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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目睹或知晓这件事的朋友，常常让我将它写下来。妻子却坚决反对，她说，这事很神秘，不要去碰它。打从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妻子有了许多神秘主义色彩。这位出身老革命家庭，当过兵，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二十多年资历的文学编辑，开始燃香, 读经，礼佛，笃信因果，恪守五戒十善……
一晃四年过去了，我想，是否可以解禁了呢？况且，我所以想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并不是想亵渎死亡，或张扬我对死亡的战胜……我知道，死亡是不可战胜的。人类可以战胜一切，唯独不能战胜死亡。我只是想说，死亡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痛苦与恐怖。我们对死亡的了解, 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少得多。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从“死亡”中学得更多的东西，并与它达成和谐，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们该从容，平静而乐观迎接它。让我们的“生”与“死”在那一刻连接而不是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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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五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多云，气温也不高。《芳草》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神农架笔会，将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出发。我很早就收到了通知, 因去过神农架，这次没打算去，便在电脑上敲打一篇外地的约稿，那是一篇题为《都市怀旧》的散文。说的是一位多年未见的儿时伙伴, 蓦然来家造访，怀想之间，对岁月, 生命与死亡的感悟与慨叹, （回想起来，鬼使神差似的，那天一直说着一些与生死相关的话题，包括夜间在保康县喝酒，大伙都说我身体好，从来不病，我脱口就说，从来不病，一病要命……）其间有这样一些文字：“……首先说起的便是那片宿舍区今天已是如何破旧残败了。还有谁家谁家依然住在那儿。谁家谁家搬到了哪儿。谁家已不知去向。谁家的孩子今天在干什么。谁家的孩子已失去联系。谁谁已死了。谁谁可能也死了……将岁月人生检索一番之后，又说起了儿时的生活。这大约是我们最想拾回的一部分了。从当年的各种游戏，到孩子们之间的大小纠葛；从每个伙伴的脾性爱好，到后来各自的命运遭际……许多的往事，连细节情景氛围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恍然如昨……如品茗，如饮酒，如陶醉于自己编演的一部连续剧。在将往事尽情回忆了一个下午后，他起身告辞了……临别时，面对墙上我父母的照片又感慨一番，想说点什么，终于只说了，老人们一个一个都走了……”文章写完，刚刚打印出来，《芳草》的朋友来了电话，说笔会的人已在火车站聚齐了，让我赶快去，并说《芳草》总编老朱要退休了，这是他和朋友们最后的一次出游了。于是我将稿子装进信封，让妻子发出，匆匆收拾了行装赶往火车站。由此踏上了一条几乎是已成定局的不归路。
象以往一样，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吃喝抽烟玩牌聊天，我和曲艺表演艺术家兼作家的何祚欢在车窗口对面坐着, 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谈着汉正街及那一条街上的人们近百年来的各种人事变迁。
我们抵达此行的第一站保康县城时, 已是夜色浓重。吃完晚饭，我们在县招待所住下。招待所在县城边一处半山环抱之中，山腰中，几栋错落的中式楼房由回廊相互连接，很清静, 似乎没有什么房客。我被安排在二楼的一套，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很大的盥洗间。那屋子大约很久没有住过人了，一进去便可闻到一股浓重的霉味与山林间漫进的瘴气。往浴缸里放水。水是浓稠的铁锈色，放了许久，才见清亮。泡了一个热水澡，然后，按外出常规，到一楼服务台往家里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上楼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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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康是山区，不怎么热, 但很湿闷。静静心，很快也就睡了。我睡眠从来很好，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觉到天光。
夜里，我突然在一种异样的感觉中醒来，浑身虚软，轻如一片羽毛，皮肤上沁着一层细密的冷汗，动动手脚，了无知觉，仿佛是别人的。我想，这有点不对劲。飘飘然爬起来，开了灯，坐到床边的沙发上，掏出手表（我记得是三点差一刻）想看看脉，竟摸不着。就在这时，现实的一切突然中止了，我觉得自己兀然间到了另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宁静的山野, 很单纯，很明净，绿色的，草地，一片弯弯的树林，有点象我插队那个山乡的某一处景致，美得神奇又诡秘，空中静静地悬浮着一些细碎的花叶，可以真切地闻到它们的清香，我看着这一切，感受着这一切，我知道我在这个环境中，但我看不见自己……那是一个没有重量、没有声音也没有运动的世界，似乎连时间也没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不是我事后的幻觉或臆想，当时，我就将这些对朋友、医生和第二天赶来的妻子说了，而且在后来的几天中又发生了多次这样的经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回到现实世界，我发现我脸朝下仆卧在暗红色的地毯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姿势呆在这样的地方。（后来还有多次这样的短暂的记忆丧失。）过了一会儿，我才慢慢想起来我从武汉到这间陌生客房的过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心跳停止－－直到后来去了襄樊市中心医院，安上了心电监护仪，才知道那种如仙如幻的境遇竟是心脏停跳。我只是感到这事很蹊跷也很严重，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到那时为止的四十六年生命中，我几乎就没怎么病过，没住过医院，没开过刀，没缝过针，没打过点滴，连药都很少吃。在单位的公费医疗帐单上，我的费用几乎年年都是零，为此，我每年都能得到十二元的奖金。我父亲是个医生，除了两岁多时的一次急性肺炎，我这一辈子真没怎么打扰过他。一些陌生人猜我的职业，总会往体育老师，踢足球的一类上说。
因为没有脉搏，我想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便穿好衣服去找作家董宏猷，他是一个老心脏病患者, 也是半个心脏病专家，而且出门是一定要带药的。都是刚到，也不知哪个住哪儿，便在昏暗中的几栋楼间飘然而行，楼上楼下敲了十多间房门，其中一个女人在房里还大喝一声：“干嘛呀？深更半夜的，性骚扰啊？”我想，我都找不着自己的身子了, 哪还性骚扰呢？终于敲着了董宏猷的房门，他披衣起来, 问我什么事？我说，好象有点不对头，摸不着脉搏……他刚触到我的手，神色就变了，（事后，他对我说，手冰凉，象从冰箱里拿出的一块肉。）赶忙说，你快躺下。他给我拿了一下脉，便让我千万不要动，转身出去叫了一帮子人来, 其中有几个久病成良医的朋友。董宏猷与武汉市作协秘书长彭建新一人拿了我一只手再次把脉，我感觉他们的手指一分一分往我肉里面掐, 似乎要直接掐到脉管上去了。一会儿，他们各自报了一个数字，大约是每分钟十六七下。老彭说，脉博细若游丝，不往里死掐根本就摸不着。他们说，这样的脉相还能活着，还楼上楼下地跑，还一处一处地敲门找人，简直不可思议。董宏猷给我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然后开始商量该怎么办。有人说, 这会儿可千万不能动，马上到县医院去请大夫来。作家邓一光与陈应松是头一天来打前站的，陈应松也是在夜里三点钟突发心脏病，邓一光跑到县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值班，他几乎是连恳求带威胁地将那个医生绑架来了，也没什么仪器，开了一点药完事。邓一光说，发云今天的情况要重得多，即便医生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赶快叫车，送医院，发云你怎么样？我说，去医院吧。
到了医院，做完心电图，那个年轻医生看了，说马上住院，很快，一位削瘦精干的中年大夫也来了，别人叫他敖主任，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敖”这个姓，让我永远记住了。他说了一个陌生的名词，也让我永远记住了：“三级房室传导阻滞”。他当着我的面对邓一光说，他随时可能死亡。我问他“三级房室传导阻滞”是怎么回事？敖主任说，怎么跟你说呢，简单点说，心脏好象一个协同作战的部队，互相间的配合靠通讯联络部门统一来指挥，这一个开，那一个关，非常严密，现在你的通讯联络完全瘫痪了，各个部门都乱了套……我很快被从急诊室推到了住院病房，随即给我打了强心针，挂上了点滴－－这是我今生第一次躺在病房里, 今生第一次打点滴－－从此，开始了我医疗史上的许多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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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我认为遥不可及的死亡就这么简捷地来了。就在几个月前，我去北京参加“周文作品研讨会”－－周文是我妻子的外公，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左联”的组织部长，并担任鲁迅、胡风和党内人士冯雪峰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抗战初期去了延安。1952年死于党内斗争，死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秘书长任上，时年四十六岁。研讨会上，周文当年的许多文友和同事都来了，他们比周文多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发言中，我曾就周文死亡的年龄和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很发了一番感慨，为一个四十六岁就匆匆离世的作家表示了另一个四十六岁作家的惋惜。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就轮到我了。但我一直很平静，也许是我根本不相信我会死，也许是我并没有感到死或临近死的痛苦。我只是感到身子奇特的酥松轻柔，呼吸非常细弱，倒是心脏的跳动越来越明显地被感觉到了，仿佛全身上下只剩下一颗心脏。我清晰地感知到它跳动的节律是极不规则的，好象一个没有节奏感的小孩在胡乱地敲着一面鼓。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医生朋友说过的话：当你感觉到身上的哪一个器官的时候，那它就可能出了毛病。
极度虚软中我渐渐睡去。天快亮的时候，我醒来，一光说他要回招待所去说一说这里的情况。我说，给我妻子李虹打个电话，让她来。我想，我如果要在这个地方向这个世界告别，她应该在我身边。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我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都重要。我们有过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开头，现在，又将有有一个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结尾。七十年代后期，我们相交不久，我便因“思想言论罪”，被我当时所在的一家部队工厂隔离起来。那还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峻的时代，我是“现反”，她在广播电台当编辑，是党的喉舌。我父亲是一个医生，曾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医院里工作过。她出身几代革命家庭，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她的单位便威逼她与我断绝往来，并揭发我的问题。她没有依从。于是单位停了她的职，大会小会批判她, 还派人监视她，又通告了她的亲属和家人，给她制造了许多的压力和困扰。她却在我被监禁的第二天，扛了铺盖行李卷儿住到了我家，照顾我年迈的父母亲，以家人的身份给我送被褥、衣物、食品，并常常在烟卷里夹进纸条，诉说她的思念。在那一段长长的隔绝的日子里，她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毛线衣物（那时买毛线还得要票），给我织了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还送进来她父亲战争年代缴获的一件美式皮夹克和一件当年最时髦的卡叽布军大衣，将一个“现反”打扮得象革命志士似的。我被监禁的那个小房隔一堵高墙便是厂外的一条马路, 她有时会在冬夜的冷风中来到我囚室外面的马路上，隔着那堵高墙肆无忌惮地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一年零三个月后，我自由了，但依然顶着一个荒谬的罪名。我自由后的第二天，我们向各自的单位办理了结婚手续。又过了一年，那个荒唐的案子被彻底推翻，那时我们的儿子已经出生。在囚室中，我曾用照明的蜡烛熔软后塑了一个纯洁善良又高傲的小鹿，在底座上刻了一行英文：GAVE DEAR HONG。托一个仗义的“看守”偷偷送给了她。这只小鹿陪伴她渡过了漫长的孤独与思念。我们将儿子起名为“小鹿”。当我躺在保康县医院的病床上，经历着死亡一次又一次的叩问时，儿子已经十五岁了。十五年来，我们有过我们的许多的幸福与快乐。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很满足。我想，如果仅就我自己而言，即便就此告别人世，我也没有什么揪心的悔痛和遗憾。但想到妻子和儿子, 会因此受到怎样的打击与痛苦，便感觉不安了。我想起我们受过的很多教育中，总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这些话都太空泛。但你的生命属于你的亲人，友人，属于那些为你所爱也爱你的人，却是非常真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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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以后，敖主任来查房，看了我的情况，很直接地说，我们医院条件差，如果不及时转院，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如果转院，照目前这个情况看，路上也极不保险。但只有转院，还有一点希望。离这儿最近的大医院是襄樊市中心医院，有一百多公里,车行三四个小时，一路上都是大荒山，路途颠簸，途中出点什么问题，连一个卫生院都找不着；如果回武汉，路上得要上十个小时，转火车转汽车，危险更大。那时我还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说，回武汉。我相信我能够回到武汉。
直到今天，我一直敬重那位偏远山区医院的敖医生。每年春节，我都要挑一张最精美的贺卡，给他寄去我的谢意与祝福。当初，如果他敷衍一下，拖拉一下，或为了职业的自尊，勉强留下来医治，这故事大约是另一种结局了。
笔会的朋友们到医院来看我，他们在床前围成一圈，尽管在慰籍在鼓励甚至在说笑，但那情景总有点象临终告别。许多人后来对我说，他们都感到是最后一面了。打了针，吃了药，心跳还只有二三十下，而且还跳得乱七八糟的，又蜗在这么一个深山沟里……最后，大伙儿和医生商定, 为保险起见，分两步走，先去襄樊，待稳定后再转武汉。敖主任说，中午有一辆车送一个胃出血的病人去襄樊，我可以同车去。此时，李虹和我当医生的妹妹已在从武汉驰往保康的路上了。他们又立即与襄樊联系，当她们途经襄樊时在车站截住她们。
笔会的朋友要继续前行了，留下两位护送我去襄樊。（我后来知道，在往后的行程中，不断有人生出各种各样的病来，让这一次笔会变成一次苦难的历程。）大家在病床前告别,说了许多祝福的话。女作家吕红将一袋零食送给我，说不能起床吃东西，先填填肚子。
大队伍离去后，我很想抽烟了。我不愿在最后的时间里委屈自己，更不想早早地寻找一种病入膏肓的感觉。便对留下来看护我的胡良卿说，我要上个厕所。尽管医生已再三叮嘱，绝对静卧，更不能起床走动，但我们还是偷偷去了。我从来没有用过那种扁扁的便盆或那种带嘴的便壶，更不消说在一个不是厕所的地方。在厕所，胡良卿帮我举着输液瓶，我们站在那儿，各自抽了一支烟。后来，当医生，家人和朋友知道我在那种半死不活的时候躲出去抽烟，狠劲儿斥责我。我说，说不定就是那支烟激活了心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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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我们上路。
车是一辆很破旧的中巴, 大部分座椅都拆掉了。我们上去时，车里当间已经躺了一个老人，四旁还坐了六七个人，根本没有我躺的地方了。我和两位护送者各自找了一个地方坐下，我还得自己扶着吊在车窗上的输液瓶。剩下的小半瓶药水要坚持到襄樊，所以调得很慢，一分钟才滴十来滴。
一路上果然都是光秃秃的荒山野岭，盘旋而上, 盘旋而下，走半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我想，这时我要是躺下或静默，我的心脏就要慢慢停止了。于是我就吃吕红给我的那一袋零食，鱼片，糖，话梅，和着微弱又混乱的心跳，一下又一下有节奏地用力咀嚼着，似乎把心跳的节律都嚼得顺当了一些，边吃边和护送老人的那些人聊天。我想, 人活动着，心脏就不会停下，就象汽车运行的时候，就不容易熄火一样。
天近黄昏，终于到了襄樊, 车径自开进中心医院，这时李虹和我妹妹已在惶惶然中等候多时了。下午，当她们的车刚刚途径襄樊站，车里车外的广播喇叭便一起喊她们的名字，让她们下车。她们一下紧张起来，感到事情不妙。等襄樊市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她们我正在从保康来襄樊的路上，她们才稍稍松了一口气，忐忑不安地在医院大门口守候那不知是凶是吉的到来。当她们终于见到我笑眯眯地举着输液瓶从那辆破中巴上下来的时候，还以为只是虚惊一场呢。来到急诊室，一检查，尽管用了一天的药，结果依然极糟：心律28－－42不等，血压42－－64。当即收留住院，在二内科急救室加了一个病床。下病危通知，输液输氧，打上各种点滴，上心电监护仪，一时间, 全身布满了各种管线，象一个正在装配的机器人。我的那个加床刚好可以看到监护仪的屏幕，我便看着我的心脏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各种曲线和各种数字。医生认可了敖主任的诊断－－“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引发三级房室传导阻滞”。再一次警告情况非常危险，随时有死亡的可能。
当晚，医院给我做了胃式心脏起博，将心脏起博器的导线从嘴里插进，一直通到胃壁上离心脏最近的部位，开通起博器进行电击，试了几次，没有成功，弄得我难受极了。前面说了, 我这一辈子从未受过医院里的这些皮肉之苦，连打针都怕，所以很担心往后还有什么更大的磨难。暗想，如果被敌人抓了去，要枪毙，我大约倒不怕，只要一上刑，我是非招不可了。由此，我特别钦佩那些被各种酷刑折磨得死去活来而坚贞不屈的英雄壮士，也特别钦佩那些在治疗中把身子打开关上、锯掉接起、受尽万千苦痛的重症病人。
从强壮如牛一瞬间变得细若游丝，而且还可能随时断离，妻子和妹妹都一下接受不了。她们俩一夜没睡，肝肠寸断提心吊胆地防范着每一丝不祥之兆。历尽四十多年风风雨雨，我又重新变成一个需要精心呵护的婴儿，连喝水吃饭都得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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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李虹和我妹妹外出去买一些生活用品。医生来给我作心电图，让我侧一下身，突然间，保康那一夜的感觉又来了，宛如一片温柔的海水从下肢漫上来, 全身顿时酥软飘浮起来，那是一种极舒服的感觉，我猜大约类似吸毒。我觉得我在一片极纯净极柔和的光里，松弛又平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模模糊糊地听到有人在大声说：“过来了，过来了－－”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些人围在我的床边，他们说，真是怕人，刚才心脏又停跳了。又是一阵短暂的记忆丧失，我从那一片光中回到了现实世界。我想，这就是死亡吗？我没想到死亡是这样舒适，也没想到在肉体离开了现实世界之后，“我”还会在另一个世界中存在。我曾经目睹过我父母亲的逝世，我一直以为那是极痛苦的，而且我无法帮助他们摆脱这种痛苦。很长时间，我从他们离世的那所医院经过，都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我在有了类似的经历之后，多少有了些欣慰。而且，肉体的生命终结之后，灵魂还有另一个美好的去处，让我想到，那些亲人，友人，让你尊重让你牵挂的人们，离开尘世之后，并不是从此消亡了，而是在一处更美好的世界里存在着－－尽管无数的科学教义告诉过我，人死以后不复存在，但我的十几次经历让我更愿意相信还有另一个世界－－只是我们不知而已。
我一再说，死亡本身并不痛苦－－只是极少有人重返回来告诉人们。人们告诉我说，你在心脏停跳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痛苦。我对他们说，那只是用人世间的眼光在看，婴儿出世时脸上的表情不也是很痛苦么，不也是哇哇大哭么，而婴儿从挤迫的产道中带着血水豁然娩出的时候，一定也有类似死亡那种松弛平和酥软飘浮的极舒服的感觉。听了我这些话，也有朋友说，许多人确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开刀，切除，化疗，放疗，疼痛，晕眩，干渴，衰竭……我说，那不是死亡本身，而是与死亡对抗的治疗与自救，这种痛苦是生存的代价。我想，如果一个人确实已无生存的可能，也无生存的愿望，应该免除他那些无谓的痛苦。
二内科两位心血管方面的权威医生说，要立即安装心脏起博器。我说希望再观察几天。我其实是害怕身体内从此有了一个自带电池线路复杂的异物，更害怕在身上动刀剪。下午，我们文联的领导从武汉赶来，医院与他们再一次说到安起博器的事。这时已是星期六傍晚，二内科沈主任说，现在手术还来得及，我把所有的人员都留下来了。我依然坚持暂时不安。
就在这一夜，死亡频频来访了，象邻居家一个淘气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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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已经切实地面对死了。就在眼下，随时随刻，没有一个三个月五个月的期限。如果是一个不可逃脱的结局，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与三年五年又有什么区别呢，在一个给定的时间中等待，那等待的时间该越短越好。我知道，我有许多事情还没有做，还有许多期望得到的还没有得到，但实际上，人永远不可能做完要做的事情，也永远不可能得到全部期望得到的，因为有一个“死”横亘在你前面的任何一个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生永远是半途而废的。从刚刚生下来就被溺死的乡下女婴，到主宰中国几代人的帝王或领袖。如果“死”它执意要来，那么我们便该随意而去。
凌晨一点二十分，我在昏睡中，又有了那种海水从脚下漫上来的感觉。我听见一直守候在我身边，整夜连眼睛也不敢合一下的李虹惊慌地大喊我的名字，但很快什么都不知道了。我看见我又在一片祥和的光亮中，依然是轻松与舒适，依然能闻到一种清香，如果不和死亡、抢救、亲人的惊骇与恐惧连在一起，这一切当是极美妙的，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感受。后来我遇到几位也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一位是词作家任善炯，他在西藏高原翻车，甩下数十米深的峡谷；一位是深圳罗湖区教育局的唐女士，她被一辆车速一百多码的轿车撞得飞了起来。他们都说到在那一瞬间有一种极度的舒适感，没有了重量，没有了时间，如一片羽毛那般轻盈，都看到了一种光－－吉祥又温暖的光。而且，他们一致地说，这种感觉产生在摔落或撞击之前，因而丝毫没有尝到那种遭到重创的皮肉之苦。真正的苦痛是在以后与死亡的对抗之中。
我对李虹和我妹妹说了心脏停跳的感觉。后来，每当那种温凉的海水漫上来的感觉一出现，我就对她们说：“那个感觉又来了……”在我说完后的数秒钟后，心电监护仪上的波纹才变成了一条直线同时发出惊悸的嘟嘟声。我所有的心电状况都储存在那个仪器中。后来出院的时候，我向医生要了一张我的心电图纸作个纪念。在那张细长的纸条上，一段优美的曲线后面紧接着便是一根长长的直线……
那个晚上，一点二十分、二点三十分、二点四十五分、三点零五分、四点十分,共有五次停跳，其中停跳时间最长的一次是一分二十秒。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已经停息的心脏又重新跳动起来的。我后来想，在那十多次的停跳中，只要有一次，心脏不愿再启动，我在人世间的生活就结束了。我继续留下来，只是一种宿命。
值班医生迅速通知已经各自回家的手术人员，凌晨六点，我被急急匆匆推进了手术室。进手术室前，院方让李虹在一份有各种死亡可能的手术单上签字。那是她今生在最恐怖最沉重的状态下写下的自己的名字。我一直很清醒，也一直很轻松地和她们说话，开玩笑。我对李虹和我妹妹说，我会出来的。
手术室的门都来不及关了，李虹和我妹妹在手术室门外就可以直接看到里边的抢救。手术人员连衣服也来不及换，手术台上的手术单也来不及铺，没有枕头，也没有按常规缚住我的手脚，我就躺在那架巨大的坚硬又冰凉的铁制手术台上，一台 X 光监视仪的镜头对着我。主刀的刘文卫医生很年轻，但很老道。我感觉到他在我大腿根部划了一刀，从里面挑出一根很粗的血管，在上面剪开了一个小口，将一根起博器的导线插进去，然后通过监视器屏幕，让那根导线顺着我身上弯弯曲曲的血管向心脏推进。那种推进的感觉又肿胀又恶心，推着推着，我又被那海水淹没了，听得主任技师李素贞喊了一声：不行了，不行了……我便又到了那个光明宁静的世界。我醒来时，医生们已在继续手术。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总共又有六次停跳，有几次是被二内科主任沈青山跑过来用拳头猛击胸口才得以复苏的。
好容易将导线捅到了我的心脏里，医生开始启动起博器。折腾了一会儿, 我听见他们在说，不行，这根导线不通电，到仓库去换一根。那根已经进入心脏的长长的导线又沿着弯弯曲曲的血管抽了出来。其间又是一次停跳。醒来后, 我对医生们开玩笑说，你们刚才用的是一个水货吧？这时，我听见手术室门口有人在让李虹和我妹妹离去。我对身边的护士说，你让她们回病房去等，我不会有什么事的。我知道，这种场面，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折磨。
头两个国产起博器也有毛病，又去换了一个美国的。一个本原只需几十分钟的手术，花了两个多小时，到八点十分终于完成。比我想象好得多的是，并没有在我身上挖一个洞，将那个半导体似的小匣子塞进去，只是往我心脏里通了一根导线，接在外面的起博器上。于是，我的生命和一只美国人造的小匣子连在了一起。医生说，这是临时的，等病情稳定后，再装永久的。
从离开家到现在：一千里路。两个世界。惊动了一大帮子人。全身装满了管线异物。总共不到两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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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推回病房，开始了一段犹如受刑的日子－－因为是临时起博器，没有固定在心壁上，我必须一动不动地躺着，不然的话，导线可能脱落。
当你的身体能够自由活动的时候，你一点也想不到那是一种何等的幸福。当这种自由被取缔后，你才能够真切体会到这一点。你的腿想蜷起，你的腰想侧转，你想坐起来或站起来－－这些平日不知不觉就随意做了的事，现在却千千万万做不得了。医生，护士，家人－－所有的人都不许你这样做。你得侧着头用吸管喝水，你得仰躺着让别人一勺一勺喂你吃东西，同样也得仰躺着大小便，因为太不习惯，差一点将膀胱涨破，最后不得不施行导尿，大便则在憋了一周之后用药物辅助才解决了。
安装了临时起博器之后，心脏再没有停跳过。因而再没有见到那样的绿色，那样的光，也没有闻到那种特异的馨香。李虹问我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香味, 我说有点象栀子花。李虹便满襄樊城去寻栀子花。六月已过大半，栀子花季已过，好不容易在一个菜市场见一个农民在卖，李虹便将他的那一堆花全部买下，并跟他约好每过一两天再来买一次.李虹将栀子花敷满我的枕头，让我又闻到了那有如天国的馨香。这馨香一直伴随到我出院。
襄樊市委几位朋友来看我，很郑重地问了我的年龄。我说46岁。他们说，那就没事了，你的年龄中即无明九又无暗九。今年他们的几个熟人都死在壮年，年龄都有明九或暗九。我想，他们或许相信数字与命运的神秘关系，或许是以此鼓励我。
一位朋友来看我时，带来了他女友编织的一根红丝带，一定要我戴在左手腕上，他说，今年襄樊满城都在卖这种吉祥红丝带，女孩特意编织的最上乘。再后来，几位打前站的朋友说，他们来保康的那天，半夜里，后山坡上有人偷偷土葬，新坟正对着二楼我那间房的窗口，那飘摇的招魂幡儿都看得清清楚楚。朋友们郑重地让李虹向着那个方向烧些纸钱。
从此，我不再将这一切看作愚昧和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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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后的第二天我便有了一张正式病床－－ICU重症监护病房六床。从那时起，我在襄樊市中心医院的名字就叫“C六”。 从入院那天起，便有各地的电话打到病房来，值班医生或者护士便会用柔糯动听的襄樊话远远喊一声:“C六电话－－”我当然是一动也不能动的，李虹，我妹妹或其他陪伴我的人便代我去接。电话都是朋友或亲人打来的，问候的，探询的，介绍襄樊的一些关系或要求到襄樊来探望的……朋友们的真诚与关爱，在这种非常时刻特别让人感动。一位北京的女友在电话里对李虹喊着：“你跟胡发云说，他这样做太不象话了，他想这么早早地把我们扔下就走了……”有的寄来信或贺卡说，我们需要你好好活着。一位远在南方的朋友自己不能来，便安排他在襄樊的友人到医院来值守，将熬得筋疲力尽的李虹换一换，这位友人前来报到，还抱来一台车用的六英寸小电视，以解病床之困，我就是在那一方小人书般的灰蓝色的屏幕上，看完了多集专题片《中华之剑》。这位友人和他的妹妹都因为那一场风波失去了工作，还处在衣食无着的困窘之中。一位当年的插友坐了一夜的火车，一清早将一篮鲜花送到我床头。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在那个荒凉的小山村，我招工回城前夜，去向她道别。那时，她那个知青小组的伙伴都已走光。她却因为她那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的父亲，在打通中缅公路的史迪威将军的部队里担任过翻译，不得不留下来赎罪。那一夜她正在发烧，满脸通红，如豆的油灯下，一个乡村医生在给她打针。她躺在床上，我坐在床边。品尝着青春的离别。如今是我躺在床上，她坐在床边。咀嚼数十年风风雨雨。那篮鲜花一直伴我到出院。回汉后，那花篮做了我的药篮，后来不吃药了，那花篮便装鸡蛋，直到现在。
我两个弟弟连夜赶来了，一些亲友来了，襄樊的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来了，儿子也自个儿坐了火车来了，他已十五岁，一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了。我曾想，如果我就此离去，他会失去许多呵护与关爱，也会早一些自强自立。父子的分别是不可避免的。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四十二年，从我出生，到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我曾以为会永远这样下去的，但在一个深秋，他突然就与我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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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情况逐渐稳定。但我知道，那是起博器的作用，我必须尽早与它分手。起博器上有一个旋钮，调到一个数字，当你的心律低于它或停跳时，它便开始帮你的心脏工作。我和医生商量，希望能逐步调低起博器的频率，尽量让我的心脏自行工作，要不然我一辈子就离不开它了。几天后，刘医生开始将起博器逐步往下调，从每分钟八十次，逐渐调到七十次，六十次，最后调到四十五次。我想起那些为了甩掉拐杖而奋力学步的腿伤者，艰难地，悲壮地一步一步挪动，摔倒，又爬起来……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甩掉我心脏的拐杖。六月二十六日，李虹高兴地告诉我，她发现护士值班室的病员牌上解除了我的病危警报。在安装起博器八天之后，刘医生来了，拿起那个小匣子，“嗒”的一声将它关闭了，只将那根导线留在体内。如有不测，可随时接通。我感谢那个小匣子，更感谢和它的告别。几天后，那根导线也从身体里撤出。我迫不及待地下了床，偷偷溜了出去，看外面的阳光，树，楼房，被冻结了十多天的身体飘飘忽忽，双脚踏在地上，如棉花一样软绵绵的。后来，医生给我作了胸腹各主要器官的检查，竟然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特别是心脏，在经历了十多次停跳，十多天节律紊乱的折腾之后，早应该是伤痕累累了。一般来说，心脏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心肌细胞不可再生。医生也对这个结果非常吃惊。但是他们告诫我，这样大的毛病，三年以后才能下结论。我妻子，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们，还有那些尽职尽心的医生护士技师们都非常高兴。本原是一次巨大的意外灾难，现在竟都如中了头彩一般。
又观察了几天之后，七月六日，我踏上返回武汉的列车，结束了这永生难忘的生死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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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汉后的一天，我翻看外出期间的各种信函, 兀然见到《人才报》上有我的一篇小散文--《自己说自己》。其中的一段话，让我大吃了一惊－－不论在那之前，还是在那之后，我都没有写过这一类的文字，也未表达过这一类的想法：“中国有一句贬损人的成语叫'魂不附体'，我突然发现这是一种极有意思也极有益处的状态：一个人的灵魂离开他的肉体，远远的，旁观的，清醒的看那个叫作'自己'的人所作所为，一定会少干许多蠢事错事，一定会聪明许多。这种状态于我们为文、为官或为人一定有不少好处的。”这张报纸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九五年六月十六日！那正是我在保康县委招待所那个半山环抱的小楼上, 第一次进入到那一个绿色的非现实世界－－也就是所谓“魂不附体”的日子。
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对于我来说，有了这一次经历之后，对人生与世界的想法多少有了一些变化。原来很看重、很计较的一些东西，觉得可以不必那么看重那么计较，原来忽略的小视的一些东西，又新看出它们的意义它们的珍贵。原来顾忌或畏缩的，也觉得没有太多必要了，死已死过了，别的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如果这世上真有两界，一个物质的，一个灵魂的，那这两界是绝然不同的，你在物的世界里拚尽全生挣得的，骗得的，抢得的东西，在那灵界之中毫无用途, 在那里你连自己的肉身都得放弃。如果本没有两界，你一旦离去，更是一无所有。倒是你在此界中好好生活, 善待自己，善待旁人，善待别的生命，尽力作该作的，不作不该作的，万一真有一个彼界，过去之后，那个地方大约会更看重灵魂的价值。
事过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说过同一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如果去掉其中的慰籍与祝福之意，大约古往今来一些经历过“死”的人，多多少少从中得到启示与教益，让往后的日子过得清醒一些，超拔一些，因而也就是有福了。
“死”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它能教给你许多在常态下一生也难以领悟的道理。只是没有人真正能从这学校里毕业。这大约是造物主加诸于人类的最大磨炼，让你永生永世去苦苦寻求生活的真谛。
我知道，终有一日，我还会去到那一个世界，并不再返回。这世上已有亿万生命去了，还有亿万生命将去。既然是一个规定的事，那便无需逃避也无需恐惧。况且，你在那儿，又可以重逢你的亲人，友人和你所爱的人。
1999年2月6日一稿，4月30日二稿于武昌大东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