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明产生和发展的地缘－自然条件

一个文明有种种已知的表现----历史的和现时表现。除此之外，一个文明还有种种尚待开掘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蕴藏在该文明所固有的品质或性格之中。那么一个文明的性格由何而来？文明的性格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地缘－自然条件方面的深刻原因，或者说，在极大程度上是为地缘－自然环境所决定的。源于地缘－自然环境的文明品质不仅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文明已有的表现，也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该文明在未来的表现。这里的问题是：何以如此？从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看，没有适宜的地理－自然条件，文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为什么自文明萌生至18世纪，世界人口的70%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欧洲这一总面积仅1100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这显然因为这一地带先天地享有充足而均匀的降水、适宜的气候和适合农耕的土地。人类文明未能诞生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和南极地区，甚至未能产生在邻近北极和南极的寒带地区，其原因很简单：这些地方太冷，不存在文明萌生的先决条件----能够带来剩余产品的农业（菲利普·巴格比的文明诞生的标准是城市的出现，而城市出现的标准又是，大量居民不直接从事食物的生产[1]；从直接从事食物生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其意义是重大的，因为这将使人们的劳动专业化，获得更大的生产力及超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剩余产品，从而使其获得比先前大得多的自由；新获得的自由使人们得以外出旅行、进行商业贸易、从事军事活动，这样他们就能将自己的文明或文化扩展到更大的区域；文字虽然也可能在城市以外的地方产生，却一定是由城市中的专家加以发展和完善的，因为他们用不着将自己的精力花在最基本的生存斗争上；甚至系统的理性思维也只能在城市中产生，因为这需要这么一种条件，即从事这种思维的人不再受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直接摆布[2]）。

这里不妨以爱斯基摩人为例。为了生存，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同严寒作斗争上。他们不得不在凛冽的寒风中用沉重的冰块修建居所，不得不从厚厚的冰层下捕捞鱼虾为食，尽管偶尔也能捕获到少许海洋哺乳动物作为补充。这样的自然条件显然过于严酷了，这种环境中的“经济”是纯粹的生存经济，或者说，爱斯基摩人能够生存下来，已属万幸。他们根本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剩余产品来形成城市，实现社会分化，或产生一个专业化的手工业者和商人阶层，更谈不上供养一个闲暇阶层以专门从事精神性的创造，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创造一个北极文明。事实上，直至近现代，爱斯基摩人的生产力水平仍然极低。这并不能证明他们天生智力低下。如果他们的祖先恰恰生活在温带，则他们就不是爱斯基摩人了，他们的表现也应当与温带地区其他创造了真正文明的人类没什么区别。

假如把目光从地球极地移向赤道，我们不难发现最早的人类文明也未能产生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广大区域，或者是低于北纬或南纬23度的热带。因为文明萌生的必要条件是农业，准确地说是能提供足够剩余农牧产品的农业。然而，热带人类从事农业，面临着太多问题：“水资源难以调控，在雨季旱季交替的情况下存在旱灾的风险；农业和畜牧业病虫害发生率高；食品易腐烂、难贮存；在夜间气温高的地方纯光合作用效率降低。”[3]更严重的问题，还是炎热所导致的农牧业生产率低下：“炎热可以加快细菌分解腐烂植物和腐殖质的活动，当气温达到摄氏20度以上时，细菌活动速度便高于腐烂植物的提供速度。”[4]这意味着，热带地区的土地普遍贫瘠，土壤有机质含量低，肥力和水分不易保持，农牧业生产率长期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在撒哈以南的非洲，“萃萃蝇的存在使大牲畜（马、牛等）根本无法引进到定居的农业村社地区，从而严重阻碍了黑非洲对役畜的使用，如犁耕、驮运、拉车等。”[5]这对于提高农牧业生产率也十分不利。这些因素都大大限制了热带地区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再加上炎热气候条件下剩余农牧产品难以保存，热带地区很难积累起足够的剩余农牧产品或足够多的财富以实现最起码的社会分化，或者说很难产生一个专业化的手工业者、商人、武士和祭司阶层。没有这些从农牧生产中解脱出来的专业人员，便不谈不上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不直接从事农牧生产的专业人员，便谈不上文化的创造；文明的萌生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十分困难。

除了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以外，热带地区还有温带基本上没有或不严重的传染性疾病，如疟疾、黄热病、血吸虫病、锥虫病、丝虫病等。这是因为害虫类、细菌和病毒在热带地区比在温带地区活跃得多。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来看，“蚊子、萃萃蝇、黑蝇（蚋）、蝗虫、白蚁等繁殖迅速，给动植物和人类带来很有危害；疟疾、热带病等病菌和成千上万的各种寄生虫广泛传播，直接威胁人的生存。”[6]传染病高发病率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预期寿命低于其他区域，人力资本增益率也低于其他区域。传染病不仅使人口大量死亡，或丧失基本生产和生活能力，也使本来就很少的剩余农牧产品被吞噬掉，或被用于人口的简单生产或替换，也就是说，以高出生率来补偿高死亡率，而不是把剩余农牧产品用于人力资本的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以进一步发展农牧业生产，或提高生产率，产生较大规模的城市和一个专业化人员阶层。因而直至现代，热带务农人口仍大大高于温带，城市化水平也大大低于温带，而且“大量人口集中在偏僻高原地区（如安第斯高原和东非大湖区），为的是尽量躲避更热的平原地区的种种问题。”[7]

恶劣的气候条件固然不利于文明的萌生和成长，偏僻的地理位置同样如此。非洲的社会发展程度水平之所以明显低于世界其他地区，撒哈拉大沙漠显然负有很大的责任。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撒哈拉大沙漠严重阻碍了黑非洲与亚欧大陆的物质和人员交往（无庸置疑，欧亚大陆的文明演进或社会发展水平一直高于黑非洲）。不仅如此，撒哈拉沙漠还把非洲本身也分割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两个区域。总的说来，在远离海岸和通航河道之地，在崇山峻岭地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比交通条件好的地区要困难得多。因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仅需要能够生产出足够剩余农牧产品的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还需要有不同地区的物质交流、有不同地区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同地区间的交往不仅是信息沟通和互通有无，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不同人类基因的合和交融。而在偏远地区，交通、通讯所需时间太多或所需成本太高，使这种至关重要的交往要么根本不可能，要么代价太大，以至于对文明的萌生和成长完全失去了意义。此外，地形地貌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再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为例：“由于其内部地表的强烈起伏，造成内陆河流的大部分河道不宜航行，水流落差很大，给内陆各地原始居民之间的交往带来了不便，没有产生世界其他地区那样对文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除了缺乏适宜的通航河道以外，热带雨林地区的原始森林也阻碍了交通，加剧了黑非洲内陆地区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性正是黑非洲“在争取某种进步方面速度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8]

决非偶然的是，文明史上的原生型文明或“第一期”文明如埃及、苏美尔、中国、印度不仅都诞生在北纬23度以北适合农耕的温带或亚热带地区，而且都诞生于水道密布、交通方便的大河流域。对于在第一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二期文明如希腊、叙利亚文明，以及在第二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三期文明如西方、东正教、伊斯兰文明来说，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更加突显了。这些文明所由产生的地方要么是贫瘠、干旱的沙漠、半沙漠地区如古代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要么是不适合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干旱山地，例如希腊半岛、爱琴海岛屿和小亚细亚西部，要么是不使用金属工具便根本无法清除的原始森林，例如西方文明的成长地西欧和中欧、东正教文明的成长地东南欧和东欧。但这些第三期文明的地理位置都十分优越。它们不仅位于环地中海和黑海地区，或自古以来便交通发达的西亚，而且更重要的是，都幸运地毗邻更为先进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文明。利用已有文明的物质积累和精神成果，自然条件并非优越的地区的人类能够做到原始条件下根本做不到的事。这种情形也不妨这么表述，由于先前的文明已然造就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在此基础上开出的文明一开始便处在更高的起点上。

二 文明性格的地缘－自然背景

如果说，地缘－自然环境是文明能否诞生的根本条件，那么同样的，特定的文明性格也应当是由特定的地缘－自然条件所根本决定的。从总体上看，为什么西方文明表现出那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品质，那种不宽容、排他的秉性，那种极富攻击性和侵略性（或如梁启超所说的那样，“以动力横决天下”）的品格？为什么西方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残酷的宗教战争、杀戮和迫害？为什么西方人在其全球扩张中表现得那么无赖、无耻，那么强横、凶残？另一方面，为什么中国文明具有那种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精神品格？从根本上讲，不同的文明性格都是不同的的地缘－自然环境的产物。

在人类文明史上，西亚地中海地区无疑开化得最早。如果说华夏世界的文明肇始于公元前16世纪的夏，而南亚世界的文明肇始于约同一时期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则西亚地中海世界发达程度相当的文明早在约十五个世纪以前便出现在了。这一地区不仅文明萌生得最早，而且文明的消涨也最剧烈、文明的更迭也最迅速、最频繁，或者说，文明的生长与消亡最富戏剧性。埃及、苏美尔、巴比仑、克里特、迈锡尼、赫梯等著名的第一期文明均诞生和消亡在这里。西亚地中海地区也是两个伟大的第二期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和叙利亚文明----的摇篮。目前仍然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西方、东正教和伊斯兰等第三期文明同样发祥在这里。

正是由于西亚地中海地区是多个文明的辐凑之地，文明的演进、深化和精致化所需要的文化养料异常丰富，因而无论在生命形态（或认识论）的意义上还是在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意义上，这个地区的文明均表现得非常优秀。产生在这里的欧几里德几何学目前仍然是全世界教科书的基本内容。亚里士多德生物分类的基本理念直至目前也仍然很大程度地为全世界所采用（尽管按现代标准也含有一些不合理、不准确甚至荒谬之处）。诞生于多种文化交融所产生的肥沃基质上的希腊神话、诗歌、戏剧、建筑和雕塑（希腊文明的这些成就无疑是在继承第一期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直至目前，也仍然在使全世界的文学、艺术和建筑受益，更不用说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叙利亚型态宗教和希腊形态的理性思维即希腊哲学了。

为什么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明能够有如此表现？首先，这一地区拥有两个“大河流域”，即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虽然同东方的黄河、长江以及印度河、恒河相比，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大河”根本算不上大，但这一地区却存在着使多个原生性文明或第一期文明得以诞生的优良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相比之下，华夏区域和南亚次大陆各只诞生过一个原生性或第一期文明。另一方面，西亚地中海世界各主要地区虽然在地理上处于散裂状态，但是由于古代航海技术的发展，它们之间仍能进行相当频繁的联系和交往，因而各古代文明能够相对不受干扰地独立发展，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其本原性的文明品质和文化主体性，并能在此基础上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进一步成长发展。对于文明间互动以产生新的可能性，或者说对于文明素质的更新和新文化要素的形成，西亚地中海的地缘格局显然是极为有利的。

然而赋予西亚地中海地区以优势的地理条件也意味着一种劣势。埃及和苏美尔文明虽然都诞生在“大河流域”，可是与华夏世界的黄河、长江流域相比，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和恒河流域相比，北非和西亚的两个大河流域虽然特别容易被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开发，却缺乏文明进一步生长所需要的广阔空间。此外，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大体上还被涛涛大洋所阻隔，将二者连接起来的，仅仅是一个狭长的陆上通道，而相比之下，黄河－长江流域和印度河－恒河流域却均为天然地连为一体的巨大陆地板，或者说都是天然的地缘整体。那么西亚和地中海这样的地缘环境意味着什么样的后果？意味着：这两个地区很难形成一个持久、统一的经济政治共同体，而缺乏这样一个共同体，文明规模很难形成，文明本身也很难持久。

在希腊罗马文明所由产生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情况更糟糕。希腊半岛及周边岛屿、小亚沿岸、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之间为大海所隔断。在这种分散的地理条件下，即使希腊人拥有对古代来人说相对先进的航海技术，也不可能根本克服海上交通的局限性，甚至在“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时期，这一格局也未能得到根本的改观。正是这种散裂的地缘分布，造成了城邦林立的格局，也使希腊人养成了一种效忠无数小型的、散裂的政治共同体的习性----在其鼎盛期，希腊世界最大城邦雅典的总人口仅有大约二十五万，其中雅典公民只占大约五分之二，其他人口为奴隶和外邦人，而这时大多数希腊城邦的人口只以四位数而非五位数计，遑论六位数了。[9]希腊人的城邦崇拜情结（就好像民族主义的现代人一般都有族国崇拜情结那样）的后果是，在历史的发展将建立一个大型政治共同体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时，他们仍然各自为政，根本未能表现出实现政治统一的任何能力。公元前334年希腊人随亚历山大东征，占领了西亚大片土地后，终因地缘环境所决定的分裂品性的缘故而未能形成一个持久、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如我们所知，亚历山大一死，他手下的几员大将立即同室操戈，演绎了一则可谓“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希腊人的大帝国立即为三个相互征战的王国所取代。

有些西方论者----例如汤因比----试图从希腊文明的精神品质中寻找这个文明未能持久的原因，这未尝不可，可是这种精神品质究竟来自何处？恐怕根本源自地缘－自然环境。希腊文明不仅一开始便分散为无数小块或城邦，而且先天地处于一个必然与西亚地区其他古老文明对峙、冲突的历史环境中。即便不考虑文明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地中海和西亚从地缘分布上看本来就是两个自成一体的独立区域，或者说它们在本来就是两个相互间断裂开来的地缘单位。这种地缘情势对于一个大型、统一的文化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展开，显然是非常不利的。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形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点。这就与中国和印度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不妨说，希腊文明在这种地缘环境下成长发展，从一开始便处于一种先天性劣势中。

也可以说，遍见于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城邦制虽然有利于文化创新，却是地缘环境和自然条件使然。城邦制以其小国寡民的特点，以其所蕴含的那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固有倾向，对于形成大型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对于保持这种共同体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是极为有害的。使中国文明的命运截然不同于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华世界先天地享有一个巨大的、适合农耕的陆地板块。这种地缘－自然条件不仅为文明的萌生提供了可靠的自然环境，也为文明的成长及最终发展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政治共同体提供了广袤的空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雨量充足（虽并非均匀），并不存在原始条件下使大规模农耕成为不可能的茂密森林，甚至很少有不使用先进金属工具即无法清除的参天古木，有的只是一些低矮、稀疏、易于清除的草本植株和灌木。另一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并非是一片处处流淌着奶与蜜的天赐福地。这里自然条件远远不如尼罗河三角洲和两河流域优越，而是夏季酷热、冬季严寒、降雨量分布很不均匀、洪涝干旱乃是家常便饭，先民们必须通过十分艰苦的斗争方能生存。不过总的说来，该地区仍然为文明的创生和成长提供了一种富于挑战性的环境。

同样重要的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大型陆地板块，华北平原与其浑然一体，为其自然延伸；往南有淮河和长江流域与之接壤；往西有渭水流域、汉中平原，以及河西走廊；西南方向有汉水流域和四川盆地；远南方向则有珠江和闽江流域；东北方向更有肥沃的三江平原（尽管直至近代甚至20世纪东北才得到充分开发）。当然，黄河中下游区域和长江流域以外的地区不乏崇山峻岭，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有大量土壤和气候条件均适合农耕的平地或浅丘，而且这些地方的降雨量通常还明显地高于黄河流域。除了东边是大海，华夏文明无论往哪个方向扩张，都有广阔的伸展余地，或者说，华夏文明萌生后先天性地享有广袤的发展空间供其进一步生长发育为一个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并非不重要的是，华夏农耕世界的西边和北边是寒冷的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西北方向是人迹罕至的戈壁和沙漠，东边和南边是茫茫大海。这种地缘环境使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易受到异质文明的侵扰或实质性挑战，尽管这未必全然是幸事，尽管迄于17世纪，来自北方和西北游牧民族的骚扰从未停止过。[10]

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同样是形塑一个文明的性格的重要因素。在这方面，西亚地中海世界与印度、中国的大河流域同样有很大差异。黄河、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均为大平原，在方圆数百乃至上千公里范围内，地形、地貌和气候条件相对一致。这十分有利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在西亚－地中海世界，不同地区间地形、地貌的差异要大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几十至一百公里的距离便意味着全然另一番天地。迦南（古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和阿拉伯（沙漠）之间，北邻叙利亚，南接西奈半岛，幅员不太，气候和地势却千差万别。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是肥沃的埃斯德雷隆（耶斯列）平原，加利利以及南部（舍费拉）是昔日森林茂密的丘陵地。发源于安提黎巴嫩山余脉赫蒙山的约旦河，流到基尼列湖----也称‘加利利海’或格尼撒勒湖----时低于海平面208米，而在注入100公里以南的死海时则低于海平面302米。然后，河谷升至900米，可是到亚喀巴湾（埃拉特）时再次降到红海海岸。在沃土和荒漠之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差别。”[11]这种反差极大的地理条件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一体化进程显然是不利的。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这一地区的文明很难形成规模，文明的其演进一直不稳定；也很大程度地解释了为何起源于这一地区的诸多宗教－文明禀有那种分裂而非和合的品性，那种不容异见、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心态，那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

三 地缘－自然环境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性格特征

迄今为止，我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未能给予充分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西方、东正教、伊斯兰和犹太四大文明虽在很多情况下被视为四个独特的文明，但它们相互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这四个文明都结构性地禀有“叙利亚文明”（“叙利亚文明”、“叙利亚社会”之类的术语当为汤因比所首先使用，可藉以纠正“犹太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一类术语的不足[12]）的基本要素，而所谓“叙利亚文明”，顾名思义，就是在叙利亚（这里“叙利亚”指古叙利亚，包括现代叙利亚、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黎马嫩在内的一大片地区）一带的地缘环境中萌生和成长起来的文明。其实，这四个文明的家族相似性显而易见，几乎无需论证。这从耶路撒冷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三大教的圣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从亚塞尔·阿拉法特每年圣诞节都去伯利恒（耶稣诞生地，距耶路撒冷不到十公里）圣凯瑟琳大教堂出席圣诞庆典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圣凯瑟琳大教堂分属于希腊东正教、天主教和亚美尼亚基督一性论教会，而伯利恒1950年至1967年属于约旦，1967至1995年为以色列所辖，1995年后又归属巴勒斯坦。故而阿拉法特的朝拜活动具有丰富的文明史含义，表征着伊斯兰教、犹太教、东正教、西方基督教（天主教为其“正宗”，信徒也最多）以及其他类型的基督教及相应文明的同源性。

这里不妨看一看几大宗教-文明的共同祖先----叙利亚文明----具有哪些特征。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以后，在作为地缘单位的“叙利亚”出现的文明有这么一些共同点：为表达各地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了字母；源于农业活动的宗教崇拜形式，其最具区别性的特征是祭祀丰收季节死去、来年作物再生时又复活的神祗及相关神话及仪式；广泛活动于该地区，具有重大政治、社会和宗教影响的先知；此外，发现大西洋也是这个文明----而非狭义上的希伯来文明----为人类做出的重要贡献，尽管并非像唯一神观那样是其最重要的贡献。后来犹太人所建立的犹太王国，只是共同为叙利亚文明的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腓尼基人、希伯来人、阿拉米人、亚述人和非利士人等诸多部族或民族中的一个（如所周知，在公元前722年前，仅希伯来人便有十二个部族）。叙利亚文明或“社会”便是由这些部族共同构成的。属于犹太王国的部族只是比众多兄弟部族更为幸运而已。当然，叙利亚文明在与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长期互动中从它们那里汲取了大量文化养分，没有它们叙利亚文明是不可能萌生的；公元前６世纪中叶以后，伊朗高原的波斯人以其“普遍国家”----阿黑美尼德王朝----为这个文明提供了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和平的政治环境，以这种形式参与了它的成长。叙利亚宗教-文明的生命期甚至包括伊斯兰教历史上最富活力的时期。[13]

看来，我国学界把西方文明的源头追溯到“二希”文化即希伯来和希腊文化的做法失之简单。“二希”应当为“叙希”，即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它们不仅是现代西方文明也是现代伊斯兰、东正教和犹太文明的源头。我国学界同样关注得不够的是，“叙希”要素在这些现代文明的构成中并非齐整的五五对开，而是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9至12世纪， 希腊哲学之思维形态在伊斯兰文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了阿维森那（980－1037）和阿威罗伊（1126－1198）等伟大的哲学家兼科学家。事实上，希腊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文明中保存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读希腊文典，还得从阿拉伯语转译。在中世纪，叙利亚形态的宗教在西方的支配地位是无可置疑的（“哲学是神学的俾女”的说法不妨这样表述：希腊形态的理性侍奉着叙利亚形态的信仰）。及至文艺复兴时期，希腊文化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人文主义的学术和思想观念虽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并未达到以人为“本”的程度，也就是说，即便在这个发现了人的价值的时代，有神论仍是主导性意识形态。在宗教改革运动时代，叙利亚文化收复了一些失地，但启蒙运动以降，希腊文化再度凸显。然而从根性上看，叙利亚要素仍不失为当今西方文明的核心内容。这就一定程度地解释了为什么保守的美国现总统布什总不忘上教堂，而多少左倾的民主党总统们也不敢公然以无神论者自居。

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希腊文明是辉煌的，已无可置疑地给西方乃至世界文明进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可是赋予西方、东正教和伊斯兰文明以本原规定性的，却是同样产生于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叙利亚文明。同其他文明一样，使叙利亚文明成其为叙利亚文明的那些独特品质，也产生于“叙利亚”地区特殊的地缘－自然环境。被称为“肥沃的新月”的迦南（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祖先居住的地方）其实并非“肥沃”，而“到处是沙丘和岩石，只是其间点缀着一些绿洲。然而在古代，这里是往来辐辏之所。整个民族、军队、游牧部落、商人和商队都从这里川流而过。在当时和后来，肥沃的新月不仅是买卖商品的市场，而且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地方。”[14]也就是说，迦南虽然并非“肥沃”，却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信息交流频繁的地方，因为它位处各地区、各文明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如前所述，迦南的地形和地貌也远非宜人。在这个地区的“沃土和荒漠之间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差别……气候和地势多变，可按地理特点划分为四十个区，而当时所谓的‘城’，居民数估算到最大，也大约只有：示剑（Shechem）3000千人，耶路撒冷3000人”。[15]这里的土壤条件同样糟糕：“较之沙漠，它（迦南）毕竟有平原和丘陵，有农业出产，有牧场可以放牧；但与真正宜于定居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或幼发拉底河流域相比，它又是贫瘠的：以色列的土地只有25％适宜于耕种，其余的多半是多岩石的丘陵，树木在这些地方不得不见缝扎根。如不借助于灌溉，这块土地每年只能收获一次。以色列境内土壤多岩石，呈褐色，而不是深黑色，在古代肯定生长着质地不佳的作物。水源不足，一年之中只有四五个月有雨。”[16]

另一方面，犹太人所处的自然环境虽然非常艰苦，但并非像极其寒冷的北极地区中的爱斯基摩人那样，达到了必得将所有精力用于基本生存斗争，以至于无法进一步发展的地步。就自然环境的挑战性而言，犹太人的处境与中国人的祖先的处境是相似的：起码的生存条件是存在的，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付出大量的主观努力。这对养育一种精进健动、百折不挠的文明品质很有利，甚至是关键。就挑战性的程度而言，犹太人的处境比中国人的祖先更艰苦。因为华夏先民虽然年年都得同严寒酷热、洪涝干旱做斗争，黄河中下游地区毕竟不是一个以沙漠和贫瘠沙土为主的地方，而是土壤肥沃的大平原。然而，过于艰苦的自然条件也意味着，犹太人必须开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族群性格或“文化”及相应的集团内聚力，方有可能在生存斗争中取得成功，而迦南地区远非一个适合农耕的大型陆地板块这一事实又意味着，这种集团内聚力只可能体现在较小规模的人类群体中，而不可能出现在大型人类群体里，因为一个大型的经济政治共同体与个我生存斗争的关系毕竟不是那么直接，对个人来说甚至是一种奢侈。实际上，犹太人所处的地缘－自然环境本身早已从根本上排除了产生大型经济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定居迦南之前的漫长历史上，古代犹太人便已经是主要生活在沙漠和沙漠边缘地带了，而在进入迦南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也生活在类似的地理自然环境中。沙漠环境对犹太人的民族禀性甚至文明根性不可能不产生一种可谓品质性、结构性的深远影响：“沙漠地带生物稀疏，无论植物、动物以及人类，都较城市稀少；大部分地方差不多没有人类的踪迹，没有壮丽的建筑，没有广大的田庄，没有茂密的森林。沙漠地方的人，面对大自然，目无所障；烈日当空，则脑髓如焚；明月悠悠，则心花怒放；星光灿烂，则心旷神怡；狂飙袭来，则所当立摧。人们在这样强烈的、美丽的和残酷的大自然之下生活，心性未有不驰思于仁慈的造物、化育的主宰的……寂静笼罩着沙漠，沙漠里面的居民，内心常充满着恐怖与纯洁的情感；因为在沙漠中，除了造物主创造的自然物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在无垠的广漠里，映入眼帘者无非是光耀的烈日，密语的星群，悠悠的明月，狂舞的风儿了。”[17]

在这种远非惬意的自然条件下，天地之间的人类所体验到的，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深深的孤苦无告。无所依归的人们唯有将情感和思绪转向创造这一切又超越这一切的神，即那个绝对的、无限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同时嫉妒心又极重（他不允许其崇拜者同时效忠另外的神）的唯一真神，把自己完全托付给这个神，以这个神为终极的精神依靠，方可获得灵魂的安宁。也就是说，唯一神观的产生有其地缘－自然根源。事实上，叙利亚形态的三大宗教都产生于西亚沙漠地区：犹太教产生于西奈沙漠，基督教（包括东正教）产生于巴勒斯坦沙漠，伊斯兰教产生于阿拉伯沙漠。[18]这决不是偶然的。相似的地缘-自然环境产生相似的心理模式，或者说一特定的心理模式在相似的地缘－自然条件下享有大致相同的可接受性。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唯一神观对于维系一个部族、民族乃至种族内部的团结，显然比分头崇拜多个神祗更有利。这一判断对现代也许并不适用，但在古代条件下，不同的宗教崇拜极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政治效忠，或者说不同的宗教甚或教派取向很可能意味着不同的政治取向。

为叙利亚地区地缘－自然条件所决定的畜牧业本身，也应当视为唯一神观得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畜牧活动与沙漠环境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畜牧民族的心理模式乃至宗教形态。在古代叙利亚地区，畜牧业是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在放养牲畜的过程中，很容易将牧人和羊群的关系与神和人的关系进行类比；在心理学意义上，这两种关系之间也的确存在某种密切联系：“这些社会（即游牧社会）中的人们的强迫性癖好，来自超我的惩罚性，而超我则隐含于唯一的上帝里，而对父亲的爱则留在对动物的准图腾式的依赖中。畜牧民族的一神教主神之所以较之多神教中的至上父性神有更多的惧怕和仇恨，原因在于他们对待牧畜的图腾式的态度。其图腾制的回归，可以被理解为在经济和心理上对动物的依赖，也意味着原始图腾制的狩猎经济所遗留下来的对动物的攻击态度的回归。”[19]

牧人对动物的控制、支配、命令、强迫态度折射到神对人的至高无上性上来，或者说折射到人对神的绝对服从上来，而道德和良心意义上的“超我”又在一个永恒、绝对的唯一真神里得到了外化，或者说在一个不仅超越了个我，而且超越了人类社会、超越了大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的意象中找到了最佳表达。这种情形与叙利亚型文明的攻击性、强制性品格应当不无关系，也与基于农业的文明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古代中国和印度文明区域，农业而非畜牧业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植物有植物的运动规律。与动物不同，植物听不懂因而不会服从人类的指令。同植物打交道，人灯不可能产生与动物打交道时那种既依赖它们又控制、支配它们的感觉；不能使用命令、强迫的方法，而只能顺其天性，尊重其生长规律，以得到所希冀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和印度文明更加温厚、更加平和。

事实上，作为一个深刻影响了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的生命形态，叙利亚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宗教性，而这种宗教性的最重要内涵又正在于其唯一神信仰。自西元前６世纪以降，古代叙利亚世界相对严格的伦理性唯一神信仰首先在希伯来人中开出。一神论后来不仅成为犹太人和穆斯林的信仰，也是历史上活跃一时的基督教聂斯托里派（即唐代中国的景教）和目前仍然活跃着的基督一性论派（分布在现亚美尼亚、埃及、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叙利亚等国，曾为亚美尼亚的国教）的信仰，更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充当了西方和东正教文明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在这种信仰中，上帝是唯一、绝对、永恒的，是无形无相、全知全能、至大至上的。这种上帝观虽具有提升信仰者的精神品质、坚定其信念和原则性之类的文化作用，却也不乏弊端，即那种不容异见、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还应注意，原生形态的叙利亚宗教最直接的继承者虽是犹太教，拥有十亿以上信众的伊斯兰教也是由叙利亚宗教直接演变而来的，其上帝观与原生形态的唯一神观几乎没有区别。基督教是西方文明和东正教文明核心内涵，它是原生形态的叙利亚宗教－文明经过较大转型后形成的。

这里不妨更详细地讨论一下基督教的上帝观。公元纪年初，当以拿撒勒的耶稣为基督（救世主）的小教派在希腊世界传播时，它遭遇到了一种多神教的文化生境。为了求生存、求发展，这个小教派必须有所变通。于是，在后来被称为基督教的宗教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多神教的痕迹。不仅耶稣之父是神，神的儿子耶稣本人也是神（尽管同时又是人），甚至耶稣之母马利亚也被尊为圣母受到广泛崇拜，更有众多殉教者和教父被尊为圣徒而受到崇拜。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一神论已被一定程度地冲淡的宗教中，为了维护神的绝对性，也为了树立耶稣是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与罪人和解，拯救罪人这一基本教义，三位一体的上帝观被提了出来，原生态的一神论因而被进一步打了折扣。在这种新教义中，上帝虽然仍是唯一神，却已分化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尽管三者虽有特定的位份，却同具一个本体，同为独一无二的真神）。不难想象，在逻辑思维发达的希腊文明中，这种具有多神论色彩的唯一神观是十分异质的。虽已有无数神学家用精密的论证来证明这种上帝观的正确性，甚至可以说“三一论”已是一门庞大的神学学科，但真正使广大信众接受这种独特上帝观的，却是启示而非理性。启示或天启既来自神，信徒就不应试图用人的理性来领悟三位一体的奥秘。他们需要做的只是：信仰。

可见，叙利亚文明的上帝观在基督教中虽已经历了较大的转型，基督教却仍然是一种叙利亚形态的一神教。基于这种考量，建基在基督教之上的西方和东正教文明与更为原汁原味的犹太和伊斯兰文明虽有一定的差别，启蒙运动以后甚至有了更大的差别，但从本原性品质或“根性”上看，这几个文明却无疑仍属于同一种叙利亚形态的文明。可塞缪尔·亨廷顿一类论者对西方、伊斯兰、东正教、犹太文明之间再明显不过的家族性相似视而不见，仿佛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瓜葛。汤因比虽然把伊斯兰文明视为叙利亚文明的自然延伸，甚至把现代犹太文明看作叙利亚文明的“活化石”，但他给人的总印象却是：西方、东正教这两个基督教形态的文明与两个更为“正宗”的叙利亚型文明即犹太和伊斯兰文明并非沾亲带故。但从中国人和印度人的视角看，西方、东正教文明（其覆盖区域为历史上的拜占廷帝国、现俄罗斯、乌克兰西部地区、白俄罗斯、希腊、塞普路斯希族部分、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与伊斯兰、犹太文明明明白白地属于同一个家族：它们身上都带有毋庸置疑的叙利亚胎记。

叙利亚文明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早在唯一神信仰形成前即已存在的神选意识。在《旧约》中不难发现，以色列人把自己视为所有古代民族中唯一被上帝“拣选”者；上帝与其祖先亚伯拉罕立约，赐之以“应允之地”迦南。[20] 虽然从叙利亚文明基质中生长出来的基督教超越了犹太人狭隘的种族观念，逐步发展成一个向所有民族开放的世界性宗教，虽然基督教最初在希腊罗马文明的生态环境中发展，因而经济经历了较大的转型，可无论它多么开放，无论它受希腊罗马文明濡染多么深，基督教在根性上仍然是一种叙利亚型宗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当代，基督教徒身上的神选意识都从未消失过（尽管现代基督教徒中不乏开明的自由主义者）。《新约》中虽然能读到“贫穷者”、“愚拙者”、“软弱者”、“被人厌弃的人”蒙上帝救恩之类的话，[21]故而至少在理论上基督教可望成为一种穷人的宗教，弱者的宗教，可是同样在《新约》中，还能发现这么一些激情洋溢的语句：“唯有你们（基督教徒）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民族，是属神的子民”。 [22]这意味着基督教虽比犹太教更进一步，在理论上虽不再以民族或种族划界，却仍以信教与否划界：唯基督教徒受神眷顾。

四 叙利亚型文明非是即非思维模式的后果

这种源于特殊地缘－自然环境的神选意识，与叙利亚型文明基于唯一神观的绝对主义相结合，极易造成一种不容异见、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文化心态，极易造成一种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在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下，不同信仰甚至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变得非常困难。在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下，妥协往往被视为软弱，甚至被视为对原则和信仰的背叛。这不可能没有后果，甚至非常严重的后果。两次“世界”大战均肇始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难道这与文明的性格了无干系（当然肯定不乏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叙利亚形态文明的国家之间又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争，或者说这些大规模战争都牵涉到与四大叙利亚型文明对应的四大宗教即犹太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基督教。目前（2003年），谈判了多年的巴以和平实际上已经破裂以色列以绝对军事优势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占领和摧毁巴勒斯坦城市、污辱性地包围阿拉法特官邸、在对哈马斯领导人进行的“定点清除”行动中炸死炸伤无辜平民），巴勒斯坦方面则不断发动的自杀性攻击事件，这实际上已经使巴以双方处于交战状态。同样的，在巴尔干半岛，冷战结束后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间长期以来杀戮不断，或者说，属于东正教、伊斯兰和西方文明的各民族间杀戮不断。

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和唯我受神青睐的文化心态不仅导致各叙利亚型文明的长期对峙，而且造成了这些文明内部不同民族乃至教派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在并无太多穆斯林和东正教徒的北爱尔兰，基督教内部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也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相互残杀，近年来虽然出现了一缕和平的曙光，但持久和平的前景仍不能说已十分光明。从历史上看，同为穆斯林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之间也龃龉不断，冲突不断，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仅仅是最新的例证罢了。但这仅仅是发生在不同穆斯林民族间的战争。在同属于一个民族的穆斯林当中，派中有派的现象甚至流血性的派别冲突也是司空见惯之事。犹太人的历史记录并非更好，而可能更糟。公元66年，反抗罗马统治的起义发生后，耶路撒冷一度被犹太人控制，各地犹太人为即将到来的罗马镇压而备战，可是当此紧要关头，犹太人内部却上演了一出出同室操戈的悲剧。奋锐党极端分子原本一直在屠杀自己人当中的温和派，大敌当前，也根本未能想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任何观点稍稍温和一点的同胞，都成为他们刺杀的对象。公元68年罗马大军兵临耶路撒冷城下时，城中的犹太人内部竟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内战。

在很大的程度上，叙利亚型文明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不宽容、排他性的文化心态也应对西方文明强烈的攻击性和侵略性负责，对西方历史上残酷的宗教战争和宗教迫害负责{链接1}，对西方历史上因信念不同而杀人之事负责，{链接2}对西方人在全球扩张中的打家劫舍和残忍杀戮的行为负责（如所周知，西方人的地理扩张不仅为经济获利动机所驱动，也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支配），尤其应当对美国之类的西方强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负责。然而，西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惨烈事件还是两次爆发于欧洲、主战场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于战争的人数（数千万人）超过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死于战争的人数之和。在西方民族国家林立的条件下，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能力、动员能力和战争效率急剧提高的情况下，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排他性的神选意识与固有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纠葛在一起，所产生的破坏之血腥，之巨大，使先前所有的战争相形见绌。

新千年、新世纪的第一年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于恐怖主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给予了强烈谴责，并与美国结成了（至少道义上的）反恐同盟。可是，在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剧的问题上，许多论者（包括不少美国人）虽然认为美国错误的中东政策、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许多伊斯兰国家贫困化是最根本的原因，却鲜有人勇于承认文明的精神品质及其所导致的文明间龃龉和冲突同样是重要的原因。在文明因素几乎被众口一词地排除在可能的原因之外的同时，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再一次突显出叙利亚型文明的非此即彼、非是即非的秉性。在反恐问题上，布什政府持一种公开的非友即敌的国家立场。在9·11袭击以后不久发表的美国政府国情咨文中，布什公然把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国宣布为“邪恶轴心”。这种作法实在过分，甚至美国的盟国中也没有一个表示赞同。2003年3月，美国不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在没有取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拉克发动了侵略战争；5月初，布什宣布“主要战斗行动”已正式结束，但在随后几个月中，美军在伊拉克不断遭到武装袭击，被打死打伤的美军人数很快超过了死于正式战争期间的美军人数。当然，体现在美国人身上的非此即彼、非是即非的思维方式也为20世纪50年臭名昭著的的麦卡锡主义所印证。

可是，为什么在西方人对9·11事实义愤填膺之际，大量阿拉伯人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为什么十九个截机撞楼的恐怖分子中居然有十五个来自并非贫穷的沙特阿拉伯，而主谋本·拉登更是出身于大地产商家族？如何解释富甲天下、受美国军事保护的科威特也出现了强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抗议美国的巴勒斯坦和阿富汗政策？如何解释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徒、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冲突不断、战争不断，而同世界上许多地区相比，除阿尔巴尼亚之外的大多数巴尔干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并不止“小康”？更如何解释在北爱尔兰地区，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旷日持久的相互杀戮（其实这也是恐怖主义）？这难道不意味着，仅仅用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来解释这些冲突缺乏说服力？难道巴尔干地区比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更贫穷？难道人均收入为中国十倍以上的北爱尔兰也因为全球化陷入贫困？另一方面，为什么在同为多文明、多宗教、多种族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却和平共处地生活着穆斯林、佛教徒、华人、印度教徒，多年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当然，1997年金融危机后印度尼西亚发生过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但这并非严重）？说恐怖袭击与文明品性毫无干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西方文明远离中道、非是即非的思维模式与不宽容、排他性的文化心态并非在两次世界大战甚或最近半个世纪才有典型的体现，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这里不妨看看伯特兰·罗素对这种文明禀性的诊断。他虽然对西方文明的“好战”和“褊狭”品性作了穷根究底的考察，却并没有把目光局限在这个文明的叙利亚或犹太根性上。在他看来，希腊文明也应当对目前西方人的相似禀性负责。希腊人虽然比其后继者即西方人稍宽容一点，但“他们毕竟置苏格拉底于死地；而柏拉图尽管仰慕苏格拉底，却主张国家应从事他自己也认为虚伪的宗教活动。而且，谁对它置疑，格杀勿论。儒家、道家和佛门是不会认可这种希特勒式的教义的”。[23]那么西方人究竟拥有什么样的文明品性呢？罗素写道：“柏拉图绅士式的温雅并非是欧洲人的典型特征；欧洲向来好战狡黠，谈不上温良恭俭让，”而这一切又肇始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期确立起其统治地位的时期：“从君士坦丁到基督教，首次给欧洲有别于亚洲的那些迫害冲动提供了酣畅的发泄机会”。[24]如所周知，在整个中世纪欧洲，这种“迫害冲动”都有过尽情的表演。

那么，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洗礼的西方人是否就比他们的祖先更加开明呢？罗素的回答是：“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指20世纪20年代前的一个半世纪），自由主义确实有过短暂的止步不前，但是，现在这些白人正在回复到基督教徒从犹太人那里接过来的神学偏狭中去。”[25]事实上，西方人不仅从犹太人那里继承了褊狭的精神性格或文化心态，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犹太人首创了这么一种观念，认为只有一种宗教可谓是真实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图谋整个世界信奉这一宗教，因而他们仅仅迫害犹太人自己。基督教徒以一种特有的新发现继承了犹太人的信仰。他们加进了罗马人谋求统治全球的欲望和希腊人膜拜玄奥幽渺的风尚。这种掺和产生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闻、迫害最凶狠的宗教。在日本和中国，佛教为人心平气和地所接受，并且被允许与神道和儒教并驾齐驱；在穆斯林世界，只要基督教教徒和犹太人纳贡，就不会遭到什么骚扰；但是，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处死已是对即或是正统观念上最小的偏离的日常处罚了。”[26] 对于那些以为“法西斯主义褊狭”仅仅是一种现代现象，而非一种根深蒂固的文明性格的人们，罗素质问了这一问题：“我们是否会像喜欢16世纪的欧洲人那样，生活在不信巫术即置于死地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能容忍早期的新英格兰[27]抑或崇拜皮萨罗对印加帝国的处置？{链接3}我们是否会欣赏在一个世纪内使十万女巫遭受火刑的文艺复兴的德国？我们是否会喜欢波士顿头号牧师把麻萨诸塞的地震归罪于避雷针的亵渎这样一个18世纪的美国？”[28]罗素甚至认为，褊狭是欧洲人的常态，是欧洲人的“传统”，是现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或者说，欧洲人不褊狭，就是不正常的，就是对传统的“背离。”[29] {链接4}

五 地缘自然环境与中国文明的和平主义性格

中国文明有着无可否认的和平主义性格。从根本上讲，这样的精神品质同样源自华夏世界特殊的地缘－自然环境。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流游地区上是一片地貌平坦、土壤肥沃的广袤土地。这里，不存在使原始条件下使大规模农耕成为不可能的茂密的原始森林，有的只是一些低矮稀疏、易于清除的植物。这种独特的地缘－自然环境为文明的创生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样的地缘－自然条件----即拥有一个连成一体、土壤和气候条件均适合大规模农耕的巨型陆地板块----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早在文明晨曦初露之际便享有很强的文化同质性。这不仅为后来经济、政治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文明规模得以较早形成，也使一个相对合理的价值体系得以顺利开出，也使一种独特的文化自信得以确立。另一方面，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是一个土壤肥沃、连成一体的巨大的陆地板块，但这里的气候条件比之最早诞生人类文明的尼罗河三角洲和两河流域，却艰苦得多。这里冬季寒冷、夏季酷热；虽然有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足够的降雨量，却过于集中在夏季和初秋，其结果是冬春干旱，夏季暴雨成灾。这意味着，黄河中下游地区虽适合文明的萌生，但先民们同时也面临着一种极富挑战性的生存环境。

然而正是这种极富挑战性的地缘－自然环境，使中国文明养育出了一种精进健动、百折不挠、吃苦耐劳、能屈能伸的生命品质。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30]即是其精神表征。正是由于这种极富挑战性的地缘－自然环境，同样也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那种稳定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华夏世界的先民们很早便发展出了一种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思维模式（系统的理性思维之产生，需要这么一种必要条件，即认知或经验主体不受喜怒无常的大自然的摆布，逐渐发展出一种信念：对象是可认知、可把握的，被经验的客观现象具有规律性甚至可重复性），即不迷信鬼神和天命，而相信大自然是有规律可循的，或者说“天”有其“性”，人只要顺应“天”之“性”，尊重大自然的规律，就完全可以用自己的主观努力驾驭大自然。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明天人之分”、“制天命以用之”[31]，即是其精神表征。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是其精神表征。当然，“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品格有更早的表现。在孔子之前便有“卜筮而希”之说。之所以如此，又是因为“君子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32]即以道德诉求取代求鬼祈神。事实上，周人的理性精神之强，启蒙时代前的西方人无法比拟。

也正是由于华夏世界极富挑战性的地缘－自然环境，中国文明的先民很早便培育出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生存策略和相应的精神理念或文化品格，并在那种以集体力量同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涵养了一种和的智慧，或者说一种和合而非分裂、中道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温厚而非暴烈的文化品格。这里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只有个人之间的和谐，群体之间的和谐，只有人类之间实行范围越来越大、程度越来越深的合作，才能取得远远超出个人力量简单相加的群体效应，才能给予个人乃至群体以最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才能使文明不断健康的成长，使文明的规模不断扩大。这样的文明性格与西方人非是即非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与他们分裂而非和合、极端而非中庸、富于排他性和攻击性、不宽容的文明禀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华夏文明区域，农业而非畜牧业是主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一种主要基于农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人主要是同植物打交道，而对待植物，不能像对待动物那样，给它们下指令，控制它们，强迫它们，而只能顺其天性，尊重其生长规律，以得到所希冀的结果。也就是说，在以农业为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人不大可能产生基于畜牧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很容易产生的那种既依赖动物又控制、支配动物的感觉。生产和生活方式必然影响到思维模式。生产和生活方式中的不支配、不控制、不强迫、不命令反映到文化性格上，便是中国文明那种谦恭、敦厚、温润、平和的品质，那种合和而非分裂、中庸而非极端、宽容而非褊狭和暴烈的禀性。作为文明性格，这些心理特征直到20世纪也依然如故。

对此，富于洞察力的西方人是不乏认识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伯特兰·罗素便为这么一个问题感到困惑：为什么属于同一个文明西方人竟然能在自己中间进行一场如此惨烈的“大战”（即死亡一千多万人的Great War，后来被全世界误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以为，也许应该到中国文明和平主义、敦厚中道的性格中去找问题的答案。于是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以期从中国文明的精神品质中找到药方，以救治西方人的好斗顽症。作为思想家，尤其是作为中国文明的旁观者，罗素并没有被“勤劳”、“勇敢”之类的陈词滥调所蒙蔽。他注意到，甚至中国人身上也存在不少的缺点，例如，“贪心、懦弱”、“懒散”、“缺乏激情”、“多神多疑”、“卑琐怯懦”、“极端贪婪”、“麻木”、“冷酷”、“缺乏同情心”，“可以为了几个钱卖掉或杀掉自己的骨肉儿女，甚至可以对残忍行为围观取乐”，[33]“如果一条狗被汽车严重辗伤，十有八九过路的中国人会停下来对这条可怜的狗的痛嚎感到好笑，并以此取乐”。[34]然而罗素也注意到，中国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淡泊宁静、温文尔雅；端庄持重、富于自尊、善于妥协、不走极端；悠然自若、富有耐心；爱好和平、宽容心强等等”。[35]在罗素心目中，中国人身上还存在其他一些明显的优点，例如，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品格、“不屈不挠的刚强伟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36]

更为重要的是，罗素注意到中国人“谦恭有礼、温和善良”，富于“妥协”精神。在他们的所有品性中，他所最推崇的，正是这种“平和的气质”。恰恰是“这种气质使他们在寻求解决争端时更多地是讲究平等和公正，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喜欢仰仗实力。”适成对照的是西方民族“导源于精力过剩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传教狂热、野心无穷、蛮横好斗、支配欲强、盲目追求进步与效率……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们永不平静、永不知足，盲目地投身于竞争、冲突、开发和破坏。”[37]正是由于中国人“谦恭有礼，温和善良”的精神品格，“当一个中国官员遭到贬黜时，他会退居山庄，写诗作词，安享田园生活之乐”。恰成对照的是，假如一个希腊政客被其所在的城邦驱逐，“他会率领一群被流放的人来进攻他原来的城市”。在罗素看来，希腊人的旺盛精力不仅贡献给了艺术和科学的发展，更消耗在城邦之间或者城邦内部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相互残杀中，消耗在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战争中。“在这些方面，他们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功。”[38]现代西方人又很大程度地继承了希腊人的禀性。

与希腊人富于攻击性和排他性的精神品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华夏世界，由于那种基于文明规模的文化智慧，原先并非认同于中国文明的无数人类个体和群体逐渐参加到中国文明的大家庭里来，这使华夏世界的人口得以不断增加，疆域和经济规模得以不断扩大。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即由“蛮夷”而认同于华夏，秦人即由“戎狄”而认同于华夏。甚至处于华夏化过程中的楚国和秦国家本身也成为民族的大熔炉。众多“南蛮”和“西戎”均是在楚国和秦国境内融合到中国文明中的。当然，华“夷”杂处时期的儒家思想有歧视“夷狄”的一面，但是基于巨大文明规模的自信与和合的文化心态，使儒家发展了这么一种观念，即只要非华夏个人或者部族接受华夏文化，便不再有华“夷”之分。用当代尺度看，这仍然是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心态，但如果历史地看问题，则比同时期其他文明的做法更正确、更合理。

恰成对比的是，正是由于缺乏这种和的智慧，比孔子在世时代略略晚一点的雅典即便处在一个亟需人力物力以保卫家园的危机时刻，竟然不仅不设法扩大公民权范围，反而愚蠢地剥夺了那些父母双方当中有一方不是雅典人的“外邦人”的公民权。[39]甚至在被视为古代民主最高典范的伯里克利时代，由于缺乏一种温卑、谦让、平和、宽容的文化品质，雅典凭借军力当起了“提洛同盟”的霸主，大搞帝国主义，强迫其他希腊城邦纳贡，疯狂掠夺其财富。后来罗马人做得虽好一点，但也只是出于扩大其统治基础的考虑，仅仅将公民权授予种族、文化和地域上的近邻意大利人以及归顺的海外异族人（当然越到后来，罗马公民权的授予就越慷慨，其公民权的覆盖范围也就越大）。[40]恰成对照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或更早，在一种迥然不同的地缘－自然环境中，中国人根本没有生发出“公民权”之类的念头来。无论什么个人、什么部落、什么种族，只要服饰、礼仪和行为“正确”，便当然被接纳到华夏文明大家庭里来。这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文化心态，对中国文明规模的增长，对其长远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正是由于这种和合而非分裂、对抗的文明性格，使中国在欧洲威斯特伐里亚体系取得支配地位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整个东亚世界维持了一种稳定的地缘政治秩序，此即所谓“东亚朝贡体系”。当然，这种贸易成份占了很大比重的政治秩序，与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一现代理念有一定的距离，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仍不失为一种能够持久地维系东亚世界的和平的一种相对合理的安排。在这种地缘政治秩序中，居于中心位置的中国在形式上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总的说来，在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交往中，中国是宽厚仁慈、慷慨大方的，而非帝国主义和掠夺性的。周边国家只需象征性地交纳一些贡品，即能得到中国的政治认可，而这种认可意味着这些政权获得了政治合法性，或得到了国内国外的承认；中国方面则以大大超出贡品价值的回赠来保持这种朝贡体系的正常运转。这与贪婪无比、掠夺成性的希腊人、罗马人以及近代以来在全球进行掠夺性扩张的西方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同样是由于这种和合而非分裂、对抗的文明品质，明代以来大量中国人和平地进入东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为所在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又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做法大异其趣。

和合而非分裂、妥协而非对抗的文明性格及所意味着的文明规模和能量，也表现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历史事件上。郑和远洋舰队之远航到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虽然未能产生“发现”乃至占领一个新世界的功效，却比西方人的地理大“发现”更早：比哥伦布的美洲航行早了八十七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了八十三年。郑和远洋舰队的规模之大，航行范围之广，更是史无前例。在船只规模、数量和船员人数方面，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船队根本不能无法与中国舰队相比。这里应当注意的是，郑和舰队七次远洋航行，其规模之大，远超西方人同一时期的远洋航行，但这决非是一种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的孤立的国家行为，其背后有一种巨大的人口－经济规模和雄厚的技术力量在支撑着。[41]这表明，明代中国不仅已经拥有远洋航海所必需的先进技术，而且中国所能有效动员的人力物力规模，也大大超过了西方。尤需注意的是，郑和舰队所到之处，从不“抢劫或屠杀，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侵略印度洋的其他欧洲人显然不同”。[42]这种和平主义的品质与后来西方人在远洋航行中和对加勒比海地区、南北美洲、印度洋、南亚等地的侵略中烧杀抢掠的恶劣行径形成了非常强烈反差。{链接5}

最后，应当对罗素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评作一点迟到的回应。必须承认，罗素所看到的中国人的种种缺点在当时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这到底是中国人的固有品性造成的，还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极端贫困，也在于当时中国法制的极不健全。无需专业历史学者指引便可发现，在不到一百年时间内，中国人已有了极大变化。目前全世界公认，海外华人乃至中国大陆一般中国人都愿意为子女的教育、成长付出极大的牺牲，这在任何其他社会中都是难以见到的情形。甚至可以说，一些中国人已戏剧性地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实行“只生一个”政策的情况，不少中国人已从罗素眼中的不爱惜自己的子女转变为溺爱子女。事实上，中国的“小皇帝”现象已是举世闻名。同样的，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后，中国人大体上已经改变了二十年代罗素所观察到的那种对待动物的态度。在当今中国，不仅濒危动物受到了国家政策和公众的保护，甚至出现了宠物热。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内战争（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之后，中国人理应名正言顺地脱掉“卑琐怯懦”的帽子。不怕打仗的中国人甚至已被不怀好意的西方右翼分子目为“好战”。罗素所谓“极端贪婪”，当主要指当时中国人当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其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法制意识薄弱和中国社会法制的不健全。这个问题直到目前也没有解决，便随着“政治文明”的一步步推进，随着法制意识的进一步加强，随着全社会富裕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中国人应当能在未来五十至一百年内基本消灭制度性腐败。

不言自明的是，以上有关中国人的正面描述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远非十全十美，而有着诸多缺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衙门酷刑、太监干政、裹脚、姨太太、五世同堂的大家庭等等都是不合时宜、应当摈弃的。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确已迅速摈弃了这些东西。尽管如此，公德心薄弱的积习、重道轻器的倾向、形式主义的作风、一轰而上的习气、顽固的官本位心态（或根深蒂固的仕进情结）等在当今中国社会仍然随时随处可见。这些都与现代精神相悖（在急剧变革或转型时期尤其如此），亟需努力克服。同样不言自明的是，西方文明决非没有优点。这些优点，中国人应当要学习、接受和吸纳。西方文明最大的优点，莫过于其法治精神，以及在法律的规范下使个人意志得到充分表达、个人能动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种种有效机制。西方人的公德心和敬业精神也明显强于中国人。西方人更是敢于进取、敢于尝试、敢于冒险、敢于创新。这些品质，都非常值得当代中国人学习的。

六 文明性格中蕴含的能量

作为一种特殊地缘－自然环境的产物，中国人自强不息、吃苦耐劳、能屈能伸的性格对于中国文明规模－能量的形成和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艰苦的自然条件意味着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大量消耗，这对中国文明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为了求生存、求发展，华夏世界的先民们必得进行积极的回应。他们同大自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这个过程培育了其坚毅、刚强的品质，也激发了其智慧才干，更使其潜能得到了发挥。正是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文明的规模－能量得以不断增长。只需看看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度之高、规模之大（就涉及的地区之广和人口数量之多而言）、程度之严重（同西亚－地中海世界相比较而言），便不难明白为何中国文明会有这些精神品质了：“我国历史上各种天灾（如水、旱、蝗、雹、风、疫、地震、霜、雪等），自公元前1766（商汤18年）至1911年（清朝末年）计3677年间，共达5181次，平均约每半年即遭罹一次。若仅就水灾而言，三千多年间达1034次，平均约三年五个月即罹一次。若仅就旱灾而言，同时期中发生了1060次，平均约三年四个月即罹一次。”[43]这仅仅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数字，未矛记载的灾害应当更多。相比之下，西亚地中海地区虽然不能说没有自然灾害（尼罗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尤其优越），但其规模和程度毕竟大大小于中国。

艰苦的自然条件固然有利于中国文明的能量－规模的扩大，但非常频繁的天灾毕竟周期性地、结构性地引起人口大量死亡、财产大量损失，以及不断的民众暴动和异族入侵。这不仅导致了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更意味着经济和科技发展缓慢甚或停滞----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受灾地区人民立即陷入人道主义困境，背井离乡、卖儿鬻女的情形屡见不鲜。天灾发生后，受灾地区自然会出现经济凋敝现象。这时如果发生民变、兵灾或异族入侵，那就更是雪上加霜、祸不单行。在这种情况下，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资本积累和科技发展也就不可能不受影响。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也需要加以考虑，那就是，华夏民族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面临着整合一个又一个周边游牧民族的艰巨任务。事实上，“中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位置又是一个特殊类型的区域。中国同所有其他高级文化的区别在于它对游牧民族问题的处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现象，即，一个如此高度发达的文化始终要面对面积如此广大的游牧地区，从而也要面对来人数如此众多的游牧民族。美索不达米亚也曾出现与中国发展程度类似的文化，但其面临的游牧民族问题则由于游牧民族人数较少而总能应付得了。其他地区，如巴克特里亚（大夏）和东波斯也和面积同样广阔的游牧民族地区接壤，但定居者和游牧民之间的文化差别远不像中国与毗邻的游牧民族之间那样悬殊。”[44]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游牧民族之不断进入并整合到中国文明中，虽然带来了大量人口、新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新的技术（尤其是跟战争有关的技术），从而在人口、疆域和技术意义上扩大了华夏世界的文明规模，但这一切毕竟要消耗大量资源，意味着华夏世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变得十分艰难，或者说，在前现代条件下很难独立完成，意味着华夏世界文明发展的迟缓甚至停滞。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华夏世界辽阔的疆域。“中国文化地域最早时期的面积，也要比地球上已经形成的高级文化以及----与此相关----产生国家或甚至国家群体的所有其他区域大好几倍。肥沃的农田同辽阔的草原交替出现，崇山峻岭连接着无边沙漠，这种地理景观的变换又对各个地区人民的性格、国家的任务、国家对各地情况的掌握以及由此而来的统治所有地区的可能性产生深刻的影响。疆域辽阔的难题，在中国得出了再充分不过的体现。”[45]一个文明的疆域范围越大，各地区之间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的相对差异也就越大，各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和化发展也就越可能不平衡。可是自秦代以还，中国文明一直面临着在一片广袤的疆域上维系一个超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体的历史任务。一方面，这意味着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一直面临着棘手的政治难题甚至高度的政治风险：“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之间力量消长的不断起伏波动、不断竭力保持大国内部凝聚力使它不致散架的画面”，这种状况可能使明智的中央统治者“放弃继续进行那些本来是力所能及的领土扩张活动”；[46]另一方面，维持一个超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体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必须掌握巨大的人力物力以支付巨大的财政资源成本：“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中央集权政治形式的传统，要求全国具有高度统一的秩序。在庞大的疆域范围建立高度统一的秩序，必须依靠巨大的财政资源来支撑。”[47]

可是，“中国古代的经济资源，从来不具有为它的庞大帝国的统一秩序提供长期稳定与相互平衡的财政能力。因此，历朝历代几乎都产生过财政危机从而导致过重的帝国赋税；过重的赋税导致民变，使旁国统一秩序陷入分裂动乱。”[48]正是由于前现代条件下统一政权的财政资源的有限（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有限），历史上“中国统一国家一直把它的统一秩序建立在汉民族和儒家文化的文化观念上，对儒家世界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北部游牧民族地区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基本上历朝都没有把它们包括在统一国家的正式疆域以内，而使它们处于中国统一秩序的控制范围，保持臣属或附属的地位。这样，帝国不对这些地区承受经济与财政负担，当然也不希望从这些地区获得经济与财政利益。”[49]事实上，在现代交通－通讯手段出现以前，维持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统一所需要的成本极高，而各个朝代中央政权所能掌握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又相对有限，因而除了在享祚较长久的朝代如汉、唐、宋、元、明、清初期的几十年或至多一百多年时间，历史上的中国文明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勉强应付或根本无法应付在庞大疆域上维持政治统一这一结构性的难题，或者说，在一个巨大区域内维持政治统一消耗了太多国力。

辽阔疆域不仅导致华夏世界在维持政治统一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使它在其他方面或总的历史进程中，也比其他文明区域（如中西部欧洲、美洲）消耗了多得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至少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以前，在世界性的“商业化过程”或前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准备阶段，中华夏世界虽曾有过可观的资本原始积累，甚至曾出现过所谓“宋代资本主义萌芽”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终究未能像达到西欧那样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程度。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近代以前，华夏世界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虽曾一度领先世界，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为人类科技的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终究未能达到像欧洲那样率先开出现代科技的程度。这也意味着，有利的地缘条件和极富挑战性的自然环境虽然造就了华夏世界中道和合、精进健动、不屈不挠的文明品格，使华夏世界在其长期的演进过程中曾有过极其卓越的表现，开出了巨大的文明规模，可是要在这一水平上更上一层楼，使文明的发展进入一种新形态，达到一个先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新层次，并在此新形态和新层次上开出一些全新的可能性，却异常困难。

然而，一旦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使天灾危害程度大大降低、危害范围大缩小，一旦整合周边民族的历史负担基本上消除，一旦在现代交通－通讯条件下维系一个大型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文明性格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便将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一直在朝这个方向稳步前进。稍稍留意一下有关数据便知道，及至20世纪80年代，传统意义上的主要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所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已经有了至少两个数量级的下降，所能造成的财产损失幅度也得到了相应下降。其次，整合周边民族的历史任务其实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便已基本上完成了。[50]及至此时，两千年来一直侵扰农耕区的游牧民族在效能提高了的热兵器面前，丧失了先前骑马作战的优势。作为一种深刻影响文明进程的力量，他们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主宰北方大草原，不断南下侵挠农耕区的历史情景一去不复返了（长城自此只具有象征意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长期对峙和冲突为二者“共生”的格局所取代，华夏世界的疆域或有效行政区域的分布范围也因之大大扩展，超过汉唐鼎盛时期。[51]目前，五十六个民族和睦共处在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家庭里。

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为其“统一秩序”支付高昂的财政“成本”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而已得到了解决。在现代交通－通讯条件下，维系一个大型经济政治共同体的财政成本已急剧降低了。这带来了古代甚至清代后期都根本无法想象的全新的可能性。只需看看清代前期康熙皇帝为了收复仍然被郑氏家族割据的台湾，从紫禁城向驻扎在福建前线的清朝海军下达一个军令需要花多少天时间，需要维持多长的驿道，养多少匹驿马，为多少名驿站人员支付工资，运送所需兵员和作战物资又得花多少时间和人力物力，这一切的相对总“成本”是多少，而现在一封电报，或一个电话，或一个电子邮件在多么短的时间内便能取得同样的功效，也考虑到现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能以多么快的速度和多么大的规模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质，且相对于康熙时代，当前通讯－交通的“成本”已降到何等低廉的程度，便不难明白这些全新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基于这种考量，若隐含在文明性格质中的巨大能量在可见的将来得到巨大的释放，应当是毫不奇怪的。

附注：

[1] Philip Bagby, Culture and History: Prolegomena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Westport，Connecticut (USA)，1976，p. 63。

[2] 关于“文明”一词的内涵，参见本书第二章“‘文明’的两个含义”；关于“文明”与“文化”内涵的重叠与差异，可参见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章“文明与文化”。

[3] 见杰弗里·萨克斯著，《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见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4]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5]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12页。

[6]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27 – 28页。

[7] 杰弗里·萨克斯著，《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见上引亨廷顿与哈里森（编著），《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第65 – 66页。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非洲通史》，第一卷，转引自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29页。

[9] 　 参见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也见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1935 - 1961， Vol. V, pp. 69 - 70、Vol. VI, p. 504 - 508。

[10] 此处讨论可以参见朱宁著，《下个世纪谁最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 – 221页。

[11]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12] 关于“叙利亚文明”、“叙利亚社会”，可参见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 – 157页。关于“叙利亚文明”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参见阮炜，《文明的表现》，第五章“超级文明‘叙利亚’”。

[13]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 VIII, p. 274；Vol. II, pp. 385 – 394）；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2 volumes, abridged by D. C. Somervell）, New York (USA), 1946, Vol. I, pp. 19 - 20； p. 145；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56 – 157页。

[14] 埃班，《犹太史》，转引自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1页。

[15]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2页。

[16]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2 – 43页。

[17]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转引自顾晓鸣，第46页。

[18]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参见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6页。

[19] 贝特考克，《文化的精神分析》，转引自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8 – 49页。

[20] 见《圣经·尼希米记》9：7、8；实际上，从历史而非宗教故事的角度看，以色列人之定居迦南，是一个漫长的武装殖民过程。

[21] 《圣经·雅各书》2：5，《圣经·哥林多前书》1：17、27。

[22] 《圣经·彼得前书》2：9、10。

[23] 见《罗素文集》(王正平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版，第223页。

[24] 《罗素文集》，第223-224页。

[25] 见《罗素文集》，第224页。

[26] 《罗素文集》，第224页。

[27] 在英美历史上，早期新英格兰以不宽容、褊狭、迫害宗教异端或持不同意见者著称。

[28] 《罗素文集》，第224－225页。

[29] 见《罗素文集》，第224页。

[30] 　《易·乾象》

[31] 《旬子·天论》

[32]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转引自陈来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33] 《罗素文集》，第29 – 52页。

[34] 见《罗素文集》，第48页。

[35] 罗素对中国人优点的描述较为分散。本文此处的引文，为中国学者冯崇义对罗素的描述所作的归纳。参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7页。

[36]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155页。

[37] 罗素并没有集中论述西方文明的品质，而是在不同场合提到或讨论了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本文此处的引文为冯崇义对罗素论述所作的归纳。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157页。

[38] 见《罗素文集》，第52页。

[39]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40 – 241页。

[40] 见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页240 – 241页；宋慧娟著，《古代雅典民主政治》，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 - 143页、156；也见周一良、吴于廑（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 - 211页。

[41] 关于郑和舰队的巨大规模，可参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 – 273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也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第438 – 439页；以及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4，p. 93；pp. 137 – 138。

[4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8页。

[43] 邱国珍著，《三千年天灾》，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4] 参见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本段引文所用粗体字为原文所有。

[45] 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第258页。

[46] 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第202页。

[47] 见童中心，《失衡的帝国：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48] 童中心，《失衡的帝国》，第277页。

[49] 童中心，《失衡的帝国》，第286页。该书作者举例说“长期以来，大约到清朝以前，北部游牧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未正式列入帝国的财政税收征收对象；对于其他落后地区，例如西南山区，一直不实际征税，让这些地区完全处于经济与财政自立的地位。由此减少了帝国对统一秩序的经济与财政负担，从而保持了较高的国土经济与财政效应”。同上书，第286页。

[50] 当然，清代中期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此即所谓“十全武功”。按照我国某些历史学者的看法，这种用兵没有什么必要，更多只具有“扬威边疆”的性质。见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51] 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