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绘画释放淤积在心中的压力与困惑，这是社会学者于建嵘给自己寻找到的精神出路。理论是冰冷的，但是人心是火热的，他无法在学术研究抽离冷静的要求下，表达对每个具体生命的关怀，倾诉自己的无能为力，绘画成了解答。
被喻为“用脚做学问”的社会学家
于建嵘为上访者画出生命的尊严
因为难以抚平内心对受调查者的愧疚，他有一天拿起画笔，一笔一笔将自己采访过、对自己哭诉冤屈的上访民众肖像画了下来。他想通过画作将自己对他们的感受记录下来，也让观者知道中国社会底层还有这样一些受屈的弱者，希望唤醒大家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重。
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很少有人不知道于建嵘：著名的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教授，曾经长期在农村、矿场、上访村进行直接深入的调查。中国学界形容他“用脚做学问”，就是肯定他不畏艰苦，通过常年在底层行走，掌握底层社会的真实情况。
他曾经冬天到北京永定门东庄上访村住了一个多月，两次被当成访民给抓走。对方怎么都不相信他是社科院学者，打电话到社科院查证后，批评他穿得“破破烂烂”，怎么都不像学者。
本报记者去年底到于建嵘在北京郊区宋庄的房子拜访，意外发现于建嵘成了个画家。
诺大的厅堂安置了大量画作，屋内一角摆着未完成的作品与颜料，像画家的画室多于像书斋。满屋子画作只有一类主人翁：男女老少访民。他们双眼饱含泪水，拿着状纸或在身上、头上披戴着呼喊主人悲愤的自制帽子或服装，一个“冤”字仿佛充斥了室内的空间。于建嵘说，那些是中国访民的典型形象。
他说，他原本请画家将他拍摄的访民照片画下来。每幅画2000元（人民币，下同，约400新元），画好后作品归画家，他只求让访民的肖像能被记录下来。他当时准备了2万元，想记录下10个访民肖像。
结果，专业画家受委约画出来的产品，他全不满意，认为它们太匠气。去年五六月，他偶然知道画家们是用投影作画，“我就想这样我也可以画”。于是毫无绘画基础，连三原色的概念都不知道的于建嵘，就这样开始了绘画的第一步。
为老太太“画冤”
第一幅画，主角就是戴着“冤”帽的老太太，这名老年访民为死去的儿子上京告状，她愤怒不平的眼神震慑了她的听众，也成为于建嵘一再重复描画的主题。
于建嵘说：“我每次画到她时，我都会想到这个人，想到她的故事。这个老太太，冬天在这里上访，我请她吃饭，她一直对我哭，她一直在说，她跪在地上。”
“她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以为我能解决她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是解决不了，甚至我写文章连她的名字都写不上去。我对她是有歉疚，每画一笔我都在想，我要对你有交代，也是对自己的交代，我没有别的办法。”
从第一幅画开始，画画成了于建嵘日常生活中的固定内容。宋庄是北京著名的画家村，他平常与画家们讨论，技术也慢慢长进。开始有作品被外国的大学图书馆、书展买去，他计划用这些钱在宋庄建立大型资料库，收藏中国底层社会的各种档案。
倒是，他自认是“乱画”的处女作，却被许多画家评为他最好的作品：“特别有一笔红的，那些人要研究了半天，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会这样画，那是其实就是我心里的激愤，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才好。”
底层的经验
用绘画释放淤积在心中的压力与困惑，这是社会学者于建嵘给自己寻找到的精神出路。理论是冰冷的，但是人心是火热的，他无法在学术研究抽离冷静的要求下，表达对每个具体生命的关怀，倾诉自己的无能为力，绘画成了解答。
然而，他对探寻底层苦难的执着也与个人童年经历密不可分。
生于1962年的于建嵘，童年的生活被当时席卷中国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所左右。共产党游击队员出身的父亲，在“文革”伊始就变成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匪兵。父亲被抓了起来，小于建嵘与母亲、姐姐三人称了没有户口的“黑人”。
没有户口，他们在城市根本没有容身之地，1967年全家回到湖南永州家乡，亦遭乡亲白眼，冬天时家里的棉被被偷走，永州代呆不下去，母亲又带着孩子们流浪回城里。
8岁时，父亲的朋友帮忙将小于建嵘安排到一所小学的旁听名额。于建嵘穿上最好的衣服－－用染黑的麻布包改装成的衣服，高高兴兴去上学了。岂料，上班第一天就被女班长发现：“他是黑人，怎么可以来我们班上？”
女班长下令同学将小于建嵘拖出去，他抱着桌子不肯走，拉扯中黑麻布衣被撕烂。他被拖到学校后面，被佯装经过的父亲发现了。那一次，于建嵘生平唯一一次看到父亲留下眼泪，自此，他坚持不进小学。
30出头赚了两百万
直到文革结束，他们一家东逃西躲的流浪生涯终于结束，于建嵘才直接进了中学，此生他从没上过一天小学。
文革结后，1979年，于建嵘考上湖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当上了成功的商业诉讼律师。1990年代初，才30出头就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两百万（中国城市人口当时一般月薪才百多元）。意气风发的他买了部日本进口车，一台手提电话，到全国去寻访人生的意义，最终遇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开始了学术生涯，去寻找苦难的原因，并且利用学者的身份发表评论以引起社会关注。
尽管早已衣食无忧，到手的富贵荣华更曾潇洒抛去，但是于建嵘心中，童年苦难的根源却是他挥之不去的思索命题。因为那番遭遇，他看到自己与最底层的农民、矿工、访民的命运是相连的。
“我的经历，与他们（访民）遭遇的苦难，来源都是一样的，都是制度性的。”
他分析说，现在的制度强调的是集体，是为了未来牺牲现在。在集体主义的理论中，个体永远可以被忽略不计。
“我认为，不管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主义，都要强调个人生命的意义。每一个人的意义都是平等的，只要那个利益是正当合法的，就没有人有权力为了未来，为了大多数人牺牲我们的利益。如果制度为了所谓的发展剥夺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个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是要检讨的。”
于建嵘做的学问总是接触社会人士的不幸，他生活中却十分风趣。朋友称他做“侃爷”，对学生、同事，或是宋庄的农民、餐馆服务员，他见到什么人都爱与对方闲聊，而且常说些俏皮话把人逗乐。底层学问，外人看来是苦苦的追寻，但诚实面对自己命运而后得到的内心安适，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