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做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动机和出发点。有的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有的人是为了主持公道，伸张正义。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军队成为革命的主体。参加这支革命军队的，绝大多数是生活贫困的农民，也有一部分是追求革命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两部分人中，农民造反是为了有口饭吃，知识分子造反则是不满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特务统治，为了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支队伍中，有两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恰成一个对比。彭德怀元帅自幼家贫，是个讨饭娃子，参加革命是为了穷苦人能够过上好日子。朱德元帅在参加革命前，已经是军阀部队的少将旅长，可以说是高官厚禄，日子过得很舒坦。他自愿放弃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目的是为了追求人间正道，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
30年前，中国改革的大幕首先从农村拉开。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首创大包干责任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吃饱肚子，摆脱贫穷，不再逃荒要饭，并没有多少深奥的大道理。在农村改革受到责难和打击之时，邓小平、万里等高层领导人坚定支持农民的改革创举，并不是为了个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相反还会有一定的政治风险。他们的抉择，是为了中国农民能够告别贫困，过上温饱以至小康的幸福生活。
在不久前发生的山西娄烦矿难中，遇难人员亲属迫切希望公开矿难真相，这样自己的亲人死也死个明白，并且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而记者孙春龙、王晓之所以冒险公布真相，不是为了自己从中得到什么利益，而是为了对得起那一双双求告无门、哀伤无助的眼睛，也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中国，义利之辩是一个争论了几千年的老话题。《论语》中载有孔子的语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果撇开“君子”、“小人”所包含的褒贬意义，把“君子”理解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和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把“小人”理解为普通民众，那么，“君子”重义，“小人”重利，就仍然具有合理的成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每个人的利都要靠自己来谋。只要谋利的手段正当合法，那就是义在利中。另一方面，政治是凌驾于市场之上的，作为政府官员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利已经由纳税人提前给付，因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就不能只为个人谋取私利，而应当为大多数人民谋取利益，也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放眼当今的中国现实，义利关系的错位现象，比比皆是。民众谋求、维护自身的利益，本来是正当的行为，结果却遭到种种打压，所用的名义有维护稳定、顾全大局等等大道理。为了稳定，为了大局，老百姓冤死也不能上访，不能告状。另一方面，本来应当为民众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官员和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却千方百计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贪赃枉法，以权谋私，学术腐败等等丑恶现象，愈演愈烈。如此一来，本当谋利的人被要求担当道义，而本应担当道义的人却又变着法子谋利。有了这样的严重错位，要想社会不出现危机，那才真是天方夜谭。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从上到下都在回顾总结30年来的成败得失。总结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下一步的改革如何深化？突破口的选择应当是针对突出的社会弊端，其中，理顺义利关系无疑是一个重要课题。要使谋利的人合法正当地谋利，使担当道义的人勇敢地维护正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使官员的权力受到限制和监督，舍此别为他途。
（2008年10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