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研究都正在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门”。这些跨学科的研究带来新的视野和活力，但也造成研究的“空洞化”现象。本文对文学研究中出现的过分注重理论操作性、轻视文学审美经验性分析的倾向进行论析，指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不同学科理论方法的引入不应当以消泯文学研究的“本义”为代价，只有走出文学又回到文学，才真正可能为文学研究拓展新的论域。

关键词　文化研究　思想史　现当代文学　跨学科研究

关于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扰，我首先想到就是“文化研究热”，以及它给现当代文学带来的研究格局调整的问题。

这些年来，文化研究几乎成了又一种“显学”，很多中文系(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也都在朝这个领域靠拢。文化研究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不只是因为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新生面，也因为这是对现存学科体制的一种批判和解放。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当代文学由“向内转”转入了比较多地关注文学形式和文本表达方式，的确多少又出现囿于形式的游戏倾向，这个学科往日有过的能与社会互动的活力日渐丧失，也不能满足富于文学使命感的学者的追求。文化研究的“侵入”，自然有它的逻辑，它找到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软肋”，一定程度上能弥补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缺陷。我们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诸如“张爱玲热”、“王朔热”、“通俗文学热”、“国学热”等等现象层出不穷地涌现到人们面前，文学研究界几乎“失语”，既有的文学理论资源已经难于解释许多前所未遇的精神现象，因此转向借鉴文化研究理论就顺理成章了。文化研究的确让众多学者重新获得学术的冲动，特别是年轻的学者，他们要扩展研究的版图，并借此在文学领域再度唤起那种日渐丧失的“现实感”。反顾近十多年来学术发展的脉络，也就不难理解文化研究兴发的缘由。“文化研究热”正是在这一点上代表了目前学科衍变的一种趋势，套用一句常用语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有可能带来现当代文学学科生长的活力。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生硬地拒绝文化研究这一新的潮流，只能因势利导，借这股“东风”。

文化研究生机勃勃，让人耳目一新，但如果对其成果细加琢磨，又常常可能感到空洞，它毕竟和以往注重个性创新的文学研究大不一样。文化研究总是拒绝接受学院派所擅长的细腻精确的术语，对艺术个性和创造性缺少兴趣；文化研究的动力常常直接来自现实的诉求，它的着眼点不在经典的文化，而主要是当代流行的时尚文化。文化研究的方法与操作成规不是那么稳定有序，它解决问题的锋利程度主要取决于切入现实的紧密性。这种研究更倒向注重调查和量化归纳的社会科学，而往往偏离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文化研究带着它的跨学科的特性将研究的视点从文学转向了“文化”，转向了日常生活，实际上也容易把文学研究带入“泛文化”疆域，这可能就是使人感觉空泛的原因。文化研究给现当代文学带来了活力，但也有负面的影响甚至“杀伤力”，在文化研究成为“热”之后，文学研究历来关注的“文学性”被漠视和丢弃了，诸如审美、情感、想象、艺术个性一类文学研究的“本义”被放逐了，这样的研究也就可能完全走出了文学，与文学不相干了。

这种文学研究被“空洞化”的现象值得警惕。

我们讲跨学科研究，讲不同学术领域的科际整合，可能是学术生长的机遇和条件。但不同学科的整合，还是有条件的。跨学科也不等于完全打乱和取消学科分野。文化研究在哪些环节能够融入文学研究，真正成为文学研究的新的催化剂，也需要斟酌试验。一般来说，文学研究中的“外围研究”，比如思潮研究、传播研究、读者接受研究，等等，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眼光与方法，比较容易突破。如研究“五四”时期“新诗的发生”，过去通常的方法可能就是从诗歌文本以及诗论的变迁，去梳理寻求“发生发展”的线索，这主要是“文学的”研究。最近有学者在这种研究的同时，又引入对于新诗的结集、出版、传播等属于“社会经验形成”的考察，看新诗如何培养读者，拓展影响的空间，形成对于新诗的社会性想象，认为这也是新诗发生发展的重要方面。这就是在文学研究中恰当地结合使用文化研究，能突破旧有的格局，达到较好的效果。又如，在一些通俗文学的生产传播方式特别是关于“文学与读书市场关系”的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模式，也能别开生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施展身手必然是有限度的，在有些重要的方面，文化研究可能就派不上用场。比如作家作品研究比较关注审美个性、形式创新、情感、想象等等，关注差异性因素，用文化研究的共性归纳就较难进入状况。所以对文化研究大举进入文学领域，我们要保持一分清醒。任何事物包括学科研究总有其相对稳定的界线，界线如果完全打破，那就等于取消了这事物或者学科本身。其实，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各有所攻，两者有所不同，彼此也有所“不通”。文学研究偏重对对象特点的探求，重视艺术创造的个别性、差异性；而文化研究则相反，它所关注的主要是一般性和共性的现象。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创作也就是文本的研究，而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大文本”，包括印刷、出版、阅读、传播，还有性别、政治、民族，等等，而且主要是关注文本背后的东西。如果都是这样，那么就可能很少有人关注文学文本了。实际上，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读作品越来越少，这可能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肯定文学研究适当引入文化研究的因素，是有好处的，同时又是有限度的，说到底，在文学领域使用文化研究，落脚点仍然应该是文学。现在常常看到许多文章把“文化”的研究理论放置到文学领域，本意可能也还是要使文学研究“出新”的，但理论“炫耀”的目的性太强烈，实际上更加看重理论的操作性，兴趣在于引入理论试验，结果往往舍本逐末，文学分析反倒成了证明理论成立的材料。我们看到不少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章被人诟病，最主要的毛病就是随意抽取和罗列一些文学的例子，去证明诸如“现代性”、“消费主义”、“全球化”、“后殖民”、“民族国家想象”之类宏大的理论预设。例如，有的学者为了说明“五四”新文化“割裂”了传统，甚至把“文革”的账也一古脑儿地算到“五四”的头上，就用“案例”提取法随意找到鲁迅、胡适等人的几句话作为例证，或者找几部作品就以偏概全，完全不做具体的文本分析，不考虑使用文本例子的历史语境与特殊内涵，大而化之地得出“从‘五四’到‘文革’全都是激进主义，文化决定论误国误民”之类吓人的结论。这类文章也声称是“文化研究”，三下五除二，十分痛快，但多半是僵化的、机械的，有点类似我们以前所厌弃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是没有感觉的，当然也就远离了文学，即使拿文化研究的专业要求来衡量也是走了样的，未必能被真正在行的文化研究学者所认可。但是现在这类“大而化之”的文章因为操作性强，结论容易拔尖唬人，甚至常常被误认为就是“创新”，发表或出版都很容易。这也是造成学术泡沫的原因之一。

文化研究比较受到欢迎，也是因为这种研究几乎先天地具有某种批判性，在力求突破传统研究模式方面，的确有其锐气。现在常看到现当代文学领域有些着眼于文化研究的文章，对于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基本上是否定的，要推倒重来，其中设定的观念就大都立足于批判，不承认有所谓历史的真实，认为历史都是后设的，是后人想象、构造出来的。这种观念主要来自福柯的理论，即认为历史重构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权力关系。于是在“重写”文学史时，许多学者的关注点也主要是历史材料包括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比如讨论20世纪40、50年代的文学，首要的目标就是尽力发掘被一般文学史家忽视的“权力关系”，着力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左右与主宰文学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研究的角度。不过有时因为寻找“权力关系”的意图过于迫切，难免先入为主，理论早就摆在那里，要做的工作不过是找到一些能够证明这些“权力关系”的文本材料。有的文章为了说明诸如性别、政治、“民族国家想象”之类很大的命题，又顾不上梳理40、50年代“转型”过程中极为复杂的文学现象，就大而化之，以观点加例子的办法，重点分析从《白毛女》到《青春之歌》几个文本，然后就得出很大的结论。这类研究的好处是概括性强，有批判性，的确也带来某些新的视角，看到以往可能被遮蔽的方面。但其缺失也往往在于先入为主，不是从材料里面重现历史，不愿在历史资料以及文学分析上面下功夫，容易把历史抽象化。

现在看来，文化研究进入文学领域是必然的趋势，但这种趋势有点像双刃剑，在可能给学科带来活力的同时，也要警惕其已经在对文学研究构成某种“威胁”，在不断消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我认为有些人提出与此相关的“纯文学的焦虑”问题，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并不能简单说“焦虑”是多余的。这种“焦虑”是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而不只是理论问题。如果结合教学来讨论，可能就更清楚。现在中文系的文学教学是普遍存在弊病的。突出的表现是：概论、文学史和各种理论展示的课程太多，作家作品与专书选读太少，其结果，学生刚上大学可能还挺有灵气，学了几年后，理论条条有了，文章也会操作了，但悟性与感受力反而差了。的确有不少文学专业的学生，书越读审美感觉就越是弱化。文化研究热的兴起，本来是好事，研究视野毕竟拓展了，然而似乎也带来了新问题，事实上“远离文学审美”的现象加剧了。翻阅这些年各个大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论文，有多少是着眼于文本分析与审美研究的?现今在中文系，似乎再谈“纯文学”就是“老土”了，大家一窝蜂都在做“思想史研究”与“文化研究”。其实，术业有专攻，要进入文化史研究领域，总要有些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训练，然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在这些方面又是弱项，结果就难免邯郸学步，“文学”不见了，“文化”又不到位，未能真正进入研究的境界。担心文学审美失落的焦虑大概也由此而来。

虽然现今文学已经边缘化，但只要人类还需要想象的空间，文学就有存在的必要，也就还需要有一些优秀的人才来从事创作与文学研究。这也许是中文系存在的理由吧。与哲学系、历史系、社会学系等系科相比，中文系出来的学生应当有什么特色?我想，艺术审美能力，对语言文学的感悟力和表达能力，可能就是他们的强项。对于学文学的大学生、研究生而言，他们应当格外注重经验、想象、审美能力的培养，这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必要禀赋。而艺术审美能力要靠长期对艺术的接触体验包括对作品的大量阅读才能培养起来，光是理论的训练不能造就真正有艺术素养的专门人才。现在中文系学生已经不大读作品，他们用很多精力模仿那些新异而又容易上手的理论方法，本来就逐步在“走出文学”，而文化研究的引导又使他们更多关注日常社会，关注大众文化之类“大文本”，甚至还要避开经典作品，使不读作品的风气更是火上添油。虽然不能说都是文化研究带来的弊病，但文化研究“热”起来之后，文学教育受挫就可能是个问题。原有的学科结构的确存在诸多不合理因素，分工过细也限制了人的才华发挥，文化研究的“入侵”有可能冲击和改变某些不合理的结构，但无论如何，文化研究不能取代文学研究，“中文系”也不宜改为“文化研究系”。总之，我赞成文化研究能够以“语言文学”为基点去开拓新路，学者们也完全可以大展身手，做各自感兴趣的学问，同时我对文化研究给目前现当代文学学科冲击造成的得失，仍然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

“思想史热”，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问题，这和上面所说的文化研究的问题紧密相关。以前我写过文章，质疑过那种以思想史替代文学史的倾向，曾经引起学界的讨论。这里我还是想继续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我并非否定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融合。事实上，大家都能看到，不同学科的科际整合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跨学科研究大受欢迎。学科分工过细、互立壁垒的做法显然阻碍了学术的生长，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抨击。现当代文学本来就与政治、社会变革联系紧密，所以研究文学史有时要介入思想史也顺理成章。我们看到，思想史的研究确实给文学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层面与角度，对文学史内涵的阐释也往往在思想史研究的背景中获得“增值”。其实，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间本来就不应当人为地设定不可逾越的界线。

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文学史研究中的“思想史热”有没有值得反省的问题或倾向?思想史是否可以取代文学史?文学的审美诉求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还有地位吗?

沿用一句老话，叫“术业有专攻”。思想史与文学史有融会交叉，但彼此的分工也还是明确的。思想史主要是叙述各时期思想、知识和信仰的历史，而文学史主要应该是文学创作及相关的文学思潮的历史。一为“思想”，一为“文学”，两者可以互为背景，或互相诠释，但各自都有相对清晰的领域。一般而言，思想史处理的是较能代表时代特色或较有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思想资源，文学史则要面对那些最能体现时代审美趋向或最有精神创造特色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往往要了解思想史的背景，甚至也难免“越位”，做一些跨入思想史范围的题目。就个人的学术选择而言，这无可厚非。但文学史家若要“跨”进思想史研究领域，恐怕就不能只是维持文学史的眼光和方法，因为不同学科有不尽相同的“游戏规则”。但现在的情形是“越位”中有些混乱，甚至有些本末倒置。我曾经谈到过这样的例子，一般来说，我们分析现代诗人冯至或者穆旦的诗，都会关注他们作品本身的那种哲理性。但是他们既然是诗人，当然主要应当从诗艺的、审美的角度去探讨。可是我们看到不少评论硬是要发掘冯至或穆旦的哲学思想，认为其达到什么存在主义、现代主义的思想深度，甚至干脆把他们当成哲学家，煞有介事地探讨其对哲学的贡献，那显然就是“过度诠释”了。因为不管怎么说，冯至和穆旦也只是出色的诗人，他们用诗歌表达的那些哲思，那些独特的体验与感悟，并不构成思想史的意义。有些论文探讨现代作家的哲学思想怎么深入，如何有特点，也许文学圈内的人叫好，可是在治思想史的学者看来，却不一定能入得了“围”。又比如，你想表现40年代知识分子(其实主要是作家)的精神和心理历程，挑选了朱光潜、沈从文、萧乾这样一些著名作家作为分析的现象或典型，这也许是方便和适当的。问题是如果硬要“越位”，摆出思想史的架势来处理这样一些其实并不真正具备思想史资源意义的对象，那充其量只是文学史家充当思想史的“票友”罢了。

我们曾经抱怨，以往的文学研究过分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视”，其“负担”太过沉重了。现在的情形如何呢?这些年来思想文化界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包括哲学的讨论，一些现代文学的学者几乎都是其中的担纲角色。虽然可以说它体现了学者对于现实的关怀，但从另一角度看，这又真是“哲学的贫困”。而对于现代文学学科而言，领地拓展了，本属“自己的园地”会不会反而荒芜了呢?这真是很难说的。

王瑶先生曾经这样为现代文学下过定义：所谓“现代文学”，就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这是一种很概括也很到位的说法，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按照这种理解，现代文学史写作就不应当只是谈论“思想”，这和思想史、哲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关注层面与方式都会有区别。否则，还要文学史干什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离王瑶先生的理想越来越远了。文学史是大学中文系的基础课，其功能除了培养“思想”，还应当有“审美”，有文学的感觉与眼光。在这个日益平面化和物质化的时代里，审美感觉与能力的培养更显重要。不能不承认有这种带普遍性的现象：许多学中文的大学生、研究生学会了“做”文章，却消泯了自己原有的艺术感觉，中文系越来越不见“文气”了。文学研究过分注重操作性而轻视艺术审美经验性分析的倾向，的确应该引起警惕。

无论是文化研究还是思想史研究，都已经和正在给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带来新的挑战、新的动力，同时也带来某些新的问题和困扰。我们提出要警惕文学史研究的“空洞化”现象，提到某些困扰，并非要简单否定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研究”和“思想史”热，只是对那种一味追求文化研究或思想史的架势，而完全脱离了文学的“文学史”研究表示疑惑。希望这种质疑能促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当前研究的某些不足，而从更高的一个层次来思考文学史与文化研究、思想史研究结合的可能性：无论是把文学放到文化研究或思想史的场域中考察，还是利用文化研究与思想史的方法角度理解文学史，都不是脱离文学，而是研究文学与文化、思想的互动，是从更开阔的背景中了解文学所依持的思维方式、想象逻辑及情感特质，以及这些文学想象和情感方式如何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形成带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现象。这是跨出文学史，又回到文学史，并不会消泯文学研究的独特性，而又可能为文学研究拓展新的论域，甚至可能发现许多往往为单纯的封闭的文学研究所遮蔽或忽略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