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泰国清迈大学教授、云南省社会科学院荣誉院士乌拉旺．泰其涌教授去世已经一年有余。一年来，乌拉旺教授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脑海闪现。作为第一个来中国推广应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国际上先进的理论与方法的专家，她可以说是竭尽了全力，直到逝世前仍关心着中国农村的发展项目。为表彰她的卓越贡献，云南省政府2005年授予她“云南省外国专家彩云奖”。现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乌拉旺教授可以安息了。

一

乌莱旺．泰其涌（Tan-Kim-Yong Uraivan）教授，1947年11月15日出生于泰国，1968年毕业于清迈大学社会与人类学系，获学士学位；1976年毕业于曼谷亚洲理工大学人类学系，获硕士学位；1983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发展社会学系，获博士学位。乌莱旺教授生前是泰国清迈大学社会科学院教授，是当代国际上一位资深的、影响很大的社会学、人类学、资源管理学专家，于1996年受聘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她是与云南省特别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项目最多、被聘用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外国专家之一。1998年， 云南生物多样性与传统知识研究会特聘她为理事会成员。

早在1988——1991年，乌莱旺教授支持云南省政府扶贫办，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申请援助“中国云南省贫困山区综合开发试验示范项目（简称“云南扶贫”项目，英文缩写YAM），获准后获得资助500万美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接受的最大的一笔农村发展赠款项目。大家知道，1989年“六．四”事件后，世界人民对中国能否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出现了一些疑虑，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尼克•孟泽思(Nicholask　Menziesph)先生也启程准备离开中国，并已到了香港。在这样的情况下，乌莱旺教授坚信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会变，一如既往地游说福特基金会，力劝孟泽思先生从香港返回北京。YUM项目初步确定后，她利用和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孟泽思的私人友谊关系，多次陪其来云南考察，酝酿项目设计，为项目立项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项目立项后，她与英国、菲律宾乡村改造学院专家一起，多次来云南帮助培训项目工作人员，使其能够按国际惯例和国际先进的理论、方法，例如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来实施项目。

原来，我们中国学者都不了解“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理论与方法，更不要说运用了。经过乌莱旺教授的讲解，手把手的传授技巧，才终于弄明白：所谓“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是在外来者（学者、志愿者或官员）的协助下，使当地人应用他们的知识，分析与他们自己生产生活有关的环境和条件，制定今后的计划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最终使当地人从中受益的一种理论、方法与实践活动。

从来源上看，PRA是从RRA发展而来。所谓PRA，即农村快速评估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适应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农村发展项目官员，急需了解项目区情况而兴起的一种调查方法。它吸取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测量绘图学、数学等的方法，例如关键信息人访谈、村民会议、问题矩阵分析、分类分析、观察绘图等等，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规范的调查方法。实践证明，RRA对于外来者来说，确实能够较快地获得项目区的第一手资料，以适应援助项目之急需。但是，由于RRA方法中当地村民没有或极少参与，处于被动接受调查的地位，因而在许多时候向外来者提供的信息并不准确、完整，特别是有不少项目区村民对外来者实施的发展项目不感兴趣，更不积极参与，使许多国际援助的发展项目最终归于失败。

在深刻反思RRA的基础上，国际项目官员特别是发展学家们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关于落后地区农民同样是理性的、精明的、只要给予一定的发展机会他们就会抓住并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等观点，把调动当地社区特别是村民积极参与作为国际援助项目成功的重要标准，摆在了优先位置。这样，当地村民不参与的RRA，就自然地发展成为PR；由外来者只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随之改变为着眼于与村民之间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亲密的关系、充分相信村民的能力、注重外来者与当地村民的相互学习、由村民为主体实施项目。由此，PRA也就形成了四个理论前提：一是农民特别是穷人与城里人一样，也是聪明的、勤劳的，他们之所以处于落后、贫困，主要是社会没有给予他们与城里人一样的发展机会；二是广泛的参与是发展项目所制定的计划能够产生效益、并使当地村民公平地受益的保证；三是当地村民的乡土知识和稳定持续的经济、政治及生态系统，是改善经济和环境的基础；四是通过社区自我管理途径和活动，可以实现真正扶续的自我发展。

根据以上的理论前提，PRA常用工具主要有：关键信息人访谈、半结构访谈、社区村民会议、参与式制图、村社历史图系（大事记）、季节历、问题矩阵排序、性别分析等。我曾参加乌莱旺教授主持的多次PRA培训，对于她不厌其烦地讲解、手把手地演练的教学方法与精神，由衷的佩服。

在和乌莱旺教授一起实施的国际组织援助的项目中，我们当然要使用PRA，有时也发现PRA方法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与不足。对此，乌莱旺教授总是表现出很谦逊的态度，和我们一起讨论，看看能不能找出一些解决的办法、替代的办法。据我所知，我们发现PRA的缺陷与不足，至少有以下方面：一是由于PRA过于讲求方法与技巧，而许多方法与技巧又过于繁琐，因而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经费多，基本上是在国际援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中应用，这是因为国际项目往往安排了充裕的PRA经费；而在中国政府的项目、企事业团体的项目中，由于经费不多，因而很少推广；二是在方法过于繁琐的情况下，许多使用者如遇激励与监督不足就往往偷懒，造成了获得的信息也缺乏全面性、系统性、连续性和准确性，致使PRA的推广者、使用者们在中国非PRA的其他专家面前特别是政府官员面前，觉得腰杆硬不起来，反过来他们往往埋怨政府官员“愚不可教”，这就不能不与PRA本意中的尊重与相信他人的“真缔”相悖。

此外，PRA方法中的半结构访谈，不但至今尚无统一的权威的定义解释，而且使用不当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信息。这是由于：第一，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或者访谈者不具有当地被访谈者的知识，特别是村民们常用的语言词汇，那么就会出现被访谈者要么是不懂访谈内容，要么是无词语可用；第二，中国农村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民的特殊风俗习惯与传统，与外来者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与距离；第三，访谈者与被访谈者若是异性，则往往无法访谈；第四，访谈的时机与场合如果不适合，被访谈者往往产生出不理解乃至反感、逆反心理；第五，访谈者如果提出诱导性问题，使被谈者不得不“顺杆往上爬”；第六，中国现有的PRA专家基本上都是年纪太青、阅历太浅、经验太少的专家，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缺乏了解，因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过于自信，在访谈过程中不会甄别真假信息，更不会测谎。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PRA使用者又过于迷信当面访谈的真实度，也就不能不使其在现实社会中因获得虚假信息、残缺信息、肤浅信息而处于尴尬地位。

不过，尽管PRA有以上缺陷与不足，但是正如乌莱旺教授从一开始便始终强调的，相对于现有的非PRA方法而言，PRA毕竟是一种理念先进、设计科学、方便快速的农村调查方法。特别是，PRA具有别人可以复制的优点，这是其它方法所不可企及的，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近年来，PRA经常使用一种叫做会议讨论凑集法的方法，即约请研究对象的相关人员举行带有游戏方式的会议，就设定问题让与会者发表意见，PRA工作者当场用粗笔在贴在墙上的大白纸上，把各人观点写出来，从而形成凑集的结论。这一方法的优点，一是会议以游戏方式进行，增加了与会者的兴趣；二是把各人开动脑子说出的问题当场归纳；三是各个观点写在大白纸上，便于避免重复。但是，这一方法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一是由于临时凑集发言，参会者往往缺少深思熟虑的时间与场合；二是在公开会议的场合上，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公布自己的看法，往往出现少数人操纵会议观点的局面；三是过于“庸俗”的游戏，容易冲淡严肃的主题，有的年纪大的人往往对此感到羞怯、反感，有的甚至嗤之以鼻。

那么，在人们进行社会经济本底调查大量使用PRA方法时，如何避免与弥补PRA方法的缺陷呢？我们在乌莱旺教授的帮助下，把PRA和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问卷调查差不多是所有学科调查都使用的方法。所谓问卷调查，是在对研究对象——区域社会、经济、生活或所要研究的问题有一定的了解的前提下，用表格式问卷的形式提出需要进一步了解的问题，让随机抽样的人填答，以大量获取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资料。由于被调查者是在保密情况下填写问卷调查表，个人的真实意愿及社区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受影响地反映了出来。一份问卷调查表中的提问问题，一般来说要经过拟定、审查、评判、修改以及再审查等环节，特别是某些专家的审查与评判结果，很可能会使问卷调查表修改得更趋完善，保证了同一问卷可以适用于不同的研究对象。

实践证明，问卷调查是否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问卷表中提问问题的设定，即采用相关假设和界定假设的方法，首先确定解释指标（哪些现象可能对目标指标产生影响）。假设是研究的命根子。能够提出问题的假设，研究已经成功了一半。一般来说，科学调查的过程中，大约有60%的时间和精力是花在提出假设和设计调查上，不能再少。在此，我们不妨对比一下PRA的调查。PRA很少或几乎不强调认真的准备，也不强调PRA组织者的学科背景、实践经验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程度，PRA组织者把“凑”的情况汇总后即成为调查结论，而所“凑”情况是否符合实际（具有一定的量）、是否提示了实质？PRA工作者往往难以肯定。而问卷调查则可以保证足够多的量的分析，从而逼近事物的实质。这也就是说，问卷调查与PRA调查，各有其长处。

正是由于乌莱旺教授的帮助，我们在农村调研时，成功地把PRA方法与问卷调查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探索出一种既发挥PRA与问卷调查各自的优势，又达到简便、快速、准确获得大量信息的方法。这一方法的要点是：调研组进村后，在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讲解调研的宗旨与要求，在分几个小组进行问题诊断、主要问题矩阵分析、资源利用图绘制等基础上，由调研组成员分别邀请了3—4户农户在一起共同填写问卷表，让农户在填表中对重要内容互相讨论、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从而使每份问卷表的填写在时间上比单个农户填写节省了一半以上，而且填写的准确性大大增加。

写到这里，应该说农村调查已经把国际上的先进理论与方法，与国内的传统方法结合了起来。这当然要归功于乌莱旺教授的引荐、培训、推广应用了。

二

1991年10月，乌莱旺教授与云南省林业厅、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联合向美国福特基金会提出“云南社会林业项目”的申请，获得批准，成为全国最早开展的社会林业项目，也是全国第一次引进国际上社会林业（即农户林业）先进的理论与方法的行动与研究项目。此后，乌莱旺教授先后6次为云南社会林业项目培训班讲授社会林业及其PRA，听讲学员达300多人，受到好评。后来，她与其他国际专家一起，先后多次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测评估，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好意见。

当然，云南社会林业项目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前期工作。早在.1990年4月25——5月9日，乌莱旺教授就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云南省林业厅，以及美国温洛克农协会驻华代表处当时的官员尼克•孟泽思先生、泰国皇家森林厅官员司提猜•安扣等，联合考察了云南省广南县森林自留山、责任山“两山到户”情况，结果形成了《云南多民族贫困山区林业发展情况考察报告》。这可以看作社会林业项目的第一个前期研究。

1992年5月，乌莱旺教授说服福特基金会曼谷办事处立项资助《中国云南省哀牢山森林土地持续管理研究》项目，亲自出马，带领她的助手——泰国清迈大学布莎颁（Busaban chuntalert）小姐、苏堤(Sutee Boonto)先生等，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的赵俊臣研究员、康云海研究员、郝志雄研究员，云南省安全厅的泰语翻译韦士清先生，云南省林业厅的邹恒芳女士、陈再福先生、段远亮先生等，深入哀牢山区野外考察，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报告。1993年5月5——9日，乌莱旺教授安排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了同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请中方学者报告研究成果，和国际专家交流。1996年5月，云南科技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同名的中英文专著。这可以看作社会林业项目的第二个前期研究。

所谓社会林业，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村民自己的林业，是20世纪国际上新兴起的一个新的理论与方法，其引入中国，也是起源于、归功于乌莱旺教授。社会林业与传统林业管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理论指导思想上相信不相信农民愿意管理、能够管理和可以管理林业。社会林业强调当地村民需要而且也能够从森林等自然资源中获取他们家庭生产生活的收益。例如，在政府政策允许下砍伐商业木材、从森林中采集非木材林产品出售等；而且，当地村民也都喜欢并栽种适宜当地立地条件、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效益的树种，而不是有的政府官员头脑里那种村民“不愿意栽树”、“不愿意保护树木”、“不会保护树木”等认识。从哲学的观点看，当地村民所喜欢栽种的树种，主观上是满足自己家庭生产生活需求，追求的是经济效益；但是，只要他们栽树并管护好这些树林，那么客观上就产生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因而是两种效益的有机统一。显然，社会林业是对于我国长期来实行的政府林业的一种改进。

这里有的小故事。德国政府分批援助中国15个省、市、区造林项目，每个省市区额度都是2000万马克。云南省德援造林项目排在第一批，前期与启动后的评估由我领导的评估组承担。我们在写评估报告时当然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作为建议之一。后来听说，四川省的德援造林项目的建议书，德国专家连续几次都不给批准，四川省林业厅的承办人员很纳闷。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评估报告后豁然开朗，原来没有把推广应用社会林业、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写进去，于是马上加进去，德国专家便顺利通过了他们的项目建议书。

三

1994年，乌莱旺教授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托马斯．于意儿（Tom Yuill）教授、农村发展专家林．康普顿（Lin Compton）教授等策划，由我们向全球环境基金（GEF）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申请“中国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YUEP）”，并帮助在云南省选点及申报。期间，乌莱旺教授曾三次组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泰国清迈大学教授，最多的一次有20人，来云南省选点调研。

2000年，YUEP项目申报成功，实施中，乌莱旺教授与威斯康星大学的林．康普顿()教授及其夫人、托马斯．于意儿教授及其夫人、堤姆．莫孟德(Tim Mocrmond)教授等其他国际专家一起，多次深入项目点调研和培训，为提高项目基层工作人员的能力作了重大贡献。同时，她经常与项目的国内专家交流，为项目的成功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项目创造的社区自然资源共管组织、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村民监测生物多样性等创新性经验，她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最后形成6本中英文专著，由云南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8月公开出版。

虽然社区共管在中国前几年就出现了，但是在乌莱旺教授传授的理论与方法指导下，ＹＵＥＰ项目的社区共管在理论上更系统、全面、也更具有可持续性。

所谓社区共管，指的是社区、地方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管理森林、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矿藏、水等资源。根据乌莱旺教授的理解，社区共管首先来源于对过去自然资源管理的以下理论更新。考虑到至今我国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士对这些理论尚不同意，有必要把列举出来：

一是村民知道自然资源对人类的价值，因而是愿意管理的。社区共管在指导思想上相信当地村民是愿意管理本社区自然资源的，这源于他们对自然资源尤其是森林的数千年的长期认识的累积。例如，世界各地几乎所有的村民都知道树木在人类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许多民族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的树木崇拜，甚至指树为祖：有的白族传说自己的始祖来源于柏木，有的则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黑竹子里诞生出来的；拉祜族的苦聪人，则说他们的祖先是树根变成的。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认为树木是人的庇荫福泽之处，村中树木茂盛，则预示该村繁荣昌盛，得旺得发，人死了，灵魂也要凭借这些高大的树木登天，因此几乎所有的墓地都要种树，尤其喜种长青树。许多民族村寨里的树木被神化为生命的象征、护佑村寨的神灵，认为村寨里如果没有树木，死去的人就不会再活转来，活着的人很快会死去；每年，村寨都会举行对树的祭祀活动，以至于在一切都可以毁坏的动乱年代也很少有人敢动这些“神树神林”；直到今天，外来者进村调查，村寨人都会忠告不得随便动这些“祖树神林”，动了将要灾祸降临，并且往往举出若干事例，讲述某年某人不守村规，砍伐神树，结果造成家败人亡等等。

那么，近代以来的人类乱砍树木、森林锐减、水土流失、环境恶化，是否可以证明村民对森林的价值淡忘了或根本就不知道呢？答案是不能证明。据中国《经济日报》1999年3月24日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善于打人民战争的前辈们在东北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原始森林中，先后建立了135个以砍伐森林为主要任务的森工企业，国有伐木工人达180万人，累计为国家提供10亿多立方米木材。按目前每公顷产木材102立方米计算，即把980万公顷森林砍光了，占全国已减少的1100万公顷天然林面积的89.09％。长期来的政治运动和政策失误也对森林造成了严重破坏。例如1958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林地林木权属更是出现了全面混乱，造成了无人负责、无人管理、乱砍滥伐的局面。云南省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50％左右急剧下降到70年代末的的24％左右。因此，至今仍见诸于各种媒体和各种场合的那种把中国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和环境恶化的责任归结于村民、并认为村民不懂得生态效益的议论，是不符合实际的，是睁眼说假话，因而也是不负责任的。

二是村民懂得适合当地的自然资源管理技术。农村社区共管依据国内外特别是中国山区农村自然资源保存现状，认为当地村民懂得他们居住区有哪些资源，这些资源如何加以利用、特别是可持续利用，不但自己利用，也为子孙留下利用的条件。例如，林地与森林是山区的重要资源之一，山区农民都掌握适宜他们居住地的造林技术，而且也善于造林。凡是到过农村特别是山区农村、并不抱偏见的人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事实：几乎所有村民的房前屋后及村庄内外四周，都种了许多品种的不同的树，许多树生长的非常茂盛，有的使人看不到其间的村庄房屋，即使在那些没有树的地区，村民的庭院里总会有一些树。当然，所有这些树的栽种和管护，都是村民们靠自己的知识和技术的结果，既没有花政府及其林业部门的钱，也没有专门接受过所谓的科学的技术指导服务。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现有的大规模植树造林，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主要是花费巨额投资和大量人力，结果往往出现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树木消失问题。例如，据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孟泽思先生在中国几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在北方大规模营造的“绿色长城”，把成片的林地一度种成纯林，许多外界人士说这很危险，但有人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具有许多善于处理这类问题的科学家，可是现在那些杨树纯林中出现了大量病虫害。这主要是由于工程造林树种单一，人工纯林比重过大，对病虫害的自控能力低，防治手段落后。面对有的病虫害，被有的人称为“善于处理这类问题的科学家们”也束手无策。

以村民为主体的农村社区共管却不同：第一，它不需要政府花钱和抽调大量人力组织造林，村民自己出钱就把树栽好了；第二，由于各家各户村民家庭对自己栽种的树种选择都是在自己经验之内，其结果是所有的树种都是当地适生的；第三，由于各家各户村民家庭营造树种的偏好不同，其结果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多样化树种，自觉不自觉地和有效地克服了树种单一性而引发的病虫害蔓延等问题。

三是村民具有管护的有效办法。社区共管在承认也肯定现有政府机构管护自然资源的作用的同时，充分相信当地村民具有管护的有效办法，而且也能够管护好属于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这一思想观点来源于活生生的实践。在中国南方的山区村社中保留得较好的现有森林包括村民共有的水源林、风景林、神林等，都是依据祖辈传袭下来的习惯法或乡规民约，由村社中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或村长、民族头人、宗教首领主持下的村民会议行使管理权力，全体村民自觉地遵守。如果发现偷伐践踏他人林木，视多寡分别处予赔礼、罚款、罚出义务工、罚等额或超额栽培等，有的地方还有体罚甚至处死的极严厉规定。因此，把当地村民作为偷砍盗伐的主体而加以谴责，并由此认定当地村民不愿意和不会管护森林，是犯了以偏概全、以少误多的错误。

2004年9月9日，在乌莱旺教授的大力支持、参与策划和共同组织下，YUEP项目在北京新大都酒店，召开了国际推介与研讨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署、世界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保护联盟、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美国21战略集团、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日中环境研究会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求是原总编辑王天玺，以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农业部、国家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林科院、中国环境科学院等单位的著名专家学者，共85人应邀出席大会。乌莱旺教授在大会上就YUEP项目的经验，作了精彩报告，受到了热烈好评。项目经验已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以内参报中央领导参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学习与研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红旗文稿》、中央电视台12频道、南方周末、上海电视台、联合国电视台、国家林业局《绿色中国》、工人日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金融网、中国农村研究网、乡村建设网等重要媒体分别作了报道。项目创造的社区共管、社区保护与发展基金、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村民监测生物多样性等创新性经验，被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组织、专家所认知，有的已进行复制。

四

1998年，乌莱旺教授作为欧盟援助中国云南红河地区发展项目国际专家组组长，率国际专家组到云南红河地区考察，为欧盟援助云南红河地区农村发展项目立项，提供了可靠依据，曾被原国务委员陈俊生亲自接见和赞扬。

1998——1999年，乌莱旺教授被国务院扶贫办与世界银行共同聘请的“中国21世纪扶贫战略研究”专家组成员，曾当面对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高鸿宾提出建议。

10几年来，乌莱旺教授安排接待云南省社科院、云南省扶贫办、云南省林业厅、云南林勘院、云南林科院、云南省原地理所，以及四川省、贵州省等多单位的学者到她在泰国清迈附近的相同项目点考察，交流经验。

1994——1999年，乌莱旺教授和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学生，先后30多次组织泰国一些大学的教授、学生、企业家等，来云南考察、观光，为促进中泰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乌莱旺教授和她的丈夫还出资，资助丽江的少年儿童绘画比赛，受到热烈欢迎。

五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为中泰早年学术交流做作出重大贡献的三个重要人物：乌莱旺教授的丈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袁德政先生、云南省林业厅造林处原处长黄先生，先后患癌症不幸去世。我们为乌莱旺教授失去亲爱的丈夫，我们失去德高望重的老所长、老处长，表示哀悼！现在，乌莱旺教授也追随她的丈夫而去，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继续恩恩爱爱！

乌莱旺教授曾对我多次说过，推广“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是她的工作，当然也是国际资助者的计划，但是更重要的是帮助培训人才。这从福特基金资助的“云南扶贫”单设150万美元的培训费，先后资助云南省70多个年青学生到国外攻读研究生学位，就可以证明。在云南省这个小小的“留学潮”中，乌莱旺教授曾指导我所在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制订培训计划，并亲自担任导师。下面，我就把具体情况罗列一下，一是这些学者一直对乌莱旺教授心存感激，二是这些学者自己确实也进行了努力，三是也便于学界交流。

康云海博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泰国清迈大学留学，乌莱旺教授指导中国的第一个农村发展学硕士。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政府认定的学术带头人。

宣宜女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泰国清迈大学留学，乌莱旺教授指导的农村发展学硕士。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苏宇芳博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泰国清迈大学留学，乌莱旺教授指导的农村发展学硕士。现任世界混农林业中心昆明办公室负责人。

左停博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菲律宾大学留学，获自然资源管理硕士学位，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云南省政府认定的学术带头人。

张泽军先生，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农业厅副厅长，云南省畜牧局局长。

郑宝华博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菲律宾大学留学，获农村发展硕士学位。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政府认定的学术带头人。

赵鸭桥博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菲律宾大学留学，获农村发展硕士学位。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穆文春先生，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馆长。

谭翔浔博士，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昆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董棣先生，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

罗荣淮女士，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宋媛女士，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张松先生， 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香港乐施会西南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

戴聪先生，受福特基金资助到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留学，获农村发展硕士学位。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吴景硕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菲律宾亚洲管理学院留学，获农村发展硕士学位。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梁川女士，受福特基金资助到菲律宾学院留学，获农村发展硕士学位。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外事办公室主任。

王静硕士，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受乌莱旺教授等创办的研究生项目资助到泰国清迈大学留学，获农村发展硕士学位。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邹雅卉硕士，曾多次受过乌莱旺教授指导。受乌莱旺教授等创办的研究生项目资助到泰国清迈大学留学，获农村发展硕士学位。现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我之所以将上述人员一一列出，是因为我的这些同事都熟练掌握了乌莱旺教授所推广的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社会林业、社区共管等国际上流行的理论与方法。以至于形成了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南北两派：南方派（行动派）以我所在的研究所为代表，注重行动，即行动派；而北方派则主要以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为代表，即“学院派”。特别是，我的这些同事都曾经受聘许多国际组织在华从事农村发展项目的高级专家、项目官员，为许多项目进行过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培训、项目咨询、项目评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盖源于国际组织在华从事农村发展项目实施计划书中，都明确规定必须采用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农村发展项目的增多，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既懂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的理论与方法、英语水平又过关的专家市场。早期，差不多是外国专家垄断了这个“市场”，后来包括我的同事成长起来，也就逐步取代了外国专家。这是因为，中国专家相对外国专家来看，具有情况熟、不需配翻译、报酬低等特点，从而在与外国专家竞争中脱颖而出。

1994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署（IDRC）援助中国的农村发展项目需要对中方项目官员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方法的培训，原来准备从国际上聘请培训专家。后来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和乌莱旺教授举荐我和我的同事承担培训。IDRC将信将疑，派了一个高级顾问访问我所，考察结论认为完全可以胜任IDRC的培训要求。结果该次培训如期于1995年1月12日——17日在贵阳花溪贵州省农科院举行，来自IDRC资助的近20个项目的负责官员及好几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包括北京大学、上海医科大学、中国林科院等著名院校的教授，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学习。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林科院年事已高的科研处长，学习非常认真，后来筹办我国为主发起成立、总部设在中国北京的第一个国际组织——国际竹藤协会，并出任协会秘书长。

面对着日益成长起来的中国年青专家，我多次看到乌莱旺教授屡屡表示出欣慰之情。我觉得，这不就是作为一个教授应该获得的幸福感吧！

安息吧！乌莱旺教授。您在中国推广的参与式农村快速评估（PRA）等理论与方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接受与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