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年）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
刘文典先生（1889-1958年）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为刘先生亲告我者”。出于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那么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为何会含冤病故于1958年呢？
早在建国初期的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先生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过激批评帮助，系主任刘尧民先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甚至将刘文典先生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先生为此大为不快。直到1954年1月24日先生在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在25号辅导学生（历史系）是为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张德光评论“此老火气大，中文系对他团结不够，至少是尊敬不够”。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即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交心运动，后者对刘文典先生冲击特别严重。
“1957年反右斗争时，校党委整风反右领导组曾在校内民主党派老师中，收集整理过刘文典的右派材料，我也曾写过揭发刘文典的材料交校党委。因我未参加党委审定右派的会议，校党委为何未划他为右派我不知道。”（张德光1968年8月31日的交待材料《我替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写跋的错误》）。在反右斗争中还有些定为“右派分子”的老师，在经过无数次惨烈批斗后，为争取“宽大处理”在批斗会上作交待时，也曾揭发过刘文典先生的“右派言行”。如1957年7月23日，时任云大教务长的王士魁教授（被定为校内“大右派”）在批判会上交待其“罪行”中说道：“刘文典说在云大不骂刘文典不是进步，学校离心力大，外出学习的人都不愿回来。学校再过几年不堪设想，读几年书再说。”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先生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我国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提意见，给教师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带来极大政治压力。该年3月16日晚，在各系汇报运动进展及工作安排会上，校党委书记李书成说：“两天来（运动）发展很快，上午（全校写大字报）3200多张（意见）800多条，下午中文系一万多条……意见多，质量高是先进。如中三（中文系三年级）每人200条，向全校挑战。”3月18日“系学生（历史系）提意见已突破二万条，教师都被烧着一下”。5月3日晚张德光在写个人交心材料时记有：“写到106条已3点多，外出一看家家都已熄灯。”6月1日下午，在历史系教师交心会上，“陈年榜谈交心思想斗争，交到70条时抵触起来，认为党是法官自己是罪人向法官写供状，想不通把笔都摔了”。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个别党员系主任，被迫又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作自我检查和接受群众批评。时为校党委常委、校长的李广田教授，对党委过“左”的做法曾表示反感，看到不少知名老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的对象，也爱莫能助。有时也难免迸发出不平的怒气，一天他生气地问张德光：“德光你们怎么这么随风倒呀？中央都宣布过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你们几个共产党员怎么又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德光无言以对。（张德光：《忆李广田同志》，《云南日报》1979年1月25日）
在这场运动中连党员教授均受到冲击，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视为“有问题”的老教师更是在劫难逃。如中文系著名老教授张若名因脱党的“历史污点”在交心运动中成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张若名1920年与周恩来、李富春等留法勤工俭学，加入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任支部执行委员。后因故申请退党，并严格履行了周恩来提出的用生命保守党的机密的要求，潜心在法国学习，获法国文学博士。见《云南大学志》第十卷）她在多次交心会上被认为“态度不老实，对党不忠诚”，未交待出她“脱党”的真实思想，在过不了批判关的沉重思想压力下，最后一次交心会上，已是心力交瘁的她痛苦地不得不违心编造出其骇人听闻的“反动思想”以示对党“忠诚老实”。6月18日在校党委汇报会上，“中文系冯明熙汇报张若名交心：（一）无产阶级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更利害，精神压力大。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思想自由，无产阶级专政连思想也要统治。天主教统治之后有宗教改革，无产阶级专政后最好来个社会改革。如果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等我死了再说。（二）党员也是被统治，不得已执行党的政策，积极分子是为了个人名利去贯彻党的政策。交待完后她哭了一天。她在法国脱党以后，修正主义思想坚持至今，故对新社会不满，想退休。”因不堪承受过火批判，张若名教授于6月18日跳校园东侧的八大河冤死。张若名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向云大中文、历史、外语教师党支部（三系合为一个支部）提出重新加入党组织的要求，因其“重大历史问题”未被党组织接纳。
张若名教授死后，6月24日，张德光“7点半与李虎俊（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去飞机场接杨堃（张若名丈夫，正在北京出席全国民族学会议）。杨先生8点半到家。告诉他张若名已自杀，他马上表示‘张若名是叛徒，死有余辜。’界限划得这样清楚，出乎意料之外。劝说杨堃去温泉住一夜，未能接受。”为免遭株连，杨堃一早便到张德光家辞行返北京继续参加会议，以表白自己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结局又如何呢？一生以狂傲放纵的独特文人风骨处世的刘文典先生，同往常一样绝不能容忍他人对其人格的侮辱。当交心转入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时，刘对师生贴他的大字报和会上的批评一概加以冷嘲热讽，因此成为运动的核心人物，被校党委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交全校师生集中火力进行揭发批判。其在运动中的表现与遭遇，简要摘录如下：
3月29日校党委开会，“书成同志（党委书记）强调中文系堡垒刘文典，历史系方国瑜必须突破。刘文典在中文系组负隅顽抗，大言不惭地说：‘我是权威是你们捧出来的，在我面前上一炷香嘛！我不死谁敢教杜诗，即算能教也拿不了我这样多的薪水’。”（一级教授月薪350元，相当于国家部长级别待遇） 4月10日，在系主任会议研究学校教改如何转入争论阶段时，“中文系反映刘文典对大字报相应不理，他说：‘古今中外了解老子最深的是老子自己，之外，就算我刘文典了’。”在先生逝世后的8月11日，杨黎原副校长在传达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还提到在交心运动中，“刘文典说‘刘文典之所以成为刘文典就是因为我这一套，把它破了，我还能成为刘文典’”。
为攻下刘文典这一“顽固堡垒”，按校党委安排分别多次在中文系和历史系教师及学生代表以及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等批判会上，对先生的“反动权威思想”展开猛烈批判。4月4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整风会上，首先由张德光转达了校党委的意图，安排刘文典先生在会上作检查。刘文典先生的检查要点无外乎以下三点：1.给自己戴上一顶空无内容的个人主义帽子。“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初烧时我认为自己是个大财主，仓库里东西很多，再烧就感到烧空了，空虚得很”；2.批评自己有迷信思想。“我与张为骐（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学生，对刘文典先生十分崇敬）有共同语言，我也看佛经，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抬出宪法来就不对了”；3.我不自杀，你们批不死我。“我悲观厌世，但我不自杀。我就一种自杀法，吹烟慢慢自杀。”（先生在解放前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并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许）先生的检查显然“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
4月20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整风会上，再次由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刘文典先生。众所周知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老教师比例占大多数，历次运动中多数人或轻或重均受到冲击。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揭批刘文典先生时，他们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九三学社成员方国瑜老教授揭发说：“刘老师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丑恶的，解放前姜亮夫当文学院院长，请刘先生校补《慈恩法师传》，预支稿费五万元，相当教授一年工资。刘先生贪得务多，又向熊庆来（校长）敲诈稿费。熊找我四次，叫把西南文化研究室印书用纸四十令卖了给刘文典。我不同意，熊说：‘刘文典逼账如逼命，你救救我的命吧。’不得已，我同意借一部份纸给学校救熊的命。刘先生收到钱后交稿了，我吃了一惊，原来是个骗局，刘先生只在书上加了几条眉批，就算著作了。简直是贪污，太恶劣了。思想改造时，刘先生还污蔑我贪污了四十令纸，真无耻。”5月2日，“上午党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与中文系配合两次批评刘文典。下午文史两系教师及中文系学生代表听刘文典自我检查。”刘文典先生在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似乎已是身心疲惫，一反常态，首次在当天会上违心低头“认错”，甚至人云亦云被迫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其“检查”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帮助我，最初我很抵触，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大家都是为我好，昨天到观礼台（五一节游行观礼）我没有勇气看工农代表，他们对社会主义有贡献，只有我刘文典除了思想上一包臭脓血外，没有一点贡献……我怀念的是旧社会制度，蒋介石时代那个政治、经济社会。蒋介石对我有什么好处呢？安庆（安徽大学旧址）时他把我关起来，照人情我痛恨他，他是流氓出身我看不起他，他60岁时卢汉（云南省主席）叫我替他做寿序，其实是贺寿……可见我无耻到什么程度。……孙××教授说共产党杀人有四种法子，我相信。1950年抗美援朝我作过国变诗。我认为帮兄弟国家的忙，应有个限制，打起来建设不成了。我抵触的事还多。如开会太多了，填表太多了。……我主观唯心论总是太多，学生提意见的方向总是对的，我只有彻底革自己又臭又脏的旧命。……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我在茅厕里蹲久了，闻不到臭味……中文系宗派我应负全责，别人依仗我他才敢搞的。在九三我也起了很坏的作用，秦瓒争九三主委我和他一唱一和，我是赞成他。反右中，对秦瓒我做了逃兵（未揭批秦瓒）。……我在上海租界一带长大，都喜欢古今中外一切黄色的东西，生活作风坏至极点，我很下流的想法是对待女艺人（先生酷爱京剧）……台上小生画画我不要，花旦画个画我就要……我对教学是庸俗观点，我说你们（共产党）既要古典文学，就要借重我，这与右派份子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有何区别。其实我掌握的材料也只一点点，向党讨价还价这种想法卑劣不堪。我以不备课自豪，我备了40年的课嘛？后来备了，目的是讲别人讲不出来的东西。……我是为自己教书，我没有管着学生。讲浅了怕人笑我，我只面对自己完全是政治立场观点不对。我对社会主义教育不热爱。我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丝毫不知道，看一点也是断章取义，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现在我感到自己非常空，我全错了。破是破了，立什么呢！”
6月11日晚，在党委研究运动的会上，李书成书记作了十点讲话，其中第七点指出：“要掌握分寸，思想行动上必须一致，挑出重点必须有代表性……刘文典必须反复批判。”6月15日党委会上，李书成书记在安排各系各部门作运动小结中谈道：“重点批判，国宝专权孤立了，承认了反动立场思想，威风打垮了，刘文典、方国瑜两个堡垒垮了。”到此，对刘文典先生的批判总算告一段落。
“堡垒”攻克下来了，刘文典的生命随之也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14日深夜先生在家突感头痛，不一会儿昏迷不省人事，云大校医及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及时赶到，诊断先生系脑溢血抢救无效，于7月15日下午5时过世。张德光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杨副校长通知与刘尧民研究刘文典后事。刘太太坚持不火化，要装棺运回安徽去，狐死首丘恐办不到。”“狐死首丘”一语，意为远出的狐狸，临死时还面朝故土首丘。一代国学大师忽然逝去，在当时“左”的政治环境中，头几天云大党委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为恰当。既没有发讣告，也没作追悼会安排。直到全国政协接先生夫人张秋华女士电报后，给云南大学发来唁电对先生逝世表示慰问（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云大党委才急忙和省政协、省九三学社云南分社筹委会（先生为筹委会委员）共同协商，于7月23日由三家联合在云大大礼堂为先生举办追悼会。追悼会自始至终简单冷清，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到会者仅100多人。云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未参加，仅派杨黎原副校长到追悼会场。中文系未送花圈，系主任也未参加追悼会。追悼会由省政协副主席白小松先生（曾任云南大学教授）致简短悼词后草草收场。
1960年6月22日张为骐教授谈及此事还愤愤不平地对张德光说：“交心运动中把刘文典一棍子打死，把人整死了还不罢休。叔雅先生追悼会，中文系居然不送花圈，历史系送了花圈，因为你是系主任嘛。”1962年8月24日，张德光与周新民（民盟元老，代表民盟中央到民盟云南省委视察）在昆明白鱼口疗养院散步时，周新民谈道：“你知道刘文典在云大的情况吗？交心运动对他批判过火，那么大年纪，而且又有病也不照顾一下。死了对他很冷淡，他爱人回到安徽生活有困难，这些事传出去很不好。其实刘文典这个人很有风格，在安徽时蒋介石拍桌子骂他，他也拍桌子，这就很难得……”刘文典先生之独子刘平章先生与本文作者可称世交兄弟。一次平章先生悲愤地对我说：“老弟，父亲去世我从重庆工学院（先生为该院教师）赶回来办理父亲丧事才知，在4月份一次批判会后父亲在回家路上吐了几口血，吴进仁（中文系教师，先生的得意弟子）陪父亲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父亲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母亲和我。我不知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他把病情告诉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也可暂时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又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我想，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否则他绝不会在检查中忍辱自污，也不会在病危之际讳疾忌医并向学校和家人隐瞒病情。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作者为云南民族大学退休教授）
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