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一个学科，不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学科，都存在着一些对于这门学科研究方法的哲学深感兴趣的学者，尽管有关研究方法的哲学在大多数时候总是比研究实际学术问题要抽象和枯燥一些，但是方法论的重要性总是不言而喻的。方法论代表着研究主体审视和剖析研究客体时所持有的指导性的观念和逻辑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把方法论比喻成一种宗教是合适的：尽管宗教的力量并不总是明显地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但是这种影响却经常是潜移默化的，方法论也是一样。尽管研究者并不会时刻感受到方法论在他们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们也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应用着这种或那种方法论，受着这些方法论的引导。不过也有另外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在学术界普遍存在着，那就是对于方法论研究的普遍漠视甚至仇视。人们有一个误解，以为方法论是不值得研究的，而热衷于研究方法论的学者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对这种倾向的解释有时是令人迷惑的，因为有些学者与其说漠视方法论的研究，不如说恐惧方法论的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专家博兰（Lawrence A. Boland）评论说：“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和主流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所面对的问题是：他们害怕此类问题将导致的结果——此类问题可能证明他们堆砌的著作原来要么空洞无物，要么是在浪费时间。”[1]然而哈恩本人对于方法论就是非常矛盾的。托尼·劳森（Tony Lawson）说，哈恩发表了许多关于方法论的文章，也经常参加方法论的辩论，然而他的公开的立场却是始终反对这种研究。在哈恩退休的时候，他以忠告年轻的经济学家的形式提出若干反思，包括建议年轻的经济学家应该“象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讨论‘经济学中的数学’，至于方法论问题，则根本不要去想[2]。这反映了经济学家自身的尴尬所在。相比于物理学家，经济学家更怯于研究方法论问题，这种态度里面包含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偏见和恐惧。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是当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忽视的问题，关于经济学的范式和方法，很少有严谨和引人注目的讨论，这种状况导致各种似是而非的经济学论著充斥着这个领域，却很少出现针对性的严肃的批判和反思。经济思想史学者本来应该对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兴趣，但是这种兴趣也在明显下降，他们往往陷于对某种经济思想的梳理而放弃研究方法论。科学哲学的学者们则由于对经济学的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而不敢贸然进入这个领域。但是还是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在有关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上显示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在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遭受误解和批判最多的论文恐怕是弗里得曼写的《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3]。关于弗里得曼方法论的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主宰着60年代之后的许多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主题。如果我们把这场争论加以简化，那么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经济学中的假定与现实问题，这是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一个核心性的问题，正如尤斯凯利·梅基（U. Maki）所说的，“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现在是、以后仍将是被称为理论及其假设的现实主义问题。”[4]弗里得曼的论文以《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为题，引发了经济学方法论者之间大量的误解，据此有许多学者指摘弗里得曼是“逻辑实证主义者”。
对弗里得曼这篇文章进行梳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文章本身相当通俗而且有很好的文笔。在论文的引言中，弗里得曼引用了凯恩斯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中对于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的经典划分，即实证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科学，而规范科学是关于“应该是什么”的科学，而“二者之间的混淆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并成为许多谬误的根源，另外，凯恩斯还强调“创立一门准确无误的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的重要性。”[5]在弗里得曼看来，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和规范判断的，“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正确的预测。这一体系的运行状况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简而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学上的定义。”然而经济学在科学形态和性质上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研究对象）的关系方面，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弗里得曼也承认，“经济学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调查研究者本身就是被调查研究的事物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调查研究者与被调查研究的事物之间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上述事实使社会科学家得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家无法得到的数据的同时，也使社会科学家在实现客观性的目标上遇到了特有的困难。”在弗里得曼看来，实证科学的目的就是发展一种“理论”或者“假说”，使之能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这种理论是由两部分要素组成的：一个要素是语言，其作用是为经验材料的组织及对经验材料的理解提供文牍服务，旨在促进系统的有组织的推论方法；另一个要素是假说，其作用是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由这样的定位引发的理念就是，一种理论（实证性的假说体系）是否正确，其判断标准是这种理论对现象的预测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某一假说体系本身的合理性本身，就不是判断该假说是否有价值和正确的标准，而是取决于这个假说对于现实的预测能力。而问题在于，经济学中对于假说的检验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检验，专门设计的有控制的检验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但是对于经济学而言这种方法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不得不依赖于“偶然发生的实际情况所提供的证据”来进行我们的检验。所以在经济学假说的检验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严重障碍，对于不合理的假说，我们很少有足够的证据推翻或者屏弃他们，他们在经济学的舞台上永远不会销声匿迹。而更严重的是，经济学中经验资料的收集与特定的研究者的知识准备和价值观念有深刻的关联，反过来说，拥有不同知识准备和知识背景的研究者会选择不同的经验数据（尽管这是研究者没有意识到的），同样，拥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研究者也会自然地无意识地对他所面对的经验数据进行“筛选”。这些因素妨碍了经济学中经验检验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在经济学的假说中，不但通常包含着一组描述和推论，而且一般包含着作为描述或者推论的前提的一组“假设”。在经济学中，存在着大量这样的假设：利润最大化、完美信息、传递性偏好、收益递减、理性预期、完全竞争市场、给定的偏好与技术以及制度框架等。假设的性质——即假设的现实性问题——一直是方法论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有些人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加以论证，而另一些人则对此深表质疑。在经济学中假说中包含的假设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假设”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是检验该假说的合理性的标准。在弗里得曼看来，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这“造成了人们对经验证据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的误解，使得人们为促进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所做的睿智的探索迷失了方向，而且阻碍了实证经济学中人们在试验性的假说上一致意见的取得。”与这种流行的意见相反，弗里得曼坚持认为假设的“现实性”并不是检验假说合理性的标准，事实上，在真正重要和伟大的假说中，其假设往往“是一种粗略的、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而且，一般说来，某一理论越是杰出，其假设越是超越现实”[6]，因而，弗里得曼坚持认为，假设的“现实主义”是无关紧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假说是否取得了足够精确的预测水平。在论文中，弗里得曼运用物理学、几何学和生物学上的论据来论证他的观点，这就是在经济学方法论上被广为流传的“自由落体运动定律”的案例、“树叶有意识选择阳光密集区域生长假说”的案例以及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点线面的定义，他通过这些案例试图说明，假设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并非是检验假说正确性的标准，只要其中的假设能够保证假说的预测水平，那么该理论就是有价值的。
弗里得曼的这种观点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反击。最著名的批判者是萨缪尔森，他在一篇论文中将弗里得曼的观点称之为“弗—歪曲”（F-Twist），并试图用弗里得曼的方法论来反击弗里得曼[7]。而其他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中的假设不现实”的批评，也存在着许多可笑的常识性的错误，比如尼尔德（Neild, 1984）的一段批评：“在物理学中，假设的前提是现实主义的，如果有证据表明它们不是现实主义的或者是不接近现实，那么它们就会被拒绝。在每一个步骤上，从理论中提取的命题都将受到试验和观察的检验：所有的命题都会被作证伪检验。相反，在一般均衡经济学中，假设都是与现实极端对立的。他们是混乱的。”[8]这种说法已经被物理学上许多例证所“证伪”。非现实主义的假设在科学史上是常见的研究方法，通过那些简洁、抽象的非现实主义的假设，科学研究者可以排除掉许多次要的干扰性的因素，发现事物更为本质的特征，从而可以对现实作出有力的解释。正如弗里得曼所说的，“科学的基本假设，其外可能是靠不住的，但其中有发现、解释或组织论据的路径，这些论据能揭开表面上无条理的、形形色色的现象，显示出更根本、相对更简单的结构。”
但是，尽管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工具主义方法，假设的非现实主义并不是检验理论合理性的标准，但是，经济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假说体系都要经过事实的严格检验，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是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的不可逃避的使命。不但假说的合理性要经过经验事实的严格验证，即使是假说中包含的假设本身，也应该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地向真实世界趋近，这是经济学理论进展的基本要求之一，而实际上，经济学理论的进展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路径。我们创造了许多假说，这些假说对现实世界作了非现实主义的抽象，然后，随着经济学的进展，这些假设又被逐渐放松，从而包含新假设的新假说又被创造出来，经过这样的连续的逐渐放松假设的过程，经济学开始渐渐逼近真实世界的本来面目。完美信息的假设被放弃了，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完全信息下的人类行为，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成为一门对于现实世界解释力更强的经济学分支；完全竞争的假设被放弃了，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创立了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经济学理论；给定的制度条件和组织结构被放弃了，人们开始研究与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创新有关的制度经济学；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交易成本理论的广泛应用，科斯教授就是通过研究交易成本而对这个真实世界有了更为准确的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就是一个不断放弃旧的非现实主义的假设从而使假说向真实世界无穷接近的过程。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所要求的“假设的非现实主义”，并非意味着非现实的假设永远是合理的一劳永逸的抽象；相反，经济学的初衷和目的都在于现实世界，在于经济学研究者所生存的这个“真实的世界”。
200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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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劳伦斯·A·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前言，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2] Tony Lawson, Why are so many economists so opposed to method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994.1.
[3] M. Friedman,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in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中译本见：《弗里得曼文萃》，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
[4] 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收于（英）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5] 引自弗里得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见《弗里得曼文萃》，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后文中未加注的引文均引自该论文。
[6] 当然，弗里得曼没有忘记在他的论文的注释中，加入这样一个有益的提醒：“这一主张的逆命题并不成立，非现实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的假设，并不能确保带来伟大的理论。”见弗里得曼《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注12。
[7] Paul Samuelson, Problems of methodology: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ds,1963, no. 53.
[8] 引自尤斯凯利·梅基：《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收于（英）罗杰·E·巴克豪斯编：《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