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内外学术界尽管在文明的界定上见仁见智，但把文明视为中性的、多样的社会历史单位已成共识。在文明比较研究中，西方学术界提出了若干具有典型性的重要论断，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持久和深入的讨论。这些论断被称为“命题”。如何从理论上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这些命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且关系到我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以及当今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此，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才能在文明比较研究中增强命题意识，提高命题能力；才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知彼知己、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引领行动，从而促进世界各文明和谐共生，持续繁荣。
关键词：文明 命题 社会形态 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
中外学术界对“文明”的认识，大体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过程，即从视之为某种高级的人文道德状态，转向视之为中性多样的社会历史单位。只是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早晚不一，欧洲在18世纪末，中国则在清末民初。这就为开展科学的文明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在文明比较研究中，西方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命题。这里所说的“命题”（thesis），是指具有典型性的重要论断。这些论断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反响和持久深入的讨论，因而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然而，针对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这些命题，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尚未展开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分析。不过，有不少学者较早关注到了其中的个别命题，也开展了相应的深入研究，这为我们开展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外学术界则围绕这些命题不仅开展了相应的深入研究，而且还关注到了其理论前提和有效性问题，但从总体上看，系统的梳理和理论分析不多。可见，如何从理论上对这些命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仍是一个有待展开的重大课题。本文将在厘清这些命题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尝试弄清其理论前提和问题有效性，为提出我们自己的文明比较研究命题奠定基础，为促进世界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提供智慧。
一
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术界在文明比较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命题。在这里，笔者将按照时间顺序尝试对这些命题进行初步梳理。
首先是“特纳命题”（the Turner Thesis）。这一命题是由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在1893年提出的。他认为，正是日益扩张的边疆才导致社会生活方式不断调整和重建，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革命，推动了美国走向现代化的、更高级的社会，并认为这正是美国不同于欧洲之处。由于这一命题强调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因而又被称为“边疆命题”（the Frontier Thesis），其影响相当深远。这一命题可以说是后来的“美国例外论”的滥觞。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针对美国与欧洲、欧洲白人文明与美洲印第安人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主要是为论证美国的崛起，甚至是为美国的对外侵略扩张乃至于为此前欧洲的殖民侵略扩张活动辩护。不过，特纳命题激发了人们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探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兴趣，桑巴特就曾受其影响。
其次是“桑巴特命题”（the Sombart Thesis）。这一命题是由德国学者桑巴特提出的，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指称。其一是指他在1906年出版的论著中所提出的关于美国为何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的论断，其二则是指他在1911年出版的论著中所提出的关于犹太人在欧洲资本主义文明起源中所起作用的论断。在第一种意义上，该命题强调美国的资本主义通过改善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吸收工人入股而缓和了工人的反抗；通过普选权和两党制把工人力量整合到了国家体制之内；开放了工人的上升通道加上开放的边疆成为“减压阀”，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美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社会主义运动。在第二种意义上，该命题则认为犹太人的商业才能与日耳曼人的技术发明联姻，共同孕育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桑巴特的命题引起了学术界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争论，韦伯命题可以说就是在其影响下被提出来的。
第三是“韦伯命题”（the Weber Thesis）。一般认为，韦伯命题是指德国思想家韦伯在1904至1905年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1919至1920年间撰写的《世界经济通史》等论著中形成的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论断。他的核心观点与桑巴特不同，认为西方文明走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因素不是犹太人的商业才能，也不是日耳曼人的技术发明，而是新教伦理所蕴含的理性精神，中国、印度、古代犹太人等其他文明由于不具有这种精神所以才发展不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一命题至今仍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韦伯也因此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该命题影响深远，其后国际学术界关于近代科学兴起的论争几乎均与之有关。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并对其开展全面的理论批判，十分必要。
第四是“默顿命题”（the Merton Thesis）。这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近代科学兴起所提出的论断。他的主要观点是：清教主义文化价值体系与社会互动的特有类型及范围，是近代科学兴起于英国的重要因素。这是针对“赫森命题”（the Hessen Thesis）提出的。苏联学者赫森在20世纪30年代参加英国举办的国际科学史大会时提出，牛顿的科学体系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因素推动的结果，而不是牛顿个人天赋或新教伦理因素决定的，这被称为“赫森命题”。该命题随即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反对和批判，默顿命题就是其中的代表。可见，即使是科学研究也难以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
第五是“李约瑟命题”（the Needham Thesis）。这是由英国生物化学家和历史学家李约瑟针对近代科学兴起所提出的论断。他起初也是为了反击苏联学者提出的“赫森命题”，提议在剑桥大学建立科学史委员会组织开展科学史研究。随后他访问中国，被中国文明所吸引，20世纪40年代末回国后开始撰写他那部关于中国科技史的多卷本巨著，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命题。其核心内容是：知识的社会组织形式与社会的生产关系，是近代科学兴起于欧洲的根本因素，中国在近代以前由于官僚控制科学技术、商人阶层价值观囿于传统以及政治软弱，因而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约瑟所持的鲜明的欧洲立场和标准。
第六是“齐塞尔命题”（the Zilsel Thesis）。几乎与李约瑟开始思考近代科学兴起问题的同时，奥地利学者齐塞尔也在思考这一问题。1939年移居美国后，他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探讨了不同文明与近代科学兴起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著作，提出了“齐塞尔命题”。其主要观点是：大学的学者和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与高级工匠之间的社会阶层流动障碍的消除，推动了理性精神与实验技术的结合，是近代科学兴起于欧洲的根本因素，并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变革；中国、印度等其他文明的知识阶层则由于其内部等级区隔的障碍而未能孕育出近代科学。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强调。
此外，西方学术界在文明比较研究中还提出了一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命题，如皮朗所提出的关于欧洲中世纪文明兴起的“皮朗命题”、斯宾格勒所提出的西方的衰落命题、汤因比所提出的文明即社会的“挑战—应战”命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命题、彭慕兰的“大分流”命题，等等。这些命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有清晰可辨的连续性，均可追溯到前述的六大命题。因此，这里不再赘述。
二
如何从理论上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这些命题，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而且关系到我国世界史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还关系到当今中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此，我们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才能科学认识和正确评价这些命题。
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明的论述是我们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方法的重要依据。恩格斯曾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可见，文明并非限于精神文化领域。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文明时代曾是人类史前史的一个阶段，国家是这一阶段文明的代表。除了“文明时代”以外，马克思恩格斯还曾使用过“古代文明”“现代文明”“资产阶级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等不同的表述。尤其是在谈到16世纪时，马克思曾指出，在一些欧洲国家，君主专制是“文明中心”，是“社会统一的开创者”。在谈到资本主义文明时，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与劳动关系”中，工人的消费和需求“正好是文明的重要因素”。甚至认为“资本等于文明”这一论断也是正确的。文明的进步就是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也是劳动者的生产力的增长，包括“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文明要素既包括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等内容，是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批驳了那种把文明等同于“精神”以及未能正确把握“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的“文明论”错误观点。他指出：精神生产要与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物质生产相适应，“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从物质生产所产生的“社会结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精神生产的方式”；精神生产活动也只有从生产关系上才能得到理解。否则，把文明等同于精神，割裂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侈谈文明都是“空话”。
综上所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文明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有关论述中看出，文明就是指一定社会历史阶段上的社会形态。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其发展程度或水平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或水平，生产力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为了对生产力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理解生产力。“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这就是说，生产力是指劳动的生产力，它决定并体现为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就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劳动的效率。
那么，生产力又取决于什么呢？“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是从劳动生产力的结构要素上而言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和自然条件等均被列入了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然而，从劳动生产过程而言，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三大过程要素。其中，劳动资料，即“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则是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可见，劳动资料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正是在把握劳动生产力的结构要素和过程要素的基础上，马克思把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视为资本主义劳动生产力的三种历史形式。尽管科学技术和自然条件等均被列入了生产力的决定性要素，但是，“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这就意味着，生产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矛盾统一体更为关键。这样我们就明确了，要从劳动生产率，接着从劳动资料，最后从生产方式来理解和把握文明的发展程度或水平，从而确定其历史发展阶段和历史地位。
如此，我们就从生产力进入生产关系领域。文明的性质和特色取决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只有从生产关系上来理解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才具有了社会性质，才成为“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人们对劳动资料的支配和使用，主要是劳动资料所有制，是进行社会生产的前提，也是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是英国16世纪“生产关系的革命”的主要体现。
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决定，构成经济基础，并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政治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均受制于生产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就阐明了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文明及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科学指南。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首次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形态展开科学研究，为文明及文明比较研究树立了光辉典范。
列宁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在这以前，社会学家不善于往下探究像生产关系这样简单和这样原始的关系，而直接着手和研究政治法律形式，一碰到这些形式是由当时人类某种思想产生的事实，就停了下来”。这就是说，以前所有的相关研究往往容易陷入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不仅使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研究成为科学，而且还从根本上终结了一切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构建科学的文明理论扫清了道路。
从总体上看，作为社会形态的文明，其结构性要素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文明发展的本质乃是人自身能力的不断积累与提升”；文明演进的动力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文明发展的历史阶段则与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以及人类主体地位变迁相一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同创造了世界历史，证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基本内涵。
三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明理论方法，重新审视西方学术界在文明比较研究中所提出的命题，首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命题多聚焦于欧洲文明的现代性起源问题，也就是欧洲的现代化问题。目前西方学术界围绕这些命题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归纳出了欧洲文明的四大现代性要素：科学技术、工业制度、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等。其次，我们还发现，这些命题往往是在对照欧洲文明来审视非欧洲文明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时更是这样。这也是我们应该对这些命题予以特别关注的重要原因。最后，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命题在文明比较研究中一直都未完全褪去作为人文道德状态的“文明”意蕴，二战后甚至日益具有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毫无疑问，这些命题仍具有欧洲中心论倾向，只不过这种倾向更加隐蔽，更不易察觉，更具有迷惑性。
特纳命题的实质是美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问题，桑巴特命题和韦伯命题则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及命运和前途问题，默顿命题、李约瑟命题和齐塞尔命题则都是关于西欧近代科学兴起问题。针对这些命题，我们只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方法就能够从其理论前提和有效性上予以认识和批判。
现代民族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诞生的新的国家形态。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把国家制度理解为社会形态的组成部分，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才能得到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恩格斯曾指出：与古代的民族一样，“现代的民族也同样是被压迫阶级的产物”。美国是从英国殖民地发展而来，是英国社会形态变迁的产物，而不是西部边疆开发的“功劳”，更不是自然的恩赐。“在煤炭、水力、铁矿和其他矿藏、廉价食品、本土生产的棉花以及其他各种原料方面，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而只有当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国的时候，这些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这就是说，应当从生产力状况来理解和把握生产关系等社会条件，从社会条件来理解和把握自然条件，而不是相反。否则，如果认为某地的“种族气质”“气候”“自然环境”等比另外某地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那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并不能科学地说明任何问题。因此，所谓的“边疆命题”在理论前提上是偏颇的，也是无效的。
至于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及命运和前途问题，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已做出了集中的科学研究。马克思把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通过劳动二重性理论与价值形式分析揭示了货币的起源和本质；在此基础上，通过货币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和工资理论等揭示了资本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的本质，确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最后，阐明了资本积累的本质、规律，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在谈到资本主义的起源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什么？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然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又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所有制就成为必然趋势。这就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上科学、完整地回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并进一步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指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命运和前途在于自我否定，从而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石。那种试图从伦理精神或特定人群如犹太人等的贡献来探讨西方资本主义起源及命运和前途问题，毫无疑问是不科学的，也是片面的。
西欧近代科学兴起问题貌似神秘莫测，实际上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就能得到科学的解释。如前所述，科学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要素之一，但历史地看，生产力的积累和发展反过来又是生产力诸要素包括科学和技术等要素进步的根本推动力量。“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因此，脱离社会生产谈西方近代科学兴起问题，是舍本逐末，难以得到科学的答案。更为重要的是，西方近代科学并非科学的唯一形态，更不是科学的衡量标准。如果设问中国古代为何未能发展出西方那样的近代科学，那么这种设问本身就隐含着欧洲中心论倾向，是一个假问题，其理论前提是错误的，这种问题也是无效的。
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总体趋势是日益意识形态化。皮朗命题是对西方文明所面临危机的历史反思，实质是为加强西方文明自我认同、凝聚其自身力量的学理探索。斯宾格勒从文明比较出发提出了西方文明的衰落命题，这只不过是流行于当时西方的悲观没落情绪的反映，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走向帝国主义时代所带来的困惑。汤因比虽受斯宾格勒的影响，但他并未继续唱衰西方，而是试图从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中为西方乃至于为全人类寻找通向未来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汤因比所使用的“文明”是介于民族国家和人类整体之间的“可认识的历史研究领域”即“社会”。在他看来，“西方社会”随着工业制度的传播，在经济上已经趋于全球化，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则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突出特征。可见，他的文明单位偏重于政治文化因素，因而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重振西方自我认同和塑造“他者”的重要工具，在冷战时期受到西方社会各界的欢迎。伴随着20世纪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文明比较研究与社会学的结合日益深入，美国主导的现代化理论在二战后得以形成。它与汤因比等人的文明比较研究理论息息相通，同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甚至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和实施第三世界政策的工具。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命题也不例外。至于20世纪末兴起的加州学派以及由此引发的跨世纪的“大分流”“小分流”等学术之争，“在很大程度是诸大陆文明如欧亚文明之间比较的结果”。直至今天，西方学者仍在提出新的命题，如全球史的制度转向命题就值得进一步关注。在提出这些命题的过程中，尽管人们已明确宣布抛弃欧洲中心论，但往往又陷入历史相对论。这实质上是欧洲中心论的倒影，仍需我们警惕。
总之，以往我们对西方学术界所提出的这些命题还不够关注，对其进行理论前提和问题有效性的分析还不够系统，相关的历史研究也还不够深入。这就造成了布罗代尔所说的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所存在的“‘历史学’的不平衡”，“欧洲发明了历史学家的职业后，使用历史学家为自己效力。欧洲自己的来龙去脉既已弄清，就随时准备提供证据和提出要求。非欧洲的历史学才刚起步。在知识和解释的平衡尚未恢复时，历史学家将始终难以解开世界史的难题，即欧洲优先的起因”。布罗代尔所做出的这一判断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中肯的，也是有效的。我们不仅要弄清欧洲近代领先的起因，还要反思中国未能在近代领先的根源，从而提出我们自己对自身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的系统认识。正如有学者曾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时代的发展已经向世界历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这就是尽快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认识和阐释体系，向世界阐明我们对人类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观点和看法。”这就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的世界历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历史知识体系。
为此，我们首先要增强自主命题意识，提高自主命题能力，而不是被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各种花样翻新的命题牵着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唯物史观，立足中国实际，我们才能自主提出引起国际争论的中国新命题。其次，我们要加快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以及其他诸学科之间的融通。以中国新命题为中心，打破学科壁垒，开辟学科融合通道，建立学科融通新平台。最后，在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我们自身文明的基础上，我们要深入开展与欧洲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打破布罗代尔所说的欧洲与非欧洲之间长期存在的历史学发展的不平衡格局，使中国跻身国际史学强国之林，从根本上破解近代欧洲领先和中国相对落后的历史“谜题”。其中，自主提出若干基础性、原创性、引领性的重大命题，将具有重要标志意义和国际意义。
比较使人清醒，交往才能分享。文明比较研究是为了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理解和认识，最终是为了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分享，促进文明共生、和谐发展。因此，“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这就需要我们以全球史的视野开展文明比较研究，站在世界各文明主体价值平等的立场进行文明交流互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彼知己、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引领行动。通过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相融相通，我们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才能拥有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