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后殖民」论述兴起的脉络
在步入二十一世纪之际，回顾世纪末十年来在台湾文化学术界引起普遍注意和参与的「外来」理论，「后殖民」论述堪称其中不可忽视的一脉。从战后台湾文化生态来看，九Ｏ年代几次以外文系学者为主的后殖民理论论战，可算是从六Ｏ年代白先勇、王文兴等人引介现代主义理论之后，外文界学者再一次积极地介入本土文化的争辩，透过西方流行理论和当下（解严后）台湾文化做面向复杂的对话。但是，相较于六Ｏ年代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横的移植」和「漂泊」、「放逐」等等概念，九Ｏ年代台湾「后殖民」论述的演绎却自觉「横的移植」这样外文系知识传播典范隐含的殖民架构，在挪用西方流行理论之时不断质疑「挪用」过程牵涉的种种问题，影响所及，「在地化」、「本土化」等等字眼时时在此类论述里浮现并反复辨证。
与现代主义相较，台湾「后殖民」演绎场域里所进行的本土文化与西方理论交会，显然更多了点「后现代式」的自我批判姿态。吊诡的是，这样不得不然的自觉性（self-conscious）论述姿态正反映了台湾论述界无法自外于欧美（后现代）学术风潮的影响，隐然表达了台湾深植于「新殖民」论述结构的位置，台湾的「后殖民」和「后现代」议题显然不是可以那么截然划分，泾渭分明。1
德立克（Arif Dirlik）分析西方后殖民论述的流行，认为乃因应全球化资本时代跨国企业为了拓展市场，需要大量第三世界风土民情信息而产生。因此，如果我们视「后现代」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那么，当代西方文化界后殖民论述的兴起与「后现代」的经济结构其实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针对「『后殖民』何时开始？」这个问题，德立克回答：「当全球化资本主义出现之时」 （页352）。台湾后殖民论述流行的原因当然和欧美不尽相同，但是，台湾历史上长期纳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结构，信息通常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位阶关系，显然是台湾后殖民论述如此流行的部份原因。现有文献（如江宜桦；Liao）评析台湾「后殖民」论述，多半从论述内容对岛内文化论述界产生的效应切入，着眼于几次在中外文学展开的后殖民理论与台湾国族论述互动的关系，而未照应到台湾「后殖民」论述兴起背景里所反映的台湾在较宏观的国际权力结构问题。讨论台湾的「后殖民」论述，我想这个层面不应该被忽略。因为，如果我们采用第一本有系统地论述「后殖民」理论与文学的著作《帝国反攻》（The Empire Writes Back）对「后殖民」所作的定义，台湾的后殖民论述其实在外文界学者引介之前，早已渊源流长，见诸「本土」论述传统。台湾后殖民演绎的奠基和开发，外文界学者都不居首功，只是在外文界学者引进西方相关理论切入本土文化和认同辩证的情况下，台湾的「后殖民」论述有了另一层转折，而更见丰富。
《帝国反攻》的作者群对「后殖民」的定义如下：
我们用「后殖民」这个词来涵盖从被殖民的时刻开始到目前为止，受到殖民过程影响的文化。当下后殖民文学的形式乃建立在殖民经验之上，并凸显其与帝国势力的张力，强调其与帝国中心的不同。这是「后殖民」的特色。（页2）
根据这个定义，后殖民论述最重要的特色乃在质疑帝国中心价值体系，强调殖民地文化与殖民势力文化的差异。这正是台湾「本土派」论述长期以来努力耕耘的方向。以台湾本土论述代表人物民间学者叶石涛的一段有关台湾文学史的代表性文字与上面的引言相对照，本土论述的「后殖民」性格立见：
台湾有它自己的面貌，它有独特的殊相。台湾人是汉人同时又是台湾人，这两种意识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一部台湾文学史必须注意台湾人在历史上的共同经验，也就是站在被异族的强权欺凌的被压迫的立场来透视才行，这台湾人的三百多年来的辛酸经验，除非是现时的台湾居民以外，无人能有这种深刻的内心感触。（页99）
这段话固然隐含不自觉的汉人中心倾向，但是其强调台湾特殊的被殖民历史经验以及建基于此经验上的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主张台湾文学和历史写作的自主性，在在见证从乡土文学论战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台湾本土论述强烈抵制中国本位主义的企图。从此角度来看，说台湾本土派论述为后殖民论述并不为过。
那么，「后殖民」在九Ｏ年代成为流行的学术符号，但是长年耕耘本土论述的民间和学院学者如叶石涛、彭瑞金、林瑞明、陈万益、吕兴昌等等却不见于有关台湾后殖民民论述的文献，这究竟反映了什么？解读这样的论述典范铺陈，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因论者未将本土论述和后殖民论述做分析概念上的连结，但是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搬弄西方理论更能引起学界注意，在后现代信息取向主导的台湾社会，较有「市场卖点」。这样说当然是化约了后殖民理论在台湾文化场域的复杂意义，但是却也提出探究台湾的后殖民论述现象时一个必须处理的问题：针对台湾「后殖民」论述流行现象里论述结构作分析或许更能彰显台湾的「后殖民」如何是一种「后现代」与「新殖民」情境互相镶嵌的表征。
不过，意识到台湾「后殖民」论述流行现象的这些「媚俗」的层面，并不意味我们就该一概否定在此场域里引发的讨论对台湾文化论述发展的建设性贡献。台湾本土论述固然表现了后殖民的精神，但是，西方后殖民论述的引进，却也开拓了不少思考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引用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学者，在认同和发言位置上经常有对立性的歧异，这使得有了西方理论介入后的台湾「后殖民论述」发展出多元的面向，其影响所及，「本土」这个符号产生相当复杂的质变；所谓的「本土」这个概念的意义不再那么稳定。这是台湾后殖民演绎在西方理论介入之后一个颇值得探究观察的发展方向，对于殖民地抗争运动念兹在兹的「建设新国家」运动提供不少反省的切入点。这一点我将在底下讨论陈光兴的论点时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本论文将尝试对1992年以来西方后殖民理论切进台湾文化论述界之后﹐对有关台湾文化的思考所产生的冲击做一综合性的概论。由于目前已有几位学者（如江宜桦、廖炳惠）对这几次的辩论内容详加整理阐述（参见江宜桦；Liao），本文将以勾勒后殖民论述在台湾发展的脉络为重点﹐不拟在理论往返上做深入辨证﹐对论文里所提及之议题和尖锐对话的深刻内涵﹐感兴趣的读者宜自行再就原文研读并参考江宜桦和廖炳惠的文章。在结构上﹐本论文将分两部份进行。第一部份﹐论文将就此领域所发生过的几个我较熟悉的尖锐对话所产生的义义和效应提出个人的浅见。第二部份我将针对几个台湾后殖民理论的议题做比较深入的追究：一为有关「后殖民」之维一个论述分析概念的澄清，尝试对此论述领域做比较清楚的界定。此部份的定义讨论主要引据阿马德(Aijaz Ahmad)的论点。另一个议题则为后殖民理论涉及阶级，特别是「底层人民」政治的部份。这部份的讨论主要以自史匹娃克的相关论点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观点为参考重点。最后，我将试图整理台湾后殖民「左翼」路线的脉络，比较日据左翼运动与当前台湾后殖民左翼路线的异同。这样一个溯源的动作或许能更了解「后殖民」的台湾演绎情况。
不过，进入正文之前，有一个经常在分析论述时往往被论者忽略的概念必须在此特别提出。现在我们谈文化研究，总强调「去脉络」阅读的危险。所谓 "To historicize"是文化论述者常挂在嘴边的口号。然而，如同伊格顿（Terry Eagleton: vi）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序〉中所言，我们知道研究文学必须将作品放在其生产的历史背景里来分析，但是我们却往往忽略了理论的产生也有其特定历史情境。社会学家波迪亚(Pierre Bourdieu：30-1)也指出，每一个文化产品、每一次的论述动作其实都表达了某一种立场 （position-taking），而这特定论述的意义乃建基于论述动作产生时，此特定论述与当时论述场域里其他不同立场的论述的对话关系之上。例如，当后来阅读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论者在抨击阿多诺（Theodore Adorno）的菁英倾向时，应该记得阿多诺文化理论产生的背景乃在二次大战德国纳粹主义大行其道之时，阿多诺目睹群众的力量如何被利用转化成极度毁灭性的非理性行为。同样的，我们在分析台湾后殖民论述各家立场之时，也须尽可能照应到各路论者论述姿态所隐然回应的当时较大的论述环境；光局限于论战中对立双方的理论往返，恐怕无法真正掌握当时论辩双方会采取他们之所以采取的立场，进而产生特定对话内容的深层意义。我觉得这是论述分析最困难之处。
几回「后殖民理论」的辩论
1992年后殖民理论与本土论述的交会
头一次挪用「后殖民」一词，将西方后殖民理论搬上台面，并引以用来讨论当时台湾文化关切的问题，或许可推至廖朝阳与我在1992年全国必较文学会议会里和会外的后续辩论。原先我在大会提出论文，乃想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论对文化、殖民等等问题的反思，切入当时台湾文学界有关台湾文学定位问题的纷争，为本土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支撑略尽棉薄之力。当时这个纷争的情况可以马森于同年稍早(1992年三月﹔比较文学会议于五月召开)于《联合文学》发表的〈「台湾文学」的中国结与台湾结：以小说为例〉略窥一二。当时我认为西方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可进一步合理化本土派抵制传统中国中心文学史观，重整台湾文学典律的理论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认为本土文化重整运动所触及的语言问题的确有令其他群不安的福佬沙文主义危机﹔2 由于当时「福佬人」通常指涉「台湾人」，而所谓的「台语」亦即「福佬语」，为了避免母语运动不致被转化成「台语」/福佬语运动，而如李乔所说的对其他弱势族群产生另一次「语言暴力」，也因为当时本土教义派往往有排斥「国语」，强调「本土」（亦即﹔福佬）「纯种」文化的倾向，我当时挪用了后殖民理论里巴巴的文化混种(hybridity)、学舌(mimicry)概念，主张台湾国语可视为为「台湾的」语言，用来作为不同母语族群的沟通工具，不必斥之为「外来语」而敌视之。简言之，当时论述所采取的立场是赞同本土运动但却反对「本土」被化约为「福佬」以及本土运动潜在的「福佬沙文」倾向。
不过，这样处理台湾本土用动所牵涉的语言问题，却也有所缺失-亦即淡化了殖民历史情境里语言和文化的殖民暴力问题。而这也是廖朝阳抨击我的论点时多所著墨之处。廖朝阳认为，采取接受殖民地文化变奏（我当时用的是「杂烩」一词）的看法，视台湾国语为台湾的语言并反对回归本源的主张，无异接受殖民暴力，合理化殖民暴力所造成的文化权力结构。自此情况下，反殖民的动力极易被消解，无形中收编了原先以批判殖民架构为号召的本土运动。另外，廖朝阳也进一步追问，所谓殖民地的文化混种究竟性质为何？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探触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亦即，殖民结构下的「本土」文化的实质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融合与抗争之间，文化研究者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讨论台湾文化的走向？
从后殖民理论与本土论述交会的角度而言，我认为此次论战有几个层面的意义：
（一）就论述传统的问题来看，乡土文学论战以来「本土派文学」以乡土为着眼点和（以陈映真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学」观往往呈现分裂、对立的局面（叶石涛： 171-2）。1992年的这次论战挪用西方后殖民论述来探讨本土文化问题的结果，使得台湾本土论述有结合第三世界文化论述的契机，可以放在一个较宏观的理论格局里来探讨，「第三世界文学」观不必然和中国民族主义的认同挂钩，而可以和本土认同连结。
（一） 就台湾岛内文化论述资源的汇集而言，从白先勇和王文兴的现代主义时期以来，外文系的论述传统一向对文学、文化的政治面采取回避的态度，对台湾文化论述的争辩多半保持缄默，不多参与。究其原因，除了戒严时期的政治高压气氛之外，这当然也和美国自1920年代新批评以降学术研究倾向于将学术抽离于政治之外有关 （Ahmad 1992:50-58）。台湾自战后在政治经济和信息吸取上多所仰赖美国，「外文系」其实在某一层面上形如美国的「文化殖民地」。美国学术传统的非政治倾向正好符合台湾学术界在戒严时代缄默自保的需求。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引介虽然仍不脱对美国学术风潮亦步亦趋的外文系传统，却也提供了整合外文系西方文化理论与台湾文化研究的契机，一方面促使理论在地化，一方面也深化了本土论述的理论。这间接促使外文界的论述不再显得有如「化外之地」，与本土文化不甚相干。无论就跨科系跨领域的资源整合、互相冲击或是对外文系本身学术研究的方向和定位而言，我认为西方后殖民理论的引进自有其正面的效应。
1995-6年于《中外文学》的辩论
如果说1992年廖朝阳与我的辩论呈现了同属本土派学者论点上的歧异，《中外文学》从1995年二月一直延续到1996年十月多位学者在《中外文学》的激辩更呈现了台湾后殖民课题与族群、国家认同互相镶嵌的复杂关系。这次的战火由1995年二月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和与陈昭瑛立场对立的本土派学者陈芳明、黄琪椿的响应文章点燃，接下来包括廖朝阳、廖咸浩、张火庆和我都在当时《中外文学》编辑吴潜诚的邀请下参与辩论。台面上学者之间炮声隆隆，但是吴潜诚其实是这次论战的策动者。这场论战到后来演变成廖朝阳和廖咸浩两位外文界理论高手的过招，一直延续到次年十月双方才同意休兵（参见文末附录）。1992年论战里涉及但未真正在理论上深入论辩的议题-如身分认同、民族的建构、语言问题、令其他族群不安的本土派的福佬沙文倾向隐忧以及族群融合或抗争的问题等等--在这次论战中透过廖朝阳和廖咸浩两位（族群）身分（国家）认同观点相当不同的学者深入的理论辨证，更凸显了这些课题于台湾后殖民论述的重要性和棘手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论战的发生时间正值海峡两岸关系极其紧张的时刻：李登辉于1995年五月访问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共于同年八月先小试飞弹发射，后又于1996年三月台湾第一次总统全民直选的前夕连续以飞弹恫吓台湾，引来美国派遣航空母舰至台湾海峡做政治军事宣示的动作。两廖的尖锐对话其实反应了当时大环境里台湾论述场域的动荡紧张，许多总统选战和台湾两峡对峙里台湾人民所关切的议题都在两廖的对话往返中找到理论的支撑。
由于这次论战延续了一年半，所触及的议题相当广泛，而且两位学者多次一往一返之间理论辩证的细腻，必须花费相当篇幅来爬网复述，以免产生化约和断章取义的论述暴力。整体而言，我们可说这次的论战可能是台湾有史以来有关身分认同在理论层次上最大规模而且最深入的一场辩证。台湾的认同问题向来为本土论述及运动的关键议题，但是过往的相关讨论在理论上都稍嫌薄弱，廖朝阳于此次论战过程中提出的「空白主体」说对身分认同理论思考特别引人注目。根据廖朝阳(1995)的说法，
这里所谓空白主体至少有两层意思。第一，主体的观念通常是以自由（自主、自律）为基础。但是真正的自由不能含有实质的内容，因为内容来自独立存在的实体，有内容也就表示自由在特殊性的层次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Laclau/Zac 1994:11f）。第二，空白并不是虚无，主体空白也不是「主体的死亡」。自由超越实质内容，但是依然不须依附有实质内容的具体秩序才能进入理性的层次，对客体却不能形成绝对命令，反而必须不断借『移入』客体来调整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在具体历史经验的开展中维持空白的效力。
如果本文的看法可以成立，那么这个问题的正解恰恰是：「台湾性」不但不必剩下什么，而且还要进一步在这个绝对主体的层次排除所有的剩余，只留下一片空白。只有接受一个可以移出的层次，只有让主体变成一无所有，才能保存主体进入现实发展的所有可能（包括文化认同与政治组织的选择），也才能确保主体不会因为自体绝对化而走向压制对体（0ther）的极端。如果现阶段的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形成对立，那正式因为台湾文化已经走向移出自己的层次，中国文化却不能舍弃占有自己的要求。（页119-21，黑体为原文所有）
廖朝阳的空白主体说可以用来为不同历史阶段台湾人转化的认同做批注，即使目前台湾本土运动者的台湾认同和日据时代台湾反殖民运动者反日亲汉的认同并不相同，这并不足以剥夺本土运动认同的合理性，因为主体本身的认同成份原本就是随情境而不断移出移入。但是，这样的主体论强调主体的不稳定性，主体内容「自由」移出移入，并无法解释特定历史情境中经常产生的集体认同。恐怕必须把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如路卡奇（Georg Lukacs）、阿图塞(Louis Althusser)的相关讨论一并放进来考虑，才有办法对身分认同的复杂性做较周全的思考。
在1992年的论战里，参与的双方都属外文系，在1995的这场论辩当中，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学者总算在正式场合针对台湾文化、文学、政治问题有所对话。论战后来演变成以两位外文系学者为主角，固然削弱了这次对话跨科系的意义，然而两位学者扎实的理论对话却具体地以本土实例作左证，对西方理论做一番细腻的台湾后殖民论述演绎，使后殖民理论进一步在地化，也使得许多本土论述传统里反复辩证的关键课题（如身分、认同、国家、文化等等）得以理论化。同时，本次辩论亦隐然勾画出台湾文化课题与其他地区的后殖民课题异同研究的前景，进一步具体呈现台湾文学纳入一个较宏观的文化研究范畴里来探讨的研究方向。另外，这次辩证也显示，台湾后殖民论述并不等同于本土论述；本土论述者固可以与后殖民论述结合，深化其理论根基，站在与本土论述对立的那一方亦可挪用后殖民理论，作为其辩证基础。
认同问题一向是台湾文化论述传统里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这次的辩证于此方面的思考无论就理论或实质内容都有相当大的贡献。就我较熟悉的台湾小说领域而言，从日据时代作家张文环、吕赫若、吴浊流，历经乡土文学的宋泽莱、陈映真，到当代的朱天心、李昂，小说家的创作在在印证台湾身分认同问题不仅是历史大叙述的抽象问题，也深刻影响台湾各阶层人民的日常经验。我认为1995-6年这次兼具深度和广度的身分认同理论辩证对台湾从日据以降认同混乱的历史现象做了一番爬网整理的工夫并对其中牵涉的问题做深度的思考辩证，于此领域的贡献不可忽视。芭芭拉．哈络(Barbara Harlow)论殖民地文学与反殖民抗争运动之间的关系，强调在文化层面所进行的思想改造乃是政治抗争的基础，理论辩证虽不似政治动作一样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其对当代文化论述的冲击、大环境意识形态的形塑却也不可等闲视之。两廖的辩证可以放在这样的脉络来思考。
陈光兴与廖炳惠的后殖民理论
以上这两场论战在进行之时，正逢台湾国族论述产生剧烈转变，本土运动逐渐取得其正当性，而统独争议成为论述场域尖锐对话的焦点。两场辩论都环绕着本土运动和国家认同、国族打造等等议题。廖咸浩选择与本土国族运动正面冲突，陈光兴则迂回前进，提出「后国家」的概念介入统独争议。陈光兴的主要论点呼应马克思派学者阿马德对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的批判。阿马德(Ahmad 1992:68)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的结果，往往是殖民地的资源为本土中产阶级所接收，弱势团体并未蒙其利；独立运动为众所瞩目焦点的结果往往造成社运议题在论述场域的边缘化。为了避免台湾国族打造运动产生如阿马德所抨击的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的弊病，陈光兴(1995)主张跨国弱势团体结盟，以弱势团体抗争议题取代统独议题抵制国族运动。陈光兴认为，反殖民运动往往以种族为焦点，却漠视阶级、性别和性偏好等等认同所产生的压迫关系，这些议题在独立运动以（国族）集体认同的（同质化）号召下被牺牲掉。在1996年〈去殖民的文化研究〉的这篇文章里，陈光兴对「去殖民」重新定义：
去殖民运动深刻的认识到它不是殖民主义的翻转，继续维持殖民主义所强加的范畴，而是全面性地打破殖民思惟与殖民范畴；它的政治认识论不再以种族、族群为优先，将性别、年龄、阶级划入种族、族群之内；认可差异性、改变差异性的层级化，进一步的内化差异性是它的政治伦理学。在这个意义之下，去殖民运动是永恒的抗争，对宰制关系的挑战。（页101）
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的陈光兴和「马派」的阿马德有一个重要的歧异：陈光兴视国族主义为当然之恶（Ang and Stratton:72），而阿马德(Ahmad 1992: 11; 318)则认为殖民地的国族运动虽有「中产阶级化」的危险和弊病，却有其必要性。国族主义并非只有单一的面貌，其政治意义究竟保守反动或激进，必须视各国族主义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陈光兴提倡弱势跨国联盟，意在避开相国族打造这样集体认同运动所产生的涂拭内部差异和内部权力压迫问题，廖炳惠(1994)则指出，弱势团体成员之间同样有各种层次的差异和不对等的权力位阶。以跨国联盟来对抗国族运动，并无法真正处理所有运动共有的同质化问题，反而模糊了殖民地抗争在政治改革与文化重整的意义。针对跨国联盟并无法解决同质化和内部权力压迫的问题，廖炳惠认为：
这些不同国家的人民有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生活经验、情感与认同，真的能跨越国界，在阶级、性别这些范畴底下，缔结同盟，形成后国家吗？在这种后国家中难道就没有剥削与迫害，甚至于一切由人民来自决！用什么方式的制度、语言去达成人民民主呢？（113页）
对本土运动者而言，陈光兴的论点深具威胁性，可能消解台湾反殖民运动的凝聚力。廖咸浩对本土运动的疑虑，着眼点在于族群间的排他性和权力压迫；陈光兴一样对本土运动深感不安，不过他回避台湾历史里的殖民暴力问题，而以批判国族运动的同质化倾向来反制台湾的统独争战吸纳社会论述资源。就后殖民论述在台湾的发展来看，显然台湾的后殖民论述在陈光兴笔下又有另一番演绎，与本土派的后殖民论述大不相同。不过，陈光兴的后殖民理论却隐然瓦解了「本土」这个符号的稳定性。「本土」究竟代表什么？代表哪一群「台湾人」的声音和利益？这个论调再推进一步，所谓的「台湾人」究竟是什么？「台湾人」的浮现意味什么样台湾内部权力压迫的机制？我认为陈光兴理论提出这些问题，促使本土国族运动进一步反思本身权力压迫结构的问题，这是新国家运动者不得回避的课题。
几个台湾后殖民研究的课题
台湾后殖民理论几年下来已累积不少论述资源。而这些论述思考的重点虽与统独议题、国家认同、国族运动脱不了关系，但也并非只仅于此。几次的论辩其实抛出不少议题。有关身分认同（国家认同自然也包括在此范畴之内）的辩证在台湾后殖民研究里最有详尽的讨论；但是，尚有不少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目前廖炳惠和陈光兴似乎都试图向外开疆辟土，试图以较宏观的亚太区域的观点来探讨台湾后殖民议题。在台湾「后殖民」国际观的拓展之时，台湾「后殖民」的本土传统脉络也是个丰富而值得仔细爬网的脉络。此外，有关后殖民理论重要概念的澄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在做台湾后殖民论辩时的问题所在，减低理论探讨时「鸡同鸭讲」的混乱状况。底下，我将就「殖民」与「底层人民」这两个后殖民理论最混乱的概念做进一步辩证。
（一）「殖民」概念的厘清以及「后殖民」论述范畴的界定
「后殖民」在当前西方理论里是个意义相当含混的词汇。根据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的三位作者，所谓「后殖民」「涵盖从殖民时刻开始到目前所有受到帝国主义影响的文化。」（Ashcroft et al.）。「后殖民」的特色乃在于「凸显与帝国势力的张力，强调旗与帝国中心思考的差异」。按照这个定义，「后殖民」必须与殖民经验有关，但是「后殖民」不必然指涉殖民地独立后的种种现象（或问题）；「后殖民」似乎是一种抗拒帝国宰制的精神，不必然用来标示特定历史（脱离殖民统治）阶段。
那么，在台湾，「后殖民」究竟代表什么意义？廖炳惠的说法似乎以之用来标示历史阶段，政治结构的改变是最重要的「后殖民」内涵：对台湾内部认同「中国」的人而言，1945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正式进入后殖民时期；对本土阵营的人而言，要到1987-8台湾解严后由李登辉掌权并且出现政治结构的大洗牌，台湾才算进入后殖民时期；如果以原住民族群的观点来看，何时「后殖民」则更加暧昧不清。陈光兴的说法看似和廖炳惠类似，却有重要的差异。陈光兴在"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 (Super)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Response to Ang and Stratton)"这篇文章（1996a:54）里提出的看法，有关1945和1988年部份的说法与廖炳惠大致一样，但是他接下来说：「对原住民、工人、同志、女同志和女人而言，殖民主义仍存在，而且将持续存在，直到种族中心、阶级、异性恋和父权结构被剥除和去殖民化。」换言之，弱势族群仍处于「被殖民」的状态，因为种族、族群、阶级、性偏好和父权压迫仍未消除。也因此，「去殖民运动是永恒的抗争，对宰制关系的挑战」（陈光兴1996b:101）。这似乎是将不同结构里的压迫关系都视为「殖民关系」，「殖民」被用来泛指所有的压迫关系，而「去殖民」的意思其实就是反抗各种类型不同的压迫。
这样谈殖民论述和后殖民论述有个潜在的危险：那就是架空了「殖民」这个概念的意义。借用根阿马德 （1995:9）的看法﹐目前文化研究往往笼统地以「殖民」概念来指涉不同权力结构中的压迫关系，其结果是：
殖民主义成为一个「跨历史」的东西﹐老是存在而且老是正在这世界的某一地区瓦解当中﹐这样一来，每个人迟早总有机会成为殖民者、被殖民或后殖民-有时三种身分同时具备（如：澳洲）。
建构这种全球化的跨历史性殖民主义最重要的效应乃是架空了这个字的意义﹐扩散其意义的结果是我们不再能谈特定结构下的特定历史。
换句话说，这样扩张「殖民」的概念，以之用来统摄非常不同的权力结构压迫，只会造成这个概念的「跨历史化」，而失去了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的价值（Ahmad 1992:204）。阿马德故而主张：
「殖民」与「后殖民」这些词...乃关键性的分析类别，用来标示为外来政权统治的国家人民不同的历史时期；用来处理国家层次上的去殖民所产生的重大转变，和不同国家结构、资本阶级经济单位的关系；用来探究当殖民地产生了主权政府时，国家内部人事的重组、治国形式、以及国家和国际生产剩余价值的流转等等问题。
台湾「后殖民」研究的范畴究竟为何？陈光兴以「去殖民」来代替原先指涉「反殖民抗争」的「后殖民」（参考上附Ascroft et al.的定义）。但是，「去殖民」是否可用来泛指对不同权力机制的抗争？用「去殖民」取代「反（异性恋或性别或阶级）压迫」，来形容不同权力结构脉络里的抗争，是帮助或混淆了抗争的脉络处理？这是台湾后殖民研究分析概念上有待澄清的一点。
以女性主义切入殖民论述的相关讨论其实提供不少值得台湾后殖民研究者可以借镜之处。针对先前女性主议在处理殖民文本时，通常采用「被殖民者﹦女人」的论述方法，多纳森(Laura E. Donaldson)、夏谱(Jenny Sharpe)等都已提出精辟的批判，指出这样的隐喻混淆不同脉络的压迫，其结果不仅潜意识里提升「女人」为「他者」的优先符指( a privilegd signifier for "otherness")，视性别压迫为所有压迫关系的典范，淡化了其他压迫结构的特殊性，也因而产生不少缺乏对特殊历史情境深入了解的谬误解释。如果我们采取同样的做法，只是颠倒女性主义处理殖民文本时的隐喻，将女人比喻为被殖民者（而非将被殖民者化为女人），不免重蹈前者「去历史」、「去脉络」的思考含混缺失。如果被殖民者不等同于女人，女人也不等同于被殖民者，混淆两者压迫情境的探讨，并无法帮助我们厘清、思考台湾社会历史过去和当下的种种问题。
陈光兴曾在不同的场合里针对他有关「去殖民」内涵概念提出说明；他指出
他这样的论述取向其实传承了法农的殖民批判传统（陈光兴1996：78）。但是，法农的相关讨论和陈光兴的论述取向其实有重大差异之处，这在两者处理国家认同的议题上特别明显。陈光兴立论的重点在于援引法农谈到反殖民抗争中产阶级化的危险。法农在"The Pitfall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这篇文章里，特别将反殖民抗争分为两种：一种为中产阶级国族主义，其目的只在接收殖民者的资源，进而与全球资本主义挂钩，其结果是国家大部分的人民并未在此国族主义的领导下得到解放；另一种国族主义乃是以全民福祉为目标的国族主义，在争取独立的同时不忘以国家内部结构的重组为志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为陈光兴援引为其「去殖民」理论重点的激进国族主义和陈光兴的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陈光兴避谈国家认同问题，但国家定位议题仍是激进国族主义运动的一大重点。一般而言，阿尔及利亚的「国家解放先锋」组织通常被视为激进国族主义取向的运动代表，与法农所提的中产阶级菁英份子领导的国族主义大不相同的，但是，根据Anouar Abdel-Malek的说明，此类运动的目标，
除了清除国家领土、达成国家独立和自主、彻底驱除前殖民势力（重新取得国家各层面生活的决定权）之外，无论就历史而言、就基本层面而言，奋斗的目标是为了国家的解放，其手段则是重新定义一切所本的身分认同。（转引自Lazarus:198；原文无黑体）
对法农而言，「去殖民」的奋斗是兼具国家独立和内部权力结构重组的浩大工程；对于「国家」和「国家独立」的重视是他理论里不可忽视的部份(参见Lazarus:202)。法农曾说：
政治上教育群众即是让每个国民意识到国家的整体乃是个事实，也就是让国家的历史成为每个国民个人经验的一部份﹒﹒﹒﹒个人的经验不再只停留于个人的层面，有限而萎缩；正因为个人的经验乃是国家的并且是国家存在的一环，个人经验因而可以开展成为国家、乃至世界的真理。(Fanon:161)
（To educate the masses politically is to make the totality of the nation a reality to each citizen. It is to make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part of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each of its citizens....Individual experience, because it is national and because it is a link in the chain of national existence, ceases to be individual, limited and shrunken and is enabled to open out into the truth of the nation and of the world.）
陈光兴虽然师承法农，但是对国家、国家认同等议题的处理和法农显然大相径庭，而采取强烈抵制的策略。陈光兴与法农在谈「去殖民」概念时的歧异不宜率尔轻忽。有关这一部份的问题，我将留待文末讨论日据时代左翼运动的章节再进一步探讨。
（二）「底层人民」的声音
另外，不少对后殖民理论颇有微词的批评家，如德立克、阿马德、马克林脱（Anne McClintock）都特别提醒我们后殖民论述发言位置隐含的阶级层次问题。在史学方面，对这个问题最有深度探讨的可算印度「底层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底层人民」（subaltern）原为意大利马克斯派批评家葛蓝西 (Antonio Gramsci)用来指设臣服于统治阶级霸权之下的人民。「底层人民研究」群透过研究挖掘、呈现底层人民（如农民、工人、女人）历史经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反制传统历史学术论述以菁英阶层为分析对象的倾向。此研究群深入分析底层人民的历史经验和以菁英为主角的主流历史论述所呈现的历史经验有怎样的落差。总而言之﹐此派研究想要开拓的思考和论述方向乃「人民」的政治，防止国族论述沦为中产阶级国族菁英派的论述。
不过，史述想要呈现底层人民的声音，或是，放在陈光兴思考的脉络，弱势团体想要浮现底层人民的声音，牵涉到相当复杂的问题，并非让底层人民现身说法，发出声音即算呈现底层人民的声音。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谈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涉及「媒介」、「再现」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有关意识形态理论。
a.「底层人民」声音的再现与媒介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镜史匹娃克（G.C. Spivak）所提出的写作底层人民历史论述所牵涉的「媒介」问题。史匹娃克提醒我们﹐所谓「底层人民的历史」想要呈现「底层人民」的声音和观点﹐但是底层阶级人民往往不具论述能力﹐论述者（往往为菁英知识分子）在采集底层人民观点﹐加以汇集整理为历史论述﹐最后的论述必然牵涉到论述机制的问题。透过菁英论述媒介过程所呈现的观点是否真正能据实代表底层人民观点？论述在撰述过程里层层媒介（mediation）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扭曲和误差使得所谓「底层人民自己的声音」显得问题重重。史匹娃克因此强调，底层人民「出声」，并不表示他们真正「发言」(Landry and Maclean:287-92，亦可参考廖炳惠1997：127-8)。
把这个问题放到最近台湾口述历史采集的脉络来看，更能凸显问题的重要性。在后殖民文化重整的领域，召唤过往被压抑的记忆和重述历史乃是两大重点工作，因为此两者与新国家的建构息息相关（Smith:15-6）。台湾解严后大量口述历史的出现显然可以放在这个脉络来解读。晚近二二八口述历史整理堪为此台湾后殖民现象的代表（参见拙作1997）。口述历史被采访的对象多半是不具论述能力的底层人民，而采访和记录整理的往往是知识菁英份子，透过预先设定的论述蓝图和设定的问题来进行采访。口述历史采访和记录整理过程在问答和录音内容的筛选整理层面上就已牵涉到采访者和被采访者对历史认知和关怀重点的差异，那么，被访者的发言和观点透过论述形式呈现，这过程涉及程度不等的媒介﹔采访者的历史切入点以及其预设的采访蓝图都对口述历史最后呈现的面貌有不可忽视的（无形）影响。「底层人民」声音再现涉及什么样的再现机制和媒介问题？显然并非让底层人民说话，由他们来回述历史，就算是呈现所谓「底层人民的历史观」。同样的，在弱势运动里，底层人民发言涉及什么样的意见汇整机制和传播媒介问题？让底层人民自己说话，就是让他们说出自己的心声？那么，所谓底层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
b. 底层人民与激进政治的内涵
从这里我想再推进一步，讨论底层人民和激进政治观的问题。倡导「人民政治」的论述往往隐含一个假设：如果菁英论述代表文化、论述霸权，那么，与菁英思考对立的底层人民观点必然代表激进的政治观。这是目前文化研究常有的论述倾向。但是，假如这个假设可以成立，应该就没有所谓的社运推广可言--底层人民的意识原本就是前卫的，不需要任何人去「教育」他/她。女权运动者只要登高一呼，必然四方响应，大伙儿万众齐心向现有父权体制挑战，瓦解父权压迫结构。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显然意识形态批判必须被放进来考虑。根据阿图赛(Louis Althusser)的看法：（1）意识形态展现于个人所相信的他/她与现实生存状态的关系。(2) 无人存在于意识形态之外。(3) 而意识形态最大的特色即是让人深浸于意识形态当中，却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主体」，以为个人乃是凭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意识形态透过家庭、学校、公会、媒体、和各式各样的文化机构传播，无人能超越意识形态存在，底层人民也不例外。「纯净不受污染」的底层人民是不存在的。仅管像路卡奇、马库色、班亚明等人仍怀抱传统马克思的主张，认为无产阶级或社会底层社群为社会革命的动力来源，但我们却也无法完全忽视阿多诺所提出的反向思考：我们必须避免对无产阶级或底层社群产生过度浪漫的想象 (Adorno: 28)。生活于高度支配性社会（administered society）和文化工业结构中的群众，可能已高度「物化」（reified） (Horkheimer and Adorno: 131)。讨论人民政治不可忽略主体意识形成的种种媒介过程（mediation），而过度相信人民「自然的力量」（Kellner 1989:40; 105-6）。人民的声音是否透露激进的政治意味需要更深层的分析，而非视为理所当然。
小结：日据左翼运动与当前「左翼论述」
最后，我想回到历史脉络来看台湾的「后殖民」演绎。从国外相关辩论的观点来看，台湾后殖民辩证所提出的问题大约不出法农（Franz Fanon）谈中产阶级国族主义(bourgeois nationalism)和考虑底层人民需要的激进解放国族主义(nationalitarianism)分野时所勾画的思考范畴（Lazarus 1994:198-205）。从台湾本土相关历史脉络来看，当下后殖民辩证的许多议题其实也多见诸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所凸显的当时殖民地台湾左右两翼运动路线之争。了解日据时代左翼运动对阶级与民族议题的看法，再与目前以陈光兴为代表的左派对相关议题的论述方法相对照，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掌握台湾殖民与阶级复杂的瓜葛纠缠。
如众所周知，日据时代1927年文化协会改组，代表台湾殖民抗争运动的重要思想转向。就文化思想领域而言，成立于1921年10月27日的「台湾文化协会」可算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这个以文化为志业的组织开展了台湾第一个以反殖民为目标的重要文化启蒙运动。根据其创办人蒋渭水医师的说法，协会的成立乃在做全面性的台湾文化思想改造：
台湾人现在有病了......我诊断台湾人所患的病，是知识的营养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识的营养品，是万万不能痊愈的，文化运动是对这病唯一的原因疗法，文化协会，就是专门讲究并实施原因疗法的机关。（李筱风，页138）
叶石涛在《台湾文学史纲》里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文化协会殖民抗争的意义：「文化协会是台湾反日民族运动的大本营，它虽然以文化启蒙运动为其实践方式，其实它的最终目的在于获得台人政治上的自治」（页37）但是，民族路线与阶级路线之争自始即存在于文化协会之中。1927年文化协会产生左右翼分裂，这个反殖民文化组织从开始运作即存在的民族路线与阶级路线的冲突正式浮上台面，左倾的连温卿等人夺得文化协会的主导权。陈芳明在《殖民地台湾：左翼政治运动史纲》里针对当时左右翼立场冲突做出如下的分析：
右翼认为，台湾的资本主义尚未萌芽，所以应该先扶助资本家发达起来，使其状大到足以与日本资本家对抗的地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以民族运动去进行。他们主张设置台湾议会，使资本家有发言权，进而获得政治上的独立。这种见解，正是日后台湾民众党遵循的政治路线。
左翼的观点，却恰恰相反。资本主义事实上在台湾已奠下基础，只是，资本家受到控制而未获得独立而已。在殖民社会，受到压迫的不止于资本家与地主，大多数的劳动者与农民有遭逢严重的剥削。要获得全体台湾人的解放，左翼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如果仅是走议会路线，只不过是在协助统治者所标榜的「内地延长主义」而已。（页201）
施淑在〈文协分裂与三Ｏ年代出台湾文艺思想的分化〉里指出：
一九二七年台湾化协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展后受西方影响的台湾之世界的分裂和思想上的分化，改组后由左翼知识分子领导的文协，在活动方针上由文协成立时的民族主义的文化启蒙运动转变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形态。（页5）
1929年台共势力介入文协，连温卿失去领导权，文协进一步激进左倾。激进左派认为应断绝与民族资本家的合作，将革命力量集中在农工阶级上。
表面上看来，日据时代文协分裂所凸显的左右两翼反殖民路线差异似乎与九Ｏ年代以来台湾后殖民论述路线的歧异有类似之处。如果说，九Ｏ年代初期引进的后殖民论述有呼应本土论述，在几次身分认同的激辩当中强调台湾反殖民论述里民族解放的重要性，那么，以陈光兴为代表的「左派」台湾后殖民论述则刻意拉抬阶级议题，不仅将阶级议题视为比国家认同和「民族解放」更形重要的台湾后殖民议题，并且认为国族论述为反动保守的象征。这个倾向在陈光兴1996年1月发表于Cultural Studies.的"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 (Super)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Response to Ang and Stratton" 展现得最为清楚。
而日据时代左翼运动里有关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瓜葛纠缠又是如何呢？杨翠在其《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里》指出，1920年代之「台湾言论菁英」所发表的言论中将「民族、阶级、妇女」标示为台湾殖民地三大解放目标，其中又以「民族解放」为最高原则。（页76-99）但是，所谓的「台湾言论菁英」一词毕竟过于笼统，当时左翼路线主张阶级解放之余，是否也如九Ｏ年代台湾「左派」后殖民论述者一样避谈民族解放，企图解构国族的概念？还是他们处理国族与阶级的瓜葛有所不同？左倾后的台湾文化协会由台湾共产党掌权。1928年台共召开建党大会，会中推举林木顺为党组织书记长，并在会中通过对台共运动走向具有相当标示作用的〈政治大纲〉。根据陈芳明的分析，〈政治大纲〉的重点提示显示当时左翼运动与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民族解放运动密切结合：
整个大纲的重心，在于提出「台湾民族」、「台湾革命」的主张。既如前述，台湾革命的力量有赖农民与工人的结合，那么革命的目标又在哪里？林木顺以「台湾共产党与民族独立运动」一节来总结大纲的全文。台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终极目标就在于追求台湾独立。林木顺指出，在殖民地社会并没有「民族自觉」或「民族平等」的存在，只有经过革命方式的民族独立。他强调，阶级斗争不仅不会和民族革命有丝毫矛盾，而且还更有助于民族革命。（页70）
梁明雄在《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研究》里的说法大致与陈芳明相同：
台湾共产党除了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以外，还以「台湾民族的独立」和「台湾共和国的建设」为其纲领。「台湾文化协会」也在台共的操纵控制之下，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转为台共的外围组织。（页172）
即便如此，我们仍须注意，左翼运动发展过程里有关民族解放和阶级议题的发展过程情况其实相当曲折。施叔在分析三Ｏ年代左右翼思想分化时特别提醒读者，1931年由许多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运动者（如王诗琅、张维贤等）组成的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在成立之时，接到一份寄自东京，署名「J.G.B.书记局」的贺电，站在国际普罗文艺运动的立场，对台湾文艺发展方向做出指示和批判，台湾文艺作家协会对J.G.B.书记局的贺电做出的响应当中针对台湾文化及民族的问题，强调台湾必须是个主体的角色，方能解决台湾所有的问题（施淑：20-1）。
不过，这并不表示，阶级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自始即水乳交融。就我目前所看过的分析和评论，许俊雅的一段剖析最言简意赅地标示了日据时代左翼运动走向的转折并展现其中所涉及的复杂议题：
社会主义运动者所关注的是台湾各阶层利益的冲突，他们认为殖民地台湾内部的矛盾远胜于日本异族的统治，因此关注焦点乃在于社会内部的阶级问题，其对抗的对象乃是日本殖民资本主义与台湾土著资产阶级、地主，而不再是日本这一异族的统治。虽然他们反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同时，亦带有民族主义之意味，但对中、台文化之水乳难分、前途之息息相关等问题，则并非其关注之焦点。以此意识形态论文学，那么台湾本土自是主体，内部的资产剥削、地主贪淫等问题遂成描写重心。虽然如此，他们所持之心态，犹属「一岛改良刍议」。等到台湾共产党成立之后，奉行日本共产党所拟之「台湾民族」政治纲领，而左翼份子受此影响，其所操持之意识，除「乡土情怀」、「现实意识」之外，复增添了「台湾民族主义」与「台湾政治独立」二者。此等独立建国之「台湾民族」观适与台湾文学本土论声气互通，桴鼓相应。（页70）
虽然战后台湾本土论述对农工阶层的关怀依在，但是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后逐渐与台湾独立运动结合的本土论述基本上强调的是民族解放，着墨较多的乃是国民政府迁台之后日益严重的族群问题，阶级议题在本土论述里的份量相形之下减轻许多。日据时代的反殖民论述，无论左右翼都不敢轻忽阶级议题，因为即使右翼都清楚，农工阶级是他们推展反殖民运动不可或缺的群众基础，台人内部族群议题反而不是重点。相较之下，台湾本土论述即使仍关怀底层劳工社会，却不标榜「阶级」意识。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让本土论述者在有意无意间避免高举「阶级」的旗帜。第一，台湾本土意识在战后受到政治环境的极度压抑，到了七Ｏ年代乡土文学时期才再度抬头 （叶石涛：137-65；彭瑞金：103-94）。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之时，反对乡土文学的作家认为乡土文学将关怀重点放在农、工、渔阶级，显然具有左倾的危险；余光中并在《联合副刊》上指称乡土文学等同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主张的「工农兵文学」。回顾历史，我们当然应该注意到，在戒严时代，这样的指控不可谓不重。根据叶石涛的叙述，
乡土文学论争，终于得到一个官方的答复；那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含有警告意味；便是乡土文学不可为某一个特定的阶层为其描写的主要对象，本来乡土文学并不为任何一个特定的阶层服务，它只是现实主义文学，注重本土民众的现实生活描写，而占本土民众的大部分刚好又是以穷苦大众为多，所以它的文学题材多来自农人、劳工，自是无法避免的结果。（页149）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之下，本土论述虽然坚持其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关怀，但为了响应反乡土派作家与官方的警告，为了撇清与中共「工农兵文学」的关连，本土论述「阶级」议题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某个程度的压抑乃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本土化运动在解严后的走向与台湾族国建构运动关系相当密切，本土论述者对坚持「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之中共深怀戒心，连带对「阶级」论述也相当谨慎处理。在此情况下，本土论述即使展现对底层人民的关怀，却不标榜「阶级」，也自可理解。这是我们在探讨这一部份台湾后殖民论述版图时应该注意到的一点。
相对的，陈光兴的「左派」后殖民论述则高举阶级旗帜，避开本土论述所着重的「国家」、「族群」；日据时代左翼论述终究主张民族解放的重要，陈光兴的「左派」则不谈民族解放，我想，隐性的论述者族群位置影响其对本土派主导的族国建构运动的态度、当前文化研究对国族主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思考以及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再是最重要的认同对象等等论述倾向都是重要的原因。
乍看之下，九Ｏ年代以来逐渐发展的台湾后殖民论述取向的不同，似乎隐然与日据时期左右翼的分裂有相似之处?亦即，民族解放vs.阶级解放。但是，以上的分析企图展示，日据时代的左翼运动和当前台湾后殖民论述的「左派」有不可忽视的差异之处。更重要的，日据时代的左翼论述所展现的细微思考和对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等等问题的瓜葛纠缠之体认，在在显示台湾后殖民论述不仅在日据时代就有相当成熟的发展，而且其精彩丰富与辩证之复杂性恐怕不在 九Ｏ年代台湾后殖民论述之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论述领域我们深厚的传统与宝贵的文化思惟遗产。台湾后殖民理论借镜西方辩证，已有不少收获，从纵向的本土历史脉络来爬网后殖民议题的辩证，应该是未来「后殖民」的台湾演绎进一步「在地化」的努力。
(论文原宣读于「十年来台湾文化研究的回顾」研讨会,国科会主办,文化研究协会主办,1999.9.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