域农民政治信任的差异因素和共性因素进行归纳分析并据此提出解释框架。
事实上，中国农村地域广阔，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程度悬殊明显，不同地域的农民在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利益、集体观念差别较大，不能简单地以个别地区的部分农民对基层政权公信力的信任程度来完全代表整个农民政治信任状况。在市场化背景下，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农民阶层内部在职业、收入、生活方式等方面日益分化，不同年龄阶段农民的生活阅历、政治认知方式、政治社会化程度对其政治信任程度均有影响。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引入差异比较分析，进行分类和具体分析，要注意调查分析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农民的政治信任状况变化，做到一般性与特殊性分析的结合，不能泛泛而谈。
3、加强农民政治信任生成机制研究。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与变迁不是简单的一维问题，而是国家在基层治理方式、政治传播效果、政治社会化途径、农民价值认同等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将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研究放在国家政权建设的背景下考察。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成功地将国家权力从中央扩展至地方各层级，国家政权空前深入乡村社会的同时，并不代表同时获得农民的有效政治认同，权力渗透与权威建构远非一个同步过程。农民基于理性和自身利益需求及满足程度来决定对政治权力的态度，这就需要我们对农民政治信任生成机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涉及农民政治认同的动力、条件、影响因素以及政治认同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
农民政治信任生成机制具有相对稳定性，更好地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发生、变化进行科学的解释和适当的调控，从而有效地增强农民的政治认同。[17]相对于在个案基础上描述和分析具体的农民政治信任状况而言，对农民政治信任生成机制的探讨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从微观层面对当前村庄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结构变化的外部环境进行全盘观察，从治理结构与制度安排层面去寻找重建基层政治信任的路径而不是纠结于个别微观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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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ural grass-roots government credibility: value, path and direction
Taozhen
(Shanghai Party Institute &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Shanghai,200233)
Existing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of rural studies, more use of top-down perspective to concern of state power and less concern of public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grass-roots governance from bottom-up. Primary regime, the credibility of th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public trust in the grassroots political power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rust variables, just to make up for this shortcoming, expanding the space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political. The academic study of rural grass-roots government credibility includ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sessment, the causes of loss of credibility, impact on the rur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the countermeasures to enhance the credibility, etc. The norms and empirical research methods were also used , combines the vis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and more and more research-oriented science and normative. Howeve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region’s credibilit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farmers' political trust generated mechanism less involved. Normative research methods can also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Rural grass-roots power, credibility, research
联系方式：64601241@qq.com电话：18918211865 地址：上海市虹漕南路200号上海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2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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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Bernstein, Thomas & Xiaobo Lü. 2000.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Peasants, the Central and Local States in Reform China.” China Quarterly (163)；Wang, Zhengxu. 2005b.“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于建嵘: 《我国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6期；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流失》，《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应星：《“气”与抗争性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②] 参见曹树基：《国家与农民的两次蜜月》，《读书》，2002年第7期。季丽新：《建党以来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历程与启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 年第5 期。
[③] 参见肖唐镖：《从农民心态看农村政治稳定状况——一个分析框架的应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孔德永：《农民政治认同的逻辑——以社会主义为对象分析》，《齐鲁学刊》，2006年第5期。
[④] 参见贺雪峰：《农民行动单位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第三届农村研究方法高级研讨班资料，武汉·2005年7月。陶振：《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流失：一个分析框架的尝试》，《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1期。
[⑤] 参见郭正林：《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社会主义研究》， 2002年第6期。
[⑥]参见荣敬本、崔之元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张汝立：《目标、手段与偏差──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运行困境的一个分析框架》，《中国农村观察》，2001年第4期。郑长忠：“基层党组织转型：走出“边缘化”处境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5期。卢洪友：《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实证分析——兼析基层公共治理的财政困境及路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1期。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郑长忠：“基层党组织转型：走出“边缘化”处境的根本出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5期。
[⑦] 参见杨善华：《关于中国乡村干部和农民之间信任缺失的思考》，《探索与争鸣》，2003 年第10期。〕赵瑞政：《农村干群信任关系发展机制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叶芳：《关于增进农村干部群众信任的思考》，《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赵旭东：《权力离散与权威虚拟：中国乡村“整合政治”的困境》，《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⑧] 参见于建嵘：《我国现阶段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6期。邱国良：《政治信任：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以仲村5?31事件为个案》，《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聂军：《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政治认同的视角》，《社会主义研究 》，2010年第4期。
[⑨] 参见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⑩] 参见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东南学术》，2006年第4期。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三联书店，2007年版。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增订版）。肖唐镖、王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对五省份60个村的跟踪研究(1999～2008) 》，《管理世界》，2010年第9期。彭正德：《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政治认同的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
[11] 参见何显明：《地方政府公信力与政府运作成本相关性的制度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专刊。丁煌：《浅谈政策有效执行的信任基础》，《理论探讨》，2003年第5期。
[12] 参见何增科：《农村治理转型与制度创新——河北省武安市“一制三化”经验的调查与思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6期。吴理财：《中国农村治理体制:检讨与创新》，《调研世界》，2008年第7期。杨雪冬：《构建与公共参与扩大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4期。
[13] 参见李培林：《建设和谐社会应注意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5年第9期。唐玉环：《论构建促进农民政治认同的信息传播机制》，《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4] 参见吴理财：《农村公共文化的陷落与重构》，《调研世界》，2009年第6期。陈文胜：《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现实困境——基于湖南省万户农户调查》，《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5期。徐承英：《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思考》，《人民论坛》，2010年第8期。
[15] 参见邓大才：《近 30 年来中国农村政治研究的实证方法运用》，《中国农村观察》，2011年第6期。
本文原载于《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