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利民八十四岁了。他曾经做过两次心脏大手术（第二次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还是精神奕奕的。他今天的智力远不及三十多年前我所认识的佛利民，但还是高人一等。上帝造人绝不公平，可以信矣。

佛老与我算是知交了。这使我感到不枉此生。几个月前他来信，说年事已高，将来再不能多作他心爱的香港之行，但会在今年二月初再来一次，应该是最后一次吧。我收到那封信后，高兴之中，却想到王勃所说的「盛筵难再，兰亭已矣」这句话，不禁悲从中来。

天若有情天亦老，是李贺说的。米尔顿与我皆是有情之人，怎可能不知道老之已至。我于是为佛老的香港最后之行，「劳师动众」，花了不少准备功夫，为他搞盛筵、兰亭之聚。我对内子说，我再没有魄力为谁搞什么盛会，就让我给米尔顿再搞一次吧！

佛利民是本世纪最负盛名而又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者。数十年来他以「自由」挂帅。目今举世专政的崩溃与自由的普及，佛老之功不可没也。这是人类之幸，而佛老能成为这个大时代转变中的一个大英雄，虽然在某程度上可说是英雄造时势，但主要的还是时势造英雄。

佛老生于一九一二年，而到了二十世纪末期的今天，他还健在。这与我在数年前以九十余高龄谢世的母亲一样，差不多度过了整个二十世纪。然而不同之处是：先母生于封建的中国，没有机会读书识字，思想属于「不孝有三」的那一套；佛老生于先进之邦，以知识为至上的，其思想没有约束而游于四海也。

一个学者在思想上有丰功伟绩的成就，自己的天分还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要生长在一个有感染力的时代，有机会汲取他人的经验或受朋友的影响。经济学鼻祖史密斯（Adam Smith）若不是生长于工业革命的十八世纪，不可能写出《原富》。在史氏之后，若不是生物学家在欧洲都共同追究人类是怎样的一回事，世间不会有一个达尔文。中国的司马迁，欧西的牛顿、爱因斯坦等大思想家，一致地是大时代逼出来的人物。

佛利民生长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热闹」的世纪了。这个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有好几十年发展得一日千里的科技，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     义……有凯恩斯的革命，也有马克斯思想，给专政之君利用而试行于实践之中的。同样重要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不聊生的国家多的是。经济要怎样发展才对，是一个大热门的题目了。

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时代的演变中，要成为一个大思想家是比较容易的，但还是需要有百年仅见的天赋与才华，方可脱颖而出。在经济学上，上帝选中了佛利民。这个人思想深湛而又快如闪电，不在话下，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统计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还有，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地思想、工作，而又毫不卖帐，原则所在，说的都是衷心话。

一个伟大经济学者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佛利民都无一或缺，这样的一个人，生长于各家争鸣而带来极大启发力的二十世纪，可说是异数了。

今天的经济学者，比起数十年前佛老如日方中之际，人数多出何止十倍。不幸的是，这些数之不尽的后起之秀——好些天分奇高的——由于不能体验到二十世纪中期的百家思想争鸣、冲击，其思想及学术的成就，与佛利民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我自己在经济学的思想不足道。但奇怪的是，我是最后一代有机会与当年如日方中的佛利民以及同时期的众多高人接触过、辩论过的。这样的机缘巧合，即使与我同辈的、在美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者（有此奇遇）也屈指可数。而我是生长在中国战乱期间，曾经在广西一带捱饥抵冷过的。这不由得使我想起王勃所说的「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求全则毁、知足不辱」这句话，不足为信。话得说回来，单是有缘认识佛利民，我也可以「知足」而自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