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从初中二年级开始，我的数学成绩就直线下降，此后再没有好起来过。直到现在，年届知命，每看见数据一大堆的文章就本能地头皮发麻起来。数学学不好，物理、化学自然跟着倒霉，毕业时连考两年中专，皆不中。

父亲失望地把我送进子长县中学读高中。高一时文理不分，到高二就毅然选择学文科。学文科的好处是物理、化学从此离我而去。数学虽然还在学，但内容简单了许多，而且增加了一门有趣的课程，就是地理。

徐天瑞先生就是我遇到的高中第一位地理老师。

徐老师是本县南沟岔人，刚从乡下调入子长县中学，借住在学校一排窑洞的拐角上。由于性质上属于“招聘”，在那些优越感很强的同事心中，自然属于“游击队”，多少有些鄙薄。但那时的学生都心地单纯，没有因为徐老师是“民办老师”就白眼相待。说实话，徐老师的课讲得比那些正经院校毕业的老师要好得多。因而学生很欢迎。

徐老师中等身材，微胖，总是踱着方步进来，又踱着方步离开，说话慢条斯理，从未见过他疾言厉色。陕北的冬天很冷，徐老师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走进教室，使人怀疑他一旦跌倒就很难自行站立起来。有一天，他又踱着方步走进教室，看见同学们都冷得发抖，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他微笑着走上讲台，说：“你们冷了？看我!”说着就腆起肚子，让大家看他的棉衣棉裤。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寒意全消。

地理课不难，徐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幽默风趣，一点也不枯燥。对我这个数学不好的学生来说，那些少量的经纬度计算、时差换算，都很容易蒙混过关，更不用说那些数理化本来就十分突出的同学了。至于那些大江大河的名称，世界各地的风物出产，我几乎一看就记住了。时至今日，我仍然喜欢看地图，尤其喜欢关注各地的河流，我认为河流是塑造一个地方文化形态的主要因素，这些兴趣都是拜徐老师所赐。

徐老师讲课最大的特点是朴素，他能把最深奥的道理用最简单的语言讲出来，绝不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一节课45分钟，他大概用半小时就讲完了，其余时间任由同学们自习，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现场发问。

有一次，他讲完农历的24节气，我还是不大明白，就趁同学们自习的时间，问：“徐老师，你说农历的大尽、小尽，有没有规律？”

他说：“没有。我们看日历就可以了。”

“那阳历呢？”

“阳历的大小月有规律。”

“请问规律是什么？”

他略显惊奇：“阳历的大小月，你不知道？”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知道。”

他笑眯眯地说：“你把右手伸出来！”

我于是伸出黑乎乎的右手，他命我攥成拳头，然后从食指的关节处算起，凸起的是大月，凹进的算小月，一直数到小指的关节处，再回到食指，就形象地展示了阳历12月的大小月分布情况。操作起来，比现在的多媒体简便的多。

遗憾的是，到了高三，我们的地理课由另外一位老师担任。徐老师调到我的母校涧峪岔中学教初中去了。此后就很少见到他。但高考时我的地理考得不错，分数奇高，我想这都是徐老师认真负责、努力敬业的结果。

此后，我在延安读大学，有一年过年回家，从县城回涧峪岔老家，在同一趟车上遇见徐老师和他的儿子，押着一些百货回家。互通了近况，才知道徐老师在学校课不多，家累大，就在镇上开了一个小卖部，课余兼卖杂货，可知日月艰难。

再后来就听到了好消息，说徐老师的两个儿子在同一年考上了大学，他自己也终于“转正”，成为一名“公办教师”，可谓“三喜临门”。但“身份”、“户口”这些只有在种姓社会里才会有的歧视政策，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极深的烙印，此后他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写成了一本小说，寄给我看，可惜囿于目前的言论管制，无法公开出版。他只好把兴趣、精力都转移到对故乡风物的探究和考证上。

这是一个筚路蓝缕、重启山林的艰难历程。故乡重耳川在远古时期留下的史乘不仅简单、模糊，而且充满矛盾，野蛮民族占领此地时留下的传说，截至目前没有找到可靠的地下发掘资料来获得认证，正史中的记载又笼统、简括到往往只有几句话，这些客观条件都给徐老师的实证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但即使这样，徐老师对“重耳奔狄”的探究仍然取得了一些原创性的成果，比如，他从重耳川流域新旧石器时期文物分布的疏密程度，看那个地方比较接近“白狄”的首府，来旁证“重耳奔狄当住重耳川的涧峪岔”这一论点，就是一个开创性的方法。

至少能给后来者提供许多有益的视角。当然，从资料的占有及利用考古发掘的成果而言，后来的人总比拓荒者要占尽便宜，所谓“事如积薪，后来居上”。但开拓者的贡献无论何时都是不可抹杀的。

这就是徐老师文史考证工作的价值。徐老师年近古稀，退而不休，敢冒清寂之苦，笔耕不辍，投身于地方史志研究，这种对学术的献身精神，令人敬佩。且他写这类考证文章积有余年，我从一开始就倾注极大的热情予以关注，今集成一册，嘱余写序，无以推诿，遂不揣冒昧，草成此文，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