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五年工作规划中对党领导层自我约束的制度设计，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范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未来5至10年，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期——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近日，□□中央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当中提到了要在今后五年时间里，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反腐五年工作规划的出台，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化反腐的一个新开端，也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

反腐败的实质就是政治改革

通常，中国长期规划的时间表一般出现在经济发展领域，而此次为反腐败工作提出五年规划，不仅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反腐决心，而且表明了此次改革并不像往常那样仅仅是一次反腐败运动，而是长期的制度规划，通过具体制度建设来预防和反腐败。中国反腐败发生在各个领域，但重中之重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反腐败。

这一点西方人往往不太理解。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跟西方的政党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权力核心，而西方的政党基本上只是选举的机器。中国有“治标”和“治本”的说法。因此，中国反腐败要“治本”，就是要把重点定位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反腐制度建设。

五年工作规划正是基于如此意义出台的，当中提出了要完善党的地方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地方各级党委常委会向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这种对党领导层自我约束的制度设计，已经大大超出了反腐败的范畴，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意义。

这种意义还可以从工作规划内容上可见一斑。它虽然只是一个反腐败文件，但内容实际上是综合性的，涉及党建、行政、金融以及社会等诸多层面，所有这些都涉及了政治改革的内容。中国的政治改革，在提法和做法上，经常表现在其它方面的改革中，如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等。这次反腐败内容其实质就是政治改革。也可以说，政治改革的内容表述为反腐败。

这种方式的中国反腐败机制早已显山露水。去年9月，中国就成立了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来深圳实行的政改新方案，以及国内有关思想解放的大讨论，都说明了中国政治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分解式政治改革好处明显

以往，出于现实各种因素的考虑，中国政治改革往往包含在其它方面的改革里，这种方式的政治改革其作用是辅助性的，其现实意义也在于支持和推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也就是说，政治改革自身并没有成为一种主体性的改革。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一说起政治改革就会给人以较高的期待，另一方面要在全党、全社会达成政治改革的普遍共识并不容易。从经验看，一旦改革陷入争论的漩涡，就可能会乏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一旦形成这个局面，改革实践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把政治改革隐含在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以及反腐败当中，这样的方式可以理解为“分解式的政治改革”。这与冷战后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总体式改革并不一样。俄罗斯、东欧当时进行的以民主化为中心的一揽子改革，最终导致了社会发生动荡。

相比之下，“分解式政治改革”的好处是明显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把改革价值取向转化成政治技术性实践。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一直存在政治改革的价值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念抬得很高，实践性的政治制度建设反而被忽视。

从本质上说，政治是实践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任何国家，政治改革要顺利进行，就需要把改革的价值问题转换成制度技术问题。不能转换成为制度技术的价值很可能只是空想。只有从制度技术层面来体现价值，价值才不会沦为空中楼阁。抬高价值因素，而忽视制度技术实践，必然导致技术性制度改革的失败，价值也就无从得以实现。

此外，政治改革如果不能成为主体性改革，那么经济和社会改革遗留下来的难点，最终也将难以得到解决。因此，政治改革应当进入主体性阶段，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发展的关键的5至10年，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期。

基本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前提

中国政治改革的分解式特点，还表现在它的分块、分阶段的渐进性上。从十七大报告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路径已经较为明确，那就是由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再到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结果必然是民主化。从长远来看，民主是不可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在真正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好一套比较完整的基本国家制度。基本国家制度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基础设施，否则民主就没有载体。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民主也是先有国家制度建设，而后有民主的，因此西方的民主也比较稳定。反观之，在非洲、拉美一些所谓的民主国家，则腐败、暴力层出不穷，经济、社会、教育水平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它们没有基本的国家制度时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可以想像，战后日本如果没有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基本国家制度基础，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就不会生根。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比民主更重要，有了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就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开放自然发生，并且也会比较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很多人把民主理解成西方式的多党制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不是多党，而是竞争。例如，两党制民主和四党制民主，游戏规则很不一样，政治结果也会不一样。两党制、多党制只是民主的不同表达方式，而不是其本质。多党之间可以竞争，一党之内也可以竞争。但不管什么情形，任何良性竞争都需要制度的设计。

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可以理解为参与式社会民主，其实现过程可以用如下公式加以概括: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宪政民主＝参与式社会民主。十七大报告已经告诉人们，中国参与式社会民主实现的路线图，是由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同时强调法治，在宪法法律的构架内参与政治，最终实现宪政民主。

人们经常拿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来比较，这就像拿苹果与桔子做比较，没有多大的意义。何况西方民主也不是整体单一的民主，西方不同国家其民主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中国政治路线图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先让小制度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生长，最终整合成大制度，形成一个整体的制度改革。当然，这样的改革方式也不是没有风险，比如如何协调好改革的各个方面，做到有条不紊，这需要领导人有长远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这次五年规划的出台表明领导人有这个意识。

中国政治系统开放动力充足

对于任何改革来说，实践上的可行性最为重要，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任何改革都害怕乌托邦，中国就曾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改革虽然听起来悦耳，但是它缺少可行性的制度支撑，因此具有很大的冒险性。

现阶段来看，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大障碍可能来自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暴风骤雨式、社会总动员式的改革，比较容易冲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而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消解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往往需要利用利益机制来推动。比如中国的改革是先不触动既得利益集团，而是在它们之外发展新的利益，如在国有企业外发展民营企业。但这样做，同时也出现一个新问题，即新的利益产生后又可能形成新的既得利益。

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就需要保持政治系统的开放性。实践证明，制度越是开放，它的生命力就越强。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系统呈现了一种开放的状态，比如农民工人大代表的产生，等等。

中国政治系统保持开放的动力是充足的，这主要来自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会产生社会阶层的变化，社会阶层变化则会导致政治过程的变化。西方国家经过了几百年才形成了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之间的均衡。假以时日，中国同样也会实现上述三方面力量的均衡。这是大的趋势，也是政治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