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笔下的死，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完成，带有鲜明的目的论意义。《红烛》可以作为这种思想的代表。闻一多把红烛分为“躯体”和“灵魂”，“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躯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烧出灵魂，否则，躯体就是灵魂的监狱。“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所以说，“匠人造了你，／原是为烧的”。烧的结果是“培出慰藉底花儿／结成快乐底果子！”闻一多明确地总结道：“灰心流泪你的果，／创造光明你的因。”这里，红烛自身的死亡与外在世界的改变构成了清楚的因果逻辑关系。所以，闻一多实际上并不把死看作简单的死，而是看成转生，看成另一种价值的实现。于是，他笔下的死亡便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李白之死》写李白蹈水抱月而死，心里想的却是：“我已救伊上天了！”《剑匣》写“我用自制的剑匣自杀了！”因为“我的大功告成了！”《火柴》把一根根火柴写成“樱桃艳嘴的小歌童”，“有的唱出一颗灿烂的明星，／唱不出的，都拆成两片枯骨”。《烂果》写果子彻底烂透之后，“我的幽闭的灵魂／便穿着豆绿的背心，／笑迷迷地要跳出来了！”总之，在闻一多的生命观里，死亡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物”，它既是已有生命完成的必要仪式，又是新的生命诞生的奠基礼。《色彩》一诗写道：“生命是张没价值的白纸”，当上面画满了红、黄、蓝、粉、灰等五彩的生活内容之后，“再完成这帧彩图，／黑还要加我以死”。
所以，闻一多笔下的死，或者使人奇异，或者使人怪诞，但并不使人恐怖，并不使人反感。闻一多将一种唯美主义情趣贯穿在他的死亡意象中，经常刻意去挖掘死亡的“形式美”，从而达到一种“恶之花”的美学效果。《梦者》一诗写道：“假如那绿晶晶的鬼火／是墓中人底／梦里迸出的星光，／那我也不怕死了！”《剑匣》的主人公“展玩着我这自制的剑匣，／我便昏死在他的光彩里！”《烂果》和《死水》都对丧失生命的客体进行了穷形尽相的描绘和雕琢，结果是使客体焕发出了崭新的生命，烂果中跳出了豆绿的灵魂，死水里争艳着翡翠、桃花、罗绮、云霞，可谓是“烂极生春”，“死而后生”。《末日》一诗更是全方位地发挥了闻一多的格律化技巧，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几方面将死神写得栩栩如生。
闻一多有三首怀念早夭的女儿立瑛的诗，即《死水》里的《也许》，《忘掉她》，《我要回来》。这三首诗写得异常舒缓平静，丧女的悲哀几乎完全被诗人对死亡境界的精心描绘所洗净。《也许》写女儿的长眠是去听“蚯蚓翻泥”，“小草吸水”的音乐，《忘掉她》说忘掉女儿“像一朵忘掉的花！／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的一声钟”。《我要回来》形容女儿之死是“一口阴风把残灯吹熄”，“一只冷手来掇走了你”。这与后来高兰的《哭亡女苏菲》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诗人似乎对死者所前往的那个世界怀着下意识的向往，写死后如写生前。
由于这种目的论和唯美主义的死亡观，闻一多经常将人的肉体实存看成对灵魂的束缚和监禁。《红烛》里将“灵魂”与“监狱”对称。《宇宙》则说：“宇宙是个监狱。”《美与爱》里也写道：“一心只要飞出去找你，／把监牢底铁槛也撞断了。”《心跳》更是一篇要“冲出城去”的宣言，“我的世界不在这尺方的墙内”，“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作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弃生向死”的冲动，《红豆》中说：“我是吐尽明丝的蚕儿，／死是我的休息”。《死》这首直接讴歌死亡的诗作更是发出尽情的礼赞：“啊！我的灵魂底灵魂！／我的生命的生命，／……让我淹死在你眼睛底汪波里！／让我烧死在你心房底熔炉里！／让我醉死在你音乐底琼醪里！／让我闷死在你呼吸底馥郁里！”显然，诗人向往着一种壮烈的死，一种富于美感的死，他将这样的死视为生命的最佳完成和最佳归宿，“死是我对你唯一的要求，／死是我对你无上的贡献”。
闻一多的诗歌创作生涯并不长，只是从1921年到1928年的不足十年，诗集也只有《红烛》和《死水》两本，此外的零星诗作屈指可数（《奇迹》、《渔阳曲》、《教授颂》、《政治家》等）。但他青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决定了他一生的道路选择。闻一多属于“诗与人合一”型的诗人，他的诗不是生命的余裕，而是生命的宣言。他的生命是一首节奏强烈，富于“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昂扬的诗。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闻一多写下了《文艺与爱国》，文中说：“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诗，也便是这一死。所以我们觉得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伟大的死等于伟大的诗，闻一多终于以生命实践了这一理念。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激烈言行明明有着招致死亡的极大危险，但他却似乎视而不见，甚至是迎着死亡无畏地前行。对于自身所处的法西斯恐怖环境，闻一多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他不像一些糊涂的学者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那样认为国民党是保护民主自由的党，共产党是摧残民主自由的党。当“一二•一”惨案发生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教授紧急会议上愤怒地说道：“鲁迅先生说民国十五年的‘三•一八’惨案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凶残更黑暗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四年的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门前向徒手的学生开枪；‘一二•九’的时候，北平的军阀是在大街上行凶；‘一二•一’的昆明，竟全副武装杀到学校里面来了。这是最野蛮最凶残的恐怖统治！我们为人师表的人，一定要支持学生，抗议这个暴行……”
在刻于昆明“四烈士之墓”墓壁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闻一多强调，“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死亡观，与他早期诗作中的死亡观是一脉相传的。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闻一多认为李公仆的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他最后庄严宣布：“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时，闻一多已经明知自己是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黑名单上继李公仆之后的第二号人物，又亲眼看见特务就在会场上的人群之中，但他竟然一再用强烈的挑战口气向特务主动进击。他说：“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演讲中多次使用“你”和“你们”这样的第二人称来直接呼唤“特务”和“反动派”。讲演中对李公仆之死的悲痛只占很少部分，而大部分是对“敌人”的斥骂和极端蔑视，对自己力量和勇气的展示与自豪。这个讲演所可能导致的危险后果，在理智上是不难推测的，而闻一多又并非是缺乏这样的理智的人。所以，闻一多在进行这场讲演时以及讲演结束后，关于死亡的种种意识活动，一定是他头脑中一个占据核心地位的兴奋点。《最后一次的讲演》的结尾几句话，给人以极大的心灵震撼，其奥秘或许就是从中已经可以感觉到闻一多对即将到来的死亡的预感。这种预感不是充满着恐怖，而是怀着相当的兴奋，怀着一种宗教献身般的激动。就在这种激动的兴奋状态中，响起了冲锋枪的扫射声。闻一多的被残酷杀害，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当然是一件令人悲愤的暴行。但对于闻一多本人来讲，可不可以说，这正是他潜意识中最理想的结束生命的方式，他的生命，在冲锋枪子弹横飞的一刹那，奏出了激昂的最强音。
闻一多在《奇迹》中写道：“既然当初许下心愿，也不知道是在多少／轮回以前——我等，我不抱怨，只静候着／一个奇迹的来临。总不能没有那一天／让雷来劈我，火山来烧，全地狱翻起来／扑我，……害怕吗？你放心，反正罡风／吹不熄灵魂的灯，愿这蜕壳化成灰烬，／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动早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这奇迹，不就是对于死亡的赞美诗吗？闻一多出版了《死水》之后，以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潜心学术研究，实际上，他是在静候着那个奇迹，静候着那个雷劈火烧的一刹那。他所说的“蜕壳”，“异香”，“浑圆”，都是意指“涅槃”的境界。这个境界终于在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尖锐的搏战中来临了，闻一多纵身投入，完成了这一奇迹。
学术界一般将闻一多的一生划为诗人、学者、战士几个阶段，然后说他的思想在几个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而经过我们较为细致地探讨了闻一多的死亡意识，则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闻一多的一生是非常完整的、统一的。诗人、学者、战士，不过是他外在的活动形式，而实际上终其一生，闻一多都是个“诗人”，是个把生命当作诗、用生命来写诗的诗人。他作为新月派格律诗的盟主，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高度追求，对诗歌语言的精雕细刻，都基源于他对生命美、对死亡美的高度追求。他的艺术观和生命观，在唯美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合力中达到了统一。所以，诗人、学者、战士，并不是一个单线发展的历时性链条，而是始终互相修饰限制，互相渗透辉映的一组共时性的本体意义的概念。以毁灭为代价达到美丽的完成，使闻一多的艺术实践和生命实践有机地融入了20世纪的中国艺术史和中国革命史。20世纪的中国，正是以无数“美丽的毁灭”为代价，才焕发出她凤凰蹈火般的奇异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