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下宣传部门的界定标准，最先报道三鹿奶粉有毒导致婴幼儿患病甚至死亡的媒体新闻，无疑属于负面新闻。然而，正是这样的负面新闻，推动了全国奶制品行业的全面整顿，使数万名患病儿童得到及时救治，避免了更多的祖国花朵继续受到毒害。以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标准来衡量，这一负面新闻的作用并不“负”，而是正面的、积极的。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人们有理由对负面新闻这一概念进行反思。

把新闻分为正面新闻和负面新闻，大约是新闻学理论上的中国特色之一。据专家研究，负面新闻的概念是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中引申出来的，把正面宣传落实到新闻上，就是正面新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负面新闻。所谓负面新闻，是指消极的（或不好的、有害的）新闻信息，也就是灾难性事件和破坏社会行为秩序的事件所传达出的信息，即人们常说的天灾人祸。多年来，按照“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负面新闻受到多重的控制和打压：有出自媒体的“自律”，有来自上级的指令，有来自左邻右舍的招呼，有金钱开道的所谓“公关”。如此一来，负面新闻往往胎死腹中，难以走入公众的视野，即使有个别负面新闻得以出笼，其编辑、记者以及媒体负责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天长日久，在新闻圈内逐渐形成报喜不报忧的“共识”，因为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已是公开的秘密。这样，人们通过媒体所看到的，只是所谓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表象，而对各种问题和危机却罕有所闻。直到矛盾激化，危机爆发，想捂也捂不住的时候，才不得不作一点“引导性”的负面新闻报道。大量事实表明，对负面新闻的不适当的控制甚至打压，对人民利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都是有害无益。

在文艺上，“四人帮”曾经鼓吹过“题材决定论”，当年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曾提出过“大写十三年”（指1949年以后的十三年）的口号。按照鲁迅的观点，“题材决定论”就是把“写什么”放在第一位，而文艺的生命力并不在于“写什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怎么写”。可以说，新闻上的正负之分，也是一种“题材决定论”，因为这种划分的标准，用的是新闻事实内容，而不是新闻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其立足点，重在维护领导的威信，地方的形象，企业的利益，却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了一边。这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

判断新闻价值的正负，有一个主体选择的问题。对同一个新闻事实，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以三鹿毒奶粉为例，公开揭露利益会受到损害的，有三鹿集团及其相关企业，相关监督检查部门，以及有关党政领导。对于这样一个利益共同体来说，不仅内容是负面的，效果也肯定是负面的；然而，对于千千万万消费者，特别是已经患病乃至死亡的婴幼儿及其家庭来说，虽然内容是负面的，但由于明白了真相，并且可以得到政府和医疗单位的免费救治，其效果则是正面的、积极的。按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媒体理应站在人民利益特别是弱势群体一边。道理很简单，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就是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利益，因为党和国家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

记者作家刘宾雁先生当年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作品，题目叫做《第二种忠诚》。刘先生认为，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一种是雷锋式的忠诚，我把党来比母亲，党叫干啥就干啥；另一种是张志新式的忠诚，诚恳地指出党的缺点和错误，期盼党的事业蓬勃健康地发展。比较起来，这“第二种忠诚”更为难能可贵。常言道，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讲不得了。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是对党的事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度负责的一种表现，不是挑刺，更不是抹黑，即使批评来自敌对的阵营，只要他说的是事实，我们都应当引以为戒。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领导人，都必须有海纳百川，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如果心胸狭窄，闭目塞听，那就总有一天会“霸王别姬”。

媒体的责任，不仅要鼓舞人，而且要警戒人。当然鼓舞人不是麻痹人，宣传成绩、经验可以坚定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和勇气，批评问题也可以促进有关问题的解决，进而增强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信心。这就是说，鼓舞人不等于一味的歌功颂德。如果把正面宣传搞成假、大、空，失信于民，就会造成领导麻木不仁，民众无动于衷，这样的新闻除了麻痹人之外，还能有什么用处呢？因此，我们要重视媒体的警戒作用，只有警钟长鸣，人们才不敢懈怠。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又处于改革开放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各种问题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宜疏不宜堵，领导人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要把新闻舆论监督当作一支重要力量来使用，而不能当作“敌对”的力量来防范。根据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的总要求，各级领导应当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新闻媒体则要进一步深化新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批评性报道在舆论监督中的重要作用。

（2008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