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全球扩张面前，中国和印度等非西方社会尽管经历了近乎脱胎换骨般的文化转型，其先前的精神特质虽然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但这并非意味着它们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已经变成西方文明了。它们的确暂时衰落了，但因享有一种基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深厚的精神同一性与自主性、主体性，是不可能真正垮掉的。面对西方巨大而深刻的挑战，中国和印度社会的文明同一性-自主性尽管一度处于极为羸弱的状态，但这并不等于它们的文明同一性-自主性不复存在。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强健的同一性-自主性，因为它源于一种不可取消、不可替代、不可逃避的地缘格局和自然环境，源于从这种地理和自然环境中开出的巨大文明规模。

正是这种基于文明规模的同一性与自主性、主体性赋予印度和中国社会一种积极的、富于创造性的调适能力，使之能积极地、创造性地重构其文化属性，使之能在西方制度、观念和其他文化要素的巨大挑战面前，在进行选择性利用和创造性整合的同时，成功地捍卫了其基于悠久历史记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基于巨大文明规模和深厚历史记忆的中国和印度一方面吸纳西方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要素的同时，一方面能动地建构起一种明显有别于西方特质的新文化属性。在这种升级版的新的同一性基础上，中国和印度的历史文化主体性必将在新时代的人类文明的成长壮大，进而在新文明形式的演进中进行强势的自我表达和自我展开。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中国和印度等非西方社会而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扩张主要体现在西方技术、观念、制度和文化要素的播散，而非主要体现在西方人种族意义上的扩大。相比之下，西元3世纪以降的罗马人 —— 就“3世纪危机”以降尤其是“西罗马帝国”时代的罗马人而言 —— 不仅丧失了其先前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同一性，甚至连其种族同一性也一同消亡了。除希腊罗马社会以外，完全丧失其固有文化和种族同一性-自主性的例子还有埃及、克里特、赫梯和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或历史文化共同体，尽管它们都对人类文明的总体演进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事实上，早在希腊罗马之前，这些古代社会就活跃于历史舞台了，希腊罗马社会的兴起乃至繁荣，无不建立在它们的物质和精神成就基础上。除此之外，还有墨西哥（阿兹台克）和秘鲁社会，它们比希腊罗马出现得更晚，一直独立演进，直至15-16世纪西班牙人的入侵打断了其原有文明进程。

先看看埃及。在西元前7世纪后一千多年中一波又一波的外族入侵中，尤其在西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之后，面对一个接一个新兴文明的扩张，古埃及社会完全丧失了其先前的社会政治乃至文化意义上的同一性-自主性，最后其基本精神特质丢失得干干净净，甚至其种族同一性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如前所述，最早进入规模性农耕社会的古埃及之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根本原因在于其所处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并不具备开出文明规模的条件。

两个美洲文明的例子可能更引人注目。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班牙入侵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后，墨西哥和秘鲁社会因欧洲入侵者的屠杀和灭绝政策，更因入侵者随身带来的细菌和病毒，在短短几十年里，人口数量从原来的一千来万锐减至几十万。与中国、印度、欧洲、日本甚至东南亚的马来人相比，如此弱小的人口盘子，是很难延续其种族同一性的。几百年后，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移入，拉丁美洲原有居民（即今日仍被错误地称为“印地安人”者）数量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人口构成已主要为白人、黑人和混血人种。美洲旧文明的文化特征也在其后几个世纪里逐渐消失，最终形成的新文明虽包含少许旧文明的成份，但西方文化和制度要素毕竟已是鸠占鹊巢，以基督教为核心内涵的精神特征早已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如此，所谓“拉丁美洲文明”，并非不可以视为西方的一个变体或亚形态（相比之下，希腊罗马和埃及文明丧失其文化和种族同一性的命运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 —— 对前者来说是数百年，对后者来说更长达一千多年）。

两个美洲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同样可以到地缘和自然环境中去找。印地安人是距今约一万五千年前从欧亚大陆迁移到美洲的。在此之前，广袤的美洲似乎并没有人科人属存在。印地安人所到之处，并非一块已然被其他人类群体开发过，有较高生产力水平和文化积累的土地（同一时期在亚欧大陆绝大多数地区，原始人类已活动了几十万年），而是一个对人类而言全新的蛮荒世界。但，以其极简陋的生产工具，印地安人大体上只能开发太平洋沿岸土质疏松而肥沃的零散小片的土地，而没有能力开发热带雨林亚地带覆盖着高大乔木的马逊河流域。由于其交通工具（这可能与多山的地理环境有关；欧洲人侵入时，发现原住居民竟还没有发明车轮）落后，印地安人也不可能迅速、大量地穿越北美西部的大沙漠和高山峡谷，迁移到更远的北美中部和中东部易于开发的大草原，故其人口主体主要聚集在墨西哥半岛和安第斯山脉海拔较高、易于开发的土地上，且社会发展程度偏低，仍处在石器时代。因此，当欧洲人16世纪初来到北美东海岸时，发现那里只有少量发展程度较低的所谓“印地安人”居住。于是，一波又一波西班牙人、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移居到中美、南美和北美，再加上被他们强行迁入的非洲黑人奴隶，拉美和北美的种族构成和精神属性很快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方人和西方文化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很明显，西方人是在一场不平等的竞争中胜出的。地理格局把一万多年前即已迁徙到美洲的人类与亚欧大陆的文明演进及其成果全然分隔开来，而自然条件与其他原因又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独立开出一种拥有较大规模故而具有强健同一性和自主性、主体性的文明。这就是美洲原有文明迅速出局的根本原因。仅就南美而言，安第斯山脉远非大平原；亚马逊河流域虽可谓大平原，却因是热带雨林，阳光太过充足，雨量太过丰沛，树木太过高大繁茂，原始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农业开发。

一个文明虽可能在生命形态和历史-民族实体的双重意义上享有和葆有其同一性，但这并非意味着，这种同一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坚实的主体性相伴随。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文明即令拥有这两个意义上的同一性，也因地缘格局和政治经济利益分歧的缘故，而分裂为多个亚文明，各亚文明内部又进一步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民族和部族。[1] 一个文明若不能成功整合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政治经济行为体，则无论其拥有多少人口和多么广袤的疆域，无论其文化样式乃至种族意义上的同一性看上去多么强健，其主体性也是有限的。这正是伊斯兰文明所面临的尴尬处境。从伊比利亚半岛一直到东南亚这种过于广袤的地理分布和单一而巨大的陆地板块的缺失，使得伊斯兰世界极难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行为体，尽管历史上诸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度实现过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整合乃至统一。正由于这种地缘结构性的散裂，历史上就连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政治统一的时间也十分短暂。同样由于地缘格局上的结构性散裂，当今时代的伊斯兰世界一如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那样，自然地划分为阿拉伯、伊朗、土耳其、中亚、南亚、东南亚、甚至撤哈拉以南非洲等多个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区域。这些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区域又分裂为多个民族国家 —— 仅仅在阿拉伯世界就有二十几个，而各民族国家内部又进一步分裂为众多民族、部族、部落和家族。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世界要想表现出一种文明层面的主体性-自主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伊斯兰世界除了在宗教和文化的意义上可以视为一个共同体，或者说，除了在生命形态方面表现出较为实在的统一性以外，在地缘格局、族群构成、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政治利益等诸多方面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在可见的将来，伊斯兰世界各民族国家、民族、部族之整合成为一个巨大而统一的行为体的可能性，仍将是微乎其微。

应看到，由于先天性的散裂格局，西方远不是一个地缘整体，[2] 尽管其分裂的程度明显不如伊斯兰世界那么高，甚至已经有了“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准政府组织。近代以来，地缘因素、经济政治利益分歧和文化差异已经使西方世界分裂为欧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三个变体或三大亚文明。[3] 欧洲和拉丁美洲又各自有数十个民族国家；其中某些民族进一步分裂为多个民族意识极强的“准民族国家”（尽管几十年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一直在推进，尽管即使英国脱欧，欧盟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和政治的跨国行为体已颇具规模），如英国的苏格兰、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意大利的科西嘉和威尼斯，以及法国的布列塔尼等“亚民族国家”。[4] 在这些“亚国家民族”或“准民族国家”中，公众对于其所属“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往往大大超过对其所属的法律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认同。[5] 暂且不论在民族国家之上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亚文明，在其之下是否更可能存在某个或某些“亚国家民族”，仅就西方长期以来分裂为数十个民族国家而言，它明显地与伊斯兰世界相似，是分裂的，远未能形成一个法律意义上或事实上的统一的政治行为实体。事实上，在历史上大多数时候，欧洲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尽管欧盟在文化统一性这一有利条件下大致实现了经济一体化，在政治整合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甚至正在朝着政治统一的方向缓慢推进（英国脱欧当然是一股逆流）。换句话说，西方在地缘、族群、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分裂状态虽然不至于完全抵消其文化上的统一性，但是在短时间内，它是不可能消除众多民族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利益分歧的。如我们所知，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至1945年这三百年间，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发生了无数次文明内部的战争，其中最大最惨烈的，又莫过于把整个世界卷进来的两次“世界”大战。

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行为体意义上的西方的同一性-自主性不可能不打折扣。在苏联解体，俄罗斯不再构成根本性地缘政治威胁的情况下，西欧与美国这两大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集团亦即“亚文明”之间的利益分歧也难以避免。这在全球环境保护问题（以“京都议定书”为例）上，在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在唐诺德·特朗普对欧洲大打贸易战一事上，以及在对华关系如人权、军售、南海等问题上，都是不难看出的。2003年3月开始的伊拉克战争，主要欧洲国家如法国、德国、比利时等与美国的冲突非常尖锐，完全是公开化的。恰成对照的是，中国在西元纪年开始以后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统一或相对统一的政治行为体，1949年以后更是如此。尽管印度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并非统一，而且即便在统一时代，统一质量也不高，但1947年独立以来，却一直以一个统一的政治行为体的面貌活跃于世界舞台。今天，中国和印度以其在地缘、文化、政治、经济甚至族群的意义上所享有的天然的统一性（中国尤其如此），都正在经历着文明的复兴，都正在表现出越来越强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主体性。在可见的将来，这种主体性一定会有更引人注目的呈现。

附注：

[1] 参第二章第二节“文明与亚文明”的相关讨论。

[2] 有关西方相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分裂格局或“非统一”状态，参帕克，《地缘政治学》，第120页。

[3] 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文明与亚文明”的相关讨论。

[4] Ferdinand Braudel,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Richard Mayne），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UK), 1994, p. 5。

[5] 帕克，《地缘政治学》，第87–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