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一个学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很难有一种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可能是许多因素的混合：对未来学术趋向的影响程度，对同时代的学者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在当代学术界引起争议和关注的程度，思想观念的新颖性和体系范式的革命性等。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部相当残酷的历史，它可能无情地淘汰了不少不幸而优秀的学者的鲜活的思想，而那些侥幸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学者，有时又不得不面临自己的思想被曲解和阉割的命运。学术史的残酷性还在于，它同人类的其他记忆一样，只会保存对于那些个性鲜明的学术“面孔”的记忆，而那些以陈旧的形式出现的学术思想，则难以逃避渐渐淡出学术史舞台的最终结局。在我们考察一门学科的学术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诧异于同时代学者对一种学术思想的评价与学术史的“记忆”有如此严重的分歧和差异：一些受到同时代学者尊崇的学者竟然在学术史上湮没无闻，而一些遭受同时代学者严厉抨击或者蔑视的学术思想反而在学术史上大放光芒。这种悖论显示出在学术的“主流”和“边缘”之间存在的微妙的差异。学术主流是一个时期之内占据优势地位的学术思潮所形成的主要学术趋向，而学术边缘则是游离于学术主流之外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与主流思潮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学术话语、学术范式以及所关注的主题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分野。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学术主流与学术边缘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格局，主流与边缘是相对的称呼，在学术史上，由于时代背景的变化、学术思潮的波动以及研究者兴趣的转移，学术主流和学术边缘之间存在着经常置换的可能——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为学术边缘的学术思想，有可能在另一个时期备受关注从而成为“显学”，而有些曾经盛极一时的学术思想却有可能面临式微的命运，从而淡出学术视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底花落谁家，还有待历史本身来验证。
经济学的历史中就充满了这种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的主题和研究范式并不是一个僵滞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翻阅经济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三种类型伟大的经济学家：一种是在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并有开创之功的学者，比如亚当·斯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他们是主流经济学中影响深远功绩卓著的人物，引导着经济学话语的潮流和学术研究的范式，并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起着无可比拟的革命性的作用；第二种是一些技术型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他们以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背景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确立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数理方法和逻辑体系，比如瓦尔拉、希克斯、萨缪尔森，他们的分析方法已经通过无数的教科书而融入经济学的发展长河中，渗透进无数经济学的初学者和经济学家的头脑中；第三类经济学家可以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他们或者对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对象情有独钟，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疆域，开辟了崭新的经济学研究分支，或者在研究范式上迥异于主流学派，从而以自己富于个性的思想和学术风格在经济学说的历史中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这些个性鲜明卓然不群的经济学家中，有马克思、凡伯伦、熊彼特、哈耶克、加尔布雷斯、布坎南、诺斯、贝克尔和森等。这些在经济学说史上另类（或者说异端，当然人们对于异端或者另类的标准并没有一致意见）的经济学家，现在已经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思想正在或已经开启了经济学的某种主流思潮。以经济学说史的眼光来看，假如我们足够冷静和客观的话，我们就得承认，这三类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那些另类的经济学家，他们展现了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多元特征和无穷的多样性，显示了经济学家在许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渗透力，也昭示着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断整合的历史趋势；他们增加了经济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丰富性，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在经济学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的传统中浸入了经济学家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眼光，这是“另类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的贡献与价值所在。
如果我们想判断一个“另类经济学家”的价值的话，也许最合适最突出的例证是马克思。这个深谙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经济学家，以自己的独特的逻辑力量和犀利的批判性语言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制度的运行特征，“在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和各参与力量之间的紧张局势方面，无人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因而“马克思必将与亚当·斯密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起，并称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三位巨匠”[1]，尽管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理论存在着根本的歧见和冲突。马克思的经济学充分显示了一个经济学家（当然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在引导和影响学术范式和意识形态从而在左右社会思潮方面所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无论后代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有多少批判性的反思，他作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独特的革命性人物以及他贡献给这个学科的思想资源，都是学术史所必将铭记的。与马克思同时关注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时代弊端的还有美国20世纪初的著名经济学家凡伯伦，这个行为怪僻离奇、思想独特卓绝的经济学家，在其他主流派的经济学家遵循着经典的经济学理念进行他们的研究的时候，他却关注制度的变革和演进，断然否定经济学中流传已久的理性人的假说，并将其他社会科学的丰富思想引入经济学来研究人类行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凡伯伦是美国20世纪初最著名的几位经济学家之一。他把从其他社会科学中汲取的知识引入经济学，并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拓展经济学。更具体地说，他阐明了习惯、文化以及制度如何塑造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的变化怎样影响经济。正是由于上述研究成果，凡伯伦成为经济学制度学派的智慧之父。”[2]这是对这位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的公允的评价。
我要说的第三位带有“另类经济学家”印记的学者是哈耶克，尽管在货币、商业循环和资本理论方面的纯经济学成就上，哈耶克完全能够跻身于一流经济学家的行列，但是他的最引起知识界轰动和争议的成就却是在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方面。40年代以来，“哈耶克主要以一位法律和政治哲学家以及一位尖锐的对经济计划和经济统制的理智批评家而闻名于世”，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反而在逐渐淡化，有些学者对此评论说：“哈耶克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是重新使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部分。”[3]在1941年他的全面论述经济理论的著作《资本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出版后，他由衷而坦然地感叹：“我对（经济学）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纯理论》的4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转向政治哲学、法律理论和思想史的研究，并在这些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成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巨匠。从正统的主流经济学的观念来看，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的道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的论证范式和学术价值是值得怀疑的，因而这部后来声名大噪的著作在当时的学术界却连遭非议，几乎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这种受主流经济学家排斥的命运直到70年代才有所转机，作为凯恩斯的反对者，哈耶克东山再起，再次被主流经济学界所接纳并奉为神明。经济学界对于哈耶克态度的这种变化从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稍显夸张和吹捧的评语中就可以看出：“鉴于哈耶克作为在经济学界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至高无上的地位……”[4]云云。哈耶克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另类经济学家”的典型命运：先是从“主流”的经济学研究转移出来而投入广泛的社会科学的探索，成为“边缘”的经济学家，然后在经济学“边缘”获得巨大的思想成就（也遭受广泛的争议和攻击），然后在经受了历史考验之后重新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同和尊崇，从而再次成为“主流”。
加尔布雷斯也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界所赢得的声誉与遭受的毁谤几乎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重要评论家，加尔布雷斯成为当代最著名的学者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四部著作（《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引起思想界和大众的普遍关注与争论。加尔布雷斯在方法论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运用历史的和演进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他相信，“行为和感觉要在它们的文化和制度环境的结构中得到理解，这一信条促使他以相互约束和机能主义的方式建立一种神圣的综合分析”。这种信念影响了他的写作方式，他屏弃了正统的经济学家的论述模式，而代之以更有震撼力和说服力从而也更加容易被思想界接纳的方式来阐述他的犀利观点。有评论说：“加尔布雷斯改变了人们的信条，进而改变了他们的社会；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不仅由于他论点的力量，而且因为提出论点时的极强的表达能力、诙谐和能够被接受的方式”[5]。作为主流经济学的不懈的严厉的批评者，加尔布雷斯讥讽经济学家们只是关注于数理分析而不关注现实的经济社会的“白痴专家”，这些尖锐的批评激起经济学家主流集团的强烈反感和抵制，许多经济学家反唇相讥，称加尔布雷斯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甚至根本算不上经济学家。但是尽管如此，加尔布雷斯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论证方式，证明了经济学在影响公众和社会信仰方面所能达到的力量，因此，“低估他对经济学作出的特殊贡献和对社会科学的一般贡献，将是错误的。”[6]
另类经济学家的例证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贝克尔，他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引入广泛的人类行为研究领域，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帝国”的创立者，显示了观察非市场性人类活动的新的研究手段和崭新的视角，堪称20世纪末最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比如布坎南，尽管他并没有用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从而受到许多正统经济学家的蔑视，但是他将政治概念引入经济学，其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影响“超过了20世纪后期除弗里德曼以外的任何经济学家”，赢得学术界的普遍推崇。比如阿马蒂亚·森，他对于许多经济学的传统信条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迫使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动因进行理论反思，他对道德哲学的关注呼应了古典经济学的终极关怀的诉求，部分地影响了现代经济学家们审视经济现象和人类行为的视角，这些成就，足以使得森在世纪交替的经济学家中占据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在经济学的历史上活跃着的许多“另类经济学家”，尽管毁誉参半，尽管命运多蹇，但是只有他们才会因为独特的理论个性而进入学术史的“记忆”。“主流”和“边缘”之间的攻击和争斗是徒劳的，只有历史才可以评判一切思想的最终价值。“另类经济学家”是经济学内在活力和创造力的象征。他们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和批判正是经济学得以更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处于“边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经济学家所应有的激情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关怀。正如一位自称处于“边缘”经济学家地位的学者所说的：“‘边缘’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非主流’的生活方式。假如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局限于‘主流’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社会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迟早要枯竭。”[7]我想，“另类经济学”的价值也在于此。
2001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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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史蒂文·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50位重要的西方经济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同注1。
[3] Twelve Contemporary Economists, Edited by Shackleton and Locksle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
[4]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译本译者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 同注释3。
[6] 同注释3。
[7] 汪丁丁：《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