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乃文化古都，首善之区，此地的人民识文断字者比较多，这大概是没有什么人反对的。不过，孔和尚20多年前就发现，北京的文化优势不仅体现在识文断字，其首要秘诀乃在于吃文断字也。
说到饭量，北京人是没多少优势可夸的，无论东北人民西北人民华北人民西南人民中南人民，都比北京人能吃。全国八大军区，有六大或者七大军区的饭量都超过北京。北京人在这方面也就有资格看不起上海人而已，说去上海吃饭，刚够塞牙缝的。东北人同意北京人对上海的看法，但要加上一句，到北京吃饭，也就够开胃的，刚刚把馋虫勾上来，饭已经吃完啦。不过根据健康养生理论，北京上海的吃法倒是合乎科学的。特别是北京人，将一个“吃”字发扬光大，“吃”的宾语已经不限于普通食品，而是嘴大吃八方，天地万物，无所不吃。像鲁迅说的“吃人”，周作人说的“吃烈士”，百姓们说的“吃瓦片”，干部们说的“吃老本”，还有电视里常说的“吃透中央精神”之类，咱且不论，今天单说说这个“吃文断字”。
咱们由浅入深，从吃的东西开始说。您注意过没有？北京人把“西红柿”叫做“凶事”，或者“星势”。
“喂，侯大妈，干嘛去您哪？”
“哟，他齐婶儿呀？这不，我买点凶事去！晌午要吃凶事鸡蛋面。”
“噢，您买星势去啊？您瞅我这刚买了一大堆，您早言语一声，我给您顺便带回来不就齐了？您瞅这星势，个顶个小包子似的，多俊哪！”
听出来了吧？西红柿还没做成鸡蛋面呢，就已经被吃了一大口。被吃的部分并不一定是个完整的字，更多的可能是某一字的韵母和另一个字的声母。被破坏掉的家庭再重新组合，就形成了一种新的音节。例如“西红柿”，“西”的韵母吃不吃掉没关系，但要把“红”的声母吃掉，这样一组合，就出来了“凶”，但声调却由“西”来决定，“红”没有发言权，仿佛孩子要随父亲的姓一般。如果把“红”的韵母也吃掉一点，就剩下一个后鼻音，那就出来了“星”。北京人从小就习惯了这种“多吃多占”，千万不要以为北京人的普通话是最好的。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看见课本中的“西红柿”，还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那是“识文断字”的需要；等到一长大，他们看见“西红柿”的时候，不再是三个字，而是一个完整的词儿，这个词儿的发音也是现成的，凶事，或者星势。这时候，就进化到“吃文断字”的阶段啦。
您学会了怎么吃“西红柿”之后，基本可以举一反三。比如涮羊肉，就叫“霜肉”；花生豆，就叫“欢豆”；口香糖，就叫“烤恩糖”；摄像头，就叫“上头”；洗衣粉，就叫“洗粉”；北京大学，就叫“本大学”；您家电话如果是82924171，就可以说成是“班儿，卷儿，消，敲”……
所以不论您的普通话多么好，只要不懂“吃文”的秘诀，一到北京，就被发现是外地人。而且您的普通话越好，您就越进入不了北京人民的圈子。当年台湾要派几个特务来炸天安门，知道他们的港台式国语不正规，就命他们每天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刻苦学习了一年多的普通话，几乎达到夏青、方明的水平了，然后空投到北京郊区。不料刚进永定门，就被逮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问路时，问的是：“天、安、门，怎么走？”而北京人从来不说“天安门”，北京人把“天安门”叫“天门”！您要是自作聪明以此类推，准以为北京人把“地安门”叫“地门”吧？错啦，“地安门”不叫“地门”，而叫“电门”！您跟着电台学，哪天才能学到这么高的水平啊？就算您天安门、地安门都学会了，那个“怎么走”也必定露馅，因为北京人说“怎么”的时候，那个“么”只做一个口型，很像广东话里“五”的发音，相当于“怎”字发出之后，闭嘴呼气，摆一个面部pose，显得潇洒、有范儿。特务要是能学到这个程度，就不吃特务那碗饭了，改行当语言学家啦。
北京人说话，注重的是整个句子的音乐性，注重的是音节的起伏、平仄、变化，为此就要调整句中字词的具体发音，有时甚至要牺牲一些音节。这本来是文化中心地区的高级语言现象，说话的意义超越了一般的“传递信息”，进入了“艺术表现”。所以用北京话写的小说，语言精彩，适合朗诵，传播范围最广，北京人也每每以此自豪。但万事万物都过犹不及，北京人在自己的圈子里约定俗成，不会误解彼此的语意，一旦与外地人口头交流，则容易造成信息传递障碍。除了抓间谍抓逃犯这种场合，只会增加与外地同胞之间的隔阂。特别是很多公交车的售票员，按照北京人的习惯报站名，外地人往往听不懂，意见很大。这是严重影响首都形象的问题之一，而我发现，多年来没有一位北京市领导注意过这个问题，大概他们从来不乘坐公交车或者大多不是北京人吧。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地人和外国朋友问路，热情的北京市民指点得很详细，可人家经常听不懂，反而是很多大学生志愿者中的外地人，表达得更清楚。
举几个北京售票员报站的例子。比如“广安门”叫“关门”，“玉渊潭”叫“冤潭”，多么顺溜！“白石桥”叫“白r桥儿”，“灯市口”叫“灯r口儿”，中间那个“石”和“市”只摆一个卷舌的舌位，但不发出声来，多么优雅！“八王坟”，叫做“邦坟儿”，八王联合成立了一个邦，坟里还生出个儿子来，外地人真是听不懂啊、那叫一个自卑啊，学了二十年普通话，看了三十年的央视，还是没文化呀。
北京话词汇的重音一般在最后那个字上，讲究的是尾韵悠扬，为了突出这个尾韵，前边就要弱化，甚至尾部也要改造。普通话中的“小营”如果儿化，应该是“小营儿”，可北京人却叫“小爷儿”。北京人有时候把“小姨”都叫“小爷儿”，过分贪图省事，多发个鼻音都不肯。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趋势更加明显。老北京人说“醋皮儿”和“醋瓶儿”还是有区别的，而现在北京胡同里的孩子，“瓶”和“皮”经过儿化以后的发音居然是一样的了。很多语言学家虽然注意到了这个语音问题，写了若干论文，画了若干曲线，统计了若干数字，但因为专业划分太狭窄，不能打通语音和语意，不能从文化上加以阐释，科研成果也就不可能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具体方针政策也。北大林焘和沈炯教授的《北京话儿化韵的语音分歧》（《中国语文》1995年第三期）是一篇很好的参考论文，经过北大中文系对北京市25个点，449人的调查分析，80%的北京人对“把儿”和“瓣儿”的发音是一样的，“小褂儿”和“小罐儿”的发音也是一样的。还有很多人把“小车儿”说成“小吃儿”，“娘儿俩”说成“泥儿俩”，把“跳绳儿”说成“跳神儿”，这样说的本来多是文化低的普通市民，但近年来很多缺乏语言学知识的文化名人也这样说，企图表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因此颇有扩大化的趋向也。
有的语言学家说，北京人把太阳叫“老爷儿”，是为了表示对太阳的崇拜，像尊重爷爷一样尊重太阳，这恐怕是望文生义的鲁莽推理。其实北京人说的是“老阳儿”，表示亲切随便而已，至今一些郊区的老人还这么叫。但由于贪图发音省事，逐渐把韵腹a给省略掉了，就变成了“爷儿”的音。这么发音，北京人自己觉得很俏皮，很机灵，而外地人听起来，未免感觉有些轻佻，有些夜郎自大。更主要的，是信息无法沟通。比如一个外地人要到“霍营”去，售票员报出“火爷儿”时，乘客怎么能知道这就是自己要到达的那一站呢？
所以孔和尚曾经说，全国省会以上的大城市中，报站最好的是广州，最差的是北京。广州人知道自己普通话不好，所以非常认真，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下一见，系广究火切见啦。”即使发音差到这种地步，你仍然明白到了什么站。北京人绝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天生说的就是“标准普通话”，所以最不认真。有一条公交线路上有三个站：竹园、菊园、植物园，北京的售票员报出来都差不多是“竹园儿到啦”，要说差别，用北京话讲，仔细听也略微有那么“一星半点儿的”，但外地乘客十有八九要“崴泥”。这种“报站文化”，能听懂的承认那是俏皮的艺术，听不懂的感觉那就是嘴里含着个鞋垫儿，想吐又吐不出来，难受死了。
有一次我去北京音乐厅，上车后就问年青的女售票员该到哪站下。售票员扬起秀气的面孔，清脆地说：“就到稀了糊通。”我奇怪地问：“到哪儿？”她说：“稀了糊通！”我追问：“麻烦您再说一遍，什么站？”她睁着水灵灵的大眼睛，奇怪地看着我：“就到稀了糊通啊！”我不好意思再问了，开动俺这北大博士的脑袋，把脑浆子晃了七八个周天，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她说的是“西绒线胡同东”！天哪，把“毛主席”说成“毛r席”，把“孙悟空”说成“松空”，这都可以理解，好家伙，您把“西绒线胡同东”六个字愣给合并成“稀了糊通”，这是得多少语言学家联合攻关才能解决的高科技难题啊。
既然话说到这儿，孔和尚顺便给外地朋友再提供若干北京话的常用站名儿吧。西二旗——线儿旗，西三旗——仙旗，珠市口——珠儿口儿，体育大学——颓大学，清华西门——蛆娃修门，永安里——冤里，平安里——骈里，大望路——肚昂路，大北窑——大比獒，木樨地——墓地，五棵松——武松，圆明园——圆蜜庵儿，动物园——动员儿，蓝旗营——兰情儿，长安街——馋街，南长街——南城斤儿，北小街——表鸡儿……以上仅是孔和尚经常去的并且当场认真记录的，此外还有很多，您就举一反八，活学活用吧。
语言交际实践中，适当的“吃文断字”是合理的，普通话和其他方言都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巴蜀方言把“作啥子”急读就成了“zua子”，东北方言把“干啥去”急读就成了“尬蛤气”，港台国语把“这样子”急读成“酱紫”。台湾把某个粗口词，音转成“哇塞”，北京话把“丫头养的”简化成“丫挺的”再简化成“丫的”和“丫”，淡化了不文明的意味。只要不影响信息传递，都应顺其自然。但孔和尚既然居住在据说很伟大的北京，就希望北京人带头说一口标准的、全国人民都听得懂的普通话，不要自以为天生标准，实际上人家听了很侉，结果搞得彼此都“稀了糊通”，隔阂越来越深，那可就早晚要出“凶事”了。
本文发表于《博览群书》09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