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06年11月16日，米尔顿弗里德曼与世长辞。如果我们将他对于经济学与公共政策的贡献合并，他就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我与弗里德曼相识已经几十年。最初，我作为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是他的学生；之后，我成为他的同事、顾问和非常亲密的朋友。在此，我不想过多地谈论他作为一个同事是多么出色；我想要描述的是，我与作为教师的他的第一次接触，因为那大大地改变了我的经济学思路，以及我对人生的看法。
半个世纪前，在第一次听过他的课之后，我就意识到多么幸运，拥有了一位非凡的经济学家当老师。那堂课上他提了一个问题，我飞快地举手，他点我回答。我记得当时他说：“那并不是答案，你只是换了一种说法，把问题复述了一遍。”我羞愧地坐下，但我知道他是对的。
那天回家路上，我决定，尽管我在普林斯顿学过很多经济学知识，尽管我还有两篇经济学论文即将发表，我都必须从头开始学习经济学。在那之后的六年中——其中有三年是作为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我在弗里德曼的教诲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学习经济学。那是我一生的智识发展中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在考察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的众多贡献时，我将忽略他在经济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其中包括：他在解释总消费和总储蓄时对“永久性收入”的强调；他对美国货币史的研究；他对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解释；他关于稳定的、可预期的货币体系有助于稳定经济运行的分析；他早期在人力资本理论及度量方面的贡献；他对不确定性选择的讨论以及他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著名论文。
我要回顾的，是他在1962年出版的卓越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观点，其中包括了他关于如何改进公共政策的几乎所有的著名建议。这些建议基于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体都远比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更清楚他们自己的兴趣和利益所在；第二，商品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包括思想创造者和政治职位追求者之间的竞争，是为个体和家庭利益服务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对社会最贫困的成员尤其如此。
基于一篇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的文章，弗里德曼在此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券制度。教育券制度同时包含了以上的两个原则，即一般而言，家长们比教师工会和学校当局更清楚孩子的利益所在，学校之间的竞争是为学生利益服务的最佳方式。此外，他还加上了一条，即人们能够而且应该将“政府为教育提供资金”与“政府经营学校”二者区分开来。教育券制度保留了政府为教育融资的功能，但它迫使公立学校为了争取资金，与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私立学校展开竞争。
在观念领域的论争中，无论是对基础教育还是大学教育，我相信教育券制度都已经赢得了胜利。但迄今为止，教育券在实践方面还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公立学校的教师工会极力反对这一制度，他们惧怕来自私立学校的竞争。
个人选择与竞争也是弗里德曼1962年所提出的激进的政策建议——将社会保障体系私有化——的基础。在我看来，他正确地指出，如有适当的激励，大部分家庭都会为其养老做好准备，而且应当允许家庭投资于由竞争性投资企业所提供的养老基金。当时，美国和其他所有建立了养老金体系的国家都对收入征税，其征收方式往往导致工作激励的降低，并刺激地下经济活动的发生。然后，征得的税收再按照由政治运作决定的标准，发放给退休者。
第一个私人养老金体系出现在智利，其依据的正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所提出的模式。随后，智利模式被许多国家所效仿，如墨西哥、新加坡和英国。虽然美国也有可享受税收优惠的个人退休账户（IRA），但如果不进行重大的变革，美国的养老金体系在未来大约15年内将会引发巨大的财政赤字；尽管如此，美国仍未对其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私有化。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建议实施单一的所得税。他认为，如果美国采取税率约为20％的单一所得税制，征收的税款将与从前相当；而且，比起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累进所得税制，征税手续将会大大简化，征税成本也能显著降低。
现在，关于最优税率的深入的理论分析已经得出结论，即单一的所得税率可以最好地将经济效率和对贫困家庭的收入再分配结合起来。而弗里德曼之所以提倡单一所得税制，仍然是由于他深信，个体会对经济激励做出反应，而且会采取措施扩大其利益。因此，高度累进的税制会刺激纳税人去寻找并利用税制的漏洞，通过隐藏或转移收入的方式，合法或非法地减少其税收支付。
香港较早地采取了单一所得税制，近来又有许多国家跟进，包括俄罗斯和另外八个东欧国家。自从弗里德曼发表其著作以来，美国也显著地简化了其税收结构——尤其是通过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但不幸的是，在那次改革过后，税制的累进性又逐渐得到了增强。
《资本主义与自由》并未讨论志愿兵役制；但在与这本书同时期的几篇文章中，弗里德曼的确提出，要用志愿兵役制代替征兵制。他谈到，由于实现了爱国情感与经济机会的结合，志愿兵役制可以用较为合理的成本吸引自愿的男性和女性，组建一支具有献身精神的军队；在不需要进行全民动员的时候，志愿兵役制尤其有效。
由于弗里德曼对志愿兵役制的大力提倡，尼克松总统安排他进入了一个相关的委员会中。委员会的许多人最初都反对将征兵制改为志愿兵役制，尤其是驻越美军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但弗里德曼最终说服了大多数人。1973年，美国改为志愿兵役制。这一体系迄今运转良好，现在已经几乎不会再有军队将领想要回到征兵制了。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及5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弗里德曼建议取消固定汇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为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是由个人和企业对不同货币的竞争性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浮动汇率体系是不稳定的。而弗里德曼详细论证说，浮动汇率制度虽然并非固定不变，但却是稳定的——不稳定的汇率意味着，在平均意义上投机者会赔钱，但他们自己却不相信这一点。关于投机者的这种观点遭到了挑战，但我认为弗里德曼基本上是正确的。
无论如何，当尼克松于1972年取消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并在1973年代之以浮动汇率体系以后，问题得到了决定性的解决。当时，芝加哥商品交易市场正处于里奥梅拉梅德的领导之下，他们看到了在不同货币之间建立期货市场的机会；在弗里德曼的帮助下，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通过货币期货交易的方式，这些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对冲汇率风险的机会。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永远地终结了“浮动汇率制度并非有效”的观点。
《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一章考察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将促进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难以长久。“提供经济自由的经济系统，即所谓‘竞争性资本主义’，同样也能促进政治自由，因为它将经济权力从政治权力中区分开来，从而让个体能以一种权力抵抗另一种权力。”
此后的事实表明，当经济自由从极权体系（例如皮诺切特在智利、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下发端以后，经济自由将产生经济的增长和其他一些变化，最后通常都将导致更多的民主，如同在台湾、韩国和智利所发生的那样。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如果中国在朝向更多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的道路上继续迈进，那么，中国将会变得更加民主。
关于人们能否在没有经济自由的情况下拥有民主，弗里德曼说：“无论在何时何地，我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人们有很多政治自由，同时却又没有运用与自由市场类似的某种机制，来协调大量的经济行为。”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富有活力的民主政体，同时这些国家的所得税占人们收入的一半以上。不过，大部分税收还是以养老金、医疗保障及其他方式转移到了个人那里。虽然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主要依靠私人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但这样的自由度是否足以表明人们具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呢？这依赖于经济自由的定义；但我相信弗里德曼是正确的，即对经济自由的彻底限制是与民主相悖的。
在更私人的意义上，米尔顿弗里德曼最令我感动的，是他的优秀品格——他从来不会为了博取好感而折衷自己的观点；他永远都是那么乐观；他对于他所爱的人们满怀忠诚；他在辩论中从不掺杂对对手的人身攻击，并且深爱这种辩论；他以非凡的勇气面对别人长久以来加之于他的恶毒诽谤。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和他一起参加讨论会；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和我妻子与他和罗斯彼此拜访，共度愉快时光。作为他的妻子，他近70年来的伴侣，罗斯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者。当她相信弗里德曼的想法错误或是不够严谨的时候，她从来都会毫不犹豫地坚持与丈夫不同的意见。
上周一（2006年11月6日——编者注）我与弗里德曼通电话时，他听上去颇为健康，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乐观，尽管当时他刚刚重病住院一周归来。疾病不久就夺走了他的生命。虽然他的思想长存，但我却很难相信他已不在人世。我再也无法去征询他对我文章的意见。但是，对我的任何想法，我都将继续询问我自己：我的老师、我亲爱的朋友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否会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
弗里德曼小传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是俄罗斯犹太移民后裔。他曾于1932年－1933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学习，获硕士学位；194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即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直至1977 年退休。
弗里德曼开创了现代货币数量论，并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主要论著包括《货币数量论研究》、《消费函数理论》、《美国货币史：1967－1960》（与安娜施瓦茨合著）等。1976年，由于在“消费分析和货币史与货币理论方面的成就，以及论证了稳定化政策的复杂性”，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还以对自由市场和个人自由选择的阐述广为公众所知，《资本主义与自由》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曾于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
弗里德曼于1938年与罗斯迪雷克托（Rose Director）结婚，他们共同撰写了《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等许多作品。他们有两个孩子，珍妮特是律师，大卫也是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