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中国乳制品行业的丑闻大曝光，目前政府也频频高调表示重视整顿之意。但在我看来这些并不能解决乳制品安全的根本问题，因为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政府或是媒体都并未触及。这就是中国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和企业的牟利需求之间的矛盾。

如果大家注意的话，会发现无论是三鹿或是蒙牛、伊利和圣元，造成社会伤害较大的，也就是查出三聚氰氨含量比较高的奶粉，大多数是价格比较便宜的低端系列，目前这些企业在一百多块一桶的品牌系列查出的三聚氰氨并不多，尤其是用于出口的奶粉基本上都没有查出三聚氰氨，而往往价格越低的品牌系列越是三聚氰氨含量高。

这让人会对这些企业的“企业家”信用自然更加表示怀疑，价格高的和用于出口的奶粉没有查出三聚氰氨，这说明这些企业其实只要认真，完全是有技术能力检验和控制三聚氰氨的，而在一些低端产品他们没有做到基本的食品标准无毒无害，尽管牛根生这些“企业家”满脸写满诚恳，还是使得我们无法相信这些企业毒害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个无心的错误。无论他们能花多少钱收买媒体给他们做广告，这些人都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而受这些毒奶粉伤害最重的人群令人痛心的是大多数都是一些中低收入的家庭。这些家庭父母的打工压力往往比较重，妈妈们常常在哺乳期都得打工养家，长期母乳喂养的条件基本也不具备，而这些家庭的经济条件又没有能力去买一百多块钱一桶的奶粉。这个群体对价格非常敏感，往往只能挑选最廉价的乳制品，比如那种十几块钱一袋的奶粉。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乳品企业觉得在这些十几块钱一袋的奶粉中，如果严格按照质量标准来做，企业无利可图，所以才有一些无良“企业家”听之任之放纵毒奶粉。有人会困惑，假如要以次充好，奶粉里兑些淀粉也行啊，就像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吃的奶糕就是奶粉兑淀粉，肯定营养标准比不上现在的高级奶粉，但至少没有毒，多吃些也能凑合，至少也用不着干兑三聚氰氨这样伤天害理，丧尽天良的事情。问题在于我们质检总局制定了国家标准，这个标准规定了奶粉的蛋白质含量，只有兑三聚氰氨才能满足检测的蛋白质标准。

当然这段时间群众怒不可遏，政府严厉打击，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相信基本上不会有人这段事件往奶里兑三聚氰氨了，那种顶风做案也胆太大了。但问题并没有从根子上解决，近期我逛超市专门留心了一下奶粉的架子，毒奶粉大概都撤下来了，但原来十几块钱一袋的便宜奶粉也撤掉了，没有查出三聚氰氨的一些桶装奶粉，价格都涨价了，动辄就是150元以上。这样的价格显然不是中低收入家庭能够承受的起的，那这些家庭的孩子长期怎么办？至少中国的大量中低收入家庭存在，低价格的奶制品这个长期的需求的市场就存在。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说，要保障一百多块钱一桶的奶粉的质量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是这么贵的奶粉还掺毒，那样的“企业家”直接拉出去枪毙都不过分，而最难的其实是那样穷人能够消费得起的低价奶制品的质量如何监管？价钱低了，企业没有生产热情，逼它生产，它必然想到偷工减料，长久下去，迟早还是一个要爆炸的定时炸弹。企业的逐利需求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大头奶粉到肾结石奶粉同在乳品行业两个大规模安全事件时隔仅四年，尽管政府一直口说加强监管，但问题的发生如出一辙，我认为长期来看，这不可能靠政府的监管来解决。

而婴幼儿奶粉又是有需求刚性的产业，假酒案爆发，穷人可以少喝酒，毒奶粉事件被披露，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得喝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乳制品对婴幼儿乃至青少年生长发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谓“每天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不能搞成富人家孩子喝好奶，穷人家孩子喝毒奶。让每一个孩子，不论家庭贫富都能喝到基本质量的牛奶，这应该被视为政府所能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的一部分，也是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最简单的出路，在于中国政府承担起基本保障职责。具体做法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公开透明招标，以国家能力进行质量鉴定，定购保证基本质量标准情况下，价格最低廉的奶粉。然后以听证会和媒体参与等方式带动全社会讨论，制定出一个相对科学的标准。比如我建议一个粗略的标准，夫妻合计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家庭，给孩子在3岁以前免费发放奶粉，1800元以下的家庭参考我国已经实行的教育券的形式，以奶粉券的形式，按月给予一定奶粉补贴，凭奶粉券，可以在超市购买经过招标的指定奶粉品牌时，折合成现金使用（在国际上上通行给低收入家庭覆盖更加全面的食品券，这作为对低收入人口保障基本营养需求的措施，不仅在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即使印度，菲律宾这样财政能力远远比不上中国的政府，都有成熟的发放食品券的经验）。

这样做有几方面好处。

一，保障乳制品质量，分散孤立的消费者是弱势的，他们和企业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以国家力量进行采购，可以有效的从源头上进行质量把关。不要求那些特别高科技的什么名堂，只要保证卫生无毒和基本的营养，这样产品价格不会很高。如果出了质量问题，问责关系也非常清晰，从此可以彻底解决乳汁品安全问题。

二，扶植国内乳品企业度过难关。当前在这些企业面临的信任危机中，有一些地方政府拿出财政的钱来直接补贴地方乳品企业，这显然是违背社会公正的，不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讨论，拿纳税人的钱，直接为那些不负责任的“企业家”捅的窟窿买单，从道义上讲也说不过去。但通过政府招标采购的形式，即可以从客观上帮助一些有能力的企业恢复生产，重建信心，也帮助那些奶农减少损失。同时通过公开竞争和招标，避免奶品企业有被政府包庇和拿纳税人的钱直接对企业利益输送的嫌疑，避免它们获得过度的利益。

而且企业对于这样的产品也不用打广告宣传了，还减少流通和营销成本，把精力用在保障质量上，能够用最低的成本供应奶粉。

三，那时几乎不用说得简单道理，保障中国的孩子哪怕出身在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最基本的营养和健康需要，他们不仅仅是自己父母的孩子，也是中国的孩子，他们的健康关乎这个国家的未来和竞争力。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创造发明，绝大多数现代化国家在公共福利，都有在公共福利中考虑贫困家庭孩子奶粉需求的基本保障。我们都听说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中国人移民到国外，比如德国或者比利时之类，只要生了孩子，不仅奶粉，连尿不湿甚至玩具都有，还发现金补贴，发的奶粉孩子吃不完，全家都吃，以致于有的移民家庭压根不找工作，就靠生孩子养活。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有些过份了，也遭到他们国家自己人的质疑，我们不用向他们学，把社会福利搞得这么奢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做到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的保障就可以了。

初步粗略评估，假如中国这样最低收入水平的家庭里0－3岁孩子的有1000万，每个孩子一年的奶粉购买费用粗略算作500元，一年不过是50亿的花费就可以做到对这个最容易被伤害的中国小公民群体的基本保障，这样的经费对一个能够承办奥运会，把载人飞船送上天的的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笔钱如果用在这个地方，产生的社会效益是不可估量的，这也是纳税人所能要求政府做的最基本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