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来颇有一些人对中国的当代文学不满。从德国的汉学家顾彬到国内的精英知识分子都对中国的当代文学提出了越来越严厉的批评。他们有的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之所以遭到大众的遗弃，是因为中国作家不敢正视社会的矛盾，他们不缺少技巧，缺少的只是良知和勇气；还有的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越来越边缘化，是因为中国作家普遍缺乏思想，根本上就不具备传达一个时代精神诉求的能力；还有的干脆认为，是这些作家不用功，整天扎堆，不是吃饭、喝酒就是打牌、泡妞，怎能写出力扛千鼎的作品？
这种对文学的普遍不满，颇类似于上世纪初中国人对当时文学的感觉。差不多整整一百年前，一班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对当时中国的文学也是强烈不满，一致认为有改革的必要，至于怎么改，从什么地方入手，各人又有各人的看法。最后是胡适的意见占了上风。他认为，文学革命不论古今中外，都是从“形式”一方面，也就是语言文字方面下手。因为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文学革命如不先革文字的命，就会流于大而无当的空谈。通过参考近代欧洲国家国语文学产生的历史，他认定，文言是一种死的文字，死文字绝不会产生活文学。中国要想造就一种能表现当下中国人活的情感、活的思想的新文学，就必须放弃文言文，拿白话做文学的工具。因为思想对一场文学革命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思想是不能悬空来谈的。
也许有人说，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中国当今的作家使用的不是白话文吗？中国当今的作家使用的当然是白话文，但我总觉得他们使用的白话还不够“白”，总有点道貌岸然，总有点装腔作势。因为作为一种工具，文字的最大功用在于表情达意；而表情达意在于用最简洁的文字达到最大多数人的理解与同情为最大成功。因而不是说用白话写的作品都是好作品；但可以说，凡是好的、有影响的作品都是具有“白话性质”的。《诗经》、《论语》自不必说，汉乐府，元稹、白居易的诗，五代、两宋的白话词，元代的杂剧，明清的散曲和小说，即使在文言文一统天下的时代，也难以掩饰它灼灼逼人的美。因而胡适认为，“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广，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书，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性理的语录，乃是那几部‘言之无文行之最远’的《水浒》、《三国》、《西游》、《红楼》。”
二
在古代，由于大多数人是不识字的，因而读书人总有些沾沾自喜。未入仕前写的文章只求合“试官”的口味，所以才会有宋代的举子们“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感慨；入仕以后写文章当然不用再考虑“儒学提督”们是否喜欢，但同样也只满足于少数“知音”的赏玩，并不会顾及到“多数人”的程度和口味。白话文学的价值恰好就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写给某个大臣、某个皇帝、某个考官集团的，也不是冲着某笔奖金、某个财团、某个诱人官位而来的。他写作是因为他快乐，他有话要说，他“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因而，他不会也来不及把思念美人先翻成“蒹葭苍苍”，把旅途想家先翻成“王粲登楼”，把怀才不遇先翻成“李广难封”等千百年前的典故。他要用自然的语言抒写自然的情绪，绝不会考虑对仗押韵、破题起讲等人为的规矩。“自然”——在这儿，意思就是“自己的样子”。
既然白话文学这么简单易行，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们用繁难的文言写诗作文？原因在于科举制度。因为科举制度是政府聘用人才的最主要制度，而这个制度又规定文言做它的唯一合法工具，所以普天下的读书人就不得不拼命修习文言以换取功名富贵。可以想见，在千年之久的“科考”历史上，具有像吴承恩、吴敬梓这样想法的人一定很多，但一想到“曲江赴宴”、“雁塔题名”，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放弃。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不是清政府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那么，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仍然没有市场，至少不会那么快就取得成功。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人性总是趋利避害的。能够放弃世俗的利益，顶住权力、地位、锦衣美食的诱惑，去做一项前途未卜、风险极大的事业的人，总是少数；尤其是在政府垄断一切荣誉和地位的专制社会里，让所有的文人都甘于贫贱，抱困终生，不是奢望，也是梦呓。
我说了这么一大套，有人可能会问：这与当代文学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们现在还在实行科举制度吗？我的回答是，科举制度当然没有了，但政府通过类似“科举”的手段赎买知识分子的本质并没有变。“科举”的名目是不存在了，但谁能说高考制度、学位制度、作协制度、各种职称评审制度、学术团体的课题申领制度不是“科举制度”的余绪？作家们要想写出震烁古今的不朽名篇，还得像施耐庵、曹雪芹一样摆脱各种来自体制的诱惑与压迫，进入一种真正自由的人格状态中去。虽然一个作家独立人格的养成，要依赖整个社会的制度转型，但在公民社会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远离朝廷，远离一切体制化的文学衙门和翰林机构，仍然是每一个有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的知识分子的最佳选择。
三
与那些优秀的古典作品一样，近年来凡是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不是具有“白话性质”的。王朔的小说你可以不喜欢，可以说它是“痞子文学”，可以说它是“大院子弟冒充平民”的“二重反革命”，但有一点你得承认，王朔的小说之所以风行天下，恰好就在于他的“有什么说什么”。他的躲避崇高，他的解构一切虚假的意识形态教条，他对知识分子的“假清高”“真无聊”不遗余力地嘲弄、挖苦，在一个以说谎为荣，以伪善为高的社会里无疑是有极大的瓦解作用的。尤其是王朔的语言，那种采自北京街头混混的“炼话”，那种庄严中带着戏谑，调侃中藏有机锋的“京白”几乎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报纸杂志、娱乐节目甚至新闻报道、理论文章的标题都出现的“口语化”倾向，都与王朔的作品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因而，要说对中国汉语言的影响，新时期文学以来只有不多的作家可以和王朔相比。
发生在上世纪末的“盘峰论战”，将潜藏在诗歌内部的矛盾公开化为一场中国诗界自“朦胧诗”之后又一场重大的话语权之争。除去明显的“哥们义气”和逞强斗嘴外，这场论战使得“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公开决裂，中国新诗由“朦胧诗派”及其孑遗独霸天下的格局从此被打破。其中一个重要收获是，“民间写作”持守的“口语化”立场以绝对优势压倒了以“朦胧”、“书面”、“优雅”为主要用语风格的“知识分子写作”。此后，方言、俚语、江湖黑话、结舌音甚至民间粗口也被大量引入新诗中。尽管其后以于坚、伊沙为代表的“口语诗派”，在众多蹩脚徒孙的刻意模仿下泛滥成灾，使得“口语诗”在流品不齐的写手笔下迅速蜕变为“口水诗”，但就方向而言，诗歌的口语化是没有错的，它代表了一种文学语言在过分讲究规矩和某一阶级的高尚趣味后，必然走向没落、僵死，最终要从民间语汇中吸收生气和活力的规律。
王小波写了不少的小说，且终生以此自得，但他还是以其不多的散文随笔而为众多读者追捧。今天看来，他在当时大陆思想界一片鸦雀无声的状态下，较早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以一种常识化的视角和思维方式，颠覆了长期占领人们心灵和头脑的诸多“乌托邦”，唤起了人们对科学、理性、智慧的重新记忆，使当代散文增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含量。这是他对散文做出的特殊贡献。但思想是不能悬空了谈的，悬空了谈的思想是不会发生有力的影响的。他的思想、主张是以一种逻辑化的日常语言来实现的。这种日常语言十分直白，直白得有时让人觉得寡淡，但他出其不意的归谬和含而不露的反讽，仍然为他的散文带来一种罕有的逻辑之美和智慧之美。尽管在不喜欢他的人看来，这种幽默无异于“耍贫嘴”和“扮鬼脸”，但这恰好是他的独特所在。在长期以来的政治暴力的暗示下，中国当代散文一直是以浮浅的铺张、无谓的堆砌、空洞的抒情、大声的赞颂为它的主流基调的，而王小波恰好是以把他的语言推到它反面的极致来赢得尊严的。
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参加了革命，后来一直做官，官至翰林院侍讲，有时和宰辅大臣同行出使西方诸国；但在晚年却备受良知与思想的折磨，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政论文。他的名字叫李慎之。因一篇《风雨苍黄五十年》发轫，随后以《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回归五四 学习民主》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文章惊顽起懦，立己立人，成为大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标杆式的人物。他的思想深邃，目标宏远，学问臻于化境，但文章写得深入浅出，一个中学程度的人就能完全读懂。与年轻的学者不同，李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子，古文成句、辞章歌赋如高峡泉涌，不择地而流，而思想与理路又完全是西式的。平日里我们见多了那些专家教授们装神弄鬼、寻章摘句的文章，以为那就是“学术”，我们看不懂是因为自己水平低，但看了李慎之的文章，我们才知道我们上当很久。
从历史的进化观念出发，胡适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活的工具”就是指活跃在老百姓嘴上的“自然语言”。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是：一种文学形式的最初发轫是在民间，一些独具慧眼的文人士大夫看见了觉得好，就把他吸收进创作里面。有文人的参与当然不是坏事，参差的字句变得规整了，幼稚的技巧变得纯熟了，平庸的意境变得高超了，但随后便会跟来大批拙劣的抄手，只知亦步亦趋，将形式玩得越来越复杂，完全遗忘了文学的精神，最后只剩下一堆陈词滥调坏在那里。一二天才巨手只得再次向民间寻找变革的基因。与大批体制内作家运用死的语言放声歌唱的阵势相比，上述作家能够充分利用活的工具“说人话，做人事”，殊属不易，但与民间语汇的生动活泼、异彩纷呈相比，这些作家由于受生存环境、出版政策、发表媒介、书写工具等的限制，仍然不能做到“有什么说什么”。如果抛开思想不谈，单从语言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白话文学只有在互联网出现以后，才可以说进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阶段。
四
网络文学就相当于过去年代的手抄本，网络作家就相当于科举时代以“俗文字”自娱娱人的“白话作家”。虽然网络对居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农民、漂泊在城市的贩夫走卒来说仍然是奢侈品，两亿网民在十三亿人口中也是少数，连零头都不到，但毫无疑问在当下中国有能力表达自己的人群中，“网民”属于最大的草根阶层。网络文学就是当代的民间文学。它的发达标志着“沉默”了几千年的“大多数”有望不再“沉默”。
夫网络文学，不足以取富贵，不足以邀恩宠，不入正统之法眼，每受网警之打压，而卒不能断绝者，何也？我以为是网络代表了一种人性之自然趋势。就像在古典时代，功名富贵买不动曹雪芹、施耐庵，政府的禁绝、毁版挡不住《三国》、《水浒》的流传一样，网络文学只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成为人们阅读交流的首选。因为网络文学使用的是一种更快的工具，更白的白话。官僚、权贵、士大夫之流当然瞧不起，但没有关系，因为这些文字一开始就不是写给这些官老爷或翰林供奉们看的，就像在文言时代人们瞧不起《水浒》、《三国》、《西游》一样，但几百年过去，那些翰林的“应制帖”、状元的八股文哪里去了？汗牛充栋、累筐盈箱的策论、时文不过是给历代收废纸的老汉提供了谋生的饭碗，倒是那些当时连饭也吃不饱，喝酒都要靠“按揭”的曹雪芹、吴敬梓们的著作却代代流传下来，以每年数百万册的销量影响着千百年后的读者。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文学不是和庙堂文学“争一时”，而是“竟千秋”。随着时间的无限延宕，新一代在网络中长大，完全没有纸质阅读习惯的读者成长起来以后，网络文学、网络语言对人们的日常交流与写作将会发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总之，“活文学”必然要代替“死文学”。五四时期“活的文学”与“人的文学”仍然是现时代作家们的使命。几百年过去了，文学创作无论从创作手段还是工具、材料上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从思想和表达自由方面来看，文学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吴敬梓、曹雪芹的困难仍然是我们的困难。僵死、腐朽的文学不会自己跑掉，每一个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要想打倒它，仍然得像前朝先贤们一样顶住来自权力与世俗的双重压力，十年面壁，勇猛精进，写出“比白话更白”，“比人性更人性”的文本。此外，一切怨天尤人、伤心落泪、骂人叫局、等待观望都不是有效的法子。
2008年6月14～22日草于长安饮马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