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公共组织的公信力面临严峻考验。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在官方辟谣之前，任何消息都是不可信的！”这真正折射出了中国公共组织公信力的缺失。“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这大概就是所谓公信力之所在了。“一个郭美美，三天毁掉红会一百年。”郭美美事件一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

所谓公信力，是指公共组织（包括行政机构、司法机构和社会组织）凭借公众（或其他组织）的普遍信任而拥有的权威性资源。如果公共组织具有较高的公信力，公共组织及其相关行为主体之间就容易形成共识、展开合作，并且社会交易成本就会比较低，社会运行效率就能够大大提高。

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体制制度尚不完善，社会矛盾特别突出，群体性突发事件不断发生，而公共组织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与公众的期待又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腐败问题非常严重，官僚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部分公职人员不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由此导致公共组织的公信力严重流失。

我们实地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2012年10月~2013年1月，笔者等人在北京、广东、浙江、湖北、重庆等地就相关问题展开了实地调查，发放问卷2400份，回收问卷2315份，有效问卷2274份。

对于“当您的合法权利遭到严重侵害时，您相信行政机构会秉公办事、依法办理吗”这一问题。回答“相信”的占29.2%，回答“不相信”的占23.1%，回答“不能确定”的占47.7%。

对于“当您的合法权利遭到严重侵害时，您相信司法机构会主持公道、依法办案吗”这一问题。回答“相信”的占33.5%，回答“不相信”的占22.9%，回答“不能确定”的占43.6%。

对于“当您的合法权利遭到严重侵害时，您相信社会组织会主持公道、为老百姓说话吗”这一问题。回答“相信”的占31.6%，回答“不相信”的占19.5%，回答“不能确定”的占48.9%。

对上述三类公共组织的公信力进行综合测算，回答“相信”的占31.4%，回答“不相信”的占21.8%，回答“不能确定”的占46.8%。

可见，对于公共组织，公众信任度相当低，公共组织的公信力并不高。不过，相当多的人回答“不能确定”，这表明，公共组织的公信力有较强的可塑性，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公共组织的公信力低，其后果就是，公共组织与公众（或其他组织）之间缺乏信任，这样，它们之间就容易发生冲突，并且很难进行合作；即便能够进行合作，也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公共组织的公信力。

第一，政府机构（包括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要增强法治意识和服务意识。政府机构要围绕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取信于民；要加强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通过提高自身服务能力、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增强在公众中的信任度。政府工作人员要依法依规、合情合理、公开透明地开展工作，使公众在与政府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有章可循，有合理的预期，从而增强双方的信任感。如果是“一个班子一套思路，一届政府一个政策”，公众怎么相信你呢？而在工作中，弄虚作假，“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村骗乡、乡骗县，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国务院”，更是谁也没法相信谁了。

第二，社会组织要强化公益精神和规范管理。社会组织的建立与运行都源自于公众的信任。没有公信力，社会组织就无法生存。社会组织要强化公益精神，树立服务理念，提高服务水平；要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推行阳光运作，实行社务公开；要构建完善的诚信制度，促进信用环境的好转。在社会组织中，公开透明运作至关重要。公众只有对“我们要做什么，怎样去做？”“经费有多少？经费如何使用？”“我们做了哪些工作？效果如何？”这些问题有了全面了解，才会热情参与志愿服务或者提供捐赠，社会组织也才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第三，各类公共组织的从业人员要深入基层，增强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机关工作人员要转变工作作风，抛弃“当官做老爷”的恶习，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要帮助公众解决实际生活和工作中的问题，使他们体会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要善于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更多地采用柔性手段。有时候，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好一点，也许就能得到公众更多的理解、支持和信任。例如：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可以多点人文关怀，少点暴力行为。这样，才能在公众中树立威信，提升信任度。

（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2013年8月12日，有修改，此处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