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来，一直想写写白汉生。又不知如何落笔。渐渐地，快要将他淡忘掉。老同学们偶尔相见，也不再提起他。
不久前的一天，参加一个老人的葬礼，突然想起白汉生的墓穴也在这座陵园里，便依着一点隐约的印象找去。墓区很大，变化也很大，找了很久，终于找到。那是清明过后不久，随处都还留着祭奠的痕迹。香钵里插着燃剩的香签，墓石上留着红色的烛泪，墓碑下摆放着枯萎的鲜花或落满尘土的绢花。还有那种红丝带。这是近两年兴起来的一种风俗，凡来祭奠，扫墓人都要在亡灵的墓碑上系一根数寸宽的红丝带，或许是驱邪，或许是吉祥，或许是表示这个长眠于地下的人，已经有人来探望过，不致显得冷清。远远望过去，那一片密密麻麻的墓碑，好像都戴上了一条条红色的领巾，如同小学课间操的景象。白汉生的墓，却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些杂草，从墓石周边的缝隙里顽强地生长出来，铺展开去，让他那不大的墓穴沉沦于一团毛茸茸的青绿之中，别有一番苍凉的意味。白汉生是一座单人墓，是那种比较廉价的。形制粗陋，碑石单薄。和那些宽大的合葬墓、高档墓相比，像一个瘦弱矮小发育不良的孩子。碑文也很简单，只刻着“白汉生之墓 爱女白戈敬立”。不像大多数的墓碑，亡者成双成对，生者蓬蓬勃勃——儿子、儿媳、女儿、女婿率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数十个立碑者的名字布满小半块碑石，给人以儿孙绕膝功德圆满的感觉。
白汉生的生卒年月是1949.5.26——1999.12.31，刚好是20世纪的整个下半页。一个人，就这样变成了两行数字。我想，他要再坚持一下，一个小时？或一分钟？就可以进入千僖之年了。
我把手里那支白菊花放在白汉生墓前。想着这个多年前的老同学，突兀地在我们中间出现了，又突兀地消失了，如今成了一抔白骨，装在一只小小的瓷坛子里，掩埋于此地一尺之下，一动不动。
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我们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那一帮老同学中，白汉生差不多已经被人忘干净了。也是，数十年过去，连当初自己的同座是谁都常常记不起来，更何况他白汉生呢。
白汉生在班上，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人。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是小数点后面的人，可以四舍五入的。
一九九三年深秋，赴美多年的陈雅红回汉探亲。在父母家呆了几天，看望了一些亲戚朋友，然后很强烈地想念起老同学来。于是，从她开始，一串二，二串四，班上那些各自西东的昔日同窗们，渐渐聚集到了一起，刮起了一股浓烈的怀旧风。
陈雅红从初一进校到初三文革爆发，一直都是班上的文娱委员。陈雅红长得漂亮，能唱能跳，能编能导，人缘也很好，没有那种漂亮女生的骄娇二气。是女生的知心姐妹，是男生的梦中情人，这话是后来聚会时有人说的。说完之后，便有一些老男生厚着脸出来应承。出来应承的，多是胡闹，于是有人迫使几个真正的当事人出来认账。其中包括班长林松，学习委员章海翔和篮球队长大魏——这些都是当年班上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男生尖子，似乎不到这样的档次， 连梦一下的资格都没有。
陈雅红先找到了与自己一起插队的杨莲燕和吉莉莉。久别重逢，有说不完的话。开头的话题，当然是如今的容貌啊，体形啊，身子上的毛病啊，各自的境况，大人和孩子一类。杨莲燕和吉莉莉当年在班上也不是等闲之辈。杨莲燕是生活委员，小小巧巧，风风火火，掌管着全班同学的财经大权，买饭票，退饭票，收班费，收歌本钱电影票钱，一分一厘一清二楚。不知为什么，同学们曾用鲁迅《故乡》里杨二嫂的绰号“豆腐西施”叫过她，或许是杨二嫂向鲁迅索要过旧家具，或许是杨二嫂说话伶牙俐齿，也或许是仅仅因为她姓杨。不过杨莲燕对这个绰号坚决拒辞，本原挺和气的一个人，只要谁这样叫她，她都垮脸，结果终究没有叫成。这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没让一个绰号得逞的例子。
杨莲燕的课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只半爿课本大小的精致算盘。那算盘架子是红木做的，边框上细细地雕刻着一些花草，玲珑剔透。那算盘珠子是牙骨一类的材料，每一粒，也就和衬衣钮扣差不多大小。有的说是象牙，有的说是牛骨，玉润珠滑的，指头粗大的男生，很难只拨一粒而不动其他。凡有什么算计，杨莲燕那五根纤小的手指便在那小算盘上眼花缭乱地飞舞，像五个小丫头在跳橡皮筋，特别好看，让人想起玛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工作着，是美丽的。杨莲燕由此又得了一个“小算盘”的美称。这一次，她倒没有怎么推却，就慢慢叫了下来。据说那算盘很有一些来历，杨莲燕的祖父，曾是汉口一家大药铺的老板，买下的里份都有好几条。有同学至今还住着她祖父房产，当然，那早已收归国有了。扫四旧开始，杨莲燕就把那只小算盘砸了，去文具店买了一把大算盘。后来聚会，有人还说起这事，说可惜了，留到今天，肯定是一件宝物。吉莉莉是数学课代表，数学在全班拔尖，特别是几何，空间想象力出奇地好。一些证明题，班上那几个最自负的男生，如果要用五、六步，她常常三步、四步就完成，她有一种直达本质的灵感，因此被人戏称为“三步”。吉莉莉聪明，便有点恃才傲物，出语尖刻，在男生女生中，都不太讨人喜欢，她也不在乎，我行我素。直到文革，她父亲被揭发出来是一个叛徒，才一夜间变了一个人。杨莲燕则平和快乐，无微不至，是一个大伙儿全离不开的小管家婆。这三个全然不搭界的女生，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至今是个谜。
杨莲燕如今在一个单位做办公室工作，依然是一个管家婆。恢复高考后，吉莉莉果然考上了数学系。她原来在父亲的一家大型企业当化验员，毕业后，便回去那儿的职工大学当了数学老师。两人都还衣食无虞。只是吉莉莉没能在数学上有所建树，是她一直心有不甘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说着说着，就说起当年初三（二）那些老同学。吉莉莉和杨莲燕虽然一直就在本地生活，可说起老同学，几乎和陈雅红一样，所知不多。往日经历的事情，经过多年酝酿发酵，滤去了狂热、争斗、龃龉和伤害，已经变得醇香诱人。对如今未知的事情，也生出许多记挂与猜想。还有什么比人物的命运变幻更让人好奇的呢？于是，通过吉莉莉和杨莲燕，找到了陈雅红当年“锷未残战斗队”的三、四个革命战友。“锷未残”都是几个出身不太硬朗的班干部，为了要革命，意味深长地用了毛主席诗词中的这几个字，为自己的战斗队命了名。几个当年的革命战友又提供了另一些老同学的下落及联系方式。于是，就有了初三（二）的第一次同学聚会，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东湖一大”的那一次聚会。那次一共到了十一个人，五个女生，六个男生。比当年党的南湖一大只少一人。
那次聚会我正在外地，回来后，他们找到我，满怀激越地复述了当时种种动人的场面。
那是一个深秋，天阴着，通往湖边的林荫道上，铺满阔大的梧桐叶，一阵凉风刮来，又有一些黄叶飘落，很有一点沧桑感。
这样一个怀旧的季节，这样一个怀旧的天气，这样一个怀旧的场景，男生女生们三三两两，踏着沙沙的落叶，向湖边走去。
东湖是大家在念书时常去的地方，春游秋游，队日团日，及至文革后期，大家预感到要风流云散的前夕，都会到这个地方来。恋爱了，失恋了，也会到这儿来，走走，坐坐。一眨眼，当年那些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齐齐整整地都过了不惑之年。离散二十多载，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大家感慨不已，唏嘘不已，说了许多难忘的往事。
那天到来的人，除了陈雅红她们“三仙姑”，还有另外两个女生，一个是在小学当老师的钟惠，一个是在银行做信贷员的马玲玲。六个男生大多也混出了个人模人样。职务最高的是老班长林松，在区工会当宣传部长。职称最高的是原来班上那个“自由主义分子”姚一平，在大学做法学教授，据说还给几家大企业做着法律顾问。沈志秉在当外科医生，柯小龙在区税务局，王言开在一家中型企业当一个中层干部，悲壮地坚守着那风雨飘摇中的烂摊子，按他的说法，正在一步步把企业送进火葬场，等待壮烈牺牲的那一刻。李宗明在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水货服装店，给南来北往的民工提供一些比较适合城市生活的廉价衣物。门面不大，平平和和。这些同学，大多在一定的时候有过相关的往来，比如谁找谁联系孩子上学，谁找谁给家人动过手术，谁找谁谈过贷款事宜，谁找谁咨询过打官司的事，谁在李宗明的店里买过跳水价的西服等等等等。总之，还是一些有资格让人相求的人。大家在匆匆岁月中匆匆相见，为着一些实际的事物，总是没有功夫抒情。
到了湖边，租了一条渔家木船，缓缓荡到湖心，天庭低垂，烟波浩淼，浪涌拍打船帮，木浆吱呀作响，一阵阵惆怅一阵阵温暖涌上心头。陈雅红突然轻轻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
就在那次“东湖一大”上，有人提出来，趁着陈雅红回国的东风，将原初三（二）的同学能找到的全部找齐，搞一次大聚会，还要把当年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找到。建议一提出，大家都兴奋不已，如同找回自己的青春少年一样，立即开始回忆全班同学的名单。说是忘了，忘了，全忘了，却又随着一件件往事，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当年的经典话语，甚至一种种食堂饭菜，那些遥远又亲切名字，竟一个一个的直往外蹦。蹦出一个，大家就欢呼一声，小算盘杨莲燕便在小本本上记下一个。同窗三载，朝夕相处，文革两年，风雨与共，有的后来还在乡下同一个锅里吃了几年饭，怎么会真的就忘了？最开始被记起来的，大都是一些班上的风云人物，班干部——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宣传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团干部——团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团小组长……然后是学习尖子——语文课代表，数学课代表，物理课代表，化学课代表，英语课代表……体育明星——篮球的，足球的，乒乓球的，短跑的，长跑的，跳高跳远的……文艺明星，唱歌的，朗诵的，吹笛子的，拉小提琴的，画墙报的，写美术字的，编相声快板枪杆诗的……再就是相貌、语音、习性、衣着各有特色的……
回忆说笑间，杨莲燕已经在她的小本本上记满了好几页。数了数，全班五十一个人，纸上到齐了五十人，只差一个。真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成绩。高兴之余，大家终究有点遗憾，五十个人都记起来了，就那一个，怎么会记不起来了呢？有一个老同学遗失了，让人心里多少有些怅然。大家似乎非要与自己的记忆力较量一番似的，又开始新一轮苦苦回忆，谁跟谁同座，谁跟谁上下铺，谁跟谁课间操前排后排……竟然还是记不起来。这时有人叫了一声：“白菜！大白菜！”一声白菜，几个人也恍然大悟地喊道：“大白菜！”，有人依然没有明白这白菜大白菜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就是那个绰号叫大白菜的……叫白，白什么？”那时的同学，人人都有绰号，有人还有好几个，不同时期，不同情景，不同地叫。到得后来，一些同学只被人记住了绰号，尊姓大名倒给忘了。终于，小算盘犹犹豫豫地说：“白……汉生？”“对对对，白汉生，白汉生！”大家似乎挽救了一个革命战友一样高兴起来。由此，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全体在册同学的名单回忆齐全。由此，一个已经从著名的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的记忆中消失掉的白汉生同学便被历史地发掘出来。
这次回忆名单，小算盘贡献最大，她一个人记起来的，比所有人加起来还多，获得最佳记忆奖。小算盘说，你们也不想想，当年，你们一个个在操场上踢毽子，打排球，我就在教室里盘你们的名单，这个三角，那个五分。
说实话，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这一辈子大约不会再想起白汉生来的。但是，一当被人提起，这三个字就变成了一串串遥远又亲切的回忆。当初，我和他都是班上不多的走读生之一。放学后，有一段同路。有时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各走各的。有时候，最后一堂课的下课铃响了，他会走到我跟前，悄声说，走？我要有点什么事，他就会说，我在校门口等你。等我完事后，走到校门口，就可以看到他站在大门外的那棵槐树下。然后我们就一起走。初一的时候，他还喜欢用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初二就不再搭了。那时候，我们还在一年四季吃不饱的岁月里。初中生，一个月三十斤定量粮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又没有别的油水，第四堂课，人就饿得有点发晕，连话都不愿意多说。有几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煮红薯，趁无人看见的时候，塞到我手里。煮红薯放凉了，比热的甜，比生的绵，很好吃，又解馋又顶饱。当时那种感觉，说它是人间珍肴也不过份。只是那红薯皮有点咸味，可能是在口袋里放的时间长了，也可能是手上的汗水。但也舍不得撕去。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还恍然如昨。白汉生家有亲戚在乡下，常常给他们送一点乡土吃食来，他家子女多，以聊解饥馑之苦。后来和白汉生见面之后，我还说起这事。他也对我说起许多当年的故事，有的我记了起来，有的全然忘了，忘得一点影子都没有。
大家又记起了大白菜的来历。当年同学的绰号，有的有极精彩的典出，有的却很随意，不太讲什么道理。比如黄瓜，就是因为姓黄。南瓜，就是因为名字里有个南字。不经意被人叫一声，传了开去，就叫成了习惯。我记得几年间，班上绰号属于瓜类的，不少于五、六个，男生女生都有。白汉生曾经被叫过白兰瓜。大约那是一个瓜菜代的时候，瓜果菜蔬对大家的刺激太深。
白汉生的“大白菜”绰号，诞生于文革初期，当时，高三的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市委派下来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是香花。很快分成两派，死打活缠，誓不两立，谁见了谁都要喝问一声，你的观点，香花还是毒草？仿佛是查哨的对口令。有人问到白汉生，他一愣，急急地说，不是香花……也不是毒草……是，是大白菜。发问者一时懵住，旁观者哄然大笑。从此，白汉生便得了一个“大白菜”美称，一时间传遍全校。
著名的文博中学，算是武汉一所经典中学，现在算来，校史已近百年，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始建，抗战开始后，又与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合并，可谓中西合璧，尽善尽美了。文博中学校风严谨，学风浓郁，出了无数英才。大半个世纪以前，就有江南小北大之称，可以说是一所贵族学校。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学生来源，大多都有一些背景。官宦，商贾，书香世家，高级白领，都愿意把自己的子弟往这儿送，当然，除了愿意之外，依然要严格考试，不好凭金钱权势开后门的。到了49年后，这里依旧是新贵与旧贵的子弟占大多数。六十年代初，阶级路线讲得厉害了，工农子弟的比例才提高了一些，即便如此，那些工农子弟，学习成绩也都优秀，是他们那个阶级中的佼佼者。因此，文革中，文博中学成了旧市委，旧教育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大铁证。说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的另一层意思是，这里的师生，不管来源如何，在校熏陶一段时间，便都有一点贵族气息，男的儒雅，女的端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比后来上面的提倡早了几十年。老师就更不用说了，随便翻翻底细，都能找到耀人的学历。到了文革，这里的人才开始疯野起来，但比起其他学校，还是要温和许多。在这样一所学校里，白汉生这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倒成了另类。他既不是旧贵，也不是新贵，甚至也不是工农子弟。他的家庭出身一栏里，填写的是“独劳”。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第一次见到这个词儿，不知道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悄悄问他。白汉生嗫嚅说，独劳……好像就是单独的……劳动者？我也不知道……团章学习小组长小算盘还是没有明白，便去问了政治老师，从那儿知道了“独劳”就是个体手工业者或其他独立劳动者。既没有参加无产阶级劳动大协作，也没有雇工剥削，比如打箍修伞，焊壶补锅之类，比资产阶级好，比无产阶级差一点，相当于中农吧。白汉生的父亲是一个木匠。有一个小小的作坊，帮人家做个箱子柜子桌子板凳，也修理一些旧家具。那作坊其实就是他们家的那一间堂屋，白汉生家人多，晚上把作坊里的木马工具材料等等家杂一顺，搭起两张行铺还得睡人。白汉生成绩平平，相貌平平，言语短少，也没有文艺、体育之类的特长。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在风云际会，英才辈出的文博中学，就像后来一首歌唱的“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颗无人知道的小草。”现在想来，白汉生当时实际上是受着双重的歧视。出身好的，因为自己血统的纯正高贵而可以歧视他，一些出身不好的，可以因为自己家庭良好的文化经济条件歧视他。
白汉生被人遗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是住读生。文博的学生，来源广泛，所以大多都住读，不像当时的一般中学，就近招生，住读很少或根本就没有住读。在当时，住读生多少，有没有住读生，显示着一个学校的档次。大学住读，不用说了。军队贵族学校——八一学校，住读。地方贵族学校——育英学校，住读。所以，文博住读这个特点，在当时也是很让人羡慕的。十三四岁的少年，都渴望住读，仿佛那是一种成年礼，由此开始了独立的人生，不再笼罩于父母的羽翼之下。有些住得离学校只一箭之遥，也想方设法要当上住读生。住读的同学，一个课堂上课，一个饭堂吃饭，一个寝室睡觉，同吃同住同学习，互相间的关系要亲密许多，犹如同胞手足。走读的，就有点像庶出或外姓，与大家总要生分一些。白汉生没有住读，他家离学校不太远，步行二十多分钟。再就是他家经济困窘，可以省下一点吃住费用。前面说了，白汉生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所以，在校多年，没有什么人去过他家，他也从不邀请谁去他家玩。在班上过得若有若无。
名单齐了，可要找到这些名单上的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又成立了一个临时联络组，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了四十二人。有的已经定居外地，有的已是泥牛入海无消息。还有三个已经去世，一个因为肝病，一个是工伤事故，另一个也是事故，是在自己家里被电打死的。白汉生初中三年没有住读，与大家交往本来就少，文革开始后，他也没有参加哪一派组织，说是去做临时工了。到得上山下乡后，就没有人再见过他。白汉生家子女多，他父母不让他下乡，继续做他的工，挣点钱贴补家用，所以与大家彻底断了联系。
寻找白汉生的任务，最后落在了我身上。因为我记起来，我去过他的家。初一的时候，到他家去做过枪。是那种木制冲锋枪，粗铁丝做零部件，比如扳机，弹卡，固定橡筋的小桩什么的，拉上橡皮筋，可以弹射一种纸叠的三角子弹，射程很远。
白汉生原来的家，在武昌老城区的一条小街上，那小街是一条明清古街，曾经非常繁华过。青石路，砖木房，大多是楼下店铺，楼上居室，或后屋工场。一竿衣物，捅到对面窗台上。几挂咸鱼，吊在自家房檐下。三两只做着饭菜的小煤炉，摆在街边的石级上。铺面大多是一些南北干鲜，日用百货，酱园，纸坊一类，再就是各种修伞配锁白铁木器的手艺店。走进小街，便听得见远远近近的各类敲打声。很有一些市井烟火气。大多人家没有自来水，街头巷尾便设有一些个小小的水站，比现今的报刊亭还要低矮许多，卖水人就在那小屋子里坐着，控制着一杆铁柄，很神气。街上人家要用水，便晃晃荡荡担了一付空桶去，将手里一枚竹制的小牌牌递给小屋里的人，那人便将那一尺来长的铁柄啪地打一个方向，伸出屋外的那根粗大的水龙头就哗哗地喷出水柱来，顷刻间将一桶水放满。那竹制的小牌牌，他们都叫它“欢喜”，上面烙着火印，有时也就随意抹上一点油漆，表示真实有效。我第一次跟着白汉生去担水，听他说“欢喜”这个名称，觉得好玩极了。
时隔数十年，我再去的时候，这条小街已经面目全非。原来一层两层的木梁柱板壁房，大多已变成那种又狭又高的灰色水泥楼房。人口多了，地皮还那么大，小巷人家，只好像树一样，拼命向天空伸展。巴掌大的地基，三层，四层，四层半，一座座建得像方宝塔。
边走边寻，记起来白汉生家斜对面曾有一座红砖砌的公共厕所，一年四季都有一股浓浓的味道。寻过去，那厕所果然还在。于是向不远处一家摆烟摊的老人打听。那老人家居然还记得白木匠，说，白木匠死了多年，他家幺儿子还住在对面那栋还建房里。于是找到了白汉生的小弟。他小弟我已经不认识，当年大约还是一个鼻涕娃娃。我说了一些往事，那个正打着麻将留着浓浓唇鬚的中年汉子说，他哥哥不住在这里，说罢扑倒自己的牌，匆匆起身，在抽屉里找出一张他哥哥的名片递给我，说上面有他哥的电话。我接过名片一看，上面写着“鄂昌工贸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白光（经济师）。名片上面，还有一排小字，是各类社团协会的任职。我说，这白光……那汉子说，白光就是我哥白汉生。
名片上有白光的公司电话，住宅电话和手机电话。那年月，座机都还远远没普及，手机更是稀罕物，被叫做大哥大，或手提。很霸道的，半匹砖那么大，还有专门装那玩艺的手提包，壮壮实实，一个食指般粗细的天线从包里伸出来。讲排场的老板，常常有专人替他抱着那玩艺，跟在身后。
告辞后，我到外面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到白汉生的公司，一位声音娇嫩的小姐说，我们白总出差在外，什么时候回来？不好说啊。我只好又拨他的大哥大，终于拨通，白总用很蹩脚的普通话问我是谁，
我说，大白菜，你别给我来那弯管子撇撇话了，我是当年和你一起私造枪支的，记不记得起是谁？
白汉生立即换了一口汉腔喊起来：“哎呀！个狗杂子，夫子！你莫不是冒充的吧？你晓得我现在在哪里？在乌鲁木齐！几千公里之外，听到老同学的声音，真是意想不到……”白汉生一句接一句说了好半天，问了好半天，才想起来说，“你怎么搞到我的电话的？”
我简单说了找他的经过，然后说，我们初三（二）班要搞一次同学聚会，时间定在下个星期天。
白汉生说，我怕赶不回来，能不能推迟几天？
我说，陈雅红从美国回来了，她的返程机票已经定好，不好推迟。
没等我把话说完，白汉生说：“陈雅红她去了美国？难怪，我说这么些年一次都没有碰见过她，你刚才说是哪一天？”
我告诉了他聚会的日子。白汉生说，他一定准时赶回来。然后，他笑笑说：“不怕你笑话，我前些时做梦还梦见过她。她现在什么样子？”
我说，再熬几天不就见到了吗？不过你得做好思想准备，肯定和你梦见的不太一样了。
白汉生说，当然当然，几十年了……语气间，透出了些许怅惘。
聚会是在白云大酒店举行的。那是当年全武汉唯一号称五星级的一个高档酒店。那些天，白汉生在遥远的西北边陲不断地打回电话，安排聚会的一应事宜，定下了一个五桌的豪华包厅。白汉生说，老同学，多年不见，能够一聚，实在难得。希望这次给他一个面子，让他做一回东。联络组的诸位一打听，这个豪包，每桌的最低消费两千八，加上香烟酒水其他七七八八，这一东起码要做掉一万大几，便一起为大白菜心疼起来。大白菜说，莫说这些了，情意无价，情意无价。一干人心疼之余，大喜过望。几天中就一直说着这个大白菜。说出手如此阔绰，想来家底不止百万。说真是情意无价，有人有钱，也不一定舍得拿出来。说三十年河东啊，三十年河西。说在咱们初三（二），谁变成个人物都不会奇怪，唯独他大白菜，让大家做梦都想不到。说来，这聚会费用真还一直是大家的一块心病。陈雅红说过，她来做东。本想，陈雅红一个人出上三两千，办一次用度简朴的聚会，她这个在海外混了多年的华籍美人，当然不至于承受不起。但是让一个漂泊多年的海外游子，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掏钱请故乡同窗的客，从礼数上说不过去。AA制吧？有些生活困窘的同学，会不会为这三五十元钱而不便赴约呢？据说在联系过程中，已经有几个老同学婉辞了。知内情的人说，他们何尝不想来？只是自己混得这样栽，实在不好意思见江东父老。小算盘杨莲燕找到当年的团支书方秀珍时，她正在自家的巷子口摆着一个缝纫摊子，怎么说她也不来，说手上活忙，天冷了，人家等着要，现在生意不好做，刚好这秋冬时节，活多一点，不想得罪了客户。现在有白汉生包圆，而白汉生又是那样一种很低调很平民的角色——起码在大家的印象中是这样，许多话就好说了。宣传部长林松正儿八经写了一份情深意切的邀请函，让小算盘找个了文印公司漂漂亮亮地印制了一摞三开卡片。其中委婉地说到，我们班上一个你们意想不到的老同学，为大家筹办了这一次盛大的酒宴。这样一来，先前那些犯难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了。
聚会的日子渐渐临近，联络组开始生出些隐忧，万一那位大白菜只是图一时嘴巴快活，到时却不见了人影，那不塌了天？聚会中涉及吃喝拉撒的事，依然由当年的生活委员小算盘全权操办，办事一贯认真严谨的小算盘，特意往白云大酒店跑了一趟，探问那豪包的五桌酒。对方殷勤让座上茶，说，定好了，你们白总已经派人把定金送来，菜谱也定好，只等你们来。要不要再看看菜谱？这一下小算盘才算踏实了下来，忙说不用不用，白总定了就定了。小算盘提出来看看包间，一位餐饮经理立刻带了她去。小算盘在单位也是搞办公室工作的，待人接物一套程序很熟。豪包真够豪奢，宽敞明亮，围圈都是一色的红木太师椅，精美的红木茶几上嵌有光洁的石面，石面上是精美的烟具茶具，数一数，也够五六十个人坐了。餐桌是那种十六座的大圆盘转桌，餐具齐全，镀金的，黄灿灿耀人眼。小算盘又试了试音响，很清晰很宏亮，还好像带着一点太空回音。最后，小算盘对餐饮部经理说，能不能在酒店大门口竖一个指示牌，客人来了好找。餐饮经理说，放心，这些你们白总都已经安排了，所有迎宾措施，还有包间里的布置，全都安排妥了。
著名的文博中学初三（二）同学聚会的时间定在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六点。比原定的日子提前了一天。这日子也是白汉生定的。“1118”，要要要发，大吉大利加六六大顺。后来，我发现白汉生这样做，还有一点私人的小九九在里面，这是后话。
小算盘杨莲燕是个认真人，十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五点不到，就早早地去了白云大酒店。下了车，刚要过马路，远远就看见白云大酒店大门上方挂着一幅红色大横幅，上面印着一排金黄色的美术字：“热烈欢迎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班的老同学们！”不禁心中一热。走到酒店门前，又看见两块装饰精美的牌匾，一块上面写着：“忆当年，峥嵘岁月稠。看今朝，青春永不老！”另一块上面写着：“想念你，老同学！这些年，还好吗？”正要有眼泪涌出，发现身边有两个胖胖的中年妇女也在抒情。一个说，是哪个写的，搞得人心里直发酸。那一个说，还青春永不老呢，老得都认不得了。杨莲燕打量过去，那臃肿的面容上，依然留着一丝往昔的倩影，赶快转动脑子，想把名字记起来。对方却先叫了：“小算盘！”“真的是小算盘！”“丫丫！小梅子！”叫喊间，三个人已经拉扯成了一团。丫丫说：“我们特意早一点来，好和老同学多聊聊天。”接着，又有一些人陆陆续续地到了。那情景，有过此类经历的，都可想而知。结果是，聚会的第一地点，变成了酒店的大门口，人越来越多，还引来一些围观者。去接老师的几批同学，也相继到来。白汉生有话，老师都要去接，打的，别让老师挤公交。班主任秦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化学老师，体育老师，政治老师……都精神抖擞或颤颤巍巍地到了。同学们也都像是忘了自己的年岁，喊的喊，叫的叫，鞠的鞠躬，拥的拥抱，弄得老师们一个个泪眼迷蒙。说有几位老师已经去世，有的已去世好多年，没等到文革结束。
这次聚会的中心人物陈雅红是六点差十分到的。美国人就是有时间观念，老班长林松说。算上进酒店，上电梯，入包房的时间，恰恰整六点。陈雅红的到来，当然又引起了一阵骚动。当时班上，她是最惹人注目的人物，便是在全校，知名度也很高，走在操场上，会有人在背后说，喏，这就是初三（二）的那个“文艺细胞”!陈雅红一身衣着倒很朴素，看不出是从那花花世界来的。只是脸上那一点淡妆，与国内不同，胭脂是轻轻扑在靠耳根处的，一下显出一种洋气。大家涌上去，又是打量又是探问，直到在小算盘的吆喝下，大家才簇拥着老师，簇拥着陈雅红，向电梯间涌去。
进了那间豪华包房，同学们刚安置好老师们在坐下，衣饰精美的服务小姐就来泡茶了。宽大的包房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和张三的话刚说了一半，就有李四从背后一拳打来，眼睛望着王五，嘴里应着赵六……表演台后面的背景板上，用金色的立体字摆出“1963——1993”的字样，下面是“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班师生联谊会”几个大字，也是金光灿烂的。于是，这儿就成了大家合影的最佳景点，照相机的闪光灯此起彼伏，这边喊“茄子——”那边叫“南瓜——”把那些服务小姐都弄张惶了，她们还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包间里接待过这样的客人。当大厅里的时钟指到六点一刻的时候，联络组的那几位却开始恐慌起来，在老同学们忘形的说笑声浪里，他们几位焦虑地交换着眼神——关键人物白汉生还没有来。那时在场的尚无一人配有手机，也没有这种即时联络的习惯。只有惶惶不安地傻等。好在那些激动不已的人们的心思根本不在吃饭上面，也没注意时间。所以，当白汉生出现在包房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连小算盘都没有看出他是谁。那是一个身材壮硕，身着风衣，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有一点腼腆地打量着这个乱哄哄的场面，好像是走错了地方，又想看看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有认出他来。一直等他走到秦老师跟前喊了一声秦老师，大家依然没有谁认出他，只有人悄声说，这个人有点面熟。
秦老师笑着掩饰自己的窘迫，说，你看，人一老，就糊涂，你是……
这个衣冠楚楚的中年男子说，秦老师，我是白汉生。
小算盘一干人这才看出来人就是白汉生，喜出望外，冲上去就擂他：“大白菜呀！成这样啦？”
“大白菜？你是大白菜吗？”
“要在大街上撞见，打死你我也不敢认哪！”
于是，同学们一边叨念着大白菜，一边大笑。也有人依然找不到一点印象，私下里与人嘀咕，忘干净了，忘干净了，真该死。
白汉生忙不迭地说：飞机晚点，市区又堵车，刚好是下班时间，我都急死了，给老师赔罪，给同学们赔罪，等下罚酒，罚酒。他一边说，一边放下手里那一款深棕色牛皮公事包，脱下那件面料做工都很考究的风衣，挂在衣帽架上。
白汉生里面是一身质地做工都很考究的毛呢西服，米色细格，挺括的黑色衬衣，规规矩矩打着一条大红领带，领带下半截缀着一枚银色的领带夹。最让人想不通的是，那白汉生好像个儿也长高了，脸儿也漂亮了，一头黑发厚厚实实光光亮亮，连那笑容那眉眼，也不似当年又拘谨又木讷了。当年，他是我们班最矮的几个之一，印象中，初中几年，永远坐第一排，有时候中间，有时候旁边。脸儿小小的，脸颊和耳根两处的皮肤黑白分明，像戴了一副孙悟空的面具。卫生委员几次提醒他，洗脸要洗耳根子，脖梗子。旧衣服新衣服没有一次穿熨贴过。这个有李宗明的老照片为证。
陈雅红挤过来，与白汉生面对面站着，很夸张地上下端详了一番，问：“你是我们初三（二）班那个大白菜吗？”
面对陈雅红，白汉生突然又有些嗫嚅，只是笑。
陈雅红又说：“人家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男生也会这样变吗？”
白汉生终于缓过一点气来，自嘲地一笑说：“没办法，生意场上，都是这样，周武正王的。我晓得我这一身蛮腻人，来不及回家换了。下次改下次改。”
白汉生这样一说，更让人觉得他真是今非昔比了。要是回到当年，被陈雅红这样美丽动人又伶牙俐齿的女生如此一抢白，那他还不得臊晕过去？正在这时，一个文静精明的年轻人指挥着几个饭店服务生抬进来几只大纸箱。年轻人对大白菜说：“白总，放什么地方？”白汉生说：“交给小姐，摆盘。”转身，他又小声对小算盘说：“顺便带回来一点新疆水果，库尔勒的香梨和吐鲁番的马奶子葡萄，刚刚摘的，味道不错，绝对天然。过去是贡品呢。上菜之前先给大家尝尝鲜，开开味。”
白汉生说着，就瞟见了我，大步朝我走来，重重一巴掌压在我肩头说，要不是你，我这辈子那还见得到这么多老同学啊！几不容易，狗杂子。你还没怎么变？
我说，你进来的时候，我根本不敢认。你原来不是比我矮一大截的吗？
白汉生说，你不晓得，文化大革命那几年，我在外面打工，一百斤两百斤的包往身上扛，不但没有压矮，还看着一节节往上长，长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的，都吊在这个地方。说着，白汉生用手指在小腿肚子处划出一道线。
正在这时，李宗明从别人手里抢过他那本旧相册，凑到大白菜跟前，将那语录本大小的旧相册摊开放在手心，一边看上面的一张照片，一边对照着白汉生的模样。那照片是初一过队日的时候，我们班十几个男生在东湖边那头白象雕塑前照的。四寸大小，是李宗明特意带来的。刚才传看了一圈，没有一个人能认出半数以上的人来。当时三年饥荒刚刚过去，上面的人儿都是一个个瘦瘦精精，衣着简陋。还戴着红领巾，天真无邪正经八百地望着镜头。
王言开指着一个小人儿说，他们说这是你。
白汉生接过相册，从口袋里掏出老花镜，看了半天，很肯定地说，不是。
李宗明说，你敢说不是？你只看看你当时穿的什么，大垮垮汗背心！光颈子戴的红领巾。你当年总是穿汗背心，我们还笑过你，上体育课，一跑，飘带就飞到背上去了，像一根辫子飘呀飘，你不记得了，老师也说过你……
照片上大家都穿的白衬衣，起码也是翻领汗衫一类，过队日，对孩子们来说，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节日。红领巾被那白衣领翻过来一压，才能有味道，就像如今穿衬衣打领带一样。
李宗明这一说，白汉生好像是记了起来，脸上终于又有了一点当年的窘迫，憨憨一笑说，怎么这脸面不像？
有人说，你当年就是这个脸面呀！
众人哄笑。
大白菜说，我都不知道还有这张照片呢？赶快帮我翻拍一张，好让我保存一点从前的形象。
李宗明收回相册，塞进口袋，说，等下我们谈谈价，这是一件文物呢。
大家又开始显露出了当年的坏来，你言我语，唇枪舌剑，好不热闹。眼见已过了六点半，众人还没有要打住的意思，老班长林松只好要来无线麦克，大声宣布入席。小算盘便忙着排坐。五张大圆桌梅花形排列。挨着表演台的为首席，安排六位老师，陈雅红，老班长和白汉生作陪。其余四桌，由当年的四个小组长分别任席长，成员自由组合。安排一宣布，几个老师立即反对，数学老师说：“好不容易和同学们相聚，还是让我们像当年一样，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吧，每桌一个老师，好不好？”话音刚落，同学们便在一片拥戴声中，将老师们抢了去。班主任秦老师还是留在首席，老班长林松和华籍美人陈雅红一左一右作陪。白汉生已经跑到王言开那一桌坐下了，却被小算盘拖了过来，摁在了陈雅红旁边，白汉生推脱了一下，也就坐下了。小算盘又让我坐到大白菜旁边，说，夫子，你寻人有功，陪大白菜，好说话。坐下没说几句话，白汉生就说起我们当年的事来，说有一次，用一支刚做好的“冲锋枪”，把陈雅红打哭了，枪被秦老师收去，心疼得不行，写了几份检讨，保证不再带到学校，才要了回来。白汉生问陈雅红还记不记得，陈雅红说，我这个人，从来只记吃不记打。
小算盘清点了一下人数，本地通知四十人，实到三十七人，老师六人，临时从深圳，四川，北京赶来的三人，加上带来的子女四人，总共五十人。每桌十人，刚好圆圆满满五桌。
老班长林松拿了无线话筒，吆喝了好几声，把沸沸扬扬的说笑声压了下去，然后清了清嗓子，作古正经开了腔：“文博中学66届初三（二）班同学聚会暨师生联谊会，现在正式开始！”
话未落音，全场一片掌声，呼喊声，和叮叮咚咚的敲打碗碟声。
老班长林松又喊一声：“同学们起立——”
同学们“哗”地站起来，一下想起了当年老师走进课堂的时候，刚才沸沸扬扬的说笑凝住了，有一种感动从心底升起来，堵塞在胸膛。
林松说：“让我们向当年精心培育我们的老师们齐声问候——老师好！”
一片已不再年轻的嗓子大声喊道：“老——师——好！”
这一下让六位老师激动得抖抖嗦嗦不知说什么好，也齐齐站了起来，忙不迭地说：“坐下坐下，同学们都坐下。”
林松又喊一声：“坐下——”
大家这才呼呼啦啦坐下。
林松说：“我们进校时，是一九六三年，一晃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当年，我们都是十三四岁的孩子，现在是一起人到中年。我们当年的老师，也都是满头白发。今天我们还能够在这里喊一声老师好，真是幸福哇！在这里，也让我们记住那些已经去世的老师和同学，愿他们永远安宁，永远活在我们的回忆中。”说到这里，大家才感觉到这三十年的份量，气氛有些凝重，刚才一些正在进行的小话题，都中止了。
林松接着说：“今天，我们都还活着，也是一种福分。今天都是老同学，说一点私房话，我在工会工作，看到了太多人，生活非常艰难，身体非常不好，很多都是我们这一辈的……”林松停下来，换了一个话题，“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能在这里聚会，首先要感谢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回到故乡的陈雅红同学，是她提议举行这样的一次聚会，其次，要感谢小算盘，三步，王言开等等联络组的成员，是他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从茫茫人海中，将各位打捞出水，要不然，我们的相见……弄不好，就是下辈子的事了。最后，我要特别表扬一个同学，那就是我们的大白菜——白汉生同学！”
说到这里，大伙已经笑成一片。
林松也笑了：“说实话，那天我们回忆初三（二）名单的时候，差一点就把他忘了。还是当年他的入团介绍人小算盘想起来的——”
白汉生插了一句嘴：“没有入成。”
大伙又笑成一片。
林松说：“没有入成不要紧，今天咱们团支部的都到了吧？表决一下，追认一个团员，行吧？”
于是，是不是团员的，一起举起手来。
林松说：“好，一致通过。另外，虽然大白菜一直不让说，我还是要说一下——刚才听不少人说，第一次进这么豪华的酒店，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不怕你们笑话，我这个所谓的部长，也是第一次进。今天咱们的聚会，是大白菜一手操办的。人在乌鲁木齐，千里之外遥控。从门口的横幅牌匾，到吃的喝的，全由他一个人包圆。”说到这里，大家鼓起掌来。林松接着说，“确实让我们看到了同学的情谊，我很感动。”大家又一次鼓掌。白汉生顿时脸红了，直在那里向林松摇手，向大家抱拳作揖：“不说了不说了，都是老同学……”
林松说：“好，不说了，尽在不言中了。下面，请我们的海外来宾——我们的文娱委员陈雅红致词——”
陈雅红刚刚站起来，眼里已经盈满泪水：“进大门的时候，看见那两块牌子，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那上面的几句话，就是我在外面多少年来，心里想的话——同学们，想念你，这些年，还好吗？真是……唉！千言万语，都被这两句话说了出来。”陈雅红转向白汉生，“没想到，大白菜呀，你还有这么多的柔情，当年要是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也许不会流落到美国去了，谢谢你——”说着，陈雅红竟俯下身子，很西方地在白汉生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
哇——同学们一起大叫起来。这些从禁欲主义年代一步步走过来的男男女女，从来是手都不碰一下的，尽管如今碰上开放时代，但那时留下的痕迹已经如刀劈斧斫，所以陈雅红的这一举动，让大家一下惊讶得不行，也兴奋得不行。只是把那本来就脸红了的白汉生，窘得手足无措。
陈雅红又说：“三十年，整整三十年，我们从一个个扎羊角辫的小丫头，变成了半个老太太——”
秦老师说：“在我们这些老太太面前，你就别说老太太啦！还是小丫头啊！”
不知是美国的饮食呢，还是美国的化妆品，陈雅红看起来也就三十多的样子，和班上许多操劳女生相比，要少嫩多了。几个女生在下面嘀咕，一个说，人比人，活不成。一个说，站的菩萨站一生，坐的菩萨坐一生。一个说，真的，陈雅红这一辈子，总是这么顺。说话的几个女生，都是近些年下岗待岗的，她们一来，便自然地坐到一起，互相倾倒苦水。
陈雅红说：“今天又能和我们的老师重逢，真是百感交集。刚才一见到鄢老师，心里就一紧，一下子想起当年给鄢老师写大字报的事，说鄢老师穿奇装异服，还描眉，是资产阶级臭美——”
大家一下笑起来。
鄢老师说：“还说了高跟鞋。那哪是高跟鞋哟，就寸把高，和你们今天脚上的都不能比。害得我回去把跟跟儿劈了，结果呢，鞋跟跟儿劈咯，鞋尖尖儿翘起——”鄢老师是四川人，不说英语的时候，一口地道的四川话。是同学们私下模仿得最多的一个老师。偶尔被她听见，她也不太生气，说，不是这个样子说爹，是这个样子说爹。于是，当同学间有不同意见，便会学鄢老师的口音说，不是这个样子说爹，是这个样子说爹。
听了鄢老师补充，同学们笑得更是厉害。
陈雅红说：“现在想想，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向鄢老师补一个道歉。原谅我们那时小，不懂事。”
鄢老师忙说：“原谅原谅，早就原谅了，和后来的工宣队军宣队比，你那还是和风细雨呢。算了，不说这些，今天是高兴的日子。”
鄢老师是那种心气高傲的女性，敢说敢为，这一辈子，为此吃了不少亏。其实，那时我们许多男生，私下里都很喜欢她，特别是那个叫憨坨的，常在下面给女老师打分，在他那儿，鄢老师的分最高。他还说过，鄢老师长得像那个电影演员王丹凤。不知怎么，后来批斗老师的时候，他对鄢老师最狠，还扇过鄢老师一个耳光。他这次没来，不知道和当年那件事有没有关系。
鄢老师本原还笑着，脸上突然就有点僵了。
陈雅红忙说：“本来，我也不想说起这些难堪的话题，但是一想，再不说，以后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尽管老师们原谅了我们，我想，我们这些当年伤害了老师的学生，还是一起向老师鞠个躬，说声对不起——”陈雅红说完，向全体老师深深鞠了一躬。
林松见气氛过于伤感，接过陈雅红的话说：“陈雅红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鄢老师说得好，今天是一个高兴的日子，我们请老师们都给说几句，好不好？”
同学们热烈鼓掌。
从班主任秦老师起，老师们一个个说下去。老师们都很动情，笑着笑着，就说出泪花花来。六个老师全部都退了休。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能听出他们现在的日子也不太好过。收入，住房，身体，各有各的困窘。但是老师们都说，看见往日的同学们今天这个样子，还是蛮安慰的。
鄢老师说：“我是当年被你们批得最多的，也是斗得最凶的，但是，如果有人问我，下辈子你想做什么，我说，还是当要一个老师。”话如果仅仅说到这里，也可以只当一个套话听，可是鄢老师又说，“我们这一代老师啊，也都没有当好，当年你们那些极左的东西，哪一点不是我们苦口婆心地教给你们的？连我这个教外语的，都一天到晚对你们念revolution ! class struggle! Long live Chairmanmao！Long long live Chairmanmao！你们说，伟大领袖一发号令，战斗啊，革命啊，说着就来了，你们怎么会不响应？没有想到的是，教给你们的那一套，最先用到我们自己身上……所以我说，下辈子还要当老师，是想当一个教你们说真话能思考的合格的老师。”
老师们的讲话，在同学们一次次掌声笑声中结束。最后，林松让白汉生说几句。白汉生一个劲摇手：“不说不说……”林松说：“现在的时间是七点差一刻，咱们七点整正式开饭，你要不说，咱们就不吃了。”见白汉生还在那儿苦笑，林松又说，“你知道，当年威虎山上百鸡宴，小炉匠栾平为什么被抢毙了？就是因为他耽误了土匪们开饭。”
在大家的吆喝声和掌声中，白汉生不得不站了起来。
白汉生想了想说：“说是不说不说啊，其实，真是有很多话想说……今天见到大家，见到当年辛辛苦苦教我们的老师，见到那么多老同学，让人想起了许多过去的日子。这些天，我在外地，天天都睡不好觉。从前的事，一股劲往脑子里跑。我知道，在我们初三（二），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我一直都很钦佩那些功课好的，有特长的，聪明的，会说话的，甚至家庭条件好的同学，有的时候甚至很忌妒……我知道，我是一个丑小鸭——”
下面有人喊：“你现在是白天鹅呀——”
几个女生又嘀咕：“真是怪，这个大白菜连人都变帅气了，是不是一有钱人就会漂亮？”
一个说：“反正女人都是这样的，人靠衣妆马靠鞍。”
一个说：“气质也蛮好，原来总是怏鸡子一样。”
一个说：“到现在我都没有想起他原来的样子。”
白汉生笑笑：“别的没有什么说的，以后大家多联系，多来往，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小算盘喊：“大家都很关心哦，你是怎么先富起来的？给我们介绍介绍经验，让我们也一起共同进步嘛！”
一干人就跟着起哄。
白汉生说：“不敢不敢，只是碰到一个好时候，好运气。你们晓得，这些年,赚了一点钱的，大多数是一些撇撇歪歪的人。没有想头，就没有负担，胆子就大，反正做垮了，了不起还是个还……和你们比……我其实是走投无路，不小心成了这样。”
有人喊：“我现在也走投无路啊，让我们这些老同学也不小心一下，变成你这样才好啊——”
白汉生说：“说来话长，现在联系上了，以后慢慢说，好不好？我看大家肚子都说饿了——”白汉生对林松说，“先开饭，好不好？”
林松站起来喊道：“现在开饭！”
有人就吆喝：“厅里点灯，山外点明子——”
开始上菜的时候，林松又宣布说：“同学们，咱们今天聚齐不容易，三十多年了，人生有许多变化，等下吃饭的时候，咱们同学，每个人花个三两分钟，说说自己的经历，说说自己的现状，大家之间，好有个新的了解，好不好？”
同学们都鼓掌，表示赞同。
说话间，一溜婷婷玉立的服务小姐，便摇摇曳曳鱼贯而入，每一桌围圈站五个，每个都有一米七以上的个子，穿着那种喜气洋洋的大红旗袍，锲开得很高，让人如芒在背很不自在。紧接着，传菜员送餐员川流不息地进进出出，眨眼功夫，头几道菜已经将桌面摆得花花绿绿了。服务小姐立刻开始为大家开餐具，围餐巾，倒佐料，斟酒水，分汤夹菜……手脚又轻盈又麻利。每人面前，盘子碟子大碗小碗摆了一片，你刚往里面放进一小根骨头，小姐就来给你换新碟了。这些吃惯了苦的同学们和老师们，这辈子，哪消受过如此体贴入微的伺候？有的喃喃说，自己来，我们自己来。有的说不换不换，麻烦。服务小姐只是一笑，依然做着自己的本份工作。
白云大酒店以正宗粤菜为主，厨子都是来自香港澳门。配料做工都很讲究。上来的汤和菜，同学们大多第一次见，也叫不上名字，有些海鲜的吃法，须服务小姐讲解演示。
此等奢华，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第一次。那年月，即便是班上的成功人士，月薪也就千把块钱。就算人们眼里油水最厚的税官柯小龙，他说，也就是白抽几条烟，白吃几顿饭，过年过节，有人送些补品，还没有胆子拿现钱。哪敢进这样的酒店？所以，用法学教授姚一平的话说，这样的消费，给人以一种震撼感。
我悄悄对白汉生说，你这样太破费了。
白汉生说，难得难得。
我开玩笑地问，你如今到底有多少钱？敢这样花？
白汉生笑笑，答非所问地说，钱这个东西，是个贱命，你用它，它才是钱，你不用它，它就是纸。
酒宴终于正式开始。
第一杯酒，全体同学敬全体老师。
第二杯酒，祭奠那些故世的老师和同学。
第三杯，献给我们深深怀念的文博中学。
然后大家自由进餐了。自由进餐的过程中，按原来的小组，一个个作简短发言。发言的内容，大体都是离开学校后，到哪里插队，哪一年招工，哪一年上大学，毕业后干什么工作，现在干什么工作，什么时候结婚，有个儿子还是女儿，多大，等等等等。最后几句话，大体都和自己的职业相关，比如林松，在工会生活保障部，他就说，老同学们如果在解困再就业方面有什么困难，我当鼎力相助。法学教授姚一平说，凡老同学或老同学直系亲属打官司，我一定免费当律师。外科大夫沈志秉说，我做腹外手术，就是腰部以下，妇科的手术做的最多，现在正吃饭，就不细说了。女生到了年纪，一定要注意，发现问题来找我。不过，最好不找我。也有的说，在学校任了个一官半职，老同学的孩子考试差几分，十几分，我尽量帮忙，不花钱，少花钱。此话一说，引来一片掌声。轮到当年的团支部书记方秀珍说的时候，林松特意先介绍了一下，说方秀珍曾当过市劳模，市优秀党员。方秀珍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纺织行业，受冲击最大，我这个劳模也一样下岗几年了。小算盘那天找我的时候看见的，我现在摆了一个缝纫摊子，附近的同学，哪个有点缝缝补补的事，尽管到我这里来，咱们还是像当年一样，学雷锋，不收钱。”
一些男生已经往肚子里灌下不少酒。一来兴奋，二来酒好，一瓶一瓶，全是茅台。我们这一拨人，不管原来是文静还是粗放，凡去了农村的，都练出了一副好酒量。既便是如今当了老师当了教授，喝起酒来，依旧显出当年插队时留下的功底。
一个男生端了酒杯走到方秀珍跟前，带着一点酒意说：“方秀珍，你原来是我的团支部书记，现在我还是叫你方书记，我佩服你，自强不息！来，我敬你一杯！”说罢，也不管方秀珍喝不喝，就一仰脖子，倒了个干净。见他喝了，方秀珍也一口喝了。这个男生又将自己的酒斟满，走到白汉生面前：“大白菜，我也佩服你，如今你有了钱，钱有铜臭味，但是你这个人还没有铜臭味。还是我们的老同学，我也敬你一杯！”说完又是一仰脖子，喝了。白汉生笑笑说，这话说得蛮中听，谢谢。说罢也喝了。于是，各桌之间，开始了川流不息地敬酒与祝福，先是敬老师，后来互相敬，豪包里一片嗡嗡嗡，脑子里一片嗡嗡嗡，众人渐渐进入半醺状态。于是，原来划分的座席，渐渐乱了套。
往后说下去，才知道像方秀珍这样的还有几个，有的还是夫妻双双把家还。话一经说开，老同学间，便不讲那些面子了。相互之间，吐完苦水便讨论起种种生财之道。当时同学们也就四十出头，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年龄。当然，三四十个同学中，大多数还算小康，文博中学的人，还是读书坯子多，许多人——大概超过一半，陆陆续续都完成了高等教育，因此，还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大家吃喝说笑的时候，小算盘拿出来一个硬皮本子，一个个让大家留言，留下通讯方式。说等日后打印成册，每人一份，算是第一次同学聚会的纪念。在此之前，一些人已经在你递过来，我递过去地交换名片了。小算盘说，就这么急不可耐啦？到时候，我给你们的都在上面了。
酒宴闹到快九点，已经有人醉了。有人酒醉，有人心醉。
白汉生说，他已经定好一个舞厅，大家去坐坐，喝喝茶，跳跳舞，唱唱歌，醒醒酒，住得远的同学，都不要担心回家的问题。这样一说，大家就一起涌向舞厅。
没想到，一个个男生女生，都还能跳。先是大伙抢着请老师跳，老师们一个个也能跳。秦老师说，我们是六十年代初期，饿着肚子扫的舞盲。姚一平说，我们是八十年代初期，听着邓丽君扫的舞盲。许多男生请鄢老师跳，鄢老师跳得很好，跳得很年轻。然后，一个个不再年轻的男生请了一个个不再年轻的女生跳。同学多年，不曾拉过手，甚至不曾说过话，现在轻轻相拥，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新鲜又温暖。这一代人在性的启蒙上，几乎是白纸一张。许多人长久地在黑暗中摸索，懵懵懂懂才会了一些。有人说，至今和老婆没有手挽手逛过街。咱们老师那一代，年轻时还握过女生的手跳过舞，还唱了几年“让我们的心上人儿自己去猜想”，唱过“我的心上人坐在我身旁”，唱过“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到了我们，只好唱“跟着我的战友上战场”了。再往上看，那些革命先驱，有几个不是有过两个老婆，三个老婆？革命革着，就革出了爱情。如今这新一代就不用说了，初中《生理卫生》课本拿着就笑了，说上面画的什么呀，一点不像。我们那个时候，课本倒是发了，一堂课也没上，自己看，也不得要领。如今到了中年，捏着出汗的手，抚着粗壮的腰，竟会生出些许激越与感动。
善解人意的乐队为这些中老年人演奏怀旧乐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星星索》，《红莓花儿开》……“可是我不能向他表白，满怀的知心话儿不能说出来……”一个女中音歌手忧郁地唱着。这些曲子，近些年来也常听，可是到了今天晚上，里边那些不可名状的东西，如此强烈的撞击着大家的心扉。
那种舞厅的乐队是很殷勤的，只要客人唱歌，他们都会卖力地伴奏。歌手也会热情地与你合唱，帮你唱过去那些你不熟的段落。所以，当陈雅红要过麦克的时候，他们的伴奏更来劲了。陈雅红唱了一首《红河谷》。“人们说，你就要离开村庄，离开可爱的故乡。为什么不让她与你同去？为什么把她留在村庄上……”陈雅红的声音，已经不似当年那样清亮甜美，变得有些沙哑，有些苍凉，有一种经历了人生的厚重。她一边唱，一边用手势让大家跳舞，“你可会想到你的故乡，多么寂寞多么凄凉。想一想你走后我的痛苦，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或许是她这种异国他乡的身份，大家听出了许多惆怅。陈雅红唱了以后，勾起了许多人的情绪，也一个个唱起那些老歌来。
当《蓝色的多瑙河》响起的时候，白汉生走向陈雅红，大大方方地将她从座椅上轻轻拉起来，说，我请你跳个舞。一时间，其他人都不再动作。于是，舞池里只有白汉生和陈雅红一对在跳了。开始，两人的表情都有一丝丝不自然，随着舞步的和谐，两人很快进入舞者的角色。舞池空旷，这华尔兹就跳得很洒脱。到得后来，白汉生简直把陈雅红抡得飞旋起来，陈雅红也干脆放开，动作做得热烈又大胆，甚至洋溢出一种拉丁女性的挑逗风采。一时间让众人看得热血沸腾。白汉生倒还儒雅，微微笑着，很有分寸。陈雅红的一切，大家都不奇怪，小丫头的时候，便看过她用肢体表达了。只是这白汉生，让大家耳目一新。在舞曲最后打住的那一拍上，他们两人心领神会地做了一个漂亮的造型。大家鼓起掌来。而后，白汉生又一个个地请了班上的许多女生跳，看得出来，她们被这样一个又有钱又有情意的男人轻轻搂着，随他手部的暗示，做出种种动作的时候，有一些羞涩，有一些满足，有一些青春的快乐。
那天晚上，白汉生成了一个真正的明星。丑小鸭也好，青蛙王子也好，这一类命运变幻的故事，总是最能吸引人的。白汉生没有多说自己，反倒引起大家的许多猜想。
舞间休息的时候，秦老师说了一件事。秦老师说：“明年九月，是文博中学建校九十年大庆，我希望同学们都能回来一下，再看一眼我们的母校。”同学们当即热烈应允，说刚才还在商量，什么时候回母校怀旧去呢。
夜深，大家在一片道别声中，依依不舍地离去。大伙很久没有抒情了，那个晚上，都拼命地抒情。一个个说，真是感慨万千啊。真是如在梦中啊。真是难以忘怀啊。说那种纯洁无暇的岁月今生今世也没有了。喝醉的一位现在被凉风一吹，醒了过来，说，狗日的，今天晚上要失眠。
大家一个劲谢谢联络组，谢谢陈雅红，谢谢大白菜。
酒店门前，候着一长溜出租车，小算盘先让接老师的同学仍旧送老师返回，剩下的同学，按居住方位，几个一组，依次安排上车，她交给最后到达的人一份车钱：“你是车长，辛苦一下，把你的人确确实实送到家门口。”这一点，也是白汉生的事先安排。
小算盘安排车的时候，白汉生走到我跟前，轻声说：“明天，陈雅红想回母校看看，她说，明年九月份，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我们一起陪她去？”
我笑笑：“有我什么事啊？去给你们做电灯泡？”
白汉生说：“想哪儿去了？又没有什么私情，只是聊一聊，走一走，说一说过去的事情。三人为公嘛！就算你帮我的忙，行吧？明天早上十点，我先来接你。”看来，这家伙已经和陈雅红说好了。
我说：“好吧，你们什么时候觉得我碍事了，就放我走啊！”
那天陈雅红是白汉生亲自驾车护送回家的。他后来说，那一夜的感觉真好。我问，如何好？他笑而不答。
第二天，白汉生准时来接了我，然后去了陈雅红家。陈雅红的父母都是话剧团的演员，退了休。他们说，不退休也早已没有戏演，如今话剧团和垮了台差不多。他们谈起五十年代的往事，谈起《带枪的人》啊，谈起《海鸥》啊，谈起《红星照耀莫斯科》啊，怅然又迷醉。说那时候，真是红火，自己想搞一张自己演出的票都不容易。现在呢，有时一场只卖五张票。我忽然记起来最近一个电视剧里，好像有陈雅红父亲演的一个角色，戏不多，也没什么意思，想想便没有问。陈雅红有个弟弟，原来也在话剧团，后来看演戏没有前途，早几年去南方闯荡了。陈雅红说，也不知道混出个啥样子，忙得春节都不回家。白汉生对陈雅红的父母说，你们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以后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和我们说，一定不要客气。陈雅红也说，有什么要紧事，找他们，都是信得过的老同学。陈雅红的父母问了白汉生干什么工作。白汉生说，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说着，忙着从包里拿出名片递过去。陈雅红说，我们班的大款啦，昨天，那么大排场，都是他一个人买的单。
那天陈雅红穿了一件火红的风衣，化了一点淡妆，戴了一顶红黑相间的阔边呢帽，终于显现出一些异国情调来，不似头天晚上那么朴素。
我也多年没回中学母校了。去的路上，白汉生一边开车，一边回忆校园的场景，回忆那场景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陈雅红也说了许多她们女生宿舍的故事，说她们如何在睡觉前光着腿，披了花床单演《马兰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我老猫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谁演大兰，谁演小兰，谁演大山猫。
文博中学依山而建，那山，实际上只是一座坡势平缓的小丘，只在山脊上有一些嶙峋的山石。山后面是一片大湖。上学时，一些发愤的同学，常常到山上去读书，面对烟波浩淼的湖面，胸怀阔大，心地澄明，便有一种志向高远的气度浮上心头。
到了学校，发现变化很大，几乎认不出是我们的母校。一时间，三人都有点茫然。一路上渴望见到的那些，差不多全都消失了。教学楼都换成了新的，五层，六层，样式很现代。虽然是星期天，还是有许多学生，有的在走廊上，有的在教室里，也有的从我们身边来来去去。这些小校友们都有着一张张稚气得一览无余的脸，衣着很好，营养很好，个子很高，女生们都早早发育了，挺着饱满的胸脯，打闹着，大声说话，全然没有注意我们这几个老学长。铃声响了，小学友们推推搡搡涌进教室，一切安静下来。
白汉生说，都是毕业班的，中考，高考，一关接一关。到了这个时候，就没有星期天了。我一早就送女儿去了学校。
我们在校园里走着，对每一个有点年纪的人都特别注意，想认出当年的某一位老师或校工来。一个都没有碰到。
陈雅红去找她们当年的女生宿舍，竟然找不到。问了一个人，他说，哦，早拆了，那是危房。他指着山坡上几栋六层的宿舍说，原来就在那儿，现在这都是新盖的，女生是后面两栋，男生是前面两栋。陈雅红走到女生宿舍前，说，我总是梦见我们宿舍。大统舱，高低床，木地板，走起路来，嘎吱嘎吱响，晚上有人上厕所，也嘎吱嘎吱响。光线很暗，天花板很高，上面有老鼠跑的声音。现在抬头望去，一片泛着银光的铝合金窗，窗外是一排排统一安装的金属晾衣架，上面挂满女孩子们五彩缤纷的衣物，还有她们的那些小物件，很讲究的纹胸，小裤衩。陈雅红笑笑，指了指那些东西说，当年，我们女生的这些东西，哪敢堂而皇之晾到外面？就是女生之间，也生怕给别人看到，都遮遮掩掩的，外面套一件大衣服，从来就没有好好见过阳光。陈雅红笑笑说，现在想来，也真是很不卫生的。
我们又寻了一些地方，原来的山坡上，有一些两层楼的教师宿舍，青砖红瓦，木楼梯，外走廊，许多我们熟悉的老师，都在那里面住。我们有时去商量事情，有时去玩，或是看望生病的老师，一家家走过去，可以看到很多老师。过着很普通的生活。
陈雅红两眼空空地望着校园说：“都没有了……变得太快。在美国，我去过一些大学，像耶鲁，哈佛，芝加哥大学，那儿的建筑，一两百年来，就一直是那样，教学楼，办公楼，图书馆，还有那哥特式的教堂，全都是原来的样子。矮矮的，很旧，但就是那种陈旧样子，有一种让你觉得亲切的东西……可是我们这儿，一下就让你成了个陌生人。”
我们终于在校区东边，找到了原来的理化实验楼。那是一栋西式二层楼房，很宽大。花岗岩墙面，像城堡一样结实。我们和物理，化学的最早的相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小孔成像，热力转换，米汤变蓝……曾给我们带来许多新奇和幻想。那些试验课不需要规规矩矩坐在课桌后面，大家围着老师，或在各自的实验台前摆弄自己的那一套家伙，特别自在。
见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也就见到了自己的当年。我们几个很快想起了往日的许多事情。特别是白汉生，他至今还能记得那么多往事，似乎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在不断地温习它们一样。
我们走到里面的时候，发现每一间实验室都敞着门，屋里空空如也，有几个工人在拆卸墙头的电表。我们问，是不是要装修？他们说，要拆。这座楼要拆。
陈雅红急了，忙说：“这楼好好的，再用一百年也不成问题，为什么要拆？”
那工人没好气地说：“我哪知道这些？要我拆，我就拆。”
另一个人见陈雅红多少有点尴尬，打了一个圆场说：“要盖一个新的啦！”
我们都有些沮丧。白汉生提议到后面山上去看看。
那座后山是我们少年时的百草园。也是我们青春期的芳草地。每有忧郁惆怅，一些同学便会独自爬到山上去释放自己的心情。去唱唱歌，去念念诗文，或一言不发，坐那儿发呆。那时我们有一句口头禅，谁谁谁又到山上抒情去了。如今，一部分山坡被开辟出来盖了房，再往上去，都没怎么动。一些石头，一些树，让人记起来还是原来的样子。连山路上那些不知哪个年月铺设的石级，都是原来的，只是苍老一些。可能是深秋，有些萧瑟。草木枯黄了，树林显得比从前稀疏。到了山顶，有几块平整的空地，往日同学间的一些聚会，常在这里举行。
白汉生突然说：“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声援越南游行回来，我们有几个男生在这里聊到深夜，说打仗的事情？”
我说：“记得，我们几个走读的，连晚饭都没有吃，还是谁给了两个馒头。”
白汉生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王言开说，想不到，我们这一代，还等到了一场战争。只要仗一打起来，我就参军，到越南去。我说，我也想当兵。那时我真的很想当兵，我成绩不好，也没有其他特长，家里也只有那个样子，我希望换一种轰轰烈烈的生活，要就战死，要就当个英雄。可是话一出口，王言开的一句话，让我至今没忘。他看着我，笑了一下。王言开那个表情好像说是我在说笑话一样。然后他说，你连个团员都不是，还想当兵？”
陈雅红笑了笑说：“你呀，这些陈年往事还记得这么清楚？”
白汉生也笑了笑：“真是，这些看起来像笑话一样的事情，当初把它看的那么重。王言开说了这话之后，好长时间，我都闷得说不出话来。”
那天舞会上，见了白汉生和陈雅红跳舞之后，我本以为在这样的小场合，白汉生会说说当初那些朦朦胧胧的初恋情绪，就像那天酒宴上，一些老同学借了一点酒劲，半真半假地将三十年前那些情感老账翻检出来一样。可是旧地重游半天，白汉生一点也没有提到当年的旧情，老在说那些沉重的事情。我带点开玩笑的口气对陈雅红说：“往事难忘，旧情难忘，白汉生说，前不久还在梦里见到过你呢！”
陈雅红大笑起来：“你听他开玩笑，如今，像他这样的成功人士，多少如花似玉的小丫头往他身边涌啊？还会梦见我们这样的老太婆？”
本来我的话一出口，白汉生还有点窘迫，听了陈雅红的话，他倒坦诚地说了：“真的，真是梦见过好几回，还清清楚楚看见了你那条红方格的裙子。”
陈雅红又笑了，但这次已经没有了戏謔的意味：“你知道，一个女人，喜欢听见这样的话。”
其实，从白汉生的表现，陈雅红怎么会没有感觉呢？我们这些旁观者也能看出其中的隐情来呢。只是到了今天的地步，这一切只能当作一次情感的怀旧旅行而已，就像那句烂俗的台词说的一样，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过去又能怎样？
白汉生也自嘲地笑笑：“一个人，心里有点牵挂，还是蛮有味道。”
陈雅红也自嘲地笑笑：“现在见了面，那一点点牵挂就会消失了。”然后她用夸张的舞台腔说，“我真后悔呀，早知道，不见面，让那牵挂永远地保留下去。”
两个人真真假假斗了几句嘴，于是，将浓重的纯情化作了轻巧的调侃，许多怅然，许多暧昧，便释然了。就像在漫漫长途中，终于有机会将一些赘物解下，放在路边，日后的行程便会轻松一些。这时我才知道了我的作用，一些话，当有第三人在场的时候，反倒当不得真，但是毕竟又说了。就像舞台剧，有观众的时候，那些话便是台词。
中午，白汉生请我们去了远郊的一个湖心小岛，吃那儿的渔家饭菜。白汉生说，陈雅红如今是美国人了，肠胃娇嫩，那儿的东西都没有污染。
那天陈雅红的情绪也特别饱满，白汉生说去哪儿，她都赞同。
白汉生在湖边停了车，要了一只小木船摇到湖心岛上。那酒家只是几间竹寮，里边的桌椅家杂也是竹子的。我们在一扇窗前坐定，白汉生很熟悉地点了几份菜，菜都很简单，全是用湖里的东西做成，鱼虾螺蚌莲藕菱角一类。白汉生又要了一小坛花雕，要酒家拿去温了，大家便慢慢喝，慢慢聊，看着窗外的湖光，听着窗下的涛声。
陈雅红突然说，我想起来了，我真的有一条红方格的裙子。这么大的格子——陈雅红用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两两相对，比了一个大小。斜纹布的，拖到脚面。穿了几次，不敢穿了，有人反映说，洋里洋气的。
白汉生得意地说，怎么样，我没有瞎编吧？
陈雅红说，你还梦见是红颜色的？
白汉生说，暗红色，黑条文，是不是？
陈雅红的眼睛有些湿了。说，你要不说，我都记不起来了。为了掩饰自己的动情，陈雅红又说，人家说，梦是没有颜色的。
白汉生说，那我怎么就看到颜色了？
陈雅红叹口气说，真没想到，一条当年的裙子，被你梦见到了。
我说，哪是梦见裙子呢？
白汉生也笑笑，赶快岔开话题，问了陈雅红去美国的前前后后。陈雅红也问了白汉生这些年的经历。白汉生说，那一年，同学们都下乡了，他家里不让他下。同学们都走光后，他才感到特别孤单。他说，那时城里几乎看不到和自己一般大小的人，走到街上，像是一个越狱的犯人。别人看自己眼光，都带着猜疑的。他那时在一家街办翻砂厂做工。那家翻砂厂的厂长常常找白汉生的父亲作模具，所以冒了一点风险将白汉生留在厂子里，干一些清清拣拣的活，一个月给白汉生二十五元工钱。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钱了，比国营大厂的学徒工还要多。白汉生下面有四个弟妹，所以他那二十五元钱很能够帮衬一下家里。一年之后，他还是被居委会给轰了下去。他很想插到老同学那里去。他说，曾经给我写过信，还给另外一个同学写了信。但是一直都没有收到回信。说到这里，白汉生有些歉意地看了看我说，也许你们也没有收到我的信。我已经记不起来是否收到过白汉生的信。我想，当时即便收到了，也不会太当一回事。来一个新人新手，会添很多麻烦。后来，白汉生家里把他送回鄂城老家，到他一个远房伯伯的队里务农。那个地方离武汉近，也比较富裕。白汉生说，一个人独自去了乡下之后，他才知道那些掉了队的红军，为什么死活要找到自己的队伍。离开了熟悉的城市和家人，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老同学，真是凄凉啊。白汉生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受的一段时间。
鄂城紧邻全国有名的大冶铁矿，当年张之洞搞的新兴工业汉冶萍，其中就有大冶铁矿。所以，光鄂城就有好几家钢铁厂。文革闹了几年，又要抓革命促生产了，白汉生就进了钢铁厂，在那儿一干就是十多年。还在那里成了家，生了一个女儿。八十年代中期，厂里调他到驻汉办事处，后来就下海了。因为有了原来厂里的关系，就一直在做钢材生意。刚好遇见后来房地产开发热，钢材生意做得也还顺手，算是瞎猫子碰上了死老鼠。陈雅红问起白汉生的妻子。白汉生说，是一个远房表亲，出了五服的。农村人，人还好，和他一起吃了不少苦。他刚回武汉时，她卖过菜，摆过水果摊子。他后来做生意了，她就回家了，操持家务，过得也还舒坦。前半辈子的苦没有白吃。有一个女儿，明年就要考高中了。说着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来。照片上是一个花季少女，站在海边的岩石上，戴着宽大的遮阳帽，薄薄的裙裾被海风吹得飘舞起来。白汉生说，这是今年暑假，带她去北戴河时拍的。白汉生说他平日忙，到处跑，十几年来，和女儿一起的时间很少。话语间有一些愧疚。他说，再做一段时间，差不多了就收手，过一点清闲日子，好好读一点书，学点知识。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读到书。所以，和老同学一起，总觉得有点赶不上趟。
听到这里，陈雅红笑着说，你在社会上闯荡这么多年，读的这一本大书还不够啊？你看我们这些读了一点书的，哪个能赶上你的趟？
我说，现在不是有许多老总都在读硕士，读MBI?
白汉生笑笑说，那哪是读啊？那是买。再说，那些东西我真还读不进去，我只想读点自己想读的书。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连《红楼梦》都没有读过。只读过一本《水浒》，那还是当年批水宋江的时候，厂子里面发的。我们家，祖祖辈辈就没有留下一本书来。现在我专门有一间书房，整柜子整柜子的书，都是从书市里用车拖回来的，也没有时间看。也不知道从何看起。
我说，什么时候我去帮你看看，给你开一份读书清单。剩下的，你这一辈子也读不上的，我都拖回家去。
白汉生说，行，把我要的留下，其余的你拿走。
陈雅红说，那我也去拿一点。在美国买书可贵了。
白汉生说，你去选好，明天我给你送到机场。
陈雅红大笑，白汉生呀，你真是一个实在人哪！我还得在香港转机，到了美国，还得转一道，哪背得动啊？
白汉生说，要不然，我给你寄去？
陈雅红笑得更厉害，你知道往美国寄一本书多少钱？比买一本书还贵！
陈雅红的父母都是北方人，又是演员，所以她从小说普通话的，在班上，偶尔和一些要好的女生说说武汉话，说得不地道，常常夹一点北方音调。这次回来，大多也说普通话，我发现她和白汉生说话时，开始用武汉话了。
我问，改说乡音了？
陈雅红说，乡音亲切。你知道，在外面，你要是听见了有人在说武汉话，那种感觉，真是甜酸苦辣！我会厚着脸去跟别人搭腔。结果一开口，别人说，你不是武汉人吧？
第二天，白汉生亲自驾车送陈雅红到机场。她的父亲母亲都没有去。陈雅红说，她怕父母去送，弄得老人伤心，自己也伤心。
陈雅红翩然回国，大白菜闪亮现身，当年两个天远地隔的人在如今续起一段隐隐约约不明不暗的新缘分，让我们这些老同学们有了许多话题。连那些部长啊，教授啊，税官啊，外科大夫啊，一时间都失去了色彩。
自从“11·18”聚会之后，老同学之间往来日渐频密。大家似乎都从这些老同学身上，看见了自己的青春岁月，看见了那一段原以为永远忘却的往昔情景。
当然，大家心里也明白，这种精神享受，是要有物质支撑的。吃饭喝酒也好，唱歌跳舞也好，没有钱，大家连个坐一坐的地方都没有。到谁家去吧，都是一个负担，自己愿意，家人说不定会烦，弄不好还生出些嫌疑来，总会将那好心情给搅黄。所以，凡有大大小小的聚会，就会有人说，把大白菜叫上。白汉生呢，只要有空，都会欣然赴约。只要有他到场，他都会买单。渐渐地，大家也就习惯了。遇上红白喜事之类，他还会给事主一份红包，遇上年节呢，便会给大家的孩子一份利士，好像一个当家的大哥，让大家又宽松又熨贴，每次玩得都很愉快，免去了很多困窘。那时候，部长啊，教授啊，收入也都有限，住房也不宽敞。只有白汉生，不管在他家，还是在酒楼，都很气派，也很随意，大家也似乎早早地感受了小康。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家渐渐改口，把大白菜叫白大哥了，特别是女生们，叫起来，有一种特别亲热的味道。
那些年，白汉生的生意很忙。他说，忙就有钱赚。他一直做线材，也就是建筑用的罗纹钢，圆条一类。后来又做板材，冷轧板，镀锌板一类，是洗衣机，电冰箱一类家电用的。当年，这些都是热门物资，利很大。我几次开玩笑说，想去看看他是如何当老板的。他总说，没什么看头，当老板是最没有意思的一个工作。唯一有点意思的是，先是合同签下来，后是把钱拿到手，就那么一下。
白汉生不管如何忙，有一点空闲，就会到我家来坐坐。开头几次，总是谈一些当年的事。我惊异他竟然能够记得这么多，似乎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将那一段岁月不断地细细咀嚼着，细细品味着。他说我们一起在沙湖钓鱼，叉青蛙，说我们去爬洪山宝塔，去珞珈山游泳池游泳，路上偷了别人地里的包谷，每次都还有谁谁谁。说在班上谁的双杠玩得好，谁投篮最准，谁当时很傲气，说话戗人。说着说着，他就会说到陈雅红身上去。他说，当年他都不敢正眼看她，看了就心慌，可是又总想看。有一次，他在食堂里排队打饭，一眼就感觉到陈雅红在旁边一队的前方，便一直盯着她的背影看。突然间陈雅红掉过头来，刚好与他目光相遇，他好像一个小偷，正偷东西被人捉住双手一样。那一刻，他竟然窘迫得转身就走出食堂，连中午饭都没有吃。白汉生说，那时候，你说懂事吧？所有男女之事都一无所知，你说不懂事吧，心里像着了魔，这些念头赶也赶不走。我说，这次见面，你告诉陈雅红这些事没有？他说，这件事我对她说了，陈雅红拼命笑，说她完全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他又说了许多别的有关陈雅红当年事。我说，看来，如果陈雅红要写自传的话，很多细节是要你来提供的。
白汉生说，狗杂子，真是怪，那么多年以前的事，记得清清楚楚，近年的事，一搞就忘了。我说，那时候，你心里，干干净净像一块没有开垦的处女地，哪里长出一根草，哪里开出一朵花，都是刻骨铭心的。哪像到了后来，简直成了跑马场，一片蹄花子印，一层摞一层，哪记得住？
有几次，白汉生都说，可惜他不会写作，要不然，把他这半辈子写成一本书，肯定很有意思，拍成电视剧，也会很好看的。又说，什么时候闲一点，他会对我说说，给我提供个素材。
白汉生的父母在八十年代先后去世。都没有活太大岁数，吃苦吃多了。白汉生说，母亲还跟他着享了两年福，父亲劳碌了一辈子，连武汉市都没有出过。每每说到这里，白汉生总有许多凄怆，会重重地叹一口气，仿佛那是他白汉生的错。白汉生的几个弟妹，原来也都有一份还算安稳的工作，拿一份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的工资。白汉生有了能力之后，常常补贴他们。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添置家业，白汉生也尽心尽力地尽一个长兄如父的职责。因此，后来的好多年间，白汉生在他的弟妹们面前，那语气，那神情，总像是他们的长辈。而那些弟弟妹妹，也一直是把他当长辈来依靠的。后来，弟妹几家，下的下岗，下的下海，对白汉生的依赖更多。我们同学在白汉生家聚会的时候，总能见到他们。有时候是有事相求，有时候就是来玩玩，吃吃饭，打打牌。白汉生对他们已经近乎溺爱。其实，他们兄弟姊妹几个，都只相差一两岁，几乎是在解放后的几年中，一个接一个出生的。
到我这儿来聊天，成了白汉生的一个常规节目。他来得没有规律，有时候晚上，有时候白天，有时候周末，有时候就是上班时间。他知道我不坐班。来之前，他会打一个电话，问，在忙么事？不等我回答便又说，我来坐坐。聊到该吃饭的时候，他便会拉我出去，开上车，找一个路边大排档。他总是找那种熙熙攘攘的小街大排档，人来车往，市声鼎沸，地面上一片脏污，空气中油烟弥漫，远远近近地响着锅碗瓢勺的叮当声。坐下后，他会很认真地看那张油腻腻的菜谱，很认真地看价，有时还会和老板讨价还价。然后点上一些市民家常菜，回锅肉，芹菜炒千张，红菜苔白菜苔，或油烹豆腐，炒螺狮一类，再要上一瓶廉价啤酒，两人各倒一杯，喝完也不再加。有一样东西是每次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油炸臭干子。上菜之前，先将那黑乎乎的臭干子蘸上红通通的辣子酱吃个小半饱。喝完那一杯啤酒，要上一大碗糙米饭，呼呼啦啦全吃光。那胃口比在白云大酒店要好到天上，就像是一个累了一天的民工。他说，他知道，这种地方不太干净，但他就是喜欢这种气氛，在这种地方就能吃饱，而且非得要吃糙米，吃到嘴里才有米饭的感觉，那些精细的香米，吃两口就腻了。有时，他也会带上一些熟食到我家来，聊到差不多，就把那些东西热一热，依然是两个人一瓶啤酒，喝完也不加。偶尔会问我要泡菜咸菜臭腐乳之类的东西，害得我只好常备一点。
白汉生的家在一个临湖小区里，是那种风格雅致的公寓洋房。小高层，带电梯，面积不小，装修也很讲究。老同学间的一些小型聚会，常常就在白汉生家里。那时候，大家居住条件都还没有改善，到得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区，这样一个华丽的公寓，一个个都赞不绝口，说就像到了美国。
白汉生的妻子是鄂城人，叫了一个很乡土的名字，是焕娥，还是欢娥，一直也没有弄明白。姓什么也不清楚。她和我们这一帮白汉生的老同学交往不深。见面不少，说话不多。每次去了，拿拖鞋，倒茶水，上果盘，这些事做完，便不见了。有时人少，她便在家里为大家做饭，有时在小区门口一家餐厅吃，她一般都不去，说吃不惯外面的东西。我们说笑聊天，她偶尔会在一旁坐坐，听听，跟着笑笑，没有那种阔太的骄矜，也没有富婆的虚荣。穿戴很普通，好像是白汉生家里的一个乡下亲戚。大家每次去，也就叫几声白嫂子，便没有更多的话说。女生们私下说，咱们的大白菜还真是一个有情有意之人，发富了，糟糠之妻不下堂。
白汉生确实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除了同学聚会一类的公共开销，凡老同学有难处，他也常常给予资助。谁家老人生病，没有公费医疗，谁家孩子上学，需要一笔赞助费，谁家买房装修，资金有些缺口，只要开了口，他大多会慷慨解囊。有时是借，有时是给。有时别人一时没有钱还，他也不太计较。老同学们常说，真是一个白大哥！要是放到水浒那个年代，咱白大哥不就是一个及时雨宋江？每每听到这一类话，白汉生就会说，不说这些，老同学了。
转眼间，文博中学百年校庆就要到了。学校提前开了一个筹备组扩大会。将历届的重要校友都请了回去。学校显然从哪儿知道了白汉生的情况，早早地就给他发了邀请函。发函之后，还打了几次电话，望他百忙之中一定拨冗光临。并说了虽然只是一个校友会，但来的人规格都很高，有离退休的省市委老领导，也有如今依然工作在第一线的现任领导，还有各界精英，包括两位学部委员。这些人，在校庆时将组成文博中学校友总会的主要成员。文博中学校友分会将遍布全国主要城市和全世界主要国家。港澳台，美英日，都有。想想看，一百年，我们文博中学出了多少人才啊。白汉生接到邀请函，匆匆跑到我家里来。他显然很看重这一次会议，只是心里有些不踏实。他问了我还有谁去？我说再没有听说谁去。他问林松和姚一平去不去？让我帮他打听一下。在他看来，这两个同窗，是班上级别最高和职称最高的人。如果有他白汉生，就不会没有他们俩。我当即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有接到邀请函。白汉生听后，又高兴又不安，说，这些档次高的都没有去，我去合不合适？我说，现如今，你也是档次高的呀！你是邓小平说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呀！国家需要你们，咱们母校也需要你们。他又拿出邀请函的回执，指给我看上面要填写的那些栏目，什么职称啊，级别啊，职务啊，学术成就和专著啊，获过哪些奖项啊，他一个都没有。我说，你就填一个董事长总经理，管了总。你的专著和学术成就就是钱。
果然，白汉生为这张邀请函和一个文博中学校友总会副干事长的头衔，在那次百年校庆中撕下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
那次百年校庆果然十分排场。规格也很高。在大操场专门搭建的主席台上，坐了一百多人。前区是各届离任的和现任的领导，后区是各届校友代表。白汉生是民营企业家代表。他那套很洋气的米色细格西服的胸口上，别着一簇火红的胸花，精致的飘带上写着他的名字。他的座席两端贴着“贵宾席”的字样。他面前的名牌上，也写着他的名字。专门从省电视台请来的大牌主持人念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单位，许多要人和名人的贺电。老校友中的代表，讲了文博中学悠久的教育史和光辉的革命史。
那天回来参加校庆的历届校友有两三千人。按届别和班级，依次在大操场往后排去。整个大操场黑压压一片。我们班来的人特别多，除了上次聚会的那一大帮人，还有几个新找到的，一共四十多人，如同三十多年前的一次再现。特别让人意外的是，陈雅红又一次从美国飞回。小算盘问，是不是咱们白大哥给你定好双程机票你才回来的呀？陈雅红说，你也太看轻咱们对母校的一片情意了。其他的年级，其他的届别，有的班才三两个人，有的班甚至空缺。于是，大家立刻有了一种班级荣誉感，还大声唱起当年的歌来。陈雅红依然担当她文娱委员的角色，站在一张课椅上，挥动胳膊给大家打拍子。嘹亮的歌声引得四面八方老老少少的人，站起来向我们这边观望。白汉生一直在我们班的方阵中坐着，和大家一起唱，一起热火朝天地聊着往事。一直到广播喇叭点了他的名，要他去贵宾席入座，才被同学们轰走。
那天校庆中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为一座高标准的理化实验大楼奠基。这座大楼的一部分工程款项，来自于校友们的捐赠。在大会上，主持人就宣布了一些捐款大户的名单，当念到白汉生的名字时，所有初三（二）的同学都欢呼起来。白汉生的捐款大约是早已定好的。当他走到台前，一个年轻老师递给他一张大得很夸张的支票样板，白汉生接过后，再转身赠给校领导。主持人说，所有为母校理化实验大楼作出贡献的校友，名字都将镌刻在大楼的大理石墙面上。然后是宣布文博中学校友总会理事会名单。宣布在海外和国内成立的文博中学校友分会的名单。列入这些名单的，都是数十年来从文博中学走出去的各类精英。白汉生名列其中。这是他当年做梦也不曾想到的。这个校园，留给了他太多卑微和渺小的记忆。
那一天，同学们在母校照了很多相。在操场，以那一排教学楼为背景。在林荫道，那两边都还是当年的老槐树。在后山，草坪和小树林留下过许多少年回忆。还有那些新兴建筑，阶梯教室，图书馆，会议室，校史陈列馆。大家或三三两两的照，或按当年的小组照，按插队知青点照，分男生女生照，后来又兴出各种名目来，一起串连的，合演过节目的，一个团小组的，班篮球队的……凡有名目的，大多没有白汉生。这时，他便在一边微微笑着，看大家挤来挤去。后来，在山上的时候，陈雅红给几位摄影师说，来，给我和咱大白菜来一张，以后从美国回来，免得他说不认识我。陈雅红说着，便拉过白汉生，倚在一棵大树旁。在等待摄影师调焦的时候，陈雅红一手挽起白汉生的胳膊，一手附在他的肩头，身子微微偏过去，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子，在一片哄闹声中，几架相机纷纷闪亮。于是就有几个坏男生上前拉住陈雅红说，大白菜和你照得，我们就照不得？有这一张照片为证，哪天我们去了美国，也不怕你说不认得。其他一些女生借此机会也纷纷来和白汉生合影，有的说，跟大白菜照一张，沾一点他的财气。有了陈雅红带头，女生们也就大大方方地挽起大白菜来。银行的马玲玲读书时是一个极羞涩的女孩，有一次团体操，男生一队，女生一队，走队形，在一个汇合点上，有一个拉手的动作，可她就是死也做不出来，每每到此，体育老师就要全班停下来，让她单做一遍，当她鼓足勇气，扭过脖子，将手狠命伸出去的时候，脸一下涨得紫红，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抽泣起来。最后只得取消了她的表演资格。上次白云大酒店聚会，那个年过花甲身子发福的体育老师还说起她这段往事。眼下，她却满不在乎地搂着白汉生，还说，万一你家夫人看见，就说是我们强迫你的。
隆重而热烈的百年大庆结束之后，已是下午五点钟。许多来参加校庆的人，意犹未尽，继续举行着自己的活动。有的邀上半个世纪前的同窗去喝酒，有的到校友下榻的宾馆长谈。有的就干脆站在校园的一个地方，三五成群地说到天黑下来。我们初三（二）的人最多，大家舍不得一下就散了这个威武的阵势，正在那儿商量往下如何的时候，白汉生突然说话了，他有些腼腆地说，不知大家晚上有没有别的安排……如果方便，我想请老同学们到我新开的一家酒楼去坐坐，算是给我捧捧场。也让大家去认个门，以后大家想聚聚，那里也方便。
于是全体呼应。白汉生就打了一个电话，叫来一辆大交通，把全班同学拖了过去。
原来，白汉生刚刚盘下了一座酒楼。他的一个朋友要出国，把酒楼作价卖给了他。他说，本来这酒楼做不做也无所谓的，想到以后老同学们有一个方便的聚会场所，也就接了下来。平日的营业收入保个本就行。给人感觉就好像那些地下工作者开店，赚不赚钱并不重要，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同志们接头。他把这个酒楼重新装修了一下，特别换上一套好音响，说让大家唱歌方便。那酒楼在市中心，临近主干道的一条小街上，交通方便，又闹中取静。酒楼是旧式风格，上下两层，临街的窗户都是木格的，推开便可以看见楼下的车水马龙。白汉生说，往窗下一看，就会想起他旧居的那条小街。酒店不算大，楼下十张台子，楼上六张台子，另外有两间包房。如果唱歌跳舞，就在楼下，如果喝茶聊天，就在楼上。人数不多的时候，也可以在包房里坐坐，打打牌什么的。重新注册的时候，白汉生将酒楼更名为“老同学酒家”。所以，老同学们一进这座酒楼，就像回到组织怀抱，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酒楼还没有正式开业，一切都是崭新的。
全班同学一起集体吃饭的感觉真好。当年，在学校大饭堂，在乡下双抢，在部队军训，我们有过许许多多一起吃饭的经历。然后相互敬酒，然后又有人醉了。白汉生依然是一副温厚兄长的神情，他不太吃菜，也不太喝酒，只是微微笑着，看着大家快乐。有人来和他碰杯，他也就举起啤酒杯抿上一口，说真不能多喝。逼得紧了，立刻会有同学来帮他代酒。
在楼上吃完饭，白汉生就让大家到楼下，唱唱歌，跳跳舞。还说为大家准备了一些老歌。
到了楼下，同学们争争抢抢或拉拉扯扯唱了一些歌，陈雅红拿过麦克，递给白汉生说，你请我们吃了饭，我们请你唱首歌。
我刚才已经注意到，大伙一起唱那些老歌的时候，白汉生是一直没有张口。我印象中，似乎没有听过他唱歌。即便是班上集体唱的时候，也没有听过他的声音。白汉生推辞了一下，在同学们的起哄中，只好接过陈雅红一直那么递着的麦克。白汉生说，你们唱，我喜欢听。同学们说，你唱，我们也喜欢听。白汉生无奈，只好说，老的不会唱，这些年应酬多，听会了几首新的，不晓得你们爱不爱听。大伙一起喊爱听。于是，白汉生在卡拉OK上调出来一首，大屏幕上出现碧海黄沙的风景，然后是三点女郎做着各种姿势，男生女生都笑了。
白汉生说，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哭砂》。大家一时没有听清楚歌名，待屏幕上出现字幕，才知道是“哭砂”这两个怪怪的字。如今，这一代人在音乐上都很落伍了，对当今那些红得发紫，儿子女儿爱得疯疯癫癫的流行歌，几乎一无所知，也不会那种疯疯癫癫的唱法。一听到白汉生开口，竟很地道：“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哭泣又害怕未来，你最爱说你是一颗尘埃 ，偶尔会恶作剧的飘进我眼里”。看着字幕，尽管那歌词也怪怪的，但是它们从白汉生嘴里出来，竟也有一种让人心动的东西，越往后听，越听出歌里的别一番意味：“难得来看我，却又离开我 你就真的象尘埃飘散在风里，风吹来的砂落在悲伤的眼里……”
有人说，原来哭砂是哭眼里的砂。
有人紧接着小声说，那砂是陈雅红。
果然，白汉生唱：“谁都看出我在想你。风吹来的砂冥冥在哭泣 。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你是我最痛苦的抉择，为何你从不放弃漂泊？海对你是那么难分难舍，你总是带回满口袋的砂给我。宁愿我哭泣，不让我爱你，任那手中泄落的砂像泪水流。风吹来的砂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砂冥冥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这些疯疯癫癫的话，许多地方触痛了大家的一些心思。当白汉生唱完之后，掌声格外响，那掌声已经不是礼节性的，而是有一种情绪在里面。
我怀疑这首歌是白汉生有意准备的，说出了一些他想说的话。我看了一眼陈雅红，刚开始听的时候，那一些笑容还在脸上留着，到后来已有了些僵硬。
白汉生唱的时候，没有人跳舞，很静地听。唱完后，他有点不好意思，说，五音不全，原谅原谅。白汉生说他五音不全确实不是谦虚，音不太准，普通话也不好，但是他唱得很动情，很有味道。大家拼命给他鼓掌。姚一平说，我以为，我们这一代人算是和这些港台歌无缘了，想不到，咱大白菜倒是跟上潮流了。有人说，咱们已经被老歌教坏了，再也莫想唱出这些新歌的味道来。大家又起哄，要白汉生再唱，白汉生说什么也不唱了，赶忙说，跳舞，跳舞，大家跳舞！
相处几次，说话就渐渐放肆起来。男男女女的一些玩笑，也在饭桌上，舞池里开了起来。本来，早已不是当年还分男女界限的规矩学生了，男男女女的事也全都经历过了。初初相逢，都从那眉眼神态中看出来是当年的某某某，只是身子大了一圈，头脸多出一些东西，皱纹啊，白发啊，眼袋啊，细细一想，这么些年来，当年那些丫头少年，哪个不早已是嫁了人娶了媳妇为人父为人母了？于是，就说起当初那些有一点眉目的人和事。比如陈雅红和林松啊，姚一平和那个英语课代表啊，柯小龙和团支书方秀珍啊……玩笑开着开着，就开到当今了。女生中有几个离了婚的，互相间先还有一点拘谨，后来自我解脱地说，都不是外人，大家知道了，说不定还可以给咱们当个红娘，后半辈子找个可以依托的人。各自诉说了一些婚姻的不幸经历之后，就自我调侃地说，怎么我们当初就没有一个看中了大白菜？人要是有后眼睛几好。另一个说，你当时不是发誓，非当兵的不嫁？被揶揄人的说，都是那些打仗的电影害人。这些话，常常都是当着白汉生的面讲的。然后又故作凄切地说，事到如今，我们这些老太婆，大白菜是看也不要看了。哎，白大哥，现在傍你这个大款的小丫头，肯定成群结队了，是吧？每每这种时候，白汉生都会无奈地一笑，说，我这个人老套，时兴的东西总是学不会，真要有个什么，我还会在这里？你们这些老同学能对我好，我已经是受宠若惊了。
散伙的时候，他依然让小算盘安排大家打的回去。这时候，一些同学正约牌局，要将余兴进行到底。白汉生说他不打麻将，他说你们要打牌，我叫他们把楼上的包间给你们打开。别人不信，说你们生意场上的人，不陪人打打麻将如何做生意？白汉生笑笑说，我有专门班子伺候那些人，这样反倒好。
正式营业后，白汉生将酒楼给了他小弟弟白汉桥经营。许多在我们看来天大的事，他总是轻轻松松地就做了。我问他，盘下这座酒楼带装修带设备，花了多少钱？他说，一百多万吧？又说，我们做生意的，哪会总是自己掏腰包？那银行的钱怎么用得出去？现在做酒楼一般不会亏的，你没有看到，现在这些人都吃疯了，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把一点钱都往肚子里填。随哪一家好点的酒楼，都是满堂堂的人。
百年校庆之后，有同学发现陈雅红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随即返回美国，而是在武汉呆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期间，她只和白汉生在来往。这事是她们三仙姑之一的吉莉莉无意中发现的。有一次，吉莉莉在精品服装一条街上，看见白汉生和陈雅红一起在买衣服。她从那家时装店门口过，无意间发现了他们。当时陈雅红正专心致志地对着镜子比试着一件裙衫，白汉生也专心致志地看着镜子中的陈雅红。他手上还提着几只服装袋，大约是已经买下的。吉莉莉几乎脱口而出要喊他们了，突然间收住了声，发现这时上前打招呼已经不合时宜，便匆匆离去。于是小算盘悄悄知道了，于是许多老同学也悄悄地知道了。这样的事，总是令人兴奋的。对于吉莉莉和小算盘来说，虽然让她们有点伤心，有点不快。但一想，人家这样，总有这样的道理，再说是和咱们白大哥，又不是别人，用小算盘的话说，算了，肉烂了在锅里。于是，所有知道此事的一干人，都在暗中默默窥视，相互打听，看这出戏到底如何演。没有谁说三道四，也没有谁去坏人家的好事。
陈雅红在武汉的那一段时间，白汉生也到我家来过几次，依然说些闲话，只是总觉得有些心不在焉或欲言又止。本来，每次到我这里来，陈雅红都是白汉生必说的话题，那几次反倒闭口不提她了。
后来我知道了陈雅红没有走，便问了他，陈雅红没有走？
白汉生说，没有走。
我说，有戏了？
他笑笑说，这么一把年纪了，哪有什么戏哟。
我说，人家七八十岁还黄昏恋呢。
白汉生说，一直想和你说，又觉得不好说，今天你问起来，看来这事已经有些风声，只是不像你们想的那样。
白汉生说，陈雅红离婚了。
我说，为了你？
白汉生说，哪里，她上次回来，就已经离了，那时还没有我呢。
陈雅红的婚姻，像那个时代许多漂亮女孩一样，几乎没怎么想，就嫁给了一个干部子弟。那是七十年代中期，陈雅红从农村招回来后，在一家工厂做播音员，二十好几了，关心的人就多了起来。一个亲戚给她带来一位还算体面的青年，说刚刚转业回来，他爸爸是你舅爷的局长。于是就定了下来。于是就结了婚。结婚后，公公将她调到自己的局机关，坐了几年办公室，生了一个儿子，分了一套房子，生活比一般女孩安逸许多。后来还脱产去读了电大。读完电大，刚好碰上第一次经商热，回到局机关，就调到局属公司去当了副经理，公家，私人都赚了一点钱。陈雅红对白汉生说，那几年，每天每日都像在云端上，过得飘飘欲仙的。人在发泡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回想什么从前，不会记起什么老同学。后来发生了变故，才知道回忆的甜蜜。她丈夫去了美国以后，她的婚姻开始出现危机。心情不好，紧接着时局也不好，公司就垮了。她丈夫一去多年不复返，到后来连信函电话也很少了，直至最终提出离婚。说他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女人，离不离都是那么一回事了。陈雅红和他摊牌说，把她和儿子都弄到美国去，什么时候拿到绿卡，什么时候办离婚。所以，上次陈雅红回汉时，是两张卡一起拿到手的。到了美国以后，见到丈夫果然已经和一个女人在一起过。见她去了，那女人也没有避让一下的意思，因为房子是那女人的。那女人是台湾人，家里很有钱，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国话和一口台湾腔的国语。那神情安然自若，就像她陈雅红是他们家请来的一个女佣，还给她在楼下布置了一间单人卧室。陈雅红说她去的当天，独自一人在楼下卧室里哭到天亮，但是，这份屈辱只有咽下。万里之外，异国他乡，两眼一抹黑，英语总共就会那么十来句，还是上飞机之前突击学的，说出来人家半天听不懂。不久后，陈雅红找到一份工作，给另外一家华人夫妇当女佣，便搬了出去。后来边打工边学英语，找了一份收入高一点的工作，终于可以自立了。白汉生问什么工作？陈雅红说，说了你别笑啊，物业公司。白汉生说，那挺好啊！陈雅红说，清扫楼道，从一层扫到五十二层，把腿脚腰杆练得像登山运动员。
陈雅红这次回来的双程机票果然是白汉生给买的。本来，白汉生以为是自己邀约陈雅红回来，聊解一下莫名的思绪。陈雅红说，其实自己一直想着要回来的，现在有了白汉生的盛情，又有了他定下的双程机票，简直就是正中下怀。校庆结束后，陈雅红约白汉生出来，本原是想对他说一些感激的话，不知怎么，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就收不住话头。陈雅红说，本来，这些事一辈子也不想让人知道，反正人在美国，自己的苦水自己咽，但是老同学越是羡艳她，她就越发难受，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说出来，总归要舒服一些。还说，她走了以后，白汉生愿意对老同学说，尽管说。
那一天他们俩都有些动情。很有控制地温存了一下。
我说，你还是一个柳下惠啊，坐怀不乱。
白汉生说，哪里柳下惠哦，怎么不乱？一想，这种事一越界，就俗了，往后反倒不好相处。
我说，从长计议，也好。
有了那一次深交，有了那一次跨越同学之谊的举动，两人都有些感动，于是，陈雅红回程的机票一再延签。回去之前，白汉生给她买了好些衣物饰品，美国的衣服贵，也很少有陈雅红喜欢的。没想到就那一次公开露面，刚好被吉莉莉撞见。白汉生说，反正这事也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让大家慢慢知道也无所谓。
我问白汉生往后如何？
白汉生说，一个少年时代的梦中情人，一个心目中曾经高不可攀的女神，多少年之后，能对你倾诉衷肠，能在你怀里痛哭一场，你也能给她一点安慰，给她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也很满足了。除此之外，别无他求。再说，一个中国，一个美国，还能怎样？
那天在我家聊到很晚，白汉生似乎一直沉浸在他和陈雅红的那种微妙又暧昧的私情中，直到离去，还意犹未尽。走到楼梯口，他又说起当年学校演话剧《年轻的一代》，陈雅红演那个林育生的未婚妻，叫夏倩如的。夏天，在学校操场上，你还记不记得？我说，你的记性可真是了得，连人家演的角色连名带姓都记得。他说，后来又拍了电影，我就看着电影里那个夏倩如像她，连看了好几场。他无奈地笑笑说，我这个人，家里也没什么文化，怎么身上又有那么多小资产阶级情调。
告辞之前，白汉生在楼下又站着说了半天。
白汉生说，这下多了一挡子事，三不之地还要写写信了。本来打打电话就行，可是陈雅红爱写信，她一来信，我就得回，她写信又爱写得长，一字字一句句情深意切，是不是人一孤独，要说的话就多？她一写长，我就不好短，多年不写这些东西，提起笔，千斤重，一封信，写一晚上。还有信封上的那些洋码子字，早就还给了老师，只好一笔一笔照着描。
我笑着说，我帮你代笔，一封五百块？
白汉生也笑笑说，不贵，打一次电话，也起码得这个价。
那时的越洋电话二十几块钱一分钟，说个二十分钟，可不得五百块。
人到中年之后，和陈雅红一段不期而遇的情缘，无疑成为了白汉生一桩非常重要的精神生活。他开始知道了等待信函的味道。在那之前，白汉生除了商务邮件，好像从未有过私人信件，也没有写过私人信件——除了下乡前写的两封之外。现在，公司邮件一到，他便会急急地翻寻一遍，看有没有那种盖着波浪纹邮戳，带着一些洋文，发信人和收信人倒着写的信封。如果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他会终于忍不住又打电话到大洋彼岸去。我笑他重新找到了初恋情绪。他说，狗杂子，人就是这样没有出息。
同学们给白汉生的信函也渐渐多起来，有回忆往事的，有介绍业务的，最多的，是年节的贺卡。那年春节去白汉生家，见他用绳索将贺卡花花绿绿挂满了一面墙。从圣诞，新年一直到春节的，都在上面。大洋彼岸寄来的那几份别致的贺卡，总是摆在很显眼的地方。
日子就这样一点点过着。
我们初三（二）班的老同学们，因为有了白汉生，因为有了白汉生那舒适又随意的家，和那座“老同学酒楼”，就一直有滋有味，亲亲热热地交往下去。没有像有些人，老同学久别重逢，激动不已，欣喜不已，但很快将那一团怀旧烈焰燃尽，又重归寂寥，有的还生出一些是非来。我们大家都有了一种重返班集体的感觉。有人说，回想这一生，就数初中的同学最亲，最单纯。小学的时候嘛，还不懂事，毕业了以后吧，人与人之间就有了许多利害关系。所以在人到中年的时候，能够又和初中同学走到一起，真是一种福份。而当初的同学中，有白大哥这样的人，更是一种福份。开初的时候，班上一些人，对白汉生总还有一些小瞧，嘴上不说，心里是这样想的：无非是一个暴发户罢了，有了一点钱，想在同学中间显派一下，找一种衣锦荣归的感觉。所以，言语之中，常能听出一些戏谑意味。日子长了，白汉生的为人处世，白汉生的宽宏大量，以及同学间对他越来越多的好评，让原来一些不太以为然的人，也渐渐地敬重他了。也是的，人家有了钱，为什么非要花在你们身上？人家花在那些什么希望工程，阳光工程上，不是还可以弄个什么委员代表当当？何必跟你们这些过了气的爹爹婆婆们混在一起？有人这样说。
有人说，白大哥花钱很大方，但是做生意很谨慎。
在帮助老同学上，白汉生也有为难的时候。有的是金额过大，有的是明明知道不可收回的一些幻想型投资。比如柯小龙想和白汉生一起炒股，他建议白汉生投资，他做代理。白汉生说，他从来不沾股市，再说，你一个几十上百万的小户，哪吃得住人家大户的摆布？为了打消柯小龙的念头，白汉生很为难，专门请了柯小龙吃饭，似乎是他白汉生做错了什么事一样。还有王言开，想把厂子里的机器贱价买下，自己开一家工厂，算一算，大约得七八十万。白汉生说，不是不愿意帮你，你们厂的那些机器，不出两年，全是废铁，有的现在就是废铁了。为此，白汉生又请了王言开吃饭。王言开又说，想把厂子的房产，地产，盘作为投资，和白汉生联合搞开发。白汉生对王言开说，他看了这些年，没有那一次联合开发最后不闹翻的。王言开说，咱们老同学，会那样吗？白汉生说，你那都是共产党的东西呀！什么时候说不认账就不认账的，要是你自己的，那还不好说吗？
也会有一些老同学来找白汉生卖一点传销产品。什么保健饮料，清洁用品健身器材。那个年月，似乎是什么七古八怪的方法都可以赚大钱。白汉生一般也都买下，但是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找下家，那些东西也很少用，找个机会就送人了。他曾无可奈何地对我说，这样的生意是如何能够赚钱？我搞不懂，算了，只当是给他们一点支援。
白汉生是那种旧式的生意人，买进卖出，交钱提货。股票，期货，传销，炒汇……所有这些新玩艺他都不介入。有些手续复杂，技术高深的行当，他也敬而远之。所以，许多年来，商海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无数脑袋灵光胆大妄为的人都翻了船。白汉生就是老老实实地卖他的钢材，也还稳当。
把白汉生最后驱入绝境的是两项投资失误。一是前面说到的那座酒楼，一是和陈雅红弟弟的那次合作。后来有人总结说，前者是为义所误，后者是为情所迷。这话对，也不对。因为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九十年代初泛起的那一片蓬蓬勃勃的经济泡沫，几年后迅速破灭。这是许多兴高采烈的人们没有预料到的。连白汉生这样谨小慎微的人，也没有想到。前些年四千多一吨的钢材，到得后来，垮到两三千。各种钢材堆积如山，连武钢，鞍钢这样牛气冲天的企业，都快发不出工资来了。当然，这是后话。就像白汉生说的，早知如此，当即收手，赚的那点钱，也够几辈子花了。
那几年，寻呼台也是一个热门行当。一台中文显示的传呼机，要卖到四千多，加上服务费，利很大。不像现在，几十百把块钱，恨不得往你手里塞，还免几个月的服务费。就在那种时候，陈雅红给白汉生来了一封信，说她弟弟在南方挣了一些钱，回来了，正在与人合伙筹建一个寻呼台，筹建过程中，觉得合作不太愉快，她弟弟想把对方的股份买下来，不知白汉生有无兴趣？或借款，或投资，或合伙，都行。信中又说，这是一件大事，自己不懂，一切由白汉生酌定。最后说，如果此事能成，自己也想回来发展，在美国日子过得很没有意思，也不好挣钱。
那正是白汉生思念陈雅红思念得很浓烈的时候，想到这是一个红红火火的新兴产业，陈雅红还可以回来张罗这事，她干过播音员，口齿流利，干这一行大约也合适。于是就约了陈雅红的弟弟详谈了几次。这其间，他和陈雅红一个电话来，一个电话去，设想了许多未来的美好生活。很快就将此事定了下来。白汉生筹了一些钱，又向银行贷了一笔款，投到了陈雅红弟弟的寻呼台。
此事从一开始，我就表示反对。本来，对他生意上的事，我从不多嘴。一个在商海搏击多年的老水手老海盗，用得着你这岸上的观光客教他如何驾船么？但是寻呼台这件事，我说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此事你要慎重，理由有二。一，据我所知，传呼台好些人都在搞，有的已经快搞成了。加上本地已有的七八上十家，市场很快就要饱和。我听我的朋友做过分析，一旦饱和，你们这些民营小台，绝对不是电信、铁路、电台这些大老板的对手。凡是一哄而上的事，最后大多又一哄而下。你要不信，我可以让他们给你讲一讲课。二，这第二点比第一点更重要，你如果和陈雅红真有那么一点意思，就在这一点意思上发展，友人也好，情人也好，千万不要合伙做生意，这是两台戏，同时唱，唱不好的。这些年来，我看得多了，从八十年代以来，多少同学朋友街坊情人，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像文革初期结伙成立战斗队一样，情意深长地一起办公司搞项目，最后哪一个不是为了权力为了钱财打得鼻青脸肿，成了仇人？你去访一访那条著名的电子一条街，有几家和和睦睦相敬如宾到如今？生意和情意，天生就是两码子事。一个是物质的，讲规则的，一个是审美的，讲感觉的。
听了我说的话，白汉生说，你说的，我也懂。沉吟半天，又说，我只投钱，不管事，行不行？
我说，你如果一开始就准备打水漂，那我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白汉生嗫嚅道，我想，和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好合作的呢？
那次谈话后，我在很短的几天中又几次提及此事，只是白汉生好像不再想谈它了。我也就只好不再絮叨。我说，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寻呼台开业，也请了许多老同学去热闹。而且以最低成本价给需要的同学配置了寻呼机。那寻呼台起名叫“红光”，陈雅红的红，白光的光。于是，很多原文博66届初三（二）的人，都用上了红光台的寻呼机。服务费特别低，就是一时忘了交费，也不会对你抹脸停机。陈雅红当然也赶了回来。第一次聚会的时候，她在公众场合对白汉生的亲热，还是游戏似的，大家也没把它当真。这次没有那些夸张的亲热，但有一种心心相印的默契，偶尔会向白汉生低语一些什么，或无言地给他换上一杯热水，就像家人一样。
据说她和小算盘，吉莉莉推心置腹地倾吐过一回衷肠。坦然地叙说了她对白汉生的情感。她说，我们这些傻女人，一辈子没有真正懂得过爱情。白汉生是个男子汉，既有男子汉的豪气，又有男子汉的柔情，是一个值得爱恋的人。不过，她不会破坏白汉生的家庭。白汉生也没有这个打算。就当它是一对老同学的柏拉图之恋吧。一番话，说得小算盘和吉莉莉热血沸腾心潮起伏。直说没想到快老了快老了，又能遭遇到这样一番纯洁又动人的情感。小算盘酸酸地说，把你们这样一看，我们真算是白活了——洋世面也见了，大把的钱也赚了，黄昏恋也来了，还是柏拉图的。
“老同学酒楼”和红光寻呼台开头几年也还红火。一边是白汉生的弟弟当着老板，一边是陈雅红的弟弟当着老板。小算盘的企业不景气，常常发不出工资，她和白大哥说了一下，干脆办了内退，到老同学酒家当了大堂经理，把巷子口成天吹北风的方秀珍也弄过来，做个领班。冲着这块牌子到这里吃饭的，许多也真是当年的老同学，老插友。所以，有这些中年嫂子们来招呼他们，格外亲近一些，上菜上酒间，还可以拉一些家常话，说一些知青们的话题。后来，又有几个下岗的，也到这里来了。到了后来，除了厨房的大师傅，干脆全部用了那些下岗的老三届新三届。成为一家颇具特色的酒家。为此，报纸和电视台都来采访过。白汉生偶尔有一些应酬，也安排在这里，有时候也一个人来，有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温馨感觉。在大堂找一张空桌坐下，小算盘也好，方秀珍也好，其他嫂子们也好，便会像阿庆嫂一样风风火火迎上来，边说话，几盘家常菜就端了上来。在楼上坐办公室的弟弟也会下楼来陪坐一会儿。白汉生说，就像电视里说的，这种感觉真好。只是他和小算盘们都没有想到，从那一刻起，她们和白汉生的关系，已经从昔日同窗，变成了劳资双方。日后果然生出一些不快。好在酒楼不是白汉生亲自经营，老同学们和弟弟白汉桥间有了龃龉，他便出来做一些调停，有时，也两面不讨好。
传呼台呢，接线小姐都要年轻的，言语轻柔，还要会打字，所以无法照顾老同学，但是他们三亲六眷的孩子，给白汉生说说，只要过得去，大多也能谋得一份差事。所以，老同学们说，咱白大哥成了初三（二）的劳动就业部部长，比林松那个部长管用。
在红光台，白汉生的呼机是1号。这个1号，基本上只在老同学间用。所以，当你对呼台小姐说，呼1号。对方就会特别客气，说，咱们白总是吗，请说。
传呼台成立之后，陈雅红也回来过几次，见一切运作正常，也没有她什么事，呆上一段日子，就还是返回美国。白汉生和她弟弟，在传呼台给她挂了一个顾问，所以来回的差旅，就可以报了，还可以住饭店，不用再和父母挤话剧团那喧闹又狭小的宿舍。陈雅红最高兴的是，能够痛痛快快泡一个热水澡。她说，女人不洗澡会老得快。
那天白汉生去饭店看她，她刚刚从浴室出来，穿了一身淡黄色的睡衣，脸色红润润，头发湿漉漉，隐约间蒸腾着丝丝雾气，眸子也特别明亮，楚楚动人。见白汉生来了，她并没有去更衣的意思，和他在沙发上都坐下，然后给他削水果，细细的，不紧不慢的削着，一边说着一些国内国外的事情，一边将削好的水果递过去。一切都做得优雅又亲近。陈雅红很动情地对白汉生说，这来来回回一折腾，把离婚后最难过的一段日子给熬过去了。要不然，这一两年会发疯的。说话间，陈雅红突然问白汉生，有没有去美国的打算？她眼睛盯着白汉生，脸上带着一点调皮的笑意，似乎要从白汉生的表情里读出些什么来。陈雅红这样问，当然是话里有话。白汉生心里一震，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当没听懂，笑笑说，我这一个大老粗，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了，去了怎么办？陈雅红说，那么多渔民，乡下人都去了，不一样混的蛮好？白汉生说，当时他确实心里一热，想，如果她说得再明白一点，自己差不多就要——用一句老话说，刀山敢上火海敢趟了。不知是他的怯懦，还是她的怯懦，两个人就都没有将这个话题再往深处说了。白汉生后来对陈雅红说，如果在美国过得不如意，回来就是。陈雅红说，也想过。儿子在那边，他是不会回来了的。再说，我这个人要面子，这样回来，受不了。等我发了财，回来投资，或者咱们一起干。
那几年，全中国人民都狂热地做着发财梦，似乎就像小学一篇课文上说的，两兄弟爬上了太阳山，只要你背得动，满山黄金，你尽管往袋子里拣。那是又一轮经济发烧期，到处翻腾着欲望和机遇，像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泡满天飞舞，伸手一抓便可以抓到一把。如果说八十年代那一轮经商热，许多人还在岸边观潮甚至漠不关心，只有那些——如白汉生所说——歪歪撇撇走投无路的人，才义无返顾地一头栽下海去，大多数的人都还没有真正冲动起来。那时旧的经济体系还很牢靠，大家都还能过一份虽不富裕，但还安稳的日子。到了这一次，就大不一样了。刚刚从一次大的政治动荡中缓过神来，信仰没有了，脑子糊涂了，邓公南巡了，股市发烧了，房地产炒疯了，各种物资的流通——从煤炭钢铁水泥电器一直到粮食水果耗子药，每一个行当都成为红红火火的赚钱的舞台。生活中，各种发财的“信息”像蝴蝶一样漫天飞舞。连居委会老太婆见了面，都会互相问，又有什么信息？
白汉生把酒楼交给小弟弟白汉桥操持后，又扶持大弟弟白汉冬搞了一家交通信息公司，也就是空车求货，货求空车之类的搭桥生意。白汉生把自己客户的一些运输业务，都照顾到他那儿去。后来还给他买了两辆东风，跑跑运输。白汉冬本来在厂子里也是开车的，对他的路子。两个妹妹尽管已经是别家的人了，但是两个妹夫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没有什么专长。两家四口下岗后，白汉生先是给他们一些补贴，但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后来他给大妹妹家弄了一个汽车配件商店，还兼修理一下汽车的小毛病，这和白汉冬的业务也可以联系起来。小妹妹喜欢做衣服，剪剪裁裁，也还有点眼力，就帮她开了一家服装店。白汉生说，我不能贴他们一辈子，往后还是靠自己稳当。
几个弟妹依赖惯了，一切又来得很容易，做起事来就不那么上心。经营上出了什么问题，总还是要找白汉生。几个兄弟姊妹之间，加上妯娌，连襟，有时也为谁得多了谁得少了生出些龃龉，背地里找到白汉生诉苦。每每遇到这种时候，白汉生总是叹口气说，前世欠了你们的。说归说，该做的还是做。到得后来，焕娥乡下的亲戚，兄弟叔伯，侄甥姑姨，也来向白汉生讨生活了。想想当初在鄂城，焕娥家人对自己也不薄，后来自己混栽了，（那时，白汉生一直没有对我透漏过他坐牢的事。）焕娥也承担了很多。于是，能帮的尽量帮，能给的尽量给。给些钱物，找个差事，抑或做一笔什么生意。有一年正月初三，几个同学一起去白汉生家拜年，进门后给吓呆了，每个房间连同客厅都是人，麻将整整开了四桌。白汉生悄悄说，乡下来拜年的，前几天就来了。老同学问，这如何睡呀？白汉生说，沙发，床，地铺，还有根本就不睡的，从年三十打牌打到今天。他自己只好在宾馆开了房。
在整个家族里，白汉生已经是享受着老太爷的崇高地位。他说，累。根本不敢回亲爷那边，一去，那些三亲六眷要把你撕了，抢去喝酒。
香港回归那年，林松找到我，说总工会要推出一批民营企业家明星，他提了白汉生。需要给他整个材料。我说我从来没写过这一类东西。林松说，对你来说，还不容易？你对大白菜熟，了解情况也方便。大白菜这些年做得不错，对咱们那些老同学，也够意思的，咱们一起帮他一把，有了一块牌子，以后很多事也好办。
推脱不掉，我只好去对白汉生说了。没想到白汉生一口就回绝了。问他为什么？他只说自己不够格。我说人家林松说够格就就够格。后来林松又找了他，他只好勉勉强强答应下来。
材料写完给白汉生看过，他说蛮好，没有意见。送给林松，林松又派人来做了一些补充调查，修改了两遍，送了上去。很长时间，却没有下文。不久，见了报纸上登出民营企业家明星的光荣榜，没有白汉生。我赶快给林松打电话。林松很为难地说，被拉下来了。我问为什么？林松说，组织部门调查后说，他坐过牢，不合适。我问，为什么事坐牢。林松说，经济问题吧。又说，这事搞得我也很被动，他们知道了我们是同学。
白汉生曾为经济问题坐牢，这事很出乎我意外。想了很久，我还是给白汉生打了电话，电话中我没有说什么，只是要他有空过来坐坐。
周末，白汉生来了。
我说上次那个活动，你没有评上。
白汉生说，我看了报。我知道评不上。
我终于说，不是你的事迹不够，是因为别的原因。
白汉生苦笑了一下说，说我坐过牢？
气氛一时有些窘迫，我便问起陈雅红，想换一个话题。
白汉生没有接我的话题说陈雅红，他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枝烟，很笨拙地点上。白汉生平日不抽烟的，所以那样子有些古怪。那一瞬间，竟让我又看到了当年的白汉生。
白汉生呆呆地坐着，呆呆地抽烟。他只是把那一股子烟雾在嘴巴里含一下，然后就吐掉。似乎在想如何叙述坐牢这件事。
摁灭了烟头，他说，一直想跟你说说这件事，但又太不想说，想忘记它。你那次说写东西，我就想到这件事。后来心里又有点侥幸，这么些年过去了，还会计较？才勉强答应。这天下坐牢的人千千万万，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自己也会坐牢。我这个人，前半辈子一直都是战战兢兢谨小慎微，又无能，又自卑，够资格坐牢的那些事，你就是借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干。有些事就是会……那句老话怎么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找到你头上来。
白汉生讲了他坐牢的原由。
八十年代初，因为父母体弱多病，厂里照顾他，把他调到驻汉办事处。因为他为人老实正派，就让他管管进货出货。白汉生从来没有干过这个差事，便按驻汉办主任的吩咐，他说如何就如何，反正都是国家的人，国家的东西。驻汉办的钱很活，厂里的头头来了，吃喝玩乐都可以在这里开销。据说所有的驻外办事处都差不多，所以白汉生也就见怪不怪了。办事处的奖金福利也很好，常常发东西发钱。一发就好几百，好几百的。好几百，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一笔钱。那时，正是白汉生家要花钱的年代，几个弟妹恋爱的恋爱，成家的成家，生孩子的生孩子，父母也轮番生病轮番住院，他们都没有公费医疗，病一次，少则几十，多则上千。白汉生暗自庆幸，不但能回到武汉，对父母尽一点孝心，而且收入也多了许多。有几次，主任知道他父母住院，私下给了他几次钱，加起来是很大一笔，说是困难补助。那一次，父亲病危，就是靠这些钱将他救了过来。这些，让白汉生感激涕零。他曾向主任发誓，只要他还在这个世上，一定生死相报。这话说了不久，有关单位来查账了，发现有很大的漏洞。一天晚上，主任请白汉生出去喝酒，然后对他说了，这几年我们私分了一些钱，其中也有给你的那些，有的在账上做平了，有的留下一些把柄，现在有人来查了，可能会有麻烦，还牵扯到几位领导。白汉生说他当时听到这里，头皮都紧了。主任说，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我们一起都去坐牢，那几个头也可能干不成。另外一条路，就是你把这件事担起来……主任很为难地叹了口气，说，本来，从责任上来讲，是该我一个人承担，原来也准备这样。但是，内行人说不行，即使我担了，你还是要牵进去，因为那些发货单上，都有你签的字。想来想去，只有委屈你，不过，这样反倒好，内外有个照应。白汉生问，会坐几年牢？主任说，从现在的数额看，大概三到五年吧——我们几个一起进去，每个人也少不了多少。你如果一个人担了，我们在外面还可以帮忙，争取尽早出来。或者过一段时间，弄一个监外执行。我们知道，你的负担重，又是一个大孝子，进去之后，你的工资，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我们会用别的方法交给你老婆，如果需要，还可以分割一部分，给你父母，绝对不会影响你家里的生活。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只会比你没有进去更好，甚至好得多。我说个不该说的话，只当是出国援外了几年的。你帮我们扛了担子，我们也会像你说的那样，生死相报。委屈你几年。出来以后，会给你安排好后路，你知道的，这些意思都不是我的，是一个很讲义气，一言九鼎的人说的。你如果不同意，就当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见过面。主任说到后来，动了感情，边喝酒边泪眼涟涟。
白汉生说，当时他人已经糊涂了，又感动又恐惧。他对主任说，回去想想，明天答复。
白汉生回到家里，一夜没睡。第二天起来，清了一些简单衣物和洗漱用具，将口袋里的钱和粮票都交给了焕娥。他对焕娥说，这些年，为了给爸妈看病，为了贴补家用，我挪用了一些单位的钱，可能要坐几天牢。家里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有人会照应你们，不会缺钱花，白戈问起来，就说我出长差了。对爸妈也这样说。汉冬他们，瞒不过了，就告诉他们。
第二天，主任带着白汉生去自首了。
白汉生被判了四年，两年多后，经人活动，提前出了狱。
白汉生出狱的时候，正赶上八十年代后期那第一拨经商热。出狱那天，是主任来接的他。主任径直把他接到一个酒店，说是给他压惊。主任向他敬酒，说，我们几个都很敬佩你。你在里面肯定也知道了，这几年，你家里没有受到经济压力。白汉生说他当时刚刚出狱，说话还没有正常，主任这么一说，他就站起来，连说感激领导帮助关怀。主任说，你感激我们干什么？快坐下快坐下，我们感激你都来不及呢。主任又说，我们已经给你做了安排……你就不要回厂了。听到这里，白汉生冷汗就下来了，这是他在牢里最担心的一件事，喃喃说，原来不是说好的……主任说，现在搞经济改革了，有很多机会，你先休养一段时间，然后去找一个单位挂靠，来搞一个公司，我们会帮你的。主任如此这般地对白汉生细说了一遍。最后主任说，我跟你说心里话，你不是不能回厂，现在还是我们老板当家，一句话就行。只是你回到厂里，那些同事们不了解情况，对你有误解。再说，你在厂里，众人眼皮子底下，我们就是想帮你，也麻烦。
于是，白汉听了主任的话，回家休养了几个月，也大致了解了几年来世道的一些变化。后来，他以他弟弟白汉冬的名义，挂靠了一家大单位，戴了一顶红帽子，成立了一个公司。他改了一个名字叫白光，当上了总经理。主任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有情有义，公司一成立，就不断给他提供平价或调拨价的钢材。白汉生的厂子，本原就是做特种钢的，他们生产的建筑用罗纹钢，是当时市场上的顶级热门货，可以说，你拿到那一张薄薄的单子，你就拿到了一摞沉甸甸的人民币。那时候，能够做这类生意并且拿到这类价格的，几乎都是有权有势有门道的高人，也就是后来经济学家们说的，在价格双轨制时期，利用这种巨大的差价掘到第一桶金的人。所以，一些人都在传说白汉生有什么什么后台，是什么什么人的什么人。听到这些，白汉生也不置可否，任人说去。
就这样，一辈子没有做过发财梦的白汉生，就这么开始了他的从商生涯。过了一些年，公司翅膀硬了，腰杆粗了，政策也允许了，白汉生就正大光明地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当然，那几个人有些开销，白汉生也还是给他们担了。按他的说法，他实际上成了第二汉办。
白汉生说，从牢里出来的人，会变成两种，一种是越变越横，破罐子破摔，把那句“老子是滚过钉板的”话，成天挂在嘴上，既为自己壮胆，也为吓唬别人。撕了脸做人。一种是被整忪了，见谁都恨不得喊干部喊报告，自觉地夹着尾巴做人。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就很卑谦。本来，手里拿着紧俏物资，应该神气五六扬。所以别人常常以为我是骗子。等他们做成了一两笔，就成了我的老客户，哪怕我的价位高一些，也愿意和我做。
我问，牢里日子如何。
白汉生摇摇头说，莫谈这些，谈起来腿就发软。原来看电影，以为坐牢就是在里面成天坐着，无非熬熬年头，进去以后才知道，比电影里还厉害。
我说，这事陈雅红不知道？
白汉生说，迟早要让她知道的。现在人家在美国，心情也不好，何必又给她增加负担？其他老同学要知道就知道好了，我也不会多说什么。我跟你说了这些原原本本，是想，总要让几个人了解一点底细。
白汉生终于又回到陈雅红的话题上来。
白汉生说，你上次说我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其实，我心早已乱了，只是动作还没有来得及乱。你想想，一个你梦想多年的女人，现在就在你怀里，你还会怎么样呢？说实话，我们做生意，也要常在那些场合出出进进，尽是一些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小丫头，她们往你身上坐，让你摸摸捏捏，只要你再出一点钱，下面的事也让你做。但是，和陈雅红在一起不一样。也许，在旁人看来，她已经是半老徐娘，但是我看到的，还是当年那个文娱委员的陈雅红，尽管她已经不是如花似玉的少嫩样子，可是那眉眼，那神态，那说话的腔调，都还是和当年一模一样……就是坐牢这件事，让我打住了。我想，如果有一天我跟她说了这些，她不计较，依然如故，我就会放心大胆地，该做什么做什么。
那天聊得很晚，白汉生说出去吃点宵夜。
依然找了一个夜市大排档，依然点了一些家常小菜和一瓶啤酒。我说，今天晚上我请你吧。没有写材料评明星那档子事，也不会扯出来这些烂污事。白汉生没有推让，以往，谁要是抢着买单，他会和人家红脸，会到服务台去，强迫收银员将钱款退回去。
喝完啤酒，白汉生又要了一小瓶白酒，是那种三轮车夫搬运工爱喝的二两装扁瓶劣质酒，自顾自对着小瓶嘴喝起来。
我说，不是不喝白酒吗？
白汉生说，原来是烟酒都来。从牢里出来，就戒了。啤酒是那次老同学聚会，才开的戒。生意场上，那么多应酬，我从来不喝，有时候也会弄得别人生气。时间长了，大家也就知道了，不再勉强我。
白汉生就那么一口一口地嘬着，不太吃菜。每嘬一口，都要紧抿一下，狠狠一咽，似乎不让一滴酒浪费在口腔里。那姿态很地道，在下层劳工们喝酒的地方，才能看得到。
喝了大半瓶，白汉生说，本来，出来以后，改名换姓，不想再和任何熟人来往了。做了几年生意，渐渐做大了，交往也多了，人一得意就忘了形。所以，那次在乌鲁木齐，我一接到你的电话，一切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宽慰他说，一个人如何，大家有眼睛，都看得见。再说，你那是义气呢，真要细细一察，有你的屁事？如果你现在想澄清这件事，还来得及。
白汉生说道，好，你这话让我踏实了一半。至于澄清，白汉生笑笑，如果放在当年，真还可以，我也想过，现在是完完全全来不及了，你也不要朝这方面想。
分手的时候，白汉生再三嘱咐，此事涉及其他人，千万不要外传。他们从前待我不薄，后来也待我不薄。中间那两年牢，算是我对他们的报答。白汉生又说，等陈雅红哪一次回来，我拜托你，帮我去把这事，适当地讲一讲。免得说我对她隐瞒历史污点。
白汉生坐过牢的事，终于还是被一些老同学悄悄知道了一些。大家心情很复杂，觉得那些个难忘的聚会，平添了一些暧昧。有人说，是觉得他的那些钱来路不正，正儿八经赚来的，会这样花？有的说，他没有拿去吃喝嫖赌，总归要好一些。有人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做那些事呢？如今的有钱人，几个不做那些事？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连我们的大美人陈雅红都投怀送抱，那些乡下丫头，还不一个个像苍蝇往身上叮……这些话，都是私下里说说，不会让白汉生听到的。
老同学之间还是断断续续的往来。但比原先稀疏许多。偶尔聚聚，常常清冷，让人记起下乡前，那些彷徨又伤感的日子。大家一说起来，又有一些人下岗，又有一些人生病，有人为老人孩子一些凡务俗事弄得心力交瘁，有人为医改房改之类的重大变动搅得日夜不宁。在这世纪之末，真有了一些末世的感觉。这些，从世面上也看得出来，商店里东西堆成山，卖不出去，价钱一降再降，也没人买。钱又开始值钱了，只是不好赚。就像小算盘说的，真是个怪事，经济形势好的时候，钱不值钱，等钱值钱了，经济形势又不好了，不晓得如何是好。当然，也有些人更加好了，原来副教授的，成了正的，原来科级的，升了副处，家里老公、夫人遇上了顺遂事的，买了房搬了新居的。总之，像那首老歌唱的，几家哟欢乐几家愁。说着说着，便会回忆起前几年初三（二）的辉煌，当然，也就会回忆起白汉生来。
那一段时间，白汉生也总说他忙，到我家来的次数也少了。虽然有一个 “老同学酒家”，但是没有白大哥在场，同学们自己去了，也不自在。原来红红火火的文博中学初三（二），竟有一点大户人家日渐中落的凄怆。
到了一九九八年，是白汉生虚岁五十之年。白汉生读书晚，在班上年岁算大的，所以，一些爱张罗的人，前年把就在说为他正儿八经做一个大寿。但是一直到临近白汉生的生日，竟和他联系不上了，眼睁睁看着一个隆重的五十大寿给耽搁掉了。这一年，又是老知青们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从上半年起，各类活动就多了起来。报纸上有了回忆文章，书店里在卖各种知青题材的书刊，电视里有一些老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的片子，还有一些知青老歌的唱碟磁带在音像商店里撩人地播放着。从一些酒楼门前走过，也常常可以看到某某学校老知青聚会的横幅牌匾。班上同学相聚的愿望又被激发起来。似乎是一次大展演，咱们文博初三（二）不光没在舞台中心，甚至没有出场，大家都有些急惶惶的不安。于是，常有一个电话来，一个电话去，说，哎，咱们班怎么一地动静都没有？哎，给班长和白大哥他们说说。此时，白汉生坐牢的事情，也被渐渐淡忘，反正人家现在好好的，反正只要他对大家好，有那么一点事也算不了什么，总比那些坐牢的贪官污吏好哇，他们的钱，只会养情妇。老同学们开始这样说了。那些说过一点刻薄话的，也觉得过份了，有点愧疚，开始往好里说白大哥。于是，有些聚会，又热情地邀约白汉生。有些活动，打电话通知人，对方说了几句之后，便会问，白大哥去吗？似乎没有白汉生，大家心里就不太踏实。但是，白汉生越来越难找到。他们常常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来，说，你把白大哥叫出来聚一聚啊！好像是我把他藏着一样。
不久，又发生了白汉生离婚的事。
离婚的事，白汉生瞒得很紧。
有几次，我打电话去他家找他，都是焕娥接的，说白汉生不在家。问在哪里。她说不知道。如何联系？也说不知道。以往，只要是我找他，焕娥也好，他女儿白戈也好，都会告诉我他的去向，或者转告白汉生，他便很快会给我回电话。打他的手机，说是停机了。再问焕娥，她说好像是掉了吧？新手机呢？焕娥说，新手机的号码她记不清楚。日子长了，便觉得其中有些蹊跷，但也没有再往深处想，生意场上的人，总有一些鬼祟的地方，要不然如何说商场如同战场呢。既是战场，有一点机密就不足为怪。
这样，有小半年的时间，和白汉生没有联系。刚好那阵子我也忙，并未在意他的鬼祟。直到有一天，林松急急忙忙地来我家，说找白汉生找不着了，要我帮忙寻着他。我问他什么事这么急，是不是又要写材料了？林松说，单位房改，想抢先一步，在正式文件下来之前，把房子便宜卖了，交现钱，办手续，只有几天的时间。找了几个老同学，不是说在股市里套着，就是说也在买房。只好找白汉生先借一点，救一下急。林松顶在面前，只好又给白汉生家打电话，这次是白戈接的。白戈跟着她爸爸到我家来过多次，在白汉生的老同学中，和我最熟。她喜欢写些东西，白汉生便不时将她的那些文字带来，说让我给看看，然后又带她来听听我的评说。我也跟他到他们家去过好几次。看着她渐渐从一个小丫头长成了一个婷婷少女。看得出来，白汉生喜欢这个女儿，白戈也喜欢她爸爸，在白汉生面前，常有一些放肆的娇嗔，而白汉生也常常一任她放肆和娇嗔。这些年来，同学有些聚会出游，白汉生常常带着白戈，为此，同学们为此还开过他的玩笑，说他有恋女情结。大约是白汉生幼年受过太多苦楚，也许是他觉得在自己坐牢的几年中，欠了女儿很多情，白汉生对女儿有些溺爱，几乎是百依百顺，小小年纪，一身都是名牌。像镭射随身听一类的东西，当时都还很贵，说买就买了。我曾开过玩笑说，你养出了这么一个公主，以后谁娶得起她？白汉生说，只要人合适，我招他入赘。
见白戈不像以往那样热情，也不愿多说话，我只好对白戈说，我有重要的事情找你爸。她犹疑了一下说，那你打他的手机。然后告诉了白汉生的手机号。
我拨通白汉生的手机，他多少有些惊讶，听出确实是我之后，说，你还真会找。
我问，你躲哪儿去了？
他含糊地说，生意忙，总在外地跑。
我问，你现在呢？
他说在深圳。
于是我说了林松求助的事。
白汉生犹疑了一下说，哎呀——实在走不脱身，等我回来，怕就误了林松的事。
以往碰见这类事，白汉生会很爽快地说，我给焕娥打个电话，到她那儿去拿一点。或者说，告诉我一个帐号，我打过去。那次姚一平的孩子出国，还缺些钱，白汉生一个电话，就在焕娥那儿拿了好几万，连个收条也不打的。
林松听出对方有点推脱的意思，急了，径直接过话筒，又向白汉生说了一下眼下的紧迫。白汉生还是说了一些实在无法脱身，非常抱歉之类的话。
林松觉得是上次评选民营企业家明星的事伤害了白汉生。林松放下电话说，大白菜怪罪我了。其实，这事也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
林松的事，后来由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帮他解决了。解决完后，他还在说,白汉生怄他的气了。
就在那天夜里，很晚了，白汉生打来电话，说他离了婚，刚才林松在旁边，不好说。
尽管也开过他和陈雅红的玩笑，但听到他真的离了婚，还是有些惊讶。我问，下一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行动？
他说，哪里，我就知道你们会想到那里去的。有时间我来找你，慢慢说。离婚的事就不要和别人讲了，一下也讲不清楚。
白汉生的语气听来有些低落。我也不再追问什么。
白汉生说，离婚以后，房子给了焕娥，白戈要上学，先跟她妈过。他现在还没有固定的住所，手机也不一定常开。然后告诉了我一个呼机号，说以后要找他，就打他的呼机，他会给我回过来。
一些老同学终于得知白汉生离婚的事。当初说白汉生有情有义糟糠之妻不下堂的人，就有些失落，有些愤懑。于是又说，男人终究不可靠。有人也想打听一下就里，但又不好开口。也就猜猜算了。吉莉莉说，打听个什么呀？这个年头，人有了钱，还不离婚，才该打听打听就里呢。
坐过牢，离了婚，和陈雅红不明不白，躲着老同学。这些事，让大家觉得自己的情感受到很大伤害。
白汉生的生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大家是从那个红光传呼台开始看出一点端倪来的。用了几年红光呼机的同学，先是发现常常没有了信号， 打电话过去问，说是设备检修，好好坏坏的。后来干脆就不通了。想呼个1号问问，老说不在服务区。又过了一段时间，通知说传呼台已经易主，请用户前往重新登记，登记时发现传呼台名号已改，原来的优惠也一并取消。那时，很多同学渐渐有了手机，或者有了更便宜更先进的传呼机，便干脆将红光呼机停掉，留下来的那个老式机身，成了古董。
不久，老同学酒楼也换了招牌，变成了一座茶楼。楼上喝茶，楼下卖茶叶茶具。在酒楼做的小算盘，方秀珍一些人，原以为可以在这白大哥的地盘上，安安稳稳一直做下去，没想到最后也是凄然离去。酒楼停业那一天，白汉生请她们几个一起吃了餐晚饭。对她们说，自己忙，弟弟也没有把酒楼打理好，对不住大家，以后有了别的业务，还是要老同学来鼎力相助。然后每人给封了一个红包。小算盘几个说，如今的生意，千变万化，潮起潮落，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了。对你白大哥来说，酒楼只是一个小生意，停掉后，还可以少分一点心。
酒楼转让后，有人猜测，白大哥要走了。人问，走哪儿去？说，还会哪儿去，美国。婚也离了，酒楼也卖了，传呼台也不搞了，肯定是准备大转移了。这话许多人也信。
大多数老同学最后一次见到白汉生，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底。武汉剧院有一场老知青演的晚会。林松弄到几十张票，让联络组的几位提前好几天，通知大家去看。特意叮嘱我，这次无论如何要把白汉生拉去，哪怕他在外地，也要他赶回来，就说，如此躲着不见，要让老同学们不好想了。
我和白汉生联系上。他说，尽量去吧，近来实在太忙。我说不要尽量，一定来，我拿着你的票，在门口等你，你不来，我不进。他在那边骂了一声，狗杂子，把难我为。
那天晚上，离开演还早得很，武汉剧院门前已是人山人海。凛冽寒风中，很多人都不进去，东一团，西一伙地聚着。老同学老插友事先约好的，临时撞见的，就地拉起家常来。也有人在人群中急匆匆地来回找寻，像从前线回来的士兵，寻找自己战场上失散的战友。找到了一两个熟人，便大喊大叫，旁若无人地说着这些年的日子。深冬的夜色中，一片火热景象。大门外，许多没有票的人，像苍蝇一样在四处寻票，见了一个犹犹豫豫四处张望的人，便问，有多的票没有？人家说，我们的票还不够呢。于是找票的人骂一声，狗日，下乡要我们去，看演出就没得我们。
林松那天是早早就到了，他站在台阶最高的一侧，他的上方刚好有一盏明亮的聚光灯，于是，所有文博中学初三（二）的人，都一个一个向他汇集，渐渐地，汇成一片醒目的人群，远远看去，那阵势很威武。这样的日子，大家的话题当然与三十年前的此时相关，开演预备铃响了，进去了一部分人，一部分人依然在热烈的交谈。第二遍铃又响了，一些座位不在一起的，还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说话，到第三遍铃响，里面已经传来了那一首熟悉的歌曲《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的音乐，大家才慌慌地往里涌去。
一直没见到白汉生影子。几个等票的，见我还在等人的样子，便凑上来递烟，说来不了的，给我算了，大冷天。一直等到里面第三个节目报幕，终于看见白汉生从大门外向里走来。他也看见了我，远远抬一抬手。走到跟前，他说，你真的就这样死等啊？我说，你是不是准备见不到人就掉头？白汉生说，我的客户还在酒桌上，现在不像前几年，那时候我是爷，现在他们是爷。我说，今天晚上，咱们这些老同学是爷。
人就是这样怪，尽管平日有许多微言，有许多怨怼和讥讽，一旦见了面，大家又想起白汉生的许多好来。当我们在暗淡的光线中进去的时候，同学们一下就看见了他，远远近近地压低嗓子叫起来，白大哥，白大哥，很是亲热。刚刚坐下，就有女生传递过来话梅口香糖一类零食。后排前排的也都打着招呼，招引得别的观众都朝这边观望。舞台上，都是一些年过半百的老知青，唱着老歌，跳着老舞，要说好看，真谈不上，但不知怎么，总有一种东西，在你心里捅着，弄得人鼻子酸酸，眼睛涩涩。有几次，我想和白汉生说点什么，刚扭过头去，竟发现他眼眶里一片闪闪烁烁。这家伙在哭，可是他又不好意思擦泪。我只好装作没看见，也不再和他说话。
演出结束后，大家又聚在剧院门口聊着。从剧院里带出来的那一点点热气，渐渐在深冬的寒风中消耗光了。几个女生说，白大哥，好久不见，我们请你去吃一点夜宵。有人说，白大哥，你现在是自由人了，可以多陪陪我们啦！白汉生说，好，去吃点宵夜吧。几个住得远的，说要回去了。这次白汉生没有像以往那样说不慌走，回去的事我来安排。他只是和提前走的人一一握了握手，说了几句道别的话。大家成群结伙地走到附近的一家面食馆，要了一些卤菜，啤酒，饮料，又要了一些馄饨，汤圆，煎饺之类。大家只顾吃喝，没有注意到白汉生还是悄悄地到服务台买了单。那天晚上，终于有人问起白汉生离婚的事。说，真离了？白汉生说，离了。几个女生便诡谲地笑，是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白汉生苦笑说，我哪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啊？吉莉莉快嘴快舌地说，要是人家有这个非分之想呢？几个爱闹的男生也过来发难，说，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老同学之间，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再说，到了如今时代，这又不是个什么稀奇事？林松说，我们初三（二）啊，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成一对。我这个老班长，还真想为我们班上的老同学主持一场婚礼呢。小算盘说，你要不开口，我们就要别人先开口了啊！都是过来人，还怕个什么？白汉生被大家围攻得招架不住，只好说，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到时请你们喝酒，行了吧？
果然，那次看演出之后不久，陈雅红就回来了一趟。白汉生说，肯定是那些红娘们向她说了些什么。陈雅红这次回国，是在她走了以后我才知道的。班上的老同学，大约除了小算盘等少数几个女生，大多也不知道。近几年，陈雅红回国，有时也悄悄来，悄悄去，不似当初那样，一回来就四处吆喝，渴望与老同学相聚。同学们知道后，都有些炎凉之感。
白汉生很久没有来了。那天来了，觉着憔悴了许多，有些木然，有些恍惚。眼神里，不见了以往那种平和与温厚，也不见那种热闹场面中的慈善与满足。
我照例问问近来忙什么。他说，瞎忙，这年头，做生意的都像掐了头的蜻蜓，撞到哪里是哪里。不忙，赚不到钱，忙也赚不到钱，还要赔功夫。当时，我把他的这些话，都当生意人的调侃来听了。
白汉生说，陈雅红回来过。
我说，单线联系了。回来招呼都不打一个。
我知道，白汉生是来说陈雅红的。白汉生在这一点上，遗留着少年的特征，喜欢与朋友共享幸福和喜悦，喜欢在复述中再一次体验那些珍贵的快乐。我记得当年，他如果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会一再地叙说电影的情节。哪怕这电影我也看过，他依然会无休无止地说，有时候，为了便于起头，会用一种反问，质疑的方式，将那些经典情节复述一遍。“狗日的，他怎么想得到啊？梁老大把那个特务的电话接过去，也不管宪兵队长说什么，只顾自己说自己的，然后一挂，硬是把那个特务搞懵了……”我记得，电影《51号兵站》中的这个情节，白汉生不止对我说过七八次。
白汉生说，陈雅红这次回来，是说她弟弟的事。她说，她知道以后懊悔得不得了，真不该让白汉生搅到那个传呼台里去的。白汉生说，算了，谁也没有后眼睛。当时，传呼台还是一个吃香的项目。陈雅红说，她弟弟小她许多，从小比较娇惯，有些任性，还有些自私，但毕竟是自己的弟弟，总想帮他一把，让父母亲也安心一点。没有想到会闯这么大的祸。白汉生说，做生意，总有赔有赚。陈雅红说，不管怎么样，生意做坏了，也不能一拍屁股走人，让你一个人捡摊子。白汉生说，他年轻，不懂事，就不去计较他了，再说，这事我自己也有责任，没怎么管。
本原是陈雅红来为弟弟的事道歉的，最后反倒是白汉生做了检讨。
我问，就为这事，从美国飞回来说上几句？
白汉生沉吟许久，说，陈雅红说，国内经济不景气，要不要去美国发展？她说，她现在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当地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教唱歌跳舞，生活也比较安定了。她话里有话，我还是能听得出来。
我说，既然如此，你就下决心算了。反正婚也离了。那么多渔民黑着身份在那里也混下去了，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大不了，再回来，只当是旅游了一趟。
白汉生听了无言，只是摇摇头，又苦笑。
我问，你们挑明没有？这么大年纪了，说个事这么难？
白汉生沮丧地说，还要么样挑明，都睡觉了！
白汉生说，那天在陈雅红的宾馆说到很晚，陈雅红说，你今天不回去了。说完，自己径直走进卫生间，门也不关死，然后，白汉生就听见里面传出沙沙的水声。白汉生一下乱了方寸，白汉生说，他知道了，一桩自己想了很久的事情，就这么一下来了，可是一旦来了，他又糊涂了，不知往下如何处置？他呆呆站在屋中间，听里面的水声。正尴尬着，陈雅红从浴室出来，什么也没穿，一边微微偏着脑袋擦着头发，一边说，你去冲个澡吧。白汉生顿时糊涂了，接着说了一句糊涂话。白汉生说，你，你这是干嘛？你弟弟的事，我又没有怪你呀！陈雅红听了一愣，喊了一声，你说些什么呀！接着就哭了。她呜呜咽咽说，你怎么把人想成那样？现在是我的事！白汉生本来就拙于言辞，这一下就更乱套。他说他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一些什么，后来就糊里糊涂洗了澡，糊里糊涂上了床。
说到这里，白汉生一脸的愧色。说，上床后，我发现我不行。跟焕娥一起，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和她，怎么都不行。后来还是陈雅红说，你累了。明天吧，我等你。那天晚上，白汉生还是在宾馆住了一夜。陈雅红依然给了他许多温柔。他们没有再说什么。
白汉生说他第二天没有去。他没有脸去。
第三天，白汉生惶惶恐恐打了一个电话去，说陈雅红已经走了。
我是又气又好笑，揶揄说，你呀，想了三十年，养兵三千日了，用兵也没用上。
白汉生说，在她面前，总不自在。可能是有病了。
我说，是有病，不是你那个家伙有病，是你心里有病。
白汉生竟说，是的，你说得是。
我问，她回去后，你们还联系过没有？
白汉生说，没有。有些事，我不好对她说，现在也不好对你说。等以后吧，我会和她说清楚的。
这次之后，白汉生就来的极少，印象中，有过一两次，每次都是小坐一下，便匆匆离去。
千僖之夜，和一帮朋友闹得很晚。回家洗洗倒头就睡了。凌晨两点钟左右，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压低声音，说得抖抖嗦嗦的，像是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她说，我爸爸死了。我问，你爸爸是谁？她说，我是白戈。说着就在那一头抽泣起来。我这才彻底醒了。我问，怎么就死了？怎么死的？她说，我妈妈让你来，来了跟你说。我问，来什么地方？她说，我们家。我说，好。我想起来又问，人呢？白戈说，还在家里，说着便抽泣起来。
我一边穿衣下床。一边匆匆向妻子说了电话里的事。她其实已经听出了个大概，惶惶地叨念，是情杀呢是财杀呢？要不是生意场上的仇杀？钱哪，真是一个害人的东西。她问我现在去哪？我说去焕娥家。她惊异地问，他不是离婚了吗，不是早就搬出去了吗？怎么死在原来的家里？别是……妻子没有把剩下的话说出来。我这才想到此事有点蹊跷。但是，死人翻船，人之大事，别人求到门下，不管也不好。何况事关白汉生。于是，我又将电话打过去，这次是白汉生的前妻接的，也是抖抖嗦嗦，语无伦次。我说，刚接到白戈的电话。白汉生的前妻说，是我要她打的。我问，是怎么回事啊？她哭诉说，你来啊，你来了我跟你讲啊。我问，要不要再叫几个老同学来。她说，你先一个人来。我说，这样大的事，我一个人来……合不合适？白汉生的前妻听出了我的意思，她说，警察已经来了。果然，电话里隐约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但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白汉生的前妻哭起来，说，我已经糊涂了，想要你来给我拿个主意，看在汉生的面子上。
我本想让那边的警察来说几句话，好证实一下，犹豫片刻，还是算了。
听说警察已经来了，妻子稍稍放心，只是说，千万千万小心，注意安全。如今这个世道，什么事都有。临走，又要我把手机带上，让我一去就打个电话回来。
出租车停在小区大门的电子栏杆前，值守的保安先问了我的名字，再问找谁，然后打了一个电话，放行让我们进去。小区很静，那一栋小高层也很静，只零零星星亮着三两扇窗。看来这事还没有惊动谁。
下车后，我看见白戈正在门栋前那棵树影下站着，见我来了，小声叫了我，轻手轻脚将电子门打开，轻手轻脚地关上。上电梯，进家门，一直没有说话。
屋里有些凌乱，光滑的花岗石地面上，一片白灰灰的鞋印，大约是那些警察踩上去的。茶几上放着几杯喝残的茶，烟缸里有几个烟头。焕娥头发蓬乱，脸色蜡黄，抱着一床毛毯，蜷缩在大沙发一角，见我来了，歪歪倒倒站起来，让我坐。屋里已有些破败感，原来天花板上的灿若星河的射灯，坏了一小半，寥落地亮着。水晶吊灯里的灯泡也零零散散憋了好几只，窗纱搭拉下来几个角，物件很乱地摆放着。焕娥说，警察刚走。我问，人呢？焕娥哭起来，指了指一间卧室。我见她们都没有领我进去的意思，只好自己一个人进到那间卧室，白戈这才跟了进来。顶灯亮着，窗帘关着，床上躺着一个人，用一床浅黄色床单蒙住。我拎起床单一角，看见了白汉生的脸，静静的，纹丝不动，像睡着一样，只是模样有点陌生。他穿着一套绣花缎面睡衣，干净整洁，没有任何撕扯污染的痕迹。房间里也没有什么异样。
我默默站了一会儿。回到客厅。
我问，怎么死的？
焕娥只是不做声，在那儿发抖。突然，她用毛毯塞住嘴，嚎哭起来，用头撞沙发靠背。她说，他上了吊。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上吊？
焕娥说，警察来验了的。你去看看他的颈子。
听到白汉生的这种死法，比听到他死了还让我震惊。我问，他怎么会想死呢？
焕娥又哭。哭了好久才说，他是没得办法了。
我问，什么事没有办法了？
焕娥只是哭，不再说什么。
在焕娥哭的时候，白戈就一直坐在卧室的一张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白汉生，脸上没有一点表情，样子很可怕。我进到卧室想拉她出来，她狠狠一扭身子，挣脱我的手。依然坐着。
我只好回到客厅，对焕娥说，现在要紧的是赶快商量后事。
焕娥说，我哪里还有脑筋想这些哟，我现在是糊涂的，我都想死了。我现在和他是这种关系，让我怎么办哟……
我一想，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了夫妻关系，事情还真有些麻烦。我说，赶快叫他的弟弟妹妹们来。
焕娥说，他们来了，我是如何说得清楚？我真是冤死了啊！
我说，警察不是验了尸吗？
焕娥说，他们要我们明天去开证明。
我说，那就先让白汉冬他们过来，总是说得清楚的。
焕娥说，看在汉生的面子上，你帮帮我。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出面，才好说一点。
我说，那我给他们打电话。
焕娥拿来电话本，我按着上面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拨过去。
第一个拨通的是白汉生的大弟弟白汉冬。在白汉生的四个弟妹中，我和他最熟，当年，他是白汉生的一条尾巴。这家伙还没有睡，电话里听得见哗哗的洗牌声。他一边拿起话筒，一边还在骂骂咧咧和牌友说着上一场牌局。听说哥哥死了，他半天没有出声。我让他赶快过来。他问人在什么地方？我说在焕娥这里。奇怪的是，他对哥哥死在前妻家，没有特别反应，甚至也没有问是如何死的。只说，马上来。便挂掉了电话。
白汉冬第一个到，进门直奔卧室，扑通一声跪下，抱住白汉生嘤嘤哭起来，一边不断用自己的头往他身上撞。
不一会儿，白汉生另外几个弟妹也陆续赶到，围着白汉生哭成一团。白戈和焕娥也过来哭。他们都哭得很压制，只见一个个身子抽动，没什么声音。那场景让人看了很伤感，又很恐怖。我说，人已经死了，大家都节哀，抓紧时间商量一下后事。我这样说，是因为焕娥在他们到来之前，对我的嘱托。她说，她现在的身份不好说话。白汉生最小的妹妹趴在床边不肯离去，她哭着说，你们去商量，你们说么办就么办。我在这里陪一下哥哥。
几个弟妹都聚到客厅。大家终于问了白汉生怎么死的。
焕娥说，不晓得你们哥哥跟你们说过什么没有？
大家不做声。
见大家不说什么，她开始语无伦次断断续续地说了下面的意思。
这两年，白汉生的生意做垮了，欠了很多钱，公家的，私人的。他不想连累家里，也不想连累弟妹……去年，他就有了打算。有一天他回来，对焕娥说，办个离婚吧，这样可以给你把房子留住，再给丫头留一些钱，万一我有么事，你们还可以过日子。焕娥当时坚决不同意，她说，当年你坐牢，那么难的时候，我们也熬过来了。白汉生说，现在不一样了，当年无非是我一个人的事，现在要扯进去一大家子……又说，等好转了，我们再复婚，你要不放心，我给你写个保证书。
焕娥说，你们哥哥的为人，你们都知道，这些年，尽管有一些说法，有人还当面开他的玩笑，我却是不相信他会骗我离婚，另外找人的。再说，如果他真的变心，离不离都是那回事。我就答应了。离婚不久，就果然有一些讨债的找来，我说我们早就离了，把离婚证给他们看。他们就到处找他。他也到处躲。后来没有什么钱了，吃饭，住店都困难，就常常偷偷溜回来，门也不敢出，电话也不接。后来有一天回来说，碰到了一个机会，要最后扳一次，又出了远门。昨天晚上他突然回来，说是新年了，回来看看，我问他怎么样，他说还好。吃了晚饭，洗了澡，换了衣服，像以往一样，后来就睡了。一点多种，我去厕所，一开灯，看见他吊在热水器上面。
焕娥说，你们来了，我就踏实了。我现在和你们哥哥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关系，面上的事情，还得你们拿主意，你们办。他这两年的情况，你们大概也晓得一些……焕娥话说完，大家都静默着。半晌，白汉冬说了声：“人也死了，后事就从快从简吧。莫太张扬。”
白汉冬这话，有点出我意外。我原想，如今的人，都把丧事当大事来办，一般人家，都很隆重。白汉生在这块地盘上，大小也算个人物，不要说自家的三亲六眷，社会上，生意场上，都有不少朋友，还有这些年来和他过从甚密的那些老同学，又是人生得意时英年早逝，该是要好好地操办一下，才能说得过去。没想到，白汉冬话一出口，几个弟妹竟没有一人提出异议。
焕娥说，看来，你们也知道一点你们哥哥的苦心。你们哥哥死的时候，在口袋里放了一张纸条，警察把它拿走了，我事先留了一个心眼，把它抄下来了。说着，焕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小的便笺纸，递给白汉冬。便笺纸上一笔一划写着几个很大的字：“我走了，对不起，没有办法。密丧，从速。”
白汉冬说，先马上跟殡仪馆打电话，把人拖走，然后大家分头准备东西，衣服，鞋袜。这事越快越好，不要通知其他人，不要送花圈送祭祝，一点都不要声张。更不能在嫂子这里搞出么动静来，要不然嫂子以后不好做人。再说，弄不好还有麻烦找来。
白汉冬一边说，大家一边抹泪。焕娥更是哭得无声地前仰后合。
我说，还需要我们这些老同学做点什么？这些年来，你们哥哥对我们老同学很仗义，很多人都受过他的帮助。
白汉冬说，算了，再莫提那些帮助。
焕娥说，我们只有一个要求，请你来送他一下。
白汉冬也说，你是我哥的知心朋友，我哥原来总说起你，我想这也算是他的意思。我哥走的那一天，你来送他一下，好不好？
我说行。还有什么，你们想起来尽管说。
最后焕娥和白家弟妹们说，白汉生的死讯，都不要说，万一有人知道，问起来，就说是突发心脏病死的。
从焕娥那里出来，天色将明未明。小区静悄悄的，有点薄雾，远处湖水泛着灰白的光。鹅卵石铺就的甬道上，有零星的几个人在遛狗或做着活动身子一类的事。一想，已经是新年的第一天。有人说这是一个新世纪的第一天，有人说这是一个世纪的最后一个新年。白汉生就死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
回到家里，正要倒下，白汉冬就来了电话，说殡仪馆刚刚来了车，把人拉去了。定于明天一早火化，第一炉，希望我七点钟以前赶到。然后白汉冬说，按规矩，人死了，要停三天，昨天算一天，今天，明天，也算三天了。
第二天清晨，我赶到殡仪馆的时候，一切活动都还没有开始，冷冷清清的。找到停尸间，焕娥母女和白汉生的几个弟妹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已经给白汉生换好衣服，化好妆。几个人静静围在那辆平板车前。见我去了，白汉冬说，都好了，只等开炉。说着轻轻掀开那床淡黄色缎面被单。白汉生那壮硕的身子，似乎缩小了许多，面孔也不太像他。他穿着一身做工粗陋的黑色寿服，戴了一顶模样怪怪的黑色寿帽，脚上穿了一双白底黑面的布鞋，一只手心握着一块白手绢，一只手心捏着一张十圆的钱，像一个旧时的老太太。我轻声说，穿他平日那一套米色西服不好吗？白汉冬说，我们问过，不能穿皮鞋，穿皮鞋走不远，魂还会在阳世留很久。
白戈一下变了一个人似的。脸上没有表情，眼里有一种冷漠的光。我过去抚了抚她的肩，她也没有反应。
工人渐渐都到了，开始慢条斯理地做开工准备。白汉冬立刻凑上前去，给他们递上几条烟。他们随意地接下，依然干着自己的活。从栅栏外面，可以看见他们换上那种暗蓝色的大褂，点上烟，顺手整理一下场地，然后打开炉门，拧开油管，一下一下地试火。喷油嘴像神怪故事中的妖魔，挟带着呼呼风声，一大口一大口地吐着火。做完这一切后，他们就喊了一声：白光！
这大约是白汉生最后一次被人点名，只是他已经听不见了。一个辅工便来推白汉生。最后哭别亲人的时候到了。几天来，白家的弟妹，还有焕娥母女，终于有了一个畅畅快快哭一次的机会。在白汉生移动的那一刹那间，他们同时放声哭出来，白汉冬和白汉桥是那种笨拙的嚎哭，只一声声粗着嗓子喊哥哥。两个妹妹则是那种传统中老年妇女式的哭诉，有一些旋律，述说一些内容。焕娥的哭则很压抑，所有未亡人的那些说辞，她都不能用了，只是一下一下抽搐，最后瘫倒在地。白戈没有哭，已然是一副冷若寒霜的样子，她也不理会妈妈。一般时候，是要由较亲近的女伴来搀扶劝解，但眼下只有我了。我使尽力气，将焕娥拖到椅子上，她还是往下滑溜，一边说，你怎么这样想不开呀？就是讨米要饭我们也不怕呀！
白汉生进了炉子，铁门咣当一声关上，紧接着一声呼啸，窥视孔里烈焰翻腾，然后窥视孔也关上了。这时，憋闷了几天如同中邪的白戈，突然恐怖如兽类一般长嚎一声，哭起她的爸爸来。她哭得声嘶力竭，一时间盖过了所有的声音。我去拖她，她狠狠地说，滚开滚开别管我！再去劝慰，她说，让我再看看！我再也看不到了！他就是死在你们这些老同学手上的呀！听见白戈如此说话，白家几个弟妹似乎觉得不得体，都过来说她。白戈依然嚎叫着，我爸把心把肝都掏给你们了，到他有难的时候，你们一个都不帮他一把！白汉冬打断白戈说，你这些话对谁说呢？又抽抽泣泣说，我哥这个人，在你们这些老同学面前，太要面子，他就是死在这个面子上的。那一次，你们看演出，非要他去，当时他已经是山穷水尽了，为了和你们见面，硬是到我这里拿了千把块钱。
白汉生的安葬也很草率，甚至有些鬼祟。像是偷偷埋掉一头得了瘟疫死去的牲畜。火化完了，大家同坐了一辆租来的中巴车，向市郊一个大型公墓驰去。白汉冬怀里抱着一只白瓷坛，我有点疑惑，现在都市的人，早已不用这种瓷坛，而用那种做工用料都很讲究的骨灰盒，尽管价钱相差好多倍。白汉生最后的存在，就放在那里面。那是他最后一次乘坐汽车。
白汉生的父母就安葬在那里。前些年，白汉生曾给自己的父母修筑了一座豪华墓园。将父母的遗骸从鄂城老家移来。迁葬那天，邀约了许多亲朋好友参加。他曾开玩笑说，以后我也到这里来，陪我老爹老娘。
到了陵园，白家弟妹将他匆匆葬在一处密密麻麻的廉价墓群中。我悄悄问白汉冬，怎么不和你们父母葬在一起？白汉冬说，不瞒你说，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怕那些债主和生意上的对手找麻烦，连累了老头老娘。你没看见，这骨灰坛都是瓷的，瓷的不容易烂。墓碑上的名字，又恢复了白汉生三个字，许多人不知道白汉生是谁，只知道白光。我记起有一次，白汉生说起他白光这个名字。他说，前些时碰到一个测字的高手，说他这个名字没有起好，三年之中，必有大灾。我笑笑说，你信？要是信，就马上改一个。他也笑笑说，要改，怕也来不及了。
几天之后，焕娥打来电话说，有一只白汉生留下的公文包，里面有一些东西，要我过去看看。
到了焕娥家。焕娥说，那几天，白家的几个弟妹一直在找寻他们哥哥的一些遗物，看还有没有存折股票债券一类的东西，就只找到这只包，也不知道有用没用。我问他们几个看过没有？焕娥说，都看了。又说，几个弟妹和妯娌连襟，都在嘀咕，说大哥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相互间又在算计，这些年来，谁得多了，谁得少了。说着说着，焕娥就哭了起来。焕娥说，这年把，他哪还有什么钱哪？有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像个老鼠一样，偷偷溜回家来。还要趁着天黑，早出晚归，要就躲在屋里，连电话都不敢接，物业的来收费都不敢出来……白戈又回复到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听母亲唠叨了半天，猛不丁叫了一声，还说什么还说什么！焕娥就闭嘴了。
白汉生那只皮包里除了一套简单的漱洗用具，一只保温杯，几板常用胃药，再就是几个记事本。几个本本的大小样式都不一样，看得出来是不同时期的。里面记的东西很杂乱，有一些事件的简略过程，有商业信息或生意上的计划，有商务谈判的纪要，以及和相关人物的私下往来的记录，许多地方像隐语一样怪异不明。有往来应酬及花费，有债权债务关系,清偿日期，数目。其中有几个老同学的名字……看得出来，在最后的日子里，白汉生四处奔走，做过最后的挣扎，但是其间的细节，怕是永远弄不清楚了。相应的地方还夹着一些原始文件或材料，像判决书，释放证，借条，收据一类。最后的一本还很新，质地装帧也很讲究，一翻开，扉页上贴着小算盘打印的老同学通讯录，上面一些人的地址电话还有他的添加或修改。通讯录比本本大，折起来一半，打开的时候，掉出两张照片，一张是白云大酒店聚会时，李宗明拿来的当年在东湖过队日的那张。另一张是校庆那天和陈雅红的合影，陈雅红两手搂住他的胳膊，头微微向他偏着，一副很甜蜜很幸福的样子。这两张照片都过了塑，就是用塑料真空密封了。
我看照片的时候，焕娥也远远地瞟着它。我问，他跟你说过和这个陈雅红的事没有？
焕娥说，说过。离婚的时候，我不放心，问他是不是哄我离了，去跟那个女人。他说，我真要跟她，不早几年就跟了？白汉生这个人，虽然在场面上混，但是心里是很厚道的，这一点我相信。
这一本的前面，大多写了一些与老同学重逢，聚会的事，和他的一些感受。后面比较乱，又写到生意上的情况，还有最后的努力，最后的心情。
白汉生写到：“打仗的人说，兵败如山倒。生病的人说，病急乱投医。这两句话，都被我碰到了。”这个稳稳当当作了十几年生意的人，最后的日子里全然乱了方寸。
也算我乌鸦嘴，不幸言中。白汉生的厄运，发端于那个红光传呼台。头几年，传呼台还能赚一点钱，只是那些钱都没怎么见着，有的用掉了，有的陈雅红的弟弟先拿了去。白汉生当时想，反正以后再不用多少投资了，就慢慢赚吧。没想到，几年一过去，当年那朝阳产业顷刻间就变成夕阳产业，大面积崩溃。几家大台资本雄厚，设备精良，网点密布，服务周全，加上有势力强大的背景，再一压价，那些中小台就吃不住了。更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原来两三万一架的大哥大手提，那么快地就被小巧玲珑的手机取代，价钱也渐渐降到比原来的传呼机还便宜。于是，全市一百多家传呼台，像秋风落叶一样呼呼啦啦地凋零。还贷期到了，传呼台也瘫了。陈雅红的弟弟一夜之间便不见了人影。房租要钱，中继线要钱，小姐们要钱，断了服务的用户们要钱，还闹到媒体上去了。白汉生焦头烂额，好不容易拆东墙补西墙，才算稍稍平息了事端。但是银行那一笔款子是欠下了。紧接着，那座老同学酒楼也日渐清淡，有时一天只开得了三五桌。那时，正是武汉餐饮业的一次振荡期，许多变得快的，渐渐占了上风。大型化，连锁化，廉价化，一时间，几乎把所有那些墨守成规的酒楼都搅了个底朝天，连许多老字号的百年老店也纷纷落马，何况老同学酒楼呢？白汉生的小弟弟白汉桥本来也不善经营，加上又爱抹牌，误了好些正事，有几次还被派出所找了麻烦，都是白汉生花钱了结的。掌勺的师傅一个一个开溜，员工也一拨一拨地换，到得后来，连工资也常常开不出来，还欠了人家许多菜料钱。于是，只好快快卖掉拉倒。这一切，只要白汉生的钢材生意正常，也不至于伤筋动骨，可钢材也垮得不认得了。更要命的是，在钢材价格大垮之前，白汉生刚刚进了一大批，他想守出一个好价再出手，但是越守越垮，越垮越守，还白白贴了一笔仓储费。我记得，有几次白汉生都说，你看见没有？这几年，一些做到几千万上亿的人，都做不见了？当时我还以为是他在为自己没有做不见而暗自庆幸呢。
白汉生是个吃过种种苦头的人，不会轻易言输。这一点在他的本本中有过多次记载。他一再为自己鼓气，写下了很多自我激励的豪言壮语。在他最后一段岁月中，他还有过几次拼搏。一次是想搞到一栋黄金地段的烂尾楼，倒手，或者开发。他找到班上一位老同学，要他一个管事的亲戚帮忙，花了不少钱，最终也没能搞成。一次是回过头去找王言开，想利用他们厂的地皮搞一次空手套白狼，但不知为什么，王言开那时已经没有这个兴头了。最后是一次异想天开的大动作。某大型水电工程完工后，有一批用过的建筑钢材和工程机械要处理，总值是一个天价。几个朋友想和他一起把这个生意拿下来。他们算了一下，这一大堆东西，哪怕都当废铁卖，也不会亏。他们便来来回回地飞，来来回回地谈，终于签了合同，打了预付款。但是，原先说好也铁板钉钉签好合同的几个下家，突然就毁约了。他们和上家的合同一到期，钱没跟上，人家就不再理他们。这是白汉生最后的一搏。他的小本本上记着，为此，他找了许多银行的老关系，这其中的许多人，在七八年前恨不得把钱往他那儿送，求他多贷一点。但现在已是冰冷的面孔。他还找过老同学马玲玲。马玲玲这时候已经是信贷科长了。马玲玲说帮他想想办法。但这办法一直没有想出来。
和我的来往，白汉生也有许多记录。哪天哪天到我家，哪天哪天出去吃饭。有时详细，有时简略。有时我们的一个话题，会引起他许多回忆，便又写了下去，他写在他家做木头枪，写我们在东湖游泳摸螺狮，写一起到五八年大炼钢铁的遗址上挖铁瘤子，卖了钱去看齐齐哈尔马戏团的马戏……这些遥远的往事，我已忘了，看到他的文字，又全记了起来。
从白汉生的记载看，他最后去我家是他逝世前的三四个月。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白汉生这样写到：“去夫子家，本想和他聊聊。有客。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看到这里，我心一紧。我不知道他那次去想说些什么，那种时候，想来是要说一些很重要的心情，很重要的事，但是无意间，我让他失去了这次机会。我记起来，那天来了几个大学的同学，现在都在高校或学术机关工作，正在聊一些很玄虚的问题。他来了之后，我叫他坐，寒暄了几句，和那几个同学继续聊。我们的话题，他插不上嘴，可能也是没有心思插嘴。清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如果那天没有那几个同学来，如果我稍稍关照一下他，等那几个同学走后，我们又可以静下心来说点什么，如果他说出了自己最坏的想法，如果我能够劝慰他放弃这种想法，是不是不会有那个最坏的结果呢？这个念头很长时间在心里折腾，让我觉得自己与他的死也有了关联。几天来，那种超然于外的感觉被刹那间打碎了。再往深处想，这些年来，我是真的将白汉生作为一个珍贵老友来对待的吗？我对他确实有如他对我那样看重吗？就没有一点点居高临下抑或戏谑轻慢的地方？如果有，白汉生会感觉不到吗？我想起和他相处的许多情景，我对他说的许多正经话或玩笑话……如果他不死，这种检讨怕是永远都不会有，他也永远不会向我说出他的感受。但是，我现在无法再向他说什么了。
白汉生最后的日子很是凄怆。最后他甚至想到逃亡。婚也离了，留给焕娥和白戈的家产，够她们过一阵子。弟妹们的后路大体有了着落。那么就像那些犯了命案的人一样，亡命天涯。他想到过去新疆，去海南，最后想到去美国。这些打算，他曾和大弟白汉冬隐隐说过。白汉冬他们弟妹几个当然知道，哥哥的出走，是为了他们好。
本本里，有白汉生最后一次给陈雅红打电话的记载。他许久没有给她打过电话了，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那天，他打电话过去，发现电话不通。打电话到陈雅红父母家问，他们似乎不太愿意说。白汉生说有很重要的事，他们才告诉他，陈雅红搬了家。再打过去，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那边叽哩哇啦说外国话。他以为电话打错了，刚想挂掉重拨，突然听见了陈雅红的声音。白汉生问刚才接电话的是谁？陈雅红说，是一个朋友。白汉生问什么朋友？陈雅红在那边笑起来，说，远隔千山万水，你还吃我的醋啊？陈雅红这样一说，白汉生终于鼓起勇气说，他想来美国。白汉生离婚后，陈雅红曾多次问过白汉生，是不是准备来了？白汉生笨嘴拙舌，一直没有说出什么意思。据说伤了陈雅红的心。现在，他说了，很清楚地说了要来美国，本以为陈雅红会激动，会欣喜。但是那边一直沉默。白汉生以为家中有人，她说话不方便，就说，等你客人走了，我再打过来。白汉生听见了陈雅红在那边的啜泣声。陈雅红抽抽嗒嗒说，你呀，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几年来，你从来没有体谅过我的处境，我的心情。我是一个女人，一个需要疼爱需要依赖的女人。你知道，到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现在和我的男朋友在一起，就是刚才接电话的那个人。他对我不错，人也很好……你这个电话半年前打过来，就不会有他了……白汉生写到，后来的话他都没有听进耳朵里去。他只想着陈雅红说的一句话“我实在受不了了……”他说，这让他想起许多年前一部南斯拉夫电影，里面一个女人叛变了，后来被革命者抓住，她也是这样哭喊：他们打我，折磨我，我实在受不了了……他写到，当时他对这个女叛徒非常同情，现在对陈雅红也一样的心情，只怪自己。
写完和陈雅红的通话的有关内容，本本后面就再没有记过什么了。
在这几个本本中，看不出白汉生究竟碰见了什么样的大事，让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生命。他没有记下自己究竟亏了多少钱，欠下多少债务，多少公家的，多少私人的，是因为债务？是因为情感？是因为自己在老同学中的颜面，还是因为弟妹各家的纠葛？还是有什么难言的隐衷？我突然想起来，白汉生死的那个晚上，他弟弟白汉冬哭诉时的一句话：“你已经帮他们扛过一次了，你还帮他们扛啊？你怎么是这么个没得用的东西！”
我把那个皮包交还给焕娥，对她说，这些东西，你好好留着，里面记着他的大半生呢。
过了一段时间，我打焕娥家的电话，说是空号。后来抽空去了一次，在大门口就被拦下了。门卫接通电话，那房子已经住了新住户。问原来那家搬到哪儿去了？新住户说不知道，他们是通过中介公司买的房。
又打电话给白汉冬。白汉冬说他也不知道她们到哪里去了。我问白汉冬，那天他说帮他们扛，是哪个他们？白汉冬说，什么帮他们扛？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
文博中学初三（二）的一些老同学，是在很久之后,陆陆续续得知白汉生死讯的。所有人的反应都是猛地“啊——”一声，半天不倒气。听说是心脏病突发而死，总要叹息半天。说，钱也赚了，命也丢了，何苦来？说，还是穷一点，苦一点，平平安安好。又过了很久，一些人知道了白汉生的真正死因。这次就是惊恐了。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我们都不至于走那条路啊。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至于走那一步吗？说，人和人想法就是不一样。也有人说，怕不那么简单，总是有原因。当然，这些话说完，大家都会怀念白汉生对大家的好，怀念白汉生在世的那一段时间，大家那些难忘的日子。
白汉生去世之后，文博中学初三（二）就再也没有过大型聚会了。后来的岁月，人们分心的事儿也越来越多，相聚的心思也越来越淡了。
白汉生的坟头，只有陈雅红一个人去过。班上有些人也曾说起过，什么时候去看看白大哥。但一直没能成行。
陈雅红那次回来，第二天就要我领她去看白汉生。我问要不要再叫上其他什么人？她说不要，也不要对别人说她回来过。
到了白汉生的墓前，陈雅红说，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呆一下。我找时间再去看你。
后来，她一直就没有再来找我了。
2002年12月18日一稿，2003年1月12日改定于武昌关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