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注：此文为我在《原道》创刊十周年会议（2004年12月28日举行）上的发言稿，会议的主题为“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此稿作了增补和修订。

我所学的专业和从事的研究本来离今天这个会议内容比较远。我是做伦理学研究的，后来从伦理学里面思考到政治哲学上来，而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有关自由主义的。然后我就读经运动写了一篇文章，在网上发表，结果被陈明给邀请来了，要我发言。我的这篇文章表达了一种对国内自由主义讨论的一些观点，具体地说，就是我对国内自由主义者在支持读经运动、或者说文化保守主义运动这件事上的看法。今天这个会议很像是要就文化保守主义这回事把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三方叫来谈谈看法，我恐怕是作为自由派的一个代表来发言的。能够把三方人物聚集起来讨论问题，而又心平气和，没有脸红脖子粗的争论，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自由派和新左派在网上也许很敌对，但今天这里讨论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所以就冲突不起来，因为在座的各位大多对文化保守主义有某种同情或支持。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联合，这是常有的事，但在中国大陆还是新鲜事物，至于左派支持保守主义，这有点希奇。我想，之所以有此联盟，也许是共同的民族主义追求所至，新左派抵制或批评的是西方的东西或者说全球化，由此与保守主义者有了一点共识。但是，保守主义者代表着传统价值，新左派代表着现代性价值，这两派联盟的理论基础非常脆弱。倒是自由主义者在与社会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会倒向保守主义，哈耶克就是这样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的尊重很大一个原因是为了抵制激进的左派力量，而一旦自由主义者不那么害怕左倾了，也就不那么诉诸传统了。维护传统不是自由主义者的目的，而是手段，这是他们与保守主义者的区别。

今天，要是有人再说传统不重要，或者说打倒传统、与传统决裂，肯定会被认为是胡说八道。传统的价值在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传统了，这里有各种原因。我认为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其一是随着现代性（诸如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理性化及其除魅等）的确立并加快，其弊端或负面性必然会被传统主义者所批判，传统在现代性的衬托下增辉，过去的东西总是美好的，而现代的东西往往要遭批判，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传统永远不会失去意义。其二，伴随现代性的是西化，现代性是西方事物演进的产物，现代性的到来就是本民族传统的终结，尽管有多元现代性的呼声，但这种呼声可能恰恰是民族主义的传统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把批判现代性转向民族主义，抵制或批判西方化。他们要维护的不是一般的传统，而是中国的传统；要抵制的不一定是现代性，而是西方的价值，包括西方的传统价值。如果说第一种原因反映的是古今之争，那么第二种原因反映的就是中西之争。后者在现代性到来之初就激烈地发生，而前者在现代性确立并加快时发生。我以为，今天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及其对传统的诉求，一个重要的背景是，现代性的脚步加快了。哪里的现代性加快，哪里的传统就会被激活，这几乎是一个定律。但是，被激活的不仅仅是传统，而且是民族主义。如果仅仅是批判现代性，那么就不应该拒绝一切传统，包括西方的传统，但是，我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也许这与我们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关，无法像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比如说海德格尔）具有包容性。

自由主义对待现代性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我们如果不是从制度层面（所谓“用”）而是从精神层面（所谓“体”）来追究的话，现代性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个人主义，也就是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自主等等这一套，另一个方面是理性化，关于它的涵义有太多人作了分析，我不多说了。理性化反映在思想中就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里面的某一系，具体地说，是从苏格兰启蒙派到奥地利学派这一系，对待个人主义或个人自由是坚定的，但是对待理性主义却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这恰恰是他们诉诸传统的原因。他们一半是维护现代性的，一半是批评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这后一半对他们而言确实有一点危险，理性主义可以被自由主义者用以辩护个人自由，也可以被社会主义者用以辩护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等等。这是现代性内部两种价值的冲突。这也意味着现代性有可能不是个人主义的，如果按照社会主义来设计的话。于是，这一派的自由主义者认为理性不能设计社会，他们反对理性主义。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半截子的现代性拥护者，他们要保守现代性的既有事物，而反对现代性的推演事物，更反对现代性的理性原则。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即自由主义者成为了保守主义者，他们极力把个人自由追溯到传统，强调自由秩序的自生自发性，反对理性建构。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拥护文化保守主义运动，对现代性的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的批判与保守主义者一样不遗余力。但是，他们似乎忘了，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为了维护另一个现代性价值即个人自由的。而传统主义的保守主义者是不会拥护个人主义的，恰恰相反，他们注定是要批判个人主义的。这种批判正体现了传统与现代性的对立，或者说维护传统与维护现代性的对立。有人否认传统与现代性是对立的，认为现代性可以保留传统，可是，真正的传统主义者是不这样看的，他们对现代性（无论理性主义还是个人主义）不遗余力地批判，以致认为传统与现代性不可两立。不信的话，可以去看看蒋庆的有关言论。西方的真正保守主义者，从梅斯特尔到麦金太尔，也都是认为传统与现代性势不两立的。他们否定的不单单是理性主义，而且是个人主义，认为这两者有内在的一致性，自由主义者试图剥离这两者，可是保守主义者却使这二者互相推论。失去了理性主义这个基础，个人主义还能成立吗？当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与个人自由有关的是历史演进，而不是理性论证。但是，一个事物如果不合理，它能够历史地演进吗？人的历史不是生物的进化史，它充满了价值评判。

可以看到，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以在反对理性主义上走到一起，但是保守主义也可以在反对个人主义问题上与社会主义相一致，而自由主义也可以与社会主义在拥护现代性共同价值上联盟。正如沃勒斯坦说的：“保守主义者们认为自由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者们认为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一样；而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保守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多大区别。”三种力量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现实关系错综复杂，各种联合和对抗都是可能的，如果不进行一定的理论抽象和模式化分析，我们就很难把握它们各自的义涵。传统社会里没有传统主义或保守主义，更没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是现代性的产物。单就这一定，就把传统与现代性区分开来了。现代性按照韦伯的的说法，是一个“诸神竞争”的舞台，前现代社会里的价值一元性品质一去不复返了，代之以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和竞逐：自由还是平等，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权利优先还是善优先，等等。价值冲突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理念、也就是现代性之中，即市场经济、科层制、科学技术、多元化，还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等等。面对现代性，自由主义者可以说是追求保持现状——保持现代性的现状。对现代性现状不满的那些人，被称为保守主义者，他们要回到过去，也即传统，即使不是回到过去也要维持、保守着过去的价值。不是保守过去的那些已经无法维持的社会结构，而是保守过去的那些价值。然后还有激进主义者，他们也不满于现代性的现状，但是他们要更加的往前走，所以说就产生了激进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他们要从现代性的某些既有价值中推出超越现代性的价值，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甚至乌托邦色彩。意识形态的冲突是现代性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现代社会必然导致的价值分裂和冲突的产物。价值的完整性破碎了，我们被迫进入一个多元主义的时代。

按照国内许多人的看法，自由主义是利益冲突下的产物，在古典自由主义诞生的时代，由于利益冲突而导致对制度的一种设计。这种观点非常强调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是私有财产权，并反感理性主义。他们甚至认为，自由主义的目的就是保护私有财产及其个人追求自己利益和幸福的权利。我觉得这有点把自由主义庸俗化了，自由主义还不至于低俗到把眼光仅仅盯在个人的财产和物质利益的保护上吧，否则就太不高贵了。现代社会的根本冲突不见得是利益冲突，或者不见得都能还原为利益冲突。罗尔斯就认为：一个社会“最错综复杂的斗争显然是由那些具有最高意义的缘故所引发的，也即是因宗教、哲学世界观和不同的道德观念而发生的斗争。”比如说，我们在座的自由主义者，所捍卫的既不是那些大资本家、大财团的利益，也不是任何有产阶级的利益，我们都是学者，不是资本家，所捍卫的是一种理念，而不是资本。这个理念就是自由的理念，自由的意义首先不在于保护财产或利益，而在于保护人们的思想、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这种自由需要财产权利的保障，但财产权利本身不是自由主义的宗旨，它只具有手段价值。如果某种资本主义成为自由（我当然指的是“消极自由”）的压迫力量，自由主义者仍然去捍卫它，就是本末倒置。

保守主义者们捍卫的也是一种理念或价值。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性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的除魅，而这种除魅必然会产生价值的失落、文化的衰落、道德的衰败，这样，维护传统价值的保守主义就会应运而生。同样，社会主义也是如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为平等的价值而追求，这种追求根源于自由主义的必然遗憾或缺陷，或者说根源于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所以，现代性诸神之间所发生的是理念的冲突、价值的冲突，韦伯以“诸神”来标明现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本身就意味着这是一场捍卫各自神圣事物的斗争。伯林认为，现代性所发生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不可调和，永无平息的一天。他是要告诉我们，价值的冲突是正常现象，并由此引出多元主义也即自由主义的根据。罗尔斯也是这么思考的，他的政治自由主义要研究和解决这样一种状况，人类被不同的价值撕裂以后，在不同的神相互之间竞争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应该怎么对待和处理这个问题。他认为自由主义可以达成一种最起码的共识来包容所有这些合理的冲突。我认为，伯林、罗尔斯等的思路比哈耶克的思路要包容得多，哈耶克在价值冲突的状况下不是强调自由主义的多元和包容，而是强调自由主义的霸权。鉴于哈耶克在国内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不正常地位，这种不宽容的特征深深影响了或者阻碍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的成熟。这不仅表现在自由主义者们面对左派力量的偏狭，而且表现在他们对理性主义的拒斥上。对理性主义的拒斥就意味着准备跟着感觉走，走到哪算哪；同时也意味着有可能盲从、偏执和不宽容。这种缺陷是他们和保守主义者共同具有的，既然他们都要抵制理性主义。

如果按照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思路，那么未必会包容非自由主义的但是能够与自由主义达成自由主义共识的其他价值观念，也即包容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冲突，文化多元主义的冲突，或者理念的冲突。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都有这个特征，当今在中国正走红的列奥•施特劳斯也可以纳入这个范围里，他对自由主义批评的理由是，自由主义过于宽容。现代社会的价值冲突就像亨廷顿所讲的是“文明的冲突”，就一个国家内而言也就是文化的冲突、生活方式的冲突，学理一点讲就是善观念的冲突。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翻译到中国来的时候，李慎之写的后记，认为这本书主要是说亨廷顿对美国国内状况的一种担忧在世界上的投射。就是说，在世界上西方的势力越来越衰落了，而在美国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势力越来越衰落了，所以他担心这个主流文化或文明在美国、在西方，甚至是在世界的衰落。美国的保守主义者认为，这种衰落与自由主义的宽容理念有关。自由主义坚持在善观念上的中立，要求把所有善观念的追求和冲突都置于私人领域，而不能进入公共领域。现在的美国人在开始反思它的弊病，原因是它会导致道德的衰落、美德的丧失。但是，保守主义者把这种反思引向另一个方面，就是它会导致主流文化的衰落。因此他们反对中立，反对宽容，要求主流文化采取更加进取的或进攻的态势。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自由主义的霸权，是保守主义下的自由主义，是放弃宽容的狭隘的自由主义。

中国目前的所谓保守主义的复兴与美国的保守主义的复兴不是一回事，但是既然共有一个称谓，肯定就多多少少有某种家族相似。保守主义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虽然几十前已经有了——在九十年代才开始与自由主义一起重新浮出水面呢？我认为和中国现代性的确立有关。保守主义所争取的，实际上是传统的某些价值，它针对的是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包括个人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包括道德衰落，包括价值的淡化、意义的丧失、除魅，等等这些现代性的特征。保守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应该也叫做传统主义。它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文化里面都有，所以它是世界性的，其次才是民族性的。在这个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或传统主义是共同的、甚至普遍的。但是，相比于现代性而言，任何传统主义所保守的传统在民族性上要强的多，我们几乎不能找到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价值理念和模式是善观念的，而现代性的价值理念和模式是正当性观念的。真正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具有普遍意义，正是在于它对所有的善观念中立，而仅仅维护中立的正义和权利观念。但是，尽管传统主义不具有普遍意义，它们所批判的对象却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性。它们之间的冲突不应该大于它们与现代性的冲突，但是遗憾的是，它们之间的冲突在现实中往往要大于它们与现代性的冲突。我反对过分强调儒家文化的民族主义性质。就像基督教一样，基督教不仅是西方的，它在中国也有，在任何国家里面都有，它可以说已经传到世界上各个地方了，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力量，维持任何地方的人们的道德信念，抵制现代性的道德衰败。那么儒家也不是中国独有的，它起码在韩国、在日本、在东南亚，甚至在西方华人文化圈里面，可以说都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主流文化。它甚至可以被西方人所接受，成为他们的善生活观念的一部分。所以我认为不能把儒家文化仅仅当作是一个民族主义的诉求，它应该当作一种传统主义的诉求。它可以说是批判或抵制着现代性的某些弊病。现代性必然是有缺陷的，因此自由主义也是有缺憾的。所以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我认为是现代社会里面的必然的一种冲突，没有这种冲突倒是不正常的。

中国目前的保守主义复兴如果仅仅限于文化保守主义的话，我举双手赞成，自由主义者完全可以按照罗尔斯的思路把它纳入到政治自由主义的范围里，达成重叠共识。但是，如果从文化保守主义进到政治保守主义，它就会像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那样，或者像亨廷顿书中所暗含的意向那样，与政治自由主义发生冲突。亨廷顿希望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及其文化起码在美国不衰退下来，或者甚至有进攻性，占有主流，或重新占有主流。我们中国的政治保守主义与亨廷顿所暗含的意向是一样的，就是说儒家文化应该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公共领域里面采取进入的态度，起码是在未来的政治公共领域里面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占有全部的领地。这样子的话，我认为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按照康晓光所讲的，只有儒家的政治才能取代现在的政治，稳定中国未来的局势，不致使中国造成分裂。而我认为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则恰恰是会造成分裂。因为价值观的冲突，或者善观念的冲突，按照罗尔斯所讲的，是最高级的冲突，是无法达成妥协的冲突。就像世界上现在各种文化、民族、语言、宗教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一样，在各个国家内发生的这些冲突也是不可调和的。这些冲突都不是利益冲突，不是像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冲突，利益冲突是可以达成妥协的，而这些冲突是一种最高级的、最复杂的冲突。那么为什么我说未来中国如果儒家在政治上取得优势的话，反而会发生分裂呢？因为它或者是压迫性的，或者是宽容的。按照罗尔斯讲的，“只有靠压迫性的使用国家权力，人们对某一种完备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持续共享理解才得以维持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儒家要在政治领域里面成为一种价值或善观念来一统天下的话，那么必然要靠使用压迫性的国家权力。这不是它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政教合一的必然现象，我讲的政教合一包括政治与任何善观念或价值观念的合一。只要把某种价值观念带进政治，它就要面临其它价值观念的挑战和攻击，因为谁都想进入政治，占领公共领域，于是镇压就不可避免。我们知道，使用压迫性的国家权力只会压制住冲突，而不会消除冲突，一旦权力消弱或崩溃，冲突反而会更大地释放出来。如果真像蒋庆那样地设计政治（一个比理性建构主义要激进得多的乌托邦设想），那么，它会使未来的中国公共舞台成为善观念的战场，分裂甚至崩溃成为时时悬在人们头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儒家进入政治实践的特征不是压迫性的而是宽容性的，那么被宽容的其他价值持有者愿意仅仅处于被恩赐的地位而不是与儒家平起平坐？比如通过宪政立制把儒家政党选下台？最终结局是走向自由主义，也就是放弃公共领域的任何一元善观念的独霸，使政治对任何善观念中立。

所以我认为，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政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两者分开来。儒家文化应该满足于呆在私人领域，也就是满足于在文化领域活动，而不应该进入到政治领域里面去。所以康晓光和蒋庆的思路我是加以反对的。未来中国的政治不应该再由任何带有浓厚价值色彩的善观念来填补，而应该设计一条价值中立之路，这意味着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够真正地、长远地稳定中国未来的政治。真正的稳定建立在包容、多元和共识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无论多么理想和完善的善观念之上。当然，自由主义政治的核心意义并不是稳定，而是宽容和多元，宽容和多元能够稳定，而不是宽容和多元为了稳定。稳定不是自由主义的目的，而是它的必然伴随物，否则就会本末倒置。我的发言就这么多，讲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