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意识到是在梦里，父亲发来了电子邮件，让我给他保存一份什么档案。
我想可能是做梦，搞错了吧？就去查是不是父亲来信了。哦，果然猜对了，父亲寄来了一些发黄发紫的他的个人档案，要我好好保存。
我想父亲真够相信我的，这般重要的东西，怎么就放心让邮局给递送呢？他大概是太想我了吧。于是便到厨房，对正在做饭的母亲说，您回哈尔滨看看我爸去吧，他一个人，又那么大岁数了，生活很不方便哪。
母亲说，我才不回去呢，那老东西，脾气那么倔，什么都跟我拧着来。他不就乐意一个人么？我不回去，我在你这儿多好啊。
我说，回去看看吧，他都80多岁了吧。
母亲说，可不是嘛，他死的那年70，今年可不80多了嘛。
啊？父亲死了吗？我冷不丁浑身一惊。只见满头白发的父亲，笑容满面地看着我们。
是的，父亲早已死去十多年了。那么我现在，这还是在做梦呀。父亲死的时候，哪里有什么电子邮件，连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电子信箱呢。
这回梦醒了，但是睁不开眼睛，因为眼睛里早已充盈了泪水。
我半梦半醒地掀开被子，呆呆地坐起来，听见外面刷刷的雨声。撩起窗帷，已经是暮色沉沉。东京秋天的暮雨，下得正急。
这几天工作非常累，每天只睡5个小时。今天下课回来，便想小睡一会儿，晚上好继续工作。明天报名了一个旅游团去看红叶，放松放松疲惫的身心。
然而这个梦，再次提醒我，该写那篇文章了吧？该写下那四个无数次涌上心头的字了吧：想念父亲。
是的，这个题目，我多少次在心里念叨着。在路上，在车里，在烈日下，在风雨中。但是总不知道如何下笔，有时都快要写了，随即便陷入了那个“想念”里去，写文章变成了回忆往事的检票口。日语把“检票口”叫做“改札口”，那意思很有趣，颇像我们写文章，持着一个“札”进去之后，“札”的性质就“改”了。今天这一回，我估计八成还是开了个头，终于什么也写不成的。
父亲叫孔宪之，生于1925年，属牛，属得其所，一辈子是个牛脾气。他有个姐姐，就是我的姑母孔宪秀，比他大4岁，88岁才去世，我身在日本，不能前往，可能这也是我梦见父亲的一个征兆吧。
天下孔姓分60支，我属于最正宗的“圣人支圣人户”。我的58代祖是衍圣公，名叫孔公鉴。我就是孔公鉴三弟孔公镗这一支的孔子第73代后人。我的祖父孔昭礼，是家族里的长子，下面有3个弟弟。大概各家的事务都归他总理吧，我的祖父就被称为“甩手掌柜的”。根据父亲和堂叔们的谈论，我判断祖父的生活水准，起码是个富农。因为家里有车马，有买卖，还有雇工。祖父不用亲自劳动，兜里经常有零花钱给侄子们。整个家族里都很尊重他的威严，即使晚年，祖父到哈尔滨住在我们家的那几年，堂叔们仍然对他毕恭毕敬。
可是我家祖孙三代填表的时候，出身栏却一向填的是“贫农”。当年父亲在淮海战场上入党，组织上问他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搞不清楚那个成分的“标准”，说是地主富农似乎不好，要说是贫下中农吧，又觉得有点丢脸。把家里说得越穷越好，穷得连耗子都饿死了，那是文革时的极左毛病；把家里吹得越富越好，富得耗子都跟姨太太睡在一张席梦思上，那是野蛮发展观时代的极右毛病。父亲拿不准家里的阶级成分，就摸着石头过河说：“是中农”。
不过这个成分可不是自己说了算的，组织上是要写信调查或者派人外调的。那个外调的同志到我们山东老家一看，我祖父光棍一个，出无车，食无鱼，地不过两亩，房只有一间，院里不见鸡鸭犬，墙上挂满地瓜干。这位同志回去就吼道：“老孔，你家算什么中农啊？你家也配中农？你家比我家差多了。改过来，贫农！”就这样，我家的成分被“改札”为贫农了。
父亲每次讲到这一段，有些惭愧，又带着点得意。那惭愧是缘于被人家揭穿了虚荣心，“明明家里穷，装什么中产阶级啊！”而那得意，则是因为此后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实惠。贫下中农成分为主的工人阶级，实际上构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产阶级”，他们政治上受尊重，生活上很安逸，大锅饭，铁饭碗，衣食住行无忧，生老病死有靠。所以，艰苦奋斗建设新中国家底的也是这批人，逐渐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和警惕性，养育了新生资产阶级的也是这批人。
父亲出身贫农，又是山东老八路，三野的解放军，后来是工人老大哥，再加上有文化，那种政治上的自豪简直是牛气冲天。但就是这种自豪，使得他不求上进，贪图安逸，在吃吃喝喝与骂骂咧咧中享受完了他的后半生。从大多数人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遗憾。但我想从他自己的角度看，也未必不是一种幸福。革命胜利了，老子就要享受它几十年的革命胜利果实，父亲不正是用自己的后半生实践了这一理论吗？尽管他所享受的，不过是普通的酒肉和普通的闲适。但是一个基层的工人，能够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几十年沉浸在这种生活里，强大的国家，平等的社会，稳定的收入，纯朴的人情，你就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时代。
可是我一直有个疑问，祖父的那些车马、那些买卖，都弄到哪儿去了？怎么偏巧在解放前夕，他成了一个贫农呢？70年代我第一次回山东老家，乡亲们衣食无忧，精神面貌也愉快乐观，但是村子里还没普遍通电，多数人都不穿内裤，平时也很少吃肉，看得出大家都是穷人出身。只有我祖父，吃穿都讲究，出入有威仪，咳嗽一下都带着金玉之声，上厕所系腰带都是舞台动作。他在哈尔滨我们家里，整天眯着眼睛，拿着一柄小木梳，梳理他那部花白的长髯。梳好了，睁开一对忽然间变得很大的眼睛，就去下馆子。我父亲几次跟他吵架，都是因为发现他自己吃独食，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我怎么看我爷爷，都不像是个“贫下中农”啊。
后来把我们家族的材料联成一片，慢慢想明白了。祖父兄弟4个，还有远远近近堂兄弟一群，本来都归他管。可是后来分了支，特别是其中很多家“闯了关东”。在黑龙江的富锦县，盘踞着我们家相当大的势力。大人们说到“富锦”，就像说家里的一个买卖似的，他们会说“我到富锦住几天”，“到富锦那边要点钱”什么的。在哈尔滨和鹤岗，也有零星的几家亲戚。不论谁家，都似乎跟我祖父发生过金钱方面的来往。而且我的祖母很年轻就去世了，父亲又当兵在外，祖父对侄子们是比对我父亲更加疼爱的。到底是他自己有意散了财，还是大家一起“帮助”他散了财，都无所谓了。反正解放后，我祖父也一直过得很幸福。他是一个有威严、会享受的“贫下中农”，女婿是枣庄煤矿的矿长，儿子是老八路，每月给他寄10块钱，晚年还到哈尔滨这么洋气的大城市住了几年。因为害怕火葬，又回到山东。去世之后，子孙千里奔丧，披麻戴孝，完全按照封建礼教将他土葬入殓，可以说是一生无悔啊。
我祖父喜欢新社会，说新社会“喜气”，但也偶尔怀念旧社会。他经常听了什么广播后，操着一口苍老的鲁南话，深深感叹说：“毛主席，了不起啊！”但偶尔又加上一句：“就是火葬这个事儿，瞎胡闹——中央有奸臣哪！”每次中央或者黑龙江什么路线斗争胜利了，打倒了某个政治人物，或者会议代表的排名发生了变化，爷爷都很高兴地要喝酒，以为跟他作对的那个奸臣被揪出来了，火葬很快就要取消了。可是过了一段，仍然不见动静。爷爷就瞪着父亲说：“这个奸臣，还是木（没）揪出来呀！”父亲虽然也一脑袋封建思想，但在火葬这个问题上，还是受党教育多年，能够坚持唯物主义立场的。他烦躁地对爷爷说：“你就是迷信！土葬火葬不都一样嘛？人关键是活着的时候，多吃点肉，多喝点酒，死啦就死啦，土葬你也木（没）什么吃，火葬你也木（没）什么吃呀！”爷爷一拍桌子：“畜牲！”
他们父子俩很少能聊到一块儿，因为立场相距甚大但脾气却同样暴躁也。后来爷爷对我母亲流泪说：“东儿他妈，我不能在哈拉滨老啊，我要是在哈拉滨老，那个畜牲就把我烧成灰儿，冒青烟儿啦。我还是回关里家老吧。”爷爷告别了老刘家和其他邻居们，带着他的私房钱和我母亲又塞给他的几十块钱，回关里了。关于祖父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就一点也不知道了。
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4岁，所以他从小缺乏母爱。缺乏母爱的典型表现是，平时好像很暴躁，但对人间柔情特别敏感，看了忠臣孝子啊、扶老携幼啊、生离死别啊之类的好人善事就容易落泪。落泪有损英雄形象，于是就尽量回避人间柔情，装出野蛮粗鲁的样子，对什么都大咧咧地吆喝一番。看电视如果遇到柔情蜜意的场面，马上就换频道，嘴里嘟囔着：“妈了巴子，演得什么玩意儿！”其实心里是很想看下去的。我估计他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肯定会看那些感情戏，很可能还会咧着嘴呜呜地哭。但我们一出现，他立马就装成个老虎。
父亲填表“文化程度”一栏，写的是“初中”，其实他念的是私塾。他看不起现代教育，但知道“初中”比“私塾”好听。他自幼学的是三百千和四书五经，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物，就是一册《朱子格言》和几册四书。父亲认识很多生僻字，比如苶、豸、弁、丼，拿根棍子往地上一写，全楼都不认识，于是个个敬佩：“人家老八路，就是有文化呀！”父亲很得意，经常翻着本《四角号码字典》查来查去。我上小学前就会查四角号码了，“一横二竖三点捺，四叉五插方块六，七角八八九小小，横上一点是零头。”用四角号码查字，不但使我能够迅速记住字的结构，而且使我对汉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上了北大中文系，见古典文献专业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就是查各种工具书，听到几个同学念念有词地背着：“一横二竖三点捺”，我觉得十分好笑。现代教育看做很高级的东西，其实人在童年就可以掌握，谁说教育是越来越“进步”呢？后来再听他们背“一横二竖三点捺”，我就接着捣乱说：“四关五马六张飞。”
认字读书的功夫，我很快就超过了父母，但写字却是我的软肋。小时候是“大划拉”，现在是“划拉大”。我父母的字在一般人里，算是写得很好的。母亲的字比较秀丽，带点小资气息；父亲写毛笔字起家，后来改用钢笔，所以他的字工整规矩，藏锋转笔都一丝不苟，如同部队出操。父亲经常骂青年人的字“写得跟狗爬似的”，这个我没法反驳。但是有一次他骂骂咧咧了一阵，见我不理他，忽然放低了声音说：“你那个字儿写得乱七八糟，将来你批文件儿，让下级笑话。”我由此知道，老头子原来有“望子成龙”的思想，希望他的儿子当官呢。我虽然颇有看不起老头子之处，但对他一生抗上，从不溜须拍马，是暗自敬佩的。也许我早就萌生了这样的潜意识，我要本事比你强十倍，还要比你能抗更大的官。你不过骂的是几个厂长局长，我将来要骂的官，比他们大百倍！
父亲说话直截了当，并非是他牛脾气天性一味粗鲁。一个原因是我祖母早逝，我祖父又不怎么照看他，自由散漫惯了；另一个原因是多年的部队生活，纵容了他的炮筒子性格。抗战时期，山东是形势最复杂、斗争最残酷的地区。村上经常过队伍，很多青年跟着走了。有的跟着国军，有的跟着伪军，有的跟着土匪，父亲不知是觉悟高还是运气好，跟上了八路军。可是八路军也很封建，一听他姓孔，不敢要他。因为山东老家一直信奉着“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孔子后代不论富人穷人，都是尽量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当兵的。近代以来传统社会解体，人民生活日窘，渐渐地孔姓之人也难守此训，做官经商者日多，但当兵还是一条大忌，往往要下大决心，或者改姓，或者更名的。
我父亲坚持要“参加革命”，并亮出了自己的硬件——私塾出身，相当于初中文化。八路一听，被雷住了，因为他们指导员才小学毕业。于是从不敢要，到几支队伍抢着要，最后费县县大队用一颗美国花瓣手雷收买了我父亲，给他们当了文书。我问父亲那颗手雷呢？炸死鬼子了吗？父亲说太漂亮了，全县就那么一颗，是刘少奇送的，舍不得扔，后来让一个女八路给偷去了。我想也许不是偷去的吧，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呢！
父亲讲过很多他们打鬼子反扫荡的故事，但我觉得都没有电影上演的好看——儿子永远觉得媒体比爸爸强。特别是父亲居然没有跟鬼子拼过刺刀，真没劲。多年以后方知，父亲讲的，才是真实的战争。比如半夜突然被鬼子包围了，抄起枪和手榴弹，嗷嗷叫着一边乱打一边就往外冲，等天亮一看，有光着脚的，有光着腚的，有嘴里叼着鬼子耳朵的，有手里拿着鬼子肠子的。我小时候觉得，爸爸这伙八路军，这仗怎么打得这么丑陋？这么恶心？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跟电影上的李向阳、赵勇刚他们比，简直是一群土鳖。可父亲老是爱讲这些，还说什么拼刺刀是拼不过鬼子的，如果没子弹了，就抓一把土往他们脸上扬，然后扑上去就咬。我心想这都是什么损招啊？电影上的八路都是一个人挑翻七八个鬼子，怎么到我爸他们这儿，改成流氓打群架了？
今天再想父亲所讲的场面，乃深深体会到那是何等的惊心动魄。每一秒钟，我的父亲都可能没有了。把那个场面千百倍放大，每一秒钟，我们中华民族都可能没有了。
讲到解放战争，仗打得就轻松多了。父亲最叫苦的就是走路，一黑夜要走一百多里山路，走着吃，走着睡，走着撒尿。涟水战役华野失利，父亲他们被一路从苏北追到鲁南，国军离共军的尾巴只有5分钟的路程。有的战士跑到路边拉泡屎，就被俘虏了。父亲不爱看《南征北战》，说：“妈拉个巴子，一点不真实！”在我们看来，那已经是最真实的战争片了，里面共军死了很多，国军很威风，而且是解放军真枪实弹演的，里面的影星仲星火还差点被打死。父亲叨叨说：“我的这个气管炎，就是南征北战，让国民党撵出来的，他怎么不给演？陈老总说了，不会跑路能打胜仗吗？他光演打胜仗，我遭的这个罪为什么不演演？”但是讲到孟良崮全歼74师，父亲总是眉飞色舞：“奶奶的，这下可报了仇了，让你撵！三万多王八犊子，连张灵甫，带摊煎饼的，一个没跑了，全他妈收拾了！”
山东战场的几个战役之外，父亲主要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淮海战役中，父亲一个人押运二百副担架过黄河，没损失一个伤员，立了三等功。我小时候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跟董存瑞比差多了。多年后我有一个机会，护送十二副担架去医院，刚过马路就丢了两副，到医院一数，还剩7副担架5个伤员。想想父亲当时上有敌机下有敌兵，民工都是乌合之众，而且伤员都脾气暴躁，神智不清，圆满完成任务确实不易。父亲说很多伤员疼痛难忍，就打护士，护士因为没有麻药，就流着眼泪任伤员打。这时候父亲大喝一声：“妈拉个巴子！你是国民党啊？国民党才打人啊！”这句话往往比麻药还管用，可见“国民党”一词当时已经臭到了什么地步。
父亲还抓过一批俘虏，我跟很多人讲过。有个电影里演过类似的情节，不知道编剧是不是辗转听到了我说的故事。一天夜里父亲他们排睡在坟地里，天蒙蒙亮时对面的哥们过来借火抽烟，火柴一亮，彼此发现是敌人，父亲他们手疾眼快，先端起了枪，结果俘虏了一个连的国军。父亲的立功表上有一项四等功，我估计可能是这件事。
后来的渡江战役就没什么可讲的了。父亲说国民党真不禁打，他妈的成群结队主动来投降，你想立功都没机会了。另外把我们的猪肉白面都吃了，那时的规矩是，反革命吃猪肉，新革命吃豆腐，老革命吃白菜。王八犊子们一传十、十传百，都投降过来吃猪肉，他妈的反革命反成祖宗了！我们这些老革命，端着白菜窝头在旁边看着，干生气木办法。还有林彪的四野、刘伯承的二野，也都渡了江，都赶来会大餐，其实凑什么热闹，陈老总一个人就够了。
父亲不懂全局的形势（其实读读毛选就明白的），也似乎不知道三野的很多战事都是粟裕大将指挥的，他就对陈老总一个人愚忠，可见当时陈毅的个人魅力也是我们研究军史时不该忽略的。渡江后父亲不在先头部队，就一路跟着“捡洋落”。父亲领着一群山东哥们，胳肢窝里都夹块木板，上写某某县人民政府，等部队把那个县一占领，某位哥们就去挂牌办公了。所谓山东干部遍天下，就是这么来的。
父亲到了苏州，就止步了。他讲到苏州，一个是大米真难吃，一个是大姑娘真难看。第一条我和我妈都赞同，因为粮店里卖的南方大米，东北人都不爱吃，宁肯吃粗粮，也觉得比那“籼米”香。第二条我不大相信，人们都说苏杭出美女，俺爹咋说不好看呢？母亲说父亲是土包子没见过世面，他心里就知道那些“山东大妮子”。后来我想人在战争年代的审美观可能具有独特性，比如林彪就认为锦州出美女，此乃亘古未有之论。人家毛主席明明说了：“锦西那个地方出苹果。”他林彪非说出美女，就因为锦州是林彪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场。俺爹说苏州大姑娘难看，到底是在苏州遭受了什么挫折，影响了他对苏州妇女的观瞻，还是正话反说，本意是苏州大姑娘真好看呢？他在苏沪一带停留了好几年，但是具体做什么工作却语焉不详，只说过康生到苏州，他参与过警卫布置，每条胡同一挺机枪。我到苏州住在观前街时，晚上出去在胡同里溜达，想象着当年父亲也在这些石板上走过吧。
1953年，父亲被调到东北，准备赴朝参战。但还没过鸭绿江，停战协议就签字了。父亲吹牛说美国鬼子要是再不签字认输，等我过了江，哼，三八线就划到妈拉巴子美国了。父亲以为三八线就是用“三八大盖”步枪划出来的一条分界线而已。他很爱看抗美援朝的电影，可能是因为自己不曾参加，看着过过瘾。
然后是大裁军，父亲转业到鹤岗（他们山东人念“豪岗”），后到哈尔滨，当了个小厂长。他50年代的历史我很不清楚，看他履历表上没犯过任何错误，但官却越当越小，这一点不像陈老总，倒是像贺老总。到我出生时，他只在豆腐厂当了个车间主任，虽然说相当于分厂长，但职权是很有限的，也就能决定把豆腐渣卖给哪家养猪的，所卖的钱还不能私吞，而是全体工人一起喝酒用了。
从我小时候的角度来看，父亲生活的最主要内容就是喝酒、聊天、骂领导、打儿子。他对待邻居同事都超级友善，别的孩子欺负我，他总是先揍我一顿，再去给人家道歉。外面遇到的任何人，他都能拉到我家来喝酒，不管家里有没有菜。他所骂的领导也到我家来喝酒，但他还是照骂。动不动就说：“老子是抗日干部，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打天下，你们他妈的坐享其成，走后门，不要脸，都是修正主义王八蛋！”其实他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他骂人家的所谓走后门，不过是送孩子参个军或者一斤肉票买二斤肉之类。他就这样慢慢得罪了很多“当权派”，文革时被人家批斗了多次。所以他70年代以后，经常骂文革，他认为的“文革”，只是66、67、68这三年。他把很多看不惯的事，都归罪到文革头上。比如我一顶撞他，他就说文革教坏了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一点不孝顺！我心想那你顶撞我爷爷，是谁教坏的呀？他还不喜欢简化字，说文革把字都简化了，他还得重新适应，写出来一点没文化。但他写自己的名字时，从来不写那个“宪”的繁体；写我的名字时，也不写那个“庆”的繁体。他不知道简化字古已有之，民国时期就曾经公布过，新中国颁布简化字表也是文革以前的事情。他还看不惯青年男女手拉手“压马路”，说妈拉巴子文革把你们都解放成流氓了，大白天就手拉手，这不是国民党吗？其实哈尔滨风俗欧化，男女交际相对开放，文革前后基本没什么变化的。
文革后期，各城市都组织了工人民兵，相当于武警，人家就把他调去当了个分部的副总指挥，实际意图是省得听他骂人。他干得挺得意，弄了支卡宾枪放在家里，还偷了几粒子弹。说当年有支三八大盖就不错了，第一次看见卡宾枪还是陈老总的警卫员身上背的。过春节的时候，趁着满城鞭炮震天，他让我冲天打了一枪，笑着说：“看你那个熊样，当兵不行啊，当个司令还行。”
他管民兵期间，是有点实权的，抓捕过不少著名流氓大盗。那些人没有一个恨他，更没有人在我身上报复。因为抓到之后，他总是去亲自审讯，把人家臭骂一顿，讲一番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和你妈生你多么不易的大道理，最后问人家，你对得起毛主席、对得起陈老总吗？人家肯定痛哭流涕地说对不起。他就让人家写检讨书，按了手印，然后就放了。其中有几个还真的改邪归正了，父母拎着鸡到我家感谢。父亲说这不算走后门，把鸡收下吃了。
文革过后工人民兵解散，他回到豆腐厂，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副主任他不愿意当，工人他当不了（因为不会做豆腐），岁数也大了，就当了打更的。人家更夫都是天一黑关门睡觉，他却认真得很，兜里装根麻绳，夜里起来巡逻多次。他很会抓小偷，虽然上了年纪，身体又很胖，却能三下两下把一个小伙子捆得结结实实。他曾经酒后把我一只胳膊绑在桌子腿上，我用另一只手怎么解也解不开。他几次要教我这种绑人的功夫，但我出于逆反心理，没学。
父亲抓到小偷，还是喜欢给人家训话，然而这已经是改革开放时代的小偷了，不管黑猫白猫，偷到荤腥就是好猫，谁还听他那套叨叨令？他最生气的，是有一次那小偷居然还反过来训他：“我说大叔，你让谁给忽悠啦？你还真把这工厂当成你自个的啦？你还以为这是毛主席的年头啊？我把话放到这儿，用不着我偷，这工厂出不了十年，肯定有个大号的贼，整个浪地、一根毛都不剩地，把它偷喽。你爱信不信！说句实惠的，大叔，趁着现在都虾蟆哈吃眼的，你也赶紧往家划拉点，将来人家一动手啊，你想吃屁都赶不上热乎的啦。”父亲听了大怒，给了那小偷俩嘴巴。我没在现场，但我估计那小偷看俺爹的神情，大概跟鲁迅《药》里夏瑜看红眼睛阿义差不多吧。
或许是打小偷的报应，父亲最心爱的东西被偷走了。90年代初，他兜里揣着他的转业证，他的军功章，还有一枚淮海战役纪念章和一枚渡江战役纪念章，去老干部局上访，结果在公交车上，连同钱包一起都丢了。他写信告诉了我，我感觉到他的心在流血。我不能怪他粗心大意，我愿意用在北大刚得的一千元头等奖学金，买回那些金色的档案，双手呈放到父亲的面前。但父亲也知道这只是幻想，他之所以告诉我，是他知道，这世上只有我懂得他的心有多痛。
父亲此后变得更懒了。我家住在五层，马路对面是哈工大巍峨的克里姆林宫风格的主楼，我们窗下是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市场。父亲退休后，经常痴痴地遥望窗外。哈尔滨的豆腐衰落了，哈尔滨的纺织衰落了，哈尔滨的军工衰落了。坦克厂生产的拖拉机，竞争不过乡镇企业；导弹厂生产的麻将，竞争不过郊区的农民；飞机厂生产的自行车，连成本都收不回来……我料他定是想起了那小偷的预言。父亲是个平民，也甘当平民，但他是见过世面的胸怀天下大事的平民。外人只见他喝酒骂人吹牛，不知道他几十年读书读报，感情有很细腻的一面。他年青时玩过摄影，玩过集邮，玩过钟表。他喜欢史地知识，经常拿着放大镜研究地图，他知道所有的省会和全国的铁路干线，能背出几十个国家的首都。他高兴时也能说几段子曰诗云，还会点简单的乐器。他并不赞成我选择文学专业，也不懂“中文系”是干什么的，但我上北大后假期回家，他总是拿出厚厚的一本剪报，里面是各种文学知识，还有连载小说。那些对我都没有用，都属于小儿科的东西，但我总是谢谢他。我们一家都是不喜欢轻易外露感情的，真心的感谢也往往故意用调侃化解掉。更何况脾气都倔，都等着对方先低头。
父亲一生基本没有对我说过软话，但他的行动不自觉地透露出很多掌心化雪的爱意。从学龄前一直到上大学，他都打过我，但我注意到，他从来不曾打过我的要害，有两次把木棍打折了，都是因为我的肩膀太结实了。还有一次我凌空捏住了他打来的拳头，霎时觉得自己的劲太大了，如果捏得他拳头动不了，那是很让他没面子的，我就暗松了一点劲，让他的拳头还是打到我的肩窝。但他似乎觉察到了，垂下两手，沮丧地转身去了。他打我骂我，我都毫不屈服，但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很不孝，真想回到童年，毫不反抗地被他打哭，然后听他醉醺醺地斥骂，反正骂完了就吃饭呗。
父亲长期每月挣48块钱，母亲挣38块钱。每月我们家给祖父寄10块（祖父去世后，我妹妹出生，这10块就用到妹妹身上），买商品粮油用去10多块，每天给我2角钱大概一个月5块，日常买菜等家用大约15块，母亲自己花用不到10块，其余30多块，大部分都被父亲用在了吃喝上。别人家如果有这30多块富余钱，日子是过得非常滋润的，多数邻居都有了“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个别的还有黑白电视机。而我们家自行车是公家的，收音机是朋友给攒的，手表是70年代才有的，缝纫机则一直没有。全家存款最多的是我，因为我每天可以节省1角钱，每月卖废品也可收入几块钱，还有过年时候的压岁钱，这些钱主要用于买小人书、学习用品和鞭炮，其余的则经常被父亲连哄带吓“借”去喝酒吃肉了。
父亲喜欢吃肉，而买生肉是要肉票的，所以他三天两头跟朋友下馆子，多数是他付钱，还振振有词曰：“我来，我来！我人口少，你嫂子从来不计较，家里啥也不缺。有钱就他娘的花呗！”我和我妈对此很气愤。但现在算算，他就是把二十多年喝酒吃肉的钱都省下来，也就一万元左右，现在也不够他儿子在北京买1平方米的房子的，所以我现在宽容和理解了他的一切。我小时候虽然过得朴素点，但并未缺吃少穿。家里每周都吃肉，经常可以买冰棍买水果，过年总有新衣服，平时还有私房钱。半天上课，半天随意游玩，确实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也。
假如我或者母亲在街上撞见父亲喝酒，他会叫上我们一起吃，趁机向我们灌输他那套“人活着就要多吃多喝”的歪理邪说。这时候我觉得他的话虽然不对，但态度是很亲切的。他打骂我主要都是我顶撞他或者不给他面子，其实他是非常以我为自豪的。每个学期的家长会，他都抢着去。我妈要去，他就反对说：“你懂个啥？你会说个啥？”我妈说：“大酒鬼，就你懂。”父亲理了发，抹点头油，穿着他最好的衣服，威而不猛地坐在家长群里，等着老师表扬他儿子。回来一边喝酒一边转述：“今天3个老师一共表扬了你5次，妈的不要骄傲啊。”有几次他还代表家长讲话，在那种场合，他居然一句粗话也不说，讲得简洁有力，又能配合政治形势，又能结合学校实际，确实有几分陈老总的风度，往往掌声如雷。所以他在家里骂人时，母亲会说：“你就欺负老婆孩子的章程！在学校讲话，你咋不敢骂银呢？”
我单独跟父亲在一起时很少，时间长点的，一次是跟他“蹲牛棚”，一次是跟他回山东为祖父奔丧，这都有专门的文章回忆了。记得小学3年级，学校布置了捡榆钱的任务，每人3两，干部半斤。父亲十分罕见地带我去逛了一天的动物园，一边看动物，一边捡榆钱。中午在草地上吃的面包红肠松花蛋，我喝的汽水，他喝的啤酒。我们爷俩没有什么话，坐在报纸上，各自想心事。我发现父亲沉静的时候，变得比平时更加宽阔魁伟，似乎身体里有一片我所不知道的汪洋大海。吃完喝完，他一伸腿，就仰在草地上睡着了。轻风吹起报纸的一角，擦着他黑亮的皮鞋。阳光透过高高的树梢，照在他国字型的脸上和大字型的身上。他开始打鼾，跟远处传来的老虎的低吼恰好一唱一和。动物园我经常去，但那一刻的动物园，我感觉就是天堂。
父亲自称3岁喝酒，但他喝了一辈子，却没喝过几回名酒。我因为枉担了一个“北大醉侠”的名，每年都有人送我名酒。酒香满室，此心悠悠。深夜小酌一杯，不禁想起父亲。他若活着，看看儿子孙子，想必是很高兴的。但看看世道沧桑，肯定又是生气的。
我经常总结别人，但我总结不了父亲。他的侧面太多，似浅又深，似简实繁，虽然不是圣人，却真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这篇文章就像开头预料的那样，一次是写不完的。从东京写回北京，写回哈尔滨，写到山东，写到苏州，写到每一处我所知道的父亲去过的地方。每一次打开文档，都想起许多画面，许多细节。写了，又删了。一会怕混乱，一会怕啰嗦，似乎从没写过这么费事的文字。或许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场对话，是一场弥撒，也是一首安魂曲吧。古人说的“子欲养而亲不待，树欲静而风不止”，前一句是我的心情，后一句则是我的处境。
喝酒，我不是父亲的对手，但我想，这世上最能体会他心境的，还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吧。父亲一定有他的天下之忧和身世感怀，但他不是文人，他没有写出来，他对我讲的都是“好的故事”和对我有用的事。他有许多秘密和想法都带走了。我不想追寻那些秘密，我想我已经领悟了他的遗嘱：不论世道如何，处境如何，都要坚持做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能吃能喝的人、敢笑敢骂的人。人可以穷可以富，可以细可以粗，可以雅可以俗，但“士不可不弘毅”，总要对得起流金岁月，高天后土。
（本文发表于《天涯》201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