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倚江河而建的城市，大都很散漫，一条街道，说拐就拐了，说岔就岔了，说没就没了，全无章法，不像北京，西安那些帝王古都，横平竖直，南北西东，规规矩矩的。房屋街区也因地皮怪异，杂乱无序，四面八方都有。有的街心，就兀然耸着一溜房屋，大约当初修路到此，地皮突然宽出许多，便将街心派了用场。
武汉有两条大江穿城而过――一条是大名鼎鼎的长江，一条是全国最大的内河汉江，将一个城市生生分割成三处。这种局面，在全国大城市中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由此，武汉的地形，便格外扑朔迷离。外地人来，借助地图，也常常要走失向。由于两江分隔，道路曲折，城区也显得特别大，大得无边无际心里没底。有朋友来汉，从汉口天河机场落机，驱车到武昌我家，路上开车不塞不堵一个多小时，花的时间，几乎和千里航程一样。而且彻底丢失了方向感。用一句时新话说：找不着北了。我说，别说你初来乍到，就是我，在这儿生活多年，也从来没有找到过北。
武汉是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我不知道，一个城市居民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和这个城市的格局有什么关系。
近年，我们常常自说自话地将武汉称为“国际化大都市”，实际上，望细处看，武汉更像一个大乡镇。从面积、人口、交通、工业、商贸、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的规模来说，武汉当然算得上是一个大都市，全地球象这样规模的大城市也不多。但从另一些方面来说，从武汉人的文化品格、行为准则及社会生活规范来说，却有很浓重的乡镇味，或曰宗法味。
我的父系，能说得出来的祖宗，都生活于武汉。我自己除插队的两年或临时出差出游，数十年来，也一直生活于斯。因而，我在所有小传简历一类的文字中，都简约明了地写一个“胡发云，武汉人”。由我这样一个正宗的武汉人说出“武汉是一个大乡镇”，而不说“武汉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或许不易被误解为地域偏见。
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中，武汉人实际上分为武昌人、汉口人和汉阳人。武昌是历代行政首府及最高学府所在地，衙门，书院，庙宇，兵营，皇家花园，几乎都在武昌，这一点，从武昌的地名可以看出――都府堤，粮道街，察院坡，巡司河，读书院，司门口，函三宫，阅马场……至今，武昌一些破败的老街巷里，不时还可以看到一座座古旧老宅。那型制，那做工，那气派，依然透露着当年的儒雅与豪华。历代许多文人墨客都在武昌留下过传世诗文，列出来，可以权当一部文学史看。
汉口原来与汉阳相连，属汉阳县管辖，是一片水乡泽国湖凼子，很荒凉，有一些高地，叫“墩”，陆续聚居了一些外来人口，打渔捞虾踩藕种小菜。如今，汉口市中心繁华地带，还留下一些当初的地名：唐家墩，鄂城墩，天门墩，双墩，等等。唐诗人崔颢当年在武昌黄鹤楼上，遥望大江对岸，写“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时候，连汉口这个叫法都没有。明成化年间，汉水一次任性，改道经由龟山北麓入江，生生把汉阳给割了出去，从此改变了汉阳的命运，也改变了汉口的命运――汉水长江的交汇处，便成了汉水之口――汉口的发祥地，南来北往，客商云集，大江上下，樯桅林立，成为全国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五口通商后，汉口又成了洋人租界所在地，各种工商金融航运新闻娱乐业蓬勃发展，得现代西方文明风气之先。所以汉口人勤勉，精明，善工商。生活方式也很洋化，一些汉口老人，斗大字不识一箩筐，却能说一口洋泾浜英语，德语，法语，这些人都是在洋人的轮船,洋行，西餐厅，跑马场混过事的。年轻时，都穿过西服革履，都能跳几步“伦巴”“华尔兹”。改革开放之后，汉口人也是率先投身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的，闻名全国的汉正街，便是老汉口的老商业街，虽然蛰伏数十年，当年的兴隆几乎已全然不见，一旦春风化雨，那些个天生的生意人便一夜之间生长出来了。连他们那些几乎没见过做生意的子孙后代，都是一把好手，如有遗传一般。
汉水改道以后，名城汉阳渐渐衰落，到得后来，几乎沦为武汉的一个郊区，除了一些日渐荒芜的古代名胜遗迹，似乎没有多少值得说道的。武昌人隔了一条长江天堑，很少去，汉口人虽说汉江不宽，一叶扁舟便能横渡，也很少去，记得只是在清明上坟祭祖时，才是汉口人去汉阳最多的时候，时至今日，依然也是如此。直至五十年代初，汉阳最繁华的钟家村，还是一副乡下模样。所以，汉阳人比较低调，比较平和，上学时，一些爱面子的同学，常常不愿说自己家住汉阳。张之洞搞洋务的时候，汉阳曾有过骄世的近代工业：汉阳兵工厂和汉阳铁厂。后来也衰落了，只留下了龟山脚下那个巨大的铁镏和农讲所那一排斑驳的“汉阳造”，诉说着前世的辉煌。
三镇分割多年，各自保留了许多痕迹，这一点，至今还能从口音上听得出来。49年后，来了一批南下军人和干部，出现了一些北方语音区，比如省市委，军区等大机关所在地，五十年代中期，又来了一批东北重工企业的援建者，又出现了一些东北语音区，如武钢，武重，大桥局等工业区。七十年代初期开始，一大批复转军人陆续进入武汉公检法司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带来了湖北各地县的乡音，这几批人，也有自己相对固定的生活区域……因此，在武汉，你几乎可以凭口音，大体猜出一个人的由来。这些都足以说明，尽管号称九省通衢，但武汉老百姓的生活，是相对封闭的。即便在同一城区，各阶层也只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范围中，对于粮道街的一个老太婆来说，武汉大学是不存在的，而对于水果湖大院中的一个孩子，老城区中那些小街巷也远在天边。
武汉人很少有都市感。所谓都市感，是将自己生活的这座大城市看作一个整体的家园，热爱与尊重它的文化与荣誉，遵守它的公共规则，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不是某个小群体之一员，摆放在与这个城市的关系之中。所以，武汉人对自己的城市，没有多少荣誉感，卫生检查也好，交通整顿也好，市政建设也好，似乎与己无关。该吐痰吐痰，该抢道抢道，该把摊子摆到街上，只要稽查一走，一样摆到街上。所以，老给外地人一种“脏、乱、差”的印象。除了一帮球迷，常常为自己城市的球队招摇过市击鼓助威显得很热血的样子，但人数不多，倒有点乡下宗族活动的气氛。
长期以来，武汉都是一个由血缘、宗族、同乡、街坊、同事、同学、师徒、朋友、哥们、上下级等一系列因素聚结起来的无数个小“村社”的组合。在这个“村社”内部，武汉人常常很义气、热情、随和、谦恭，很乐于助人甚至为朋友两肋插刀；而在这“村社”之外，武汉人又常常是另一种面孔：冷漠、凶狠、油猾、幸灾乐祸、有理无理都不让人。同一个小伙子，他可以请一天事假为朋友搬家累得筋疲力尽黑汗水流而毫无怨言，但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却会因为别人无意挤了他一下而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加；同一个医生，会为一个熟人看病亲自跑上跑下化验取药最后还送出大门外，但一转身对另一个陌生病人可能又是爱理不理一脸冰霜的模样；同一个乘警，会将朋友委托的一个无票旅客安顿得舒舒服服，就餐时还给送一份饭菜来，但对另一个不相干的逃票者可能就是横眉怒眼恶声厉气了……
武汉人不是不善，更多的时候，是将“善”用于自己的“村社”内部。再往小里说，是用于自己的家庭。一个武汉人，可以跪在地上将自己家的地板擦得光洁鉴人，但一起身，就会毫不在意地将一堆果皮菜屑扔到楼下大马路上；可以将家里多年不用的坛坛罐罐破竹床烂木头保存得妥妥贴贴，一出门便会将痰吐在大马路上，将脚踏在绿草坪上，甚至一使气砸坏公用电话或拆了马路护栏的钢管拿回家派点用场。报纸上，常常有一溜新装的街灯被破坏殆尽，一片刚刚摆放的钵花被哄抢一空的消息。破坏街灯，有时是看中灯饰上的金属，有时什么也不为。哄抢钵花，当然是抱回去装点自己的居室……武汉人不爱自己的城市，这一点在全国大约是名列前茅的；武汉人爱自己的家，这一点在全国大约也是名列前茅的。
武汉人在全国的口碑不算太好，这种坏印象从何时起，无人考证，我想，大约不是历来如此，因为在卷帙浩繁的正史野史中，似乎还没有此类对武汉人的恶评。听老人们叙说，或我自己遥远的印象，武汉市民曾是非常和善，非常温文尔雅的，武汉人有一个时时挂在嘴边上的对别人的尊称――“您家，您家”，用武汉话说起来又柔糯又谦恭，比北京话的“您”更多一份亲昵。便是同辈之间，甚至上辈人对下辈人，也常常用此称呼，让你顿时觉得宛若家人。
有人曾将武汉人的火气归咎于夏炎冬寒的坏天气，其实这天气也不是一年两年，几乎是世世代代的。你看那无风的夏夜中，40度上下的气温，武汉人一边悠悠忽忽打着蒲扇，一边能恍恍惚惚睡上一觉，还真该赞叹他们那种神清气定的好功夫好修养。也有人将武汉人的争勇好斗归咎于打码头的习俗――在前两期的《风尚》中，林希先生说到天津人爱打架，也联系到天津的打码头。我想，那可能只是某个行业的习性。因为与码头生活有关的人，在一个城市中毕竟很少，况且他们不是当时那个社会的主流，他们即便打，也是打得有章法，有由来的，无非就是为了吃口饭，要是无事生非成天打架，一家老少就要饿肚子了。不像如今，一些架打得莫名其妙，打得不分场合。关于武汉人坏脾气的这两种推演，可能会放掉了一些更重要，更深刻的社会原因。
武汉人曾经大都生活在巷子和里份中，门户相对，墙壁相连，几家人共一个厨房做饭，用一个龙头打水，在一块小小的空地上乘凉，赤膊短裤，床席相连，全无芥蒂。家家户户之间很熟悉，谁家买了什么菜，谁家添了什么衣，谁家来了什么客，甚至谁家为什么事吵了架，互相间都是清清楚楚的。有的住房板壁薄，甚至人家一个月有几次夫妻生活，邻人也大体了解。武汉人把生活在自己周边一个范围中的熟人叫做“街坊”，很长一段时间，武汉市民中，除了自家亲人，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街坊”，你要听谁说“某某某是我的街坊”，那就是说他们关系不一般了，许多话都好说，许多事都好办。许多住户，一住就是几代人，亲近得很。当然，也有钉钉磕磕的时候，也有嘟嘟囔囔的时候，甚至也有唇枪舌剑伸拳掳袖的时候，但很少，而且大多都会被街坊们及时调解。因为，市民们生活的安宁平和，是需要自己来创造的。生意人说，和气生财，住家人说，远亲不如近邻。相当一段时间，武汉的治安是很好的，记得小时候，父母都要上班，孩子们在家，玩着玩着，敞着门就出去了，一两个小时不回家，也不用担心什么。即便锁门，也就是钉一只搭链挂一把小锁。不像如今，电子门，防盗门，居室门，便是卧室门，也得安锁。老人们说，早年间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有一年，武昌一家药铺老板的儿子谋杀了媳妇，一些小报将这件事从年头说到年尾，作足了文章，赚够了市民的唏嘘与好奇心。哪像如今，每天的《楚天都市报》都要死几个人，六毛钱死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
武汉是一座历史很久远的城市，努力追溯，可寻至三国东吴时期，孙权在武昌筑城屯兵操练水师。到了唐宋，已很繁华了。但真正发展成一个现代城市，是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之后。到了民初，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一个市民阶层，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生长出来――民族工商业者，买办，教师，医生，会计，报人，店员……形成了武汉民间社会的雏形。他们也曾经很新潮，很进步，讲文明，讲科学，生活境遇和自我感觉都很好。如果不用"阶级论"的眼光看，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善良的，宽和的，勤勉的，谦虚谨慎的。因为他们生活于民间社会，他们得以生存的重要方式便是对社会道德社会公则的遵奉。那时候，在一条街上居住或做生意，你为人恶，你服务差，你就等于是自寻绝路，没有一个什么单位或组织来保护你的。
武汉曾有无数个小社区，一条街巷，一栋楼房，一个店铺，一个行业公会，他们大都具备一套自我协调系统，比如前面说了，居民夏天室外乘凉，竹床躺椅塞满一条里份，人多地窄，即无上级划分，也无组织督察，那么场地的分配就要靠社区的规则了，比如与自己住房毗邻，比如人口多少，比如先来后到，比如老人优先……大体能保持个公正。如果谁破坏这个规则，那么他就要冒被社区不齿的风险，并在日常交往中失去邻里间的许多帮助，如果这些成本高于他无理占用一块空地乘凉所获取的利益，那么他可能就会放弃那种霸道。
49年以后，面对强大的政治组织及铺天盖地的革命理论，民间社会便迅速地从这个城市中退缩并隐匿了起来。成了新社会中的灰色阶层。尽管他们的人数要比当初接管这个城市的人要多得多，但他们却是虚弱的，自卑的，怯懦的，隐忍的，顺从的。他们当初的热情与锐气，才智与创造力都在一片罪恶感的阴影下消遁了。于是，本原就很脆弱的市民社会的一些规矩和法则，很快就瓦解了。
武汉的市民，绝大多数是近百年来陆续从附近的农村及外省迁入的。要在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法制不建全的市井社会中生存下去，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原有的宗法关系。这一点形成了武汉市民独特的文化品格与社会规范。这种强大的力量甚至也渗透到了学府、机关、文教科研单位。武汉的管理层与知识层外来成员所占比例很大（南下、调干、考学……）并有自己相对集中的生活区，与大多数市民的生活是隔离的，没有与他们形成有机的社会序列，无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还是人格魅力都很难对武汉的市民生活产生正常的影响。况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自身又带来了新的宗法关系。
一个城市各阶层之间互不搭界，想让他们都成为这个城市的主人翁很难。于是，在“只生一个好”的标语上，有人在“一”上加一竖。在市民“十要十不要”的牌牌上，有人就写上：“不要贪污腐化”，或者干脆在下面留下一滩大小便。
基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市民们大多没有一个整体的城市感觉，从做孩子起就这样――不论交友，游戏，打架，你是哪个巷子的，他是哪个街的，才会决定你如何做。至于那个概念意义上的大武汉，从前是皇上的，后来是政府的，似乎与自己没有太多关系。
不过，武汉人表现出自己的市民意识与市民热情，历史上也曾有过几次，一次是震惊天下并终结了中国千年封建王朝的辛亥首义，在那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无数平日温良敦厚逆来顺受的市民们，突然间都成为义无反顾的斗士，端茶送水，捐衣捐粮，运送弹药，救治伤员，直至亲自投入战斗，在武汉三镇洒下热血。一次是抵御日寇的武汉保卫战。那一段日子，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各商会，各街区，各家各户都自发地走上了街头，募捐，演讲，唱歌，参军参战。血战台儿庄中壮烈捐躯的王炳章师长的灵柩到汉时，一条大街摆满了隆重的祭品。当然，武汉人日后还有几次热情澎湃的时候，比如大跃进，比如文革，但这些热情，只给武汉人心里留下一些难言的伤痛或尴尬，终于又缩回到昔日的自为状态之中。
今天，一批又一批的乡镇人在经济大潮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及无序状态涌入这个城市，给本来就发育不良的都市文化、都市规范带来更大的冲击。于是，我们将看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武汉将在现代大都市规则与宗法式乡镇规则的冲突中，经历更多的磨砺、震荡与纠缠。一个大都市，没有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坐标系，倒没什么关系，这是老天的造化，或许让城市更加丰富多变，但没有一个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坐标，一个精神，道德，法规上的坐标，可能就麻烦多多。
说了武汉和武汉人的许多不是，但我依然爱这个地方。我喜欢过一些其他的地方与其他地方的人，也曾有机会移居那些地方，但最终依然留在武汉，我想很深的一层原因，便是我与武汉的某种历史铸就的血缘联系。我希望我祖祖辈辈生于斯死于斯的武汉，变成一个更可爱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