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大转世
忽闻校庆110，无边往事摇摇铃。
吾生也晚，北大校史上那些最为激动人心之煌煌岁月，我大都没赶上。京师大学堂挂匾那天，我恰好路过地球，往大清国这边张了两眼，只见书声笑语之中暗含一片血光之气，煞是刺目，我便掉转飞船，驾返澳柯玛星座那边去也。
过了些时日，看星际新闻联播，说是北大来了个蔡都统，兴减灶增兵之法，大聘各路江湖豪侠为教头，尊德赛二君为天师，练得红楼上下，罡气烈烈。越千日，布九宫八卦阵于天安门，大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又火焚赵家楼，剧殴私通倭寇之佞臣，环宇振奋，朝廷俯首。是为“五四”之役，北大自此独执士林之牛耳，常立时代之潮头也。
半世纪后，北大西迁海淀，禀山水之灵秀，萃海内之精英，十余年间，更展新图。此时澳柯玛这边，却红旗落地，乌鸦上天，环境污染，生灵涂炭。我一介酸腐书生，螳臂难挽狂澜，遂上陈情一表，愿乞骸骨，暂往地球转世一遭，以避我朝之百年白祸也。
待我投胎华夏，习文练武，辗转来到未名湖畔，北大已历85载春秋。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曰：“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以此论之，则北大恰值“第二春”矣。成都钉子户杜甫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等“八十年代新一辈”，在“科学的春天”里加盟北大，岂能不为此大好春色添几分散光，增几分迷彩乎？
二、国庆游行
我混进北大次年，恰逢第35回国庆。此时改革初见成效，上下同心，社会和谐，职工有奖金，官员添俸禄，城里时髦的是个体户，乡下神气的是万元户。党员们尚没忘为群众之冷暖而奔忙，秀才们都自诩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说句官话，那真是“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也。小平爷爷看着是好的，就说：“国庆要搞个阅兵游行”，于是，就搞了个阅兵游行。北大很多同学都被编入游行队伍，像我这么英俊矫健的大好青年，则毫无悬念地被选拨到了仪仗队，用今天的话讲，那就是“超女快男队”啊。
仪仗队每次操练几个小时，踢正步不能差一厘米，挺胸脯要酷赛国旗班，真比一场球赛还累。但事关北大和国家荣誉，人人都觉得光彩，故大家都仿佛小猫玩线球一般，积极认真，尽心尽力。再说每次练队都有汽水喝，偶尔还有其他食品和物质刺激，另外还可以趁机结识外系的异性同学，互相帮助矫正身姿和肢体动作，连掐胳膊带捏腿的，从此结下革命友谊，岂不快哉！
一日，我等集结在那五四运动场，排成千人方阵，操演正步。骄阳似火，汗下如雨，而汽水久久不至。众学子不禁忿恚，始则怨言，继而粗语，终至集体鼓噪，止步罢练。在主席台上指挥的学工部领导不明原因，以为学生们怕苦怕累，便以大道理演讲一番，说国庆检阅如何意义重大，假如那天也这般暑热，难道同学们就像小脚女人一样裹足不前了吗？
全体同学热烈鼓掌，但就是一步不动。当时我与天津才子罗文华组织了一个非法的“击掌协会”，凡遇领导讲话不中听者，一律以节奏不同之鼓掌回应之。许多高层领导包括国家领导人，都遭受过我们的“礼遇”。有位高官讲邓小平思想时，把“小平同志马列主义的造诣很深”说成“造纸很深”，被我们连续鼓掌20分钟，4次变换节奏，直到鼓下台去。后来因叛徒出卖，东窗事发，温儒敏老师、李小凡老师表扬了我们的正义感，但劝我们提意见还是采用正常方式通过正常渠道，俺只好召集众死党，宣布协会使命完成，从此光荣解散也。
鼓掌两番，不见效果。某副校长一向平易近人，此时举着喇叭跑下台来，亲自组织队列。但学生们就像那条著名谜语说的：“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着骂着都不走——死狗”。还是没一个动的，物理系化学系那边的几十个人还索性蹲下了。
台上的某党委副书记火了，厉声斥责到：“我从没见过咱北大学生这么没出息！这点困难就把你们吓倒了。当年文革的时候，我们去大串连——哦，串连的事儿就不说了。当年我们去劳动，什么叫劳动？劳动、劳动，就是任劳任怨，一动不动。”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小声说：“对，一动不动。”附近的同学听了，遂一齐嚷道：“一动不动！”声音渐次传遍整个方阵，全体队员一齐有节奏地喊道：“一动不动！一动不动！”人人心里充满了一种“造反”的快乐。那位副书记听了，知道是自己说走了嘴，气恼得无法收场。他平时讲话口才不错，这次大概也是烈日之下晒糊涂了，想展示一下修辞，不料弄巧成拙，把局面导入了僵死状态。
这时，北大团委书记朱善璐老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他走到扩音器前，只说了一句话，就改变了局面。他说：“同学们，大家是不是渴啦？”
全场突然就安静了。接着，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渴了你们就说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道歉！汽水早就来了，我怕太阳底下晒热了，让他们搬到地下室去阴凉着，结果就给忘了。这个事儿其他校领导都不知道，完全由我一个人负责。现在赶快把汽水搬出来，不用按组来领了，同学们随便喝。这么热的天，同学们这么辛苦，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再次向大家道歉！”
北大无小事。小小的一瓶汽水，话说对了，一天云雾散，什么事儿也没有。而弄不好，则有引发学潮之虞。北大安，则天下安矣。
老朱这人，喜欢跟学生打交道，也有说话稍微啰唆的时候。但这一次处理得确实机敏干练。同学们喝完汽水，气就消了。老朱又说，大家如果累了，今天可以不练了，由大家自己决定。几个系的学生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还是练吧，于是仍然练到夕阳在山，人影散乱。
十一那天，本来只要求我们仪仗队由东向西进入天安门地段时，昂首正步，高呼口号。但队员们看见城楼上老邓、耀邦、紫阳等人向我们亲切挥手，广场上是人的海、花的海、歌的海，高天流云，心潮澎湃，感到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如此繁荣强盛，人人难以抑制满腔的激情。于是走过了天安门之后，大家没有一个人改为“齐步走”，整个队列继续刷刷地正步前进，那股劲头正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民族的期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就这样走过了中山公园，走过了西单，走向了木樨地。随后，就传来消息，后面的北大队伍中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本来这是违反纪律的，游行队伍不准擅自携带物品入场。但北大人就是违反纪律也要表达自己的心情。不论小平耀邦紫阳他们此后的历史如何评价，单说那一瞬，北大人是又一次把全国人民的心声，写上了历史的天空。
三、欢乐的校园
从1985年起，改革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脑体倒挂、官倒腐败等开始引起人们的警惕，但总体上仍然是“形势大好”，只有北大人那般的超级敏锐，才会有事没事，给国家骨头里挑挑鸡蛋。中文系的老系主任、古代文学专家费振刚先生，对我一向很欣赏很关照，但他有一次劝我们不要总归罪于政府时，一激动说到：“你们不要吃饱了事没饭干！”此话一时成了我们班的名言，只要听到别人的批评，立刻反唇相讥曰：“你不要吃饱了事没饭干！”
其实北大学生爱游行，爱“抗上”，爱标新立异表达个性，从来不是出于无聊或者私利。他们可能单纯幼稚，可能自视过高，也偶尔狂妄过头，应予适当打击。但他们主观上是一本正经地忧国忧民，不甘心吃饱了饭就拉倒的。书生给政府提意见，难免有不切实际的一面，所以80年代的游行，大多数虎头蛇尾，只是热闹一场，发泄一通而已。
最高兴的几回，就是晚自习时因为某个事件，群情激奋了，夜里10点多开始酝酿“造反”，人群在校园里越聚越多，绕着未名湖走上两圈，推选出头目，排好队形后，半夜向天安门进发。沿途喊上人大、北钢、民院、北外等兄弟院校，叫声“阿Q，同去同去！”于是同去，成千上万人浩浩荡荡，一路高唱崔健的《一无所有》，《霍元甲》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等，黎明时分杀到天安门广场。
此时各方领导早就夜不能寐，商量好了对策，天不亮便候在广场。等游行队伍一到，兴奋与疲惫兼具之际，领导登上高处，答复一通，勉励一番，表示接受意见，仔细研究，感谢莘莘学子的爱国热情，望广大同学搞好专业学习，继续为四化奉献青春云云。同学们鼓掌欢呼，歌声直上九霄。而亲爱的北京市政府，已经准备好上百辆大公交——多数是332和320，将同学们一列长龙，送回校园。但见旭日东升，霞光万道，上班的自行车流如潮水一般从车旁漫过，从东城、西城到海淀，只觉得满城喜气洋洋，党和政府跟咱知识分子心连心哪。
回到校园，没去游行的同学出来热烈欢迎，如同民兵欢迎正规八路那样，握手的握手，拥抱的拥抱，一片军民鱼水情。学校广播站宣布：全体同学辛苦了！各食堂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包子和小米粥，浴室免费开放，为了让大家补充睡眠，特此停课一天。……那时的校园，真是比过年还喜庆，可以说，那种心情，才是真正的“校庆”。经过那样的时代的人，能不爱北大吗？能不爱我们的国家吗？
四、油饼与包子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学习、锻炼、工作着。
我本科时住32楼416——提起32楼，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文系毕业生都会油然而生亲情。从谢冕、孙玉石、洪子诚，到陈建功、刘震云、李书磊这些名人，都在32楼住过。32楼在北大校史上，比起我吹嘘过的什么47楼，重要多啦。
每天清晨，我洗漱后，先到五四操场跑步一刻钟，再练习排球或篮球一刻钟，然后到学三食堂或“燕春园”餐厅为宿舍同学买油饼。我的“为人民服务”的据说是愚昧落伍的思想，是首先落实到为同学服务上的，所以打水、拖地、接新生、送老生、买早餐、买电影票之类杂事，我是有机会就据为己有的。
且说买油饼这事儿，二两的油饼，学三卖1毛1，燕春园卖1毛2。但中文系的男生经常要吃那1毛2的，皆因燕春园有位卖油饼的美女服务员，长得花容月貌，气韵绝俗——你想想金庸笔下的王语嫣应该长什么样，她就是那个样子。她仿佛不知道自己是美女，所以从来不“耍大牌”，态度总是极其幽雅而温婉。特别是穿着洁白的工作服，高挽着袖口，露出一段玉臂，用竹夹子轻盈地夹起油饼的姿势，如仙女采莲，如白鹭经天，非常优美，同学们都叫她“油饼西施”。那时没有选校花这一说，倘有的话，那第一名就该是油饼西施，第二名是图书馆文科大台的神仙姐姐——如今是某文科著名教授夫人，第三名是我们班的宁夏高考状元玛丽莲•芳丹，其余女生只能竞争第四名也。
然而油饼西施从来不笑，有时见她长睫闪动，朱唇微启，以为要笑了，但你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人家还是没笑。我们宿舍的两个大才子徐永和罗文华，据说各见她笑过一回，很令同学们嫉妒。本人去燕春园最多，为同学服务如此任劳任怨，却难见西施一笑，不禁深以为憾。于是，我树雄心，发宏愿，赖在北大不走，读了硕士又读博士，终于在29岁那年，看见她笑了。而那时，我在燕春园吃过的油饼，大约足有一千张了，这就叫“一笑千金”啊！——许多年后，我们83级汉语专业的哥们钟洋，从成都回北大来玩，我问他想吃什么，他说：“就去燕春园吃油饼和小米粥吧。”我说：“你丫想什么哪？燕春园？早没啦！现在改成农园啦，还让恐怖分子给炸了一回，要不是温家宝亲自来吃饭，都没人敢去了。”钟洋这家伙听了，竟然对北大同学的生命安全毫不关心，一个劲地问：“哎，那个油饼西施还在吗？现在还那么漂亮吗？”
每天吃完早饭，我还要再读半小时外语——那时的每个早晨过得何其充实，堪称“金色的早晨”啊。后来受老生们的精神污染——主要的罪魁祸首有文八一的胡伟跃、罗新，文八二的邱小刚、邹玉鉴、缪哲、王川等，慢慢开始睡懒觉，一直发展到日高不起，月落才睡，回想起来真是堕落也。
现在有些同学不喜欢听头两节课，但我们那时候是喜欢的，因为“有盼头”。上午一二节课后，食堂师傅骑着大板车，送包子到各教室楼门前。揭开雪白的被子，一车白嫩嫩的大包子，宛如白雪公主一般，香香地睡在那里。男女同学不顾北大学子的身份，饿狼般涌过去，围着包子车一顿疯抢——师傅操着延庆顺义口音，大声喊着：“一两面票拿一个，一两面票拿一个！”但总有人塞了一两面票却抓了两三个，这么干的男生居多。但我也曾目睹一位美女同学——后来见她竞选学生会，知道是地质系的——展开梅超风的九阴白骨爪，一两面票也没给，上去抓了六个包子就走了。此时满楼洋溢着猪肉大葱味儿，还有北冰洋汽水味儿，同学们仨一群五一伙，吃着、喝着，一边还讨论着西方哲学、先锋艺术，此情此景，使人感到要是不好好学习，真他妈的对不起北大啊。
五、吃饭与学问
现在有些学生，动不动就以“常识”来教训老师。而过去富有教学经验的北大老师，均须掌握这样一个常识：上午第四节，一般要提前下课，倘若晚了，必犯众怒，因为食堂的好菜，不到12点就会被抢光也。阿忆喜欢的红烧鱼，6毛，老孔喜欢的扒肘条，4毛——大片大片的肘子肉完全可以盖住6两米饭！大学食堂在学生身上，不能赚钱，只能赔钱——这是孔老师坚定不移的教育后勤理念。还有猪肉扒、辣子鸡、烧茄子、干烧肉等北大名菜，其美学效应绝不输于弗洛伊德和萨特也。
孔庆东同学又散布谬论说：“学问是铁，饭是钢。吃饭不兴奋，肯定没学问。”离下课还有10分钟，倘若老师不知趣，后面便会有学生用勺子敲饭盆，提醒老师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要平衡也。我们击掌协会，虽然自己不从事敲盆这种带有丐帮风格的庸俗举动，但一般是同情支持其他帮派敲饭盆的革命行动的，只要敲完了不唱“莲花落”就行了。
不过有一回，上钱理群的大课，大家都听得入迷，不愿下课，偏有一个外系来旁听的二百五，咣咣敲了两下饭盆，我回头道：“喂，你不听就走，请不要鼓盆好不好？”那哥们说：“走就走，什么叫鼓盆啊？”旁边的同学告诉他：“庄子的典故，就是死了老婆。”那哥们说：“你丫等着。”恨恨地去了。
中午打了饭，往往不能坐在食堂或宿舍里安静地吃，而是端着饭盆开碰头会。我除了窃据中文系学生会主席外，还是北大排球裁判协会的会长，北大电影协会的发起人之一，北大戏曲协会、城市管理研究会、市场经济研究会和医学爱好者协会的挂名理事等，所以午休是经常没有的。上下午八个课时，我经常排满，有的课没有选而是去旁听，历史系、哲学系、经济系、心理系的课，我旁听得多一点。没有课的时段，就去泡图书馆。本周各课所涉及到的书目，强迫自己必须好歹读完。这个规定使我受益终生，倘若当时不严格自律，毕业之后，哪里有时间去补读那么多的书啊？本科阶段学习不优秀的学者，学问一定不扎实，就是拿下10个博士学位也弥补不了的。我看见同宿舍的罗文华、宋平、何兰生等同学，废寝忘食地读书，就自己规定，一个本科生，要读800部本专业的书，200部其他专业的书，差不多一天一部——而且都要做读书笔记，才能饶了自己。那时图书馆有好几位老师都非常熟悉我，后来到中文系工作的任秀玲老师，多次跟我说：“你总泡在图书馆里，我还以为你是个研究生呢”。由于本科生只能借5本书，我就组织了一个书评小组，跟图书馆的盛小伟老师联系，请她特许我们可以借10本，享受研究生的待遇。
读书多了，学问与日俱增，吃饭睡觉，都倍觉香甜也。
六、中国的圣城
本科时期的晚饭，一般吃得比较从容而舒服，饭后有时候下棋打牌，或者边吃边玩。晚6点到10点的时间，一般用来上自习、写论文、听讲座和看节目。那时北大有个“世界经典影片200部回顾展”，我们中文系的很多人都看了100来部，加上读点书听点课，所以一般都培养出了较高的电影鉴赏能力。
晚上10点到11点，是约定俗成的干部或社团开会时间和各类牛鬼蛇神流窜沟通时间，整个校园一片活跃，吉他声、歌声、朗诵声、口哨声、笑骂声，此起彼伏。情侣们也双双走出教学楼，到草坪或者湖畔去谈心了。
然后是晚锻炼时间。我们宿舍精心策划，果断实施，从东操场偷来了整套的健身器材，包括大杠铃和小哑铃，每天夜里在楼道内练得热火朝天。每天健身虽然只有一刻钟，但效果十分显著，孔某人当年体无赘肉，胸肌腹肌块块饱绽。今日手摸肚腩，回首思之，不胜感慨唏嘘也。
接近半夜，每每还要加餐夜宵一顿。或煮袋方便面，或吃个馒头咸菜。楼下还有卖煎饼果子的，王怜花、贺照田一类的小资喜欢去吃。说到在宿舍里煮方便面，那就不能回避电炉问题。学校后勤部门严禁使用电炉，对待电炉如同日本鬼子对待八路军伤病员，经常铁壁合围、闪电搜查，许多宿舍的电炉和“热得快”之类都惨遭没收，有时还要处分使用者。身为学生干部，总不能让同学们寒夜饿肚，影响实现四化啊。
孔主席经过科研探索，发明了一项重大专利。到五四操场，抱回两块又大又厚的灰色泡沫砖，用螺丝刀在一块上面挖出螺旋型沟槽和暗孔，嵌入电阻丝和导线，即成经济、安全而又美观之大功率电炉也。以另一块砖覆盖整齐，上置脸盆，伪装成一个“卫生角”，则谁也看不出来也。即使正在煮面，后勤领导破门而入，也不过以为是一盆剩面放在砖头上而已。老皮同学在理工科知识方面一向颇为自负，见了孔主席的发明，也翘指称赞曰：“你要是当年的八路，能把鬼子给糊弄死啊！”当学生干部的，要是只想着不犯错误、迎合上级，不为广大同学谋福利，那毕业以后，很可能成为一个坏人也。此电炉一直用到本科毕业，连同健身器材，隔代传给85级同学，并谆谆嘱咐他们要传到21世纪，不知今日尚在否。
每天如果早餐二两，课间加餐二两，午餐4两，晚餐4两，夜宵2两，按此“最低标准”，一天主食便需一斤4两也。况且孔主席这等青年恶汉，每天消耗巨大，午餐晚餐有时候吃6两，课间和夜宵有时吃4两，即有时一天要吃2斤也。而每月饭票男生仅有36斤，如何能够？
解决途径有三：一是家里支援粮票，二是女生支援男生，三是少花饭票多打饭也。前两招此处不论，单说这最后一招，并非如上文所写那位九阴美女，不给饭票就拿包子也，那是不合咱读书人的规矩的。孔主席的拿手好戏是，待食堂即将关门之际，即中午12：25和下午17：55，只带1两饭票匆匆奔入食堂，到了米饭面条包子或饺子窗口，师傅会招呼说：“就剩这6两饺子（或包子面条）啦，你给3两饭票拿去吧”。可俺只有1两饭票啊，师傅摇摇头：“算了，都给你啦。”社会主义食堂，师傅想的不是赚钱，而是早下班早回家，又避免了浪费，俺每回便可省出半斤饭票了。俺当年听的经济课，是厉以宁先生亲自讲的，这就叫利用食堂产品过剩的危机，造成“买方市场”也。
还有在大桶里打米粥时，因为桶很深，米粒都沉在底部，所以用大勺一个海底捞月，打上来的都是干货。1两粥票，打上来的足有3两纯米，再买个馒头买个菜，就是很丰盛的一顿也。很多男生都擅长这么打粥，等少数男生“率先富裕起来”后，剩下的清汤寡水正好是女生喜欢喝的“纯粥”，男女一搭配，啥也不浪费，改革开放就是好哇。
另外俺还从张贤亮小说《绿化树》里学个坏招，用巨大的圆形饭盆打饭，师傅总会多给一勺半勺的，这就属于利用物理学上的视觉错误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心来“谋取个人利益”了。如此这般，我的饭票从未发生过危机，甚至还可以帮助他人也。
说不完的读书乐，写不完的吃饭情。我的本科岁月，就这样慢慢悠悠地流淌着。八十年代的北大，既没有政治上的阶级斗争，也没有经济上的贫富差别。吃饭便宜，买书便宜，看电影便宜。老师亲切，同学亲切，师傅也亲切。上学国家给助学金，毕业国家给分工作，个人生活上无忧无虑，“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所以多余的精力就忧国忧民了。在吃喝玩乐中，学了知识，长了学问，练了本事，还谈了恋爱。不说是“伊甸园”吧，也差不多。临近毕业时，我们已经感觉到，这个世界并不会一味这样幸福快乐下去，老天爷对我们可能是“将欲用之，而先乐之”，将来一定有很多激烈的、严酷的事件等着我们去参与、去选择。但是，我们都相信北大，不论经过怎样的风吹雨打，不论经过怎样的淘汰分化，他都是我们心中的圣城，是哺育了几代不屈的灵魂的，中国的耶路撒冷。
2008-3-20 于东京
作者简介：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祖籍山东，系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1983年自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世纪中国文学，从事现当代小说戏剧研究和通俗文学研究，兼及思想文化批评。近年来在央视百家讲坛、凤凰卫视等担纲主讲人，为新浪文化首席博主，曾在北大学生投票推选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已出版《超越雅俗》、《谁主沉浮》、《47楼207》、《空山疯语》、《井底飞天》、《四十不坏》、《匹马西风》、《笑书神侠》、《正说鲁迅》、《口号万岁》、《千夫所指》、《温柔的嘹亮》、《生活的勇气》等十几部专著畅销国内，并结集《孔庆东文集》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