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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不表示预测未来,它只是对社会状况进行概括和描述的一种方式。
至少在目前,对未来预测有很大危险,危险还不是来自政治管束,而是来自不确定性——即使专门研究政治哲学的专家,也很难依据目前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对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做出准确预测,何况我一个门外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种预测没有什么意义——于社会没有意义,于个人也没有意义——所以本文不做预测,只谈社会被谎言大规模覆盖以后,政治、文化乃至于道德方面会相应发生哪些重要变化。
先说一个远非那么典型的故事。
2004年8月初,全国媒体纷纷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正厅级)马德卖官受贿案。报道称,单单绥化市委、市政府卷入案件的各局、委、办一把手就有50多人;绥化市和下辖10个县、市处级以上干部有50%卷入了这桩大案,相当一部分是党政一把手,涉及领导干部260多人。
中央纪委对此案极为重视,将案件交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黑龙江纪委部门查证,马德在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绥化地区地委书记、绥化市市委书记期间,利用提拔使用干部等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贿赂及礼金共计人民币500多万元、美金2.5万元。
媒体称:“马德把他所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的局、委、办各部门第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相应的价格,几近于明码标价。马德在担任绥化市行署专员及绥化市委书记6年里,收受贿赂及礼金之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绥化市所属10个县、市中,有2个国家级贫困县、15万个农村贫困户、46万贫困人口、527个省级贫困村;绥化市2001年农村居民的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2000元。
读者可能会问:“马德这样的案子我们看的多了,难道这和我们正在谈论的谎言有什么关系吗?”
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关系。”
关系在哪里?
关系在谎言里。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中创造了“潜规则”一词,用以概括在中国社会中起着广泛深刻作用的某种“不公开”规则,后来有人把它定义为以下五个方面的意思: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束;2.这种行为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这种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换,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
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
我们把这个定义的一部分内容移至马德案中,即:“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
那么,当事人马德具体是怎样表现的呢?与马德处理问题的方式发生关系的其他人又是怎样一种态度呢?纠缠在案件中的所有精神的物质的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怎样一种社会后果呢?这里面隐含着哪些样耐人寻味的机理呢?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2
现在,我们不面对令人不齿、穿着囚服的囚犯马德,我们直接面对令人敬重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马德同志,直接面对令人敬重的绥化地区行署专员马德同志,直接面对绥化地区地委书记马德同志,直接面对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同志,看一看是怎样的情景——
马德书记好口才,尤其善于做报告,马德书记今天的报告题目是:《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把绥化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努力奋斗》,报告很长,分三个大部分、九个小部分,全长18000字,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全部引用,我只引用第二大部分、第五小部分的部分内容,小标题是:“《关于处理和解决好当前党群、干群矛盾的问题》”。
马德书记指出:“下面我讲一下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党、我们绥化市的党员领导干部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队伍的主流是健康的,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流了汗,造福于绥化市人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工作离党和群众的要求还有那么一丁点儿距离,还不太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主要表现为,极少数领导干部存在以权谋利、以权谋私现象,极少数领导干部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极少数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切实关心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未能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难处和所需的帮助时刻装在自己的心里的现象,等等。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不这样做,往严重了说,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一定要学习好,用好。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要以制度建设来促进党员干部自觉加强自身修养,要通过健全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来规范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要使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纳入到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要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要不说假话、空话、套话,脚踏实地为群众工作,要做到依法治党、依法行政……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总之,要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要使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和谐,这是发动群众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更是把绥化市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的根本保障。”
坐在前排、处在马德书记视野之内的某县县委副书记牛二同志带头鼓掌,意思是马德书记高瞻远瞩,把话说到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心坎上,反映了群众的呼声,整个市委礼堂响起疾风暴雨式的掌声。
报告会结束已到中午12点30分,牛二很想尾随马德书记去办公室,又觉得时间不合适,就忍住没去,先到餐厅吃饭,不想在餐厅遇到了也去吃饭的马德书记。牛二副书记找了一个机会低声对马德书记说:“吃了饭我去看看你。”马德爽朗地笑起来,算是做了回答,于是牛二书记很高兴,饭都没有吃好,简单扒拉两口就回招待所房间去了。
牛二副书记从床底下拉出一个沉甸甸的黑色皮包,脑子里简单回叙了一下早就想好要说的话,然后毅然下楼,往市委大楼走去。马德书记正在带套间的豪华办公室里看文件,牛二讪笑着把黑色皮包放到马德书记宽大写字台内侧,然后坐在马德书记对面的椅子上,说:“早就想来了,您一直忙。”
马德书记用小腿碰了碰皮包,对事情有了大约估计,脸上的表情就松动了,放下文件,说:“是啊!我们都很忙。”
牛二企图畅想在马德书记领导下的未来前景:“咱们绥化市……”
马德书记截住牛二的话头,说:“你去吧,事情我知道了。”
牛二有些愕然:事情他就真的知道了?!
“你不就是想当正书记吗?”马德书记严肃起来,“我知道了,去吧!”
牛二道:“马书记,那你就多操心……”
马德书记又说:“我知道,去吧!”
牛二去了,心里很不踏实,回到县里也没有踏实下来,50万元不是小数目,他已经把劲儿使尽了,如果……那两天牛二心情很不好,看什么都心烦,几次跟下面的工作人员发火。但是一个星期以后,绥化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亲自带人到这个县来考察牛二了。牛二副书记没有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因为当天他正在为落实马德书记的讲话精神做报告,牛副书记的报告比马书记的报告短一些,但是基本内容一样。
牛二心情一下子变得好起来,声音洪亮地对来自县委、县政府和各乡、镇党委的负责同志说:“下面我讲一下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不是说我们这个党、我们县的党员领导干部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队伍的主流是健康的,是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出了力、流了汗,造福于绥化市人民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的工作离党和群众的要求还有那么一丁点儿距离,还不太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主要表现为,极少数领导干部存在以权谋利、以权谋私现象,极少数领导干部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极少数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切实关心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未能把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难处和所需的帮助时刻装在自己的心里的现象,等等。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途径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要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不这样做,往严重了说,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维护党的队伍的纯洁,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一定要学习好,用好。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要以制度建设来促进党员干部自觉加强自身修养,要通过健全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过程来规范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要使党员干部的日常工作纳入到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要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要不说假话、空话、套话,脚踏实地为群众工作,要做到依法治党、依法行政……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总之,要处理好党群、干群关系,要使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和谐,这是发动群众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更是把我县建设成为绥化市乃至于黑龙江省数一数二的强县的根本保障。”
坐在第一排、处在牛二副书记视野之内一些来自县委、县政府和各乡、镇党委的负责同志率先鼓起掌来,这些人已经风闻本县政治格局即将到来的深刻变化,随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牛二含笑看着会场,心里掠过一阵愉快的浪潮:“50万很值。”
3
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世界(也可以说两种力量):一个是显现但不对事物产生任何推动作用、唯一功能是掩饰事物真实动机与面目的世界(力量),我称之为“显世界”,具体到故事当中,就是马德书记的报告、牛二书记的掌声以及任何冠冕堂皇的东西;另一个是隐藏但贯穿始终、对事物发展起决定性推动作用的世界(力量),我称之为“暗世界”,具体说来就是马德书记作报告时内心深处运行的那种欲望、牛二书记一边聆听一边鼓掌时琢磨如何行贿的心理流程以及追随敬爱的马德书记送上50万元的实际行为。
这两个世界(两种力量)在理性意义上当然是彼此不搭界、边际清晰的,但是在社会运行中,它们却往往相互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为一种相互依存、互为因果、共生共死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显世界”就没有“暗世界”;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没有“暗世界”就没有“显世界”。
这是很值得注目的一个问题。
什么东西值得注目呢?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冠冕堂皇(人们不恭敬地在心底里认为那都是谎言),一方面是强烈的的内心欲望(生活的全部动力之源)。前者仅仅是生存的技艺,后者才反映人的本质。人生状态归根结底取决于后者而不是前者,但是只有前者才能够“显现”,成为人们欲望的伪饰,后者则只能蛰伏于人们心中。这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分裂的世界必然导致分裂的人格……逻辑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广阔的话语领域,我们可以论说的东西很多,但是,出于对文章结构的考虑,我这里必须先把话头收住,暂时不在这方面展开讨论。我们继续看牛二。
县委书记牛二同志提出,把本县县城南北、东西大街原有的青石路面(几百年以来本县都是这种有渗水功能的路面)全部改为水泥路面,需要投资一千七百万元,这部分钱主要由财政局解决,不足部分不得已挪用一千万元国家扶贫款(本县为国家级贫困县)解决。经招标,牛二同志夫人的哥哥的媳妇的叔叔的三儿子杨三中标。杨三曾经因为毒杀邻居家三头牛被判刑三年,出来以后先是以抢劫和偷盗为生,日子过得昏天黑地。牛二当了县委副书记以后,杨三就成了某建筑公司经理,承揽一些修桥筑路的小工程,也算是挣了一点儿钱,但是还从来没有做过一千七百万元这么大的项目。杨三知恩图报,对牛二做了应当做的事,杨三走后,牛二抚摸着黑色皮包,没有跟妻子感叹杨三仗义,而是说:“你当时还抱怨50万风险太大,这不是回来了么?”妻子粲然一笑,承认丈夫有远见。
我们前面引述媒体报道说了,“马德把他所执掌的市委大院变成了一个乌纱帽批发部。在马德那里,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的内局、委、办各部门第一、二把手,每个位置都有相应的价格,几近于明码标价。”这就是说,权力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万物之灵的人类,包括那些在偏远山区劳作的农民,还不知道马德书记的报告是怎么回事、事情是怎么样一个事情吗?都知道,千万别以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知道!
真的么?老百姓什么都知道?他们知道什么?
老百姓知道自己处在“显世界”和“暗世界”构结而成的历史时空之中,并且知道究竟是哪一个世界在发挥作用;老百姓知道敬爱的马德书记和敬爱的牛二书记在报告会上说的那些话全部是谎言,那些谎言的唯一作用是掩盖权力为所欲为,他们做的和说的正好相反……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标题,即:谎言之为社会结果。
谎言之为社会结果,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就是街谈巷议在老百姓那里衍化成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见解,这种认识和见解的一个很大特点,是没有人再相信权力和权威,他们形成了自己解读世界的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社会创造了人,人也创造了社会。
在我看来这非同小可——这是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
让我们回到事情当中,看一看这种后果究竟有多么严重。
我们假设有一个王亮的人,是马德王国中的普通干部——比如县委办公室很有上进心的副科长——看到如此猖獗的卖官鬻爵活动,看到一个流氓也有可能平步青云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此人将作何感想?一种,为了像模像样地活下去,他必须向公开的潜规则低头,赶紧筹措买官的资金,买到官以后,再利用手中的权力卖官,捞回投资并让资本尽快增值,从而成为一个地地道道马德式人物,与这个世界达到和谐……从媒体透露的情况看,大多数人采取了这种现实主义的态度。
但是,假如王亮不幸不是这样的人,而是一个心灵还没有被污染、显得有些怪怪的人,这个人几乎有一种出自天性的正义感,面对如此公开的贪赃枉法行为,拍案而起,就像十九岁大学生那样浪漫主义地投书政府有关部门——比如他给绥化市委监察部门举报牛二书记在工程承包方面有腐败行为、牛二书记至少在三家小煤窑暗中持股、牛二书记明码标价卖官……结果会怎样呢?
绥化市委监察部门的同志都是聪明人,深谙绥化市的官场规则,也知道事情与马德书记有某种程度的牵连,于是就通过明的或者暗的方式把王亮的举报信呈递给了马德书记。马书记倘若疏忽了50万元的事尚可,有可能要求查办,但是,马德书记通常记忆力极佳,他不会疏忽50万元的事,于是就在上面批示:“请牛二同志酌办。”
举报信到了牛二书记手里。
4
牛二书记何等样人?能忍受王亮这样的人欺辱?
一开始他在楼道里碰到王亮冷笑,王亮不知其意,因为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举报信会那么快就到了牛二手里;第二次碰到时,这位可敬的县委书记低声诅咒了王亮一句:“妈的。”这时候王亮就应当知道事情可能很糟糕了;第三次碰到,牛二借王亮工作上一个小小失误,在一个公开场合,把眼睛瞪牛蛋那么大,指着王亮的鼻子吼叫:“你还像一个共产党员吗?你还还像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吗?”这意味王亮的结果也就来了——轻则丢掉工作,丢掉职位,重则(在现行体制下,谁敢说自己绝对纯洁?!)被逮捕收监,不是牛二书记,而是天真的王亮成了本县的“反腐败成果”,这个成果可大可小,以客观上给牛二书记造成多大政治影响而论,如果王亮胆大妄为说穿了牛二书记与马德书记的关系实质,那他可就惨了,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也未可知。
两者相权,孰轻孰重?生死两路,何去何从?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人都会像王亮最开始那样选择同流合污,以道德良知的小小滑落换取像模像样活下去的资本。我不认为这些人应当被责备,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十万个、百万个、千万个、一亿个乃至于数亿个人都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那么,由人构成的这个“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化方面会成为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之了。
“一个健康发展的个人只能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群体中产生和生存,反之亦然。”([美]查尔斯·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于是,在马德经营的那个绥化市——推而论之,在所有不正派的社会状态中,一旦正义成为不正义,合法成为非法,真理成为谬误,社会伦理道德就会从整体上滑落到一个幽暗的深处,人的位置也就必然发生大规模移动……简单说来,这是一个成千上万极为善良的普通人被奴化、被卑鄙化的过程。
我们说谎言之为社会结果最可怕之处不在于别的什么,譬如垄断利益集团凭借国家意志从民间劫掠了多少财富,贪官吸食了多少民脂民膏,国家由于官员渎职损失了多少资财……这都不算什么。“哀莫大于心死”,比所有这些东西更为可怕的是,人们据此有理由不再相信社会正义,不再相信人性高贵,不再相信道德,不再相信良知,人们会进一步成为社会所要求的那种人……这就是说,谎言动摇了社会品性,动摇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人与社会形成一种持续的恶性循环,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愈加虚假而沉重。
还有比这个结果更为可怕的结果吗?!
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看到它,很少有人看到它对于民族精神肌体的巨大侵害,很少有人看到癌细胞吞噬民族精神肌体中最有价值、最有活力的血红细胞,它们正在疯狂地通过血液流动(制度性保证)浸染全身。
假若你看到了,那么,你也就不难理解一个伟大民族为什么会丧失思考的能力;你也就不难理解一个伟大民族为什么会丧失产生思想家、文学家的条件;你也就不难理解一个被称之为“礼仪之邦”的民族为什么反而遭受曾经被我们称之为“蛮夷”的西方人指责和嘲笑;你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人性反而变得愈加残缺……我觉得你应当不难理解了。
在失去这些极为宝贵东西的“结果”面前,“国富民穷”方式的经济发展,那些被竭力炫耀的数据究竟有多大意义?假如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你在欣赏完那些闪闪发光、赏心悦目的数据以后,也稍稍分一下神,看一看在黑砖窑里用奴隶制方式劳作的童工,看一看由于不允许组建工人自己的工会而无权与资方博弈、只能走投无路攀爬上六十米高铁架讨薪的人,看一看距离政府超豪华办公大楼不足千米距离之处普通人怎样住、怎样吃、怎样看病、怎样出行,看一看他们的孩子在何种条件下接受教育,看一看体现国家意志的城管人员对小商贩穷凶极恶的追打,看一看祖居多少代的老宅在以政府为后盾的开发商的推土机轰鸣中化为一片废墟……你还会为那些数字欢欣鼓舞吗?
具体到我们正在谈论的事情,你还会认为马德同志和牛二同志的讲话境界高远、应当认真学习领会吗?你还会说这样的腐败分子在我们政府中仅仅是个别案例、我们这支干部队伍是过得硬的、可以信赖的吗?你不应当这样说了,因为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这是对公众智力的一种侮辱。如果你不正视这可怕的现实,仍旧坚持这样说,那么,对不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你是一个不把“人民”当作人民的人,是一个抱有其他卑鄙意图的人,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你是戈培尔“谎言说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的信奉者,有理由认为你是一个国家意志至上的法西斯主义者。
有人指责说:“你这种见解是以偏盖全,看问题要全面……”
他们的论据通常有两个:一个是民主化了的俄罗斯经济衰败,腐败横行,寡头猖獗……可见稳定压到一切,为了维持稳定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也正因为稳定,我们这里才“风景这边独好”!但是最近他们不这样说了,因为俄罗斯并未由于不稳定而从这个星球上消失,更重要的是人家也有数据,不仅有经济发展的数据,更有政治发展的数据、文化发展的数据。而政治、文化发展的数据又是与人的精神发展构成直接关系的数据,两相比较,话就变得不太好说起来,于是他们不再说了,只好说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的情况永远让人欢欣鼓舞:“你看哦,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是在突飞猛进发展么?现在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上小汽车了么?不是有越来越多的人住上大房子了么?你再看哦,我们举办了一届多么辉煌的奥运会,全世界都在夸赞咱们,你难道就不为此感到自豪么?”
我们当然很自豪——所有用来宣传的东西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自豪的,我们不自豪行吗?
问题是,这个世界还有不被宣传而又客观存在的东西,还有与谎言相对应的东西,它们也是数据,它们同样构成我们认识世界的客观基础——只要稍微留意一下无数思想者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在网上和报告会上发出的呼号,留心一下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斗胆公布出来的不被宣传的国民经济发展数据,留心一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现实状况,就会发现我们的自豪实际上很虚弱。那些呼号和数据都极为严峻,它们像钢铁一样撞击着我们的良心,让我们不得不这样想:事情不应当是这个样子,在一个据说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尤其不应当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的愿望究竟是什么呢?
曰:和谐,真正的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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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奉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埃里克·弗洛姆(1900-1980)的思想,他的主要著作《逃避自由》(1941)、《被遗忘的语言》(1951)、《健全的社会》(1955)、《爱的艺术》(1956)、《精神分析和禅宗》(1961)和《人心——人的善恶天性》(1964)对于开启我的心智都曾经起到重大作用。
我这里引述他的观点来给我们正在谈论的话题一个归结。
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从人类历史和人的生命史中发现,人类脱离母体、获得自我意识并追求自我发展的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孤独焦虑的感觉——“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是一个陌生人投入到一个无边无际而又极为危险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做出两种选择,一种是“服从”,即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服从于某种权威(“逃避自由”),这等于以新的束缚来代替原始的束缚;另一种是在不否定个人的前提下,与人类及自然创造性地建立关系,去爱,去工作(“实现自我”)。弗洛姆赞同后者,认为“判断自由之实现的唯一标准是,个人是否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用我们的流行政治语汇说,就是要社会和谐。
怎样才能社会和谐呢?
具体到我们的语境中,“主动而积极地参预决定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事务”需要两个条件:一,社会必须首先赋予你参与的条件;二,你必须具备参与的能力。但是,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的——你能在马德同志担任书记的绥化市获得“参与的条件”吗?既然连起码的条件都不具备,你还有能力去进行什么“参与”吗?你连参与都不能参与,社会之于你又怎么能够称之为“和谐”呢?
可见,社会和谐需要权力让步,把权利真正让渡给人民,否则,不管宣传把这个世界的表面装饰得如何华丽灿烂,在人的内心图景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它就仍然不和谐,和谐仍旧是我们的渴求而不是可以享受的现实。
我们有理由认为马德任市委书记的绥化市很不和谐,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那不是一个共产党的世界,而是一个权力横行、人性泯灭的鬼魅世界;它的社会规则也已经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那是国家意志以对社会和民众施以精神暴力的方式推行的丛林法则……在这样的地方,还有没有人?如果有的话,他在哪里?
我前面已经做了某种程度的推想,我还要指出的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包括本文作者在内)自身有多么高贵,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高贵。在我们的妥协中,在我们为了生存所做的人生姿态调整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从人到非人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为这个社会的基础,我们每一个人组成了这个我们并不满意的世界。我们所有人都应当承担对这个社会成为目前这个样子的责任,因为,在呐喊与沉默中间,你选择了沉默;在卑鄙与崇高之间,你选择了卑鄙;在现在与未来之间,你只选择现在,你甚至拒绝展望,因为这会给你带来危险。趋利避害成为了我们的本能,一种生物性的本能。
它所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这就是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
弗洛姆分析说,“逃避自由”会导致“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然后,对孤立与无权力的恐惧感也消失了。”
获得安全的人实际上是被异化了的人,但是这里所谓的“异化”还太笼统,还不是谎言覆盖下的社会现实中的人的最终的结果。
我们还是听弗洛姆怎么说。
“服从的结果与当初想要服从的目的正好相反:服从增加了人的不安全感。同时,产生了敌意与反抗,而这种反抗是更令人恐惧的,因为他反抗的对象正是人所依赖的人。”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逃避自由”将造成新的结果——在心理层面,表现为服从他人与支配他人相辅相成,即所谓“施虐狂与受虐狂”;在道德层面,表现为虚假的崇高和真实的堕落相辅相成;在社会层面,表现为谎言掩饰下的巧取豪夺永无止境……弗洛姆认为“逃避自由”的这种结果是极权主义社会典型特征,也是极权主义社会中人的主要心理功能。
弗洛姆提出他的“梦想”:“在一个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国家,社会应该尊重人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自发感觉,鼓励创造性的思考,而个体应当自我认识,摆脱自由与束缚的恶性循环,寻找一种积极自由的状态,发挥自己的个性,自发活动(所谓自发活动包含爱和创造性的工作),实现自我,体验到‘生命只有一个意义,那就是自主地生活’ 。”
然而,这只是弗洛姆的梦想,不是我们的梦想——假设我们是马德世界中的普通一员,我们具备进行这种梦想的条件吗?不具备。但越是这样我们越应当听一听弗洛姆对梦想的进一步解析:“唯有当民主毫不退却,采取进攻的姿态,让人们了解以前为自由而奋斗的人心目中的民主目标是什么的时候,民主才能战胜各种各样独裁集权制度;唯有当民主让人们树立起最强烈的对生命、真理与自由的信心,深信自由是积极而自发地实现自我的首要条件的时候,人们才能最终战胜困扰他们的虚无主义。”
我认为弗洛姆这位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思想家的意见很好,值得作为目标为之努力,尽管我们面临的现实比他谈论的现实严峻得多,尽管我们个人的处境比他论述的状况更为艰难。
马德的世界是一个权力施行恐怖暴力的世界,这个世界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遥远,很多事情甚至使我们经常以为自己就身在其中,所以,我们才过着现在过的生活,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当暴力闯入人们宁静的生活时,它满面红光、充满自信、神气十足地在旗帜上标榜着,并且叫喊着:‘我是暴力!大家散开,让开,否则我将你们踩扁!’但是暴力很快就衰老了,没过多久它就失去了自信。为了支撑下去,为了显得道貌岸然,它必然要祭拜谎言,因为除了谎言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它的护身符,只有依仗暴力的形式挥舞谎言它才能够继续生存。尽管这样,暴力也并不是每天在每个人肩膀上落下它那沉重的魔掌,它只要求我们无条件相信谎言,把说谎作为活下去的手段——这就是‘忠诚’这个词的全部涵义。”([苏]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不要靠谎言过日子》,载《索尔仁尼琴文集》第9卷)
是啊!问题还在于,我们所有人都保持着这种忠诚,一种不辨其貌的忠诚。
(2008-8-28凌晨完稿于怀柔)
注:
本文是三篇系列文章中的第三篇,第一篇为《谎言之为社会常态》,第二篇为《谎言之为社会支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