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领域的科技革命

二十世纪的科学技术，瞬息万变，日新月异，闹得整个人类是，目不暇接，口味大增，欲壑难填，求新求变之心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本来不是坏事，尤其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来说不是坏事，可心境是会影响一切的，将这种求新的难填欲壑，求变的焦渴心境影响到一切上去，事情就会有一些不妙起来。

二十世纪的文学其实就很遭了一点这方面的殃。

在文学研究上，二十世纪最耀眼，最神气，或者按时行的说法是最亮丽的风景线是什么？不就是形式语言结构的一脉么？尤其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又发生得较为晚近，我们的感觉就更其如是。

这显然是文学领域内的一场科学技术革命！

学问是自古就有的东西，而"科学"却是人类近代的事情。首先是自然科学，因为其所支持的现代技术大幅度地改变了世界面貌，而取得了霸主的地位；然后它便向社会问题领域的研究扩张，十八九世纪来，一切社会问题领域的学问都喜欢自称是科学，以示自己是至高的真理；最后它当然也不会放过人文领域的研究，整个二十世纪可以说，就是科学向人文领域进军的一个过程，或者说，是人文领域的学问科学化的过程。

俄国形式主义正是"科学"向人文领域进军的一个重要标志，俄国形式主义的最高宗旨不就是要建立一门独立自主的科学么？文学研究过去与哲学、历史、宗教、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民俗问题等等的研究混为一谈，纠缠不清，剪不断理还乱，要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剪断理清，找到文学研究的确切而唯一的对象，找到文学研究的特殊方法，设立文学研究的运作规则，划定文学研究的国界。

英美新批评则是文学研究科学化的进一步努力。科学，说到底，就是分科而学，其基础的思维方法就是形而上学（方法论意义上的），就是将事物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予以看待，新批评派显然认为，要使文学研究真正地成为科学，就必须进一步割断文学与其它一切的联系，找到文学研究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本体。正如现代医学以人体解剖为其地基一样，文学研究也应该找到自己的地基，新批评认为这一地基只能是作品，作品解剖是文学研究的地基，所以，廓清一切的"意图谬见"、"动情谬见"什么的，把作者、读者，以及环境之类彻底抛开，使作品突现出来，文学研究自然就成为无可非议的科学了。

结构主义在科学化的方向上更加精进，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结构主义沿着索绪尔的思路，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断然分开，使人类的语符号世界与现实世界（实际上是人的非理性的感受系统）完全失去联系，使人类的语符世界成为一个自足的，整体的，自我演化发展的存在物，并将这独立的存在物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而且试图将这一对象作为一切科学牢固的地基。结构主义的这一努力的宗旨是明确的，那就是要在一切的科学研究中排除所有模糊的，偶然的，随机性的因素，以建立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清晰的，规则的，可计算操作的功能性构拟，并通过这种完全可把握的构拟去把握现实世界，也就是科学地，技术地把握现实世界。

结构主义这一努力在结构主义文学研究的分支之一叙述学中可以得到最为确凿的例证。结构主义叙述学将叙述因素分解得如此细致，其最后也最大的受益者一定是电脑，电脑将能凭此飞快地创作出无数小说或电影电视剧本来。

解构主义不满于结构主义的秩序、等级、静止、呆板，似乎很要反一反科学主义的味道，但可惜他们只是沿着结构主义的路径，更远地往前滑行，使人类的语言符号世界变成了一个与任何其他完全无关，纯粹自我关涉的，自足的游戏场地。这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应该说也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因为没有脱离科学主义的巢臼，便总让我们觉得他们似乎是制造了一台电子游戏机。

总之，二十世纪科学向人文领域的泛化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我不想讨论象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能否进行科学性的研究，并冠以"科学"的名目，我只是想说，对于文学，科学主义既是天使，也是魔鬼。

科学主义作为天使

二十世纪文学上的科学主义一脉，其主要贡献之一是帮助了文学的形式自觉。

人类在任何领域里的努力一开始总是浑沌的，后来才会出现方式自觉的阶段，意识到不同的方式对于把握事物的不同的意义。例如音乐，原始的音乐肯定只是我口唱我心的自然流露，到了近代，西方音乐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的形式自觉的时代，出现了巴赫这样的几乎是纯粹形式主义的大师，于是西方音乐蔚为大观起来；而我们中国，虽然在古代是音乐大国，音乐甚至被提到了治国或亡国的高度，但可惜始终未出现一个足够有力的形式自觉的阶段，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子的音乐小国的景象。人类的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的形式自觉到来的特别晚，二十世纪之前的叙事文学，不管是主张再现的，还是主张表现的，兴奋点统统都在"写什么"上，是科学主义潮流中技术至上的思想影响到文学，使文学，尤其是叙事文学出现了一个足够盛大的形式自觉的时代，这一功劳是不可低估的。

二十世纪科学主义对文学的贡献之二，在于使文学研究确实地规范化和大大地丰富化了。这一方面的影响是由两个渠道通达的，一是科学主义通过现代教育体制施予的，另一个是科学思维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直接施予的。

科学主义在二十世纪，使现代教育非比寻常地体制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了，并且使现代教育成为今日人类获取文化资本的必经之途，从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霸权力量。文学研究在这种力量的促使下几乎完全地学院化了，文学研究在观念、方式、技术等所有方面都被规范在一些特有的模式中了。这一规范化，使文学研究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人类社会的必须，成为一种可大规模展开的，可操作，可比较可检测的人类事业，无疑是有很大好处的。

学院化必然学科化，这一点与科学思维的形而上学方式结合起来，则使得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在环境、作家、作品、读者等诸多向度上几乎是同时地全面开展起来，而使得文学忽然成为一个被从各个维度解剖和深入摸索的客观对象，使文学研究大大地丰富了。试想想，文学研究这种几乎是突然地全面展开（相比于几千年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存在事实来），不能不说是科学主义的积大促进。

我记得，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离开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一问题，而开始讨论起文学的其他问题时，有人便指斥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其实那多半并不是反对，而是一种展开，文学的问题并不仅只是生活源泉的问题，文学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生活源泉问题只是文学研究的问题之一，也永远是问题之一。

二十世纪科学主义对文学的贡献之三，则是所谓语言学转向。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切分，人类语符世界的卓然独立，打破了文学与生活，语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简单对应关系，使得人们的注意点从那些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的对应关系上转到了语言世界的内部关联，转到了作品内部、文本之间、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各种关联上，转到了语言世界的复杂的网络关系上，整个为人类的思维自觉开拓了一个全新的系统，展现了另一片广阔的天空。文学这个向来被认为是神秘的怪物，在这样一种开拓和展现中，变得容易把握得多了。

二十世纪科学主义对文学的贡献之四，我以为是反决定论的决定性胜利。

十九世纪的以社会历史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研究，也是科学主义的，但那时的科学主义是早期的决定论性质的科学主义，所以社会历史研究的文学研究也是决定论的。一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一定的作家，一定的作家决定了一定的作品，一切就是这么线性地被决定了的。

二十世纪，科学思维自己革了自己的命，逐渐在走出早期科学思维中的决定论阴影，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如语言哲学、结构主义，特别是解构主义，也在科学主义的内部成了早期科学思维中决定论的最后掘墓人。（之所以说是在科学主义内部，乃因为在科学主义外部也有着强大的反决定论的力量。）

结构主义的另辟疆域，强调人类的语言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组织作用和意义给予功能，特别是解构主义的否定一切中心，一切等级，一切秩序的消解策略，使得决定论在思维领域基本上完全失去了立足之地。（但决定论之后的相对主义与精神虚无问题还没有得到更好地解决，这当然是另一码事。）

在这个背景下，以决定论为根基的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自然就被众声喧哗的反对和嘲笑声音淹没了，被人们淡忘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二十世纪的文学研究以强烈的科学意识开始，却以颇有些非科学主义的解构主义而终结。事实上，这一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发展不是导致了反科学主义，而是取得了对科学思维中决定论因素的决定性胜利，这也正是这一世纪科学主义思潮的最大成就。我以为。

科学主义作为魔鬼

对于文学来说，科学主义是天使，可也是魔鬼，或更是魔鬼。你有时甚至会觉得，科学主义是一个以天使面目出现的魔鬼，表面上它给文学带来了奇异、变幻和繁盛，然却从根柢上破坏了文学之为文学的本然性。

十九世纪已经在高标自己是"科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因其早期科学主义的决定论思维，使文学陷入了单向度地绝对化倾向，到了二十世纪，尤其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使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统统成为了简单的政治工具甚至成了可笑的政策喇叭和政令传单（这当然与中国传统的文道之观也多少有点关系），其危害之烈有目共睹，此处无须赘言。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高标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可"文学性"是什么呢？"文学性"不就是文学这一事物区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的基本属性么？如果说，"文学性"是"文学"的内涵，那么，"文学"就是"文学性"的外延，"文学"是由"文学性"组织起来的一个非常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世界。如果我们把文学的这样一种外延拿掉了，把这样一个非常丰富多彩，复杂多变的世界拿掉了，那么所剩下的"文学性"会是什么呢？所剩下的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意向而已。更何况文学性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着的，而是在存在着的文学的发展中逐渐定义的。所以，依我看，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性"，而是"从文学性的角度去研究文学"。

其实，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们自己也是很知道"文学性"是离不开"文学"的，什克洛夫斯基就很明白地指出，艺术乃是用反常化的手段去强化人们的感受，艺术品不过是用反常化的形式强化了的可感物而已。但在总的趋向，在二十世纪的整个发展中，特别是到了中国的形式主义者们这里，"感受"却似乎被遗忘了，记着的只是反常化的形式。我国时下关于"先锋小说"的评判标识，便不是有没有写出从没人写出过的精神"感受"，而是这作品看上去怪不怪，"怪"成了我们的"先锋小说"的象征性符号。这正是这一趋向的必然结果。

割裂"文学性"与文学，割裂内涵与外延，割裂形式与内容，取其一端，着力拓展，本也不全是坏事，但若不问缘由，不知底数，不思究竟，只是一味瞎跟，甚至执其一端而排除一切，则就要闹出笑话来的。

"割裂"一法在英美新批评派的文论家们那里被用得更为极端，将作品与环境、作者、读者一律割裂开来，试图把作品解剖作为文学研究的"生理学"基础，这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做法，当然也有其好处，可到底说来，对人类精神的人文研究与对物质世界的科学研究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这里科学方法的推用，使文学最根本的那种心灵的生动性荡然无存。

医学生理解剖的对象是物质的人体，解剖的思维指导是器质性的个体实体因素分析，且这种器质性的分析具有显而易见的普遍性，解剖一个人体，千个万个人体大都适用；可是文学作品根本上不是物质性的，器质性的因素微乎其微（纸张和油墨等与文学作品基本无关），对文学作品进行器质性的个体实体分析完全没有可能，尽管文学作品中并非没有普遍性的因素可寻，但文艺的普遍性与科技的普遍性全然不同，科技的普遍性带来的是大面积的适用，发明一种技术，便可在需要范围内无数次重复，而文学艺术上的普遍性，任何一种形式技巧，有一次成功，便很难再有第二次成功。

不是说文学作品中没有普遍性，而是说绝没有简单的技术普遍性。

幸好新批评派的文论家们并不象他们的初衷那样偏狭，他们学说中的很有价值的那部分，远比他们的初衷要广阔和丰富得多。

其实，就是医学，西医的生理学解剖，在中医看来，也只是一种对于打开了的黑箱的研究，离开人体黑箱中的人体的奥秘还远着呢。

结构主义在更大的范围里切分了人类的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这一"割裂"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几乎是一次新大陆的发现，它使人类从未有过地明确意识到语言世界这个统一的网络，这完整的系统的内部关联、内在秩序和深层奥秘。

然而，这一"割裂"的后果同样是严重的。

今天，理论家们在与现实世界无涉的语言世界内部的轨道上已经跑得太远了，人们似乎都已经忘记了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还是有关系的，有着实际上不可切分，不可"割裂"的关系的，割裂它，本只是为着形而上学地意识聚焦地去研究这一部分，可人们"割"出来，却忘了把它放回去，就象给人开刀，把腹中的某一器官取出来，却又忘了把它放回去一样。

语言世界这一网络的内部关联，文本之内的关联，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无疑是有趣和重要的，语言世界作为一个系统，确实有它的自组织性，自运动性，自延展性，以及它自变化的内部动因，但这绝不意味着，语言世界从此就与现实世界没有了任何关联。

比如说，人们首先发现了肌肉是一个系统，肌肉有着许多内部规律，而对于皮肤，人们可能会把皮肤大致地看作是对肌肉的保护而已，可是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皮肤也是一个系统，它也有自己的规律，也有它自己的自组织性，自变化性，于是开始把皮肤作为一个系统来深入研究，接着便忘记了皮肤与肌肉本来也是有着密切关联的。人身上有许多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所有这些系统都有自身的内部关联，同时所有这些系统与系统之间也都是有关联的。

这样子说穿了，实在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可在某一阶段里，人们往往就容易迷于其中，而忘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以，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其实是人对外在世界的感受世界）作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尽管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内部关联与内部运动规律，但它们之间必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这一相关性，可称之为"系统相关"。

系统相关就不是简单的，朴素的反映论或所谓辩证的，能动地反映论，而是各在各个系统都有着自组织，自变化的运动规律的条件下，系统与系统之间也有着某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这种系统的相关是需要作深入地研究的，例如语言世界如何组织了现实世界，但同时又如何地依赖于现实世界；又如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滑动在两个系统的相互作用下，在各种不同的语境中如何组配意义等等。

如果说，结构主义的对于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切分，并不是有意忘却现实世界，更多的是旨在简单化地，技术化地处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的话，（这种简单化、技术化的处理方式已经使无限丰富生动的人类精神世界受到了很大伤害），那么，解构主义则可以说是在有意地将语言世界剥离取出，肆意玩耍，而不知有归，他们把现实世界完全抛弃，在语言世界的网络里随心所欲地任意拆卸，尽情游戏，几乎到了语言世界自我关涉这一轨道的尽头。

解构主义在语言世界内部，对语言世界的传统秩序发动的颠覆性革命，不见得是有充足理由的，而且因为缺乏建设性，最终的成效也值得怀疑，但其力度和意义却是充分的，因为这样的一次消解运动，十分有助于人类对于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的重新认识，对于真理观念的本体性的重新认识。不过同时，这样一种消解的策略，这样一种玩耍的姿态，这样一种虚无的观念，使得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了几乎是彻底的断裂，从而导致了人们对于人类精神必要性的严重怀疑与严重伤害，这一得失恐怕还需善作权衡。

对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来说，二十世纪科学主义的泛化，从总体上说则是使文学"物理学"化了。人们对待文学也象对待物质世界一样，，无情地把它对象化，学科化了。文学之于文学研究，成了纯然客观的对象性存在，创作与研究似乎失去了内在的心灵联系；文学研究的古今、中外、史论、语言与文学、作者与作品与读者、内容与形式、材料与结构、自然的，社会的环境与文学本身，文学与哲学与历史学与宗教学与心理学诸人文学科等等等等，全都被肢解开来，变成诸多学科专业、这种学科化再配以同样受到科学主义完全支配的现代教育体制，如此研究，如此教育，如此教育，如此研究，恶性循环演化遂生出学科越分越细，各学科间老死不相往来，专业人士成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真正的"专家"的结果来……

这样子，文学研究固然是知识化了，成为了系统的，丰富的，复杂的，细致的知识系统，但文学的灵魂恐怕也便在这知识的海洋里被淹没了，文学学习者的文学能力和才华也便被这知识的海洋淹没了。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实在是最为生气贯注，与整个人文界域息息相通，最怕肢解切割的事物了。

相应着这种将文学完全知识化，学科细分化的潮流，文学写作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学研究的写作越来越技术化，文学创作的写作则越来越形式化或技巧化。我们可以看见，那些文学研究的论文，越来越多的是材料的堆砌和归类，而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是叙述的游戏，言说的花招和技巧的翻新，不管是创作还是研究，思想都越来越稀薄，感受都越来越让人觉得陈旧和浮泛。

我相信，研究的技术化与创作的形式化，对于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教育）的学术生产性，对于文学创作的艺术生产性，都是大有好处的，可以体制化的，普及化的，简单重复地满足众多人的文学消遣需要和文学学术教育需要。但是，文学的生命力，文学的灵动性，文学的精微性，文学与生活世界的血肉联系，文学对人性的开掘和对存在的揭示的发现性与创造性，这一切都不能不说是有大的失落。总之，作为人类的人文活动的文学的人文性，事实上是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文学的技术化与形式化的热望，导引出一种明显的情绪特征，这就是浮躁。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刺激着文学，弄得文学也想象科学技术一样，通过技术与形式的翻新使自己飞速地进步。于是，我们看见，研究上，各色的话语覆盖而来，各领风骚三五天创作的形式有如奇装异服，时时在流行新的款式，可是文学却象个大海，任由你表面上波涛四起，浪花飞溅，那深处却始终寂然不动。

其实文学的深处是不那么容易变化的，表面的话语和形式的翻新，往往并不代表着文学的真正进步，不意识到这一点，一味只关心表面的翻腾，对文学实在有害无益。

文化研究：从"决定论"到"相关论"

幸好，二十世纪人类的文学研究不仅有科学主义的一脉，也还有人本主义的一脉，诸如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精神分析、原型研究、以及包括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接受美学在内的整个现象学运动，都相当有力地制衡了科学主义对人文领域的负面影响。

不过，二十世纪的各种人本主义思想多被看作是只重视个体主体，而不关注相关关系的"主体哲学"，引起了不少这方面的诘难和争论，而盛极一时的存在主义也在这个世纪下半叶被更关注关系的结构主义取而代之。

另外，二十世纪里不管是科学主义的一脉还是人本主义的一脉，都有只关心共时性问题，而不那么关心历时性问题，将社会历史问题悬置的倾向尽管有"西马"的一支在这方面还有所进展，但其声势和影响颇为有限。（传统社会历史批评虽然在一些国家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正统理论，却因为走向了极端的政治功利，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本失去了其学术意义）。这种情况作为一种对十九世纪人文社会研究领域过于社会历史化的一种反拨无疑是意义重大的，但日子一长，这一环节的空缺仍然还是要显示出来的。

到了世纪之交，于是一种新的综合的需要便突现出来了！

而近年来在国外国内出现的文化批评或文化研究的思潮，也许正是对这一召唤的某种回应。

世纪之交的文化批评思潮，我想主要是一种更为统一也更为多元更为务实的全球文化意识引起的，这一意识来源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全球经济正在日益成形，全球文化的碰撞同时迅速升温，这一明显的碰撞升温的现象正是全球文化要求有更多的共识，要求更快的融合的反映。

正是在这样一种强化了的全球文化意识的观照下，过去被我们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忽略了的人类文化的许多部分和环节现在都显现出来了，例如高新科技带来的传播革命问题、大众文化问题、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的文化价值问题、由现代教育制度所导致的文化成为隐性资本后的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后殖民问题、女性问题、地域文化与地域文化、种族文化与种族文化、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问题，还有对话与对抗、人权与主权，以及更深层次的符号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等种种种种的问题，都成为了文化批评所关注的对象。

当全球性的文化逐渐被看作一面网络时，这些网络上的各个结点便逐一地成为了问题，人类当前的问题。

循着这些问题，文化批评展开了跨学科，甚至是非学科的研究。文化批评针对着人类社会一个一个当前的切实问题，进行了交叉学科的，或者是学科界线模糊的综合、有机地研究。这样就打破了由自然科学泛化而带来的传统上人文领域学科切分、割裂的形而上学状态，使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具有了更充分，更本然的人文内涵。

也正是因为直面问题，传统上那种高度学科化的，先验地设立对象，先验地确立逻辑起点，先验地进行逻辑演绎，并找出最高实在的理论方式也受到了严峻挑战，在文化研究中，人们更重视的是切实地陈述，也许正由于此，有人认为，后现代社会的人文学科，是一个人文领域的实验时代。

然而，后现代社会的人文学科，从更核心的特征来说，应是一个人文领域的对话时代。当解构主义打碎了逻格斯中心主义，废弃了实在与非实在的人为界限之后，那种从自然科学延伸而来的，寻找客观规律，确立客观真理的传统认识论和真理观，在人文学科，尤其是在文学研究中，已然是完全站不住脚了。进入后现代形态的文化批评，应该主要是一种对话，一种更为统一地，或者说，对更为统一的问题所进行的多角度的对话与交谈。而这种摒弃了旧的"自然科学真理观"的对话与交谈，则使人文研究更多地回到了自身，回到了人文性。

文化批评打破了旧的"自然科学性的真理观"，也就更彻底地抛弃了决定论。文化批评与传统社会历史研究的最大区别正是在于这种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区分。

文化批评在表面上看，与传统社会历史研究似有些相似处。文化批评不象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那样，只在语符世界里谈构拟，玩游戏之类；也不象人本主义那样，只关注脱离了世界关系的个体主体，文化批评不仅关注与语符世界相关的生活世界，也关注世界关系中的个体主体。但是，它又绝对不再是传统社会历史批评。

传统社会历史批评是线性决定论的，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如此单向度地决定而去，绝无逆转的可能。而文化批评不仅是互逆的，而且是多向互逆的。可以说，在文化批评中，是用"相关论"置换了"决定论"的概念。

在文化批评中，相关性存在于一切方面，既存在着社会历史环境与作家与作品这样的相关，也存在着社会文化接受心理与读者与作品这样的相关，同时还存在着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相关，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相关，存在着文学作品内部的众多因素非决定非线性地相关，总之，既存在着语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相关，也存在着语符世界内部的各种复杂的相关，存在着生活世界中的创作、传播、解释等等的复杂的相关。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离开了旧的自然科学性的"科学研究"，进入了真正的"文化研究"，进入了相关论的多向度地对话后，文学研究便将更多元也更统一，更开放也更文学！

（发表于《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收入金岱思想随笔集《千年之门》，花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