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精神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及启蒙时代的主旋律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正是秉持着这种精神，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开始系统地反思弥漫中世纪的思想蒙昧和精神箝制，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革命。人类重新沐浴在对于自身理性和理解力的骄傲和自信中，替代了上帝的意志从而使得人类的判断成为“万物的尺度”。正如德国思想家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的，“启蒙”就是个人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16—18世纪的欧洲，正是这种理性精神最为洋溢和茂盛的时刻，各种社会和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一道取得了迅猛的进展，经济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开始了它最初的萌芽和孕育。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们（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与斯密同时代的大卫·休谟[D. Hume,1711-1776]以及斯密之前的威廉·配第[W. Petty,1623-1687]、约翰·洛克[J. Locke1632-1704]、弗朗索瓦·魁奈[F. Quesnay,1694-1774]）还带着任何一门学科初生时的深刻印记和特征：他们既是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同时也是哲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巨匠。从某种意义上，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主义，这种精神的本质特征就是相信人类自身的理性最终会穷尽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律，尽管这个过程可能是曲折和漫长的，但是终极的目标却是清晰而坚定的。有学者曾经谈到中国和西方文化中的叙事方式的分野，认为西方文化的叙事方式是理性叙事，而中国或者广义说东方的叙事方式是历史叙事。由中国和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叙事方式推演开来，我们会发现在这两个迥异的文化传统中贯穿始终的两种精神：在中国是历史叙事下的尊重传统的人文精神，而在西方则是基于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这种文明气质上的差别也决定了中西学术的基本差异。
经济学这种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学术从本质上来讲正是西方理性精神和科学叙事模式的一个重要代表[1]。近200年来，经济学家们的理性主义的努力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使得经济学成为近代以来发展最为迅速和完善的社会学科。理性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所带来的最大的后果，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所开创的方法论的无比的自信，这种方法论从古典时代便奠定它的基本的假定和研究方向的框架，可以说，在亚当·斯密为数不多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后世经济学发展的所有源泉性的因素。后来经过大卫·李嘉图(D. Ricardo,1772-1823)、里昂·瓦尔拉(L. Walras,1834-1910)以及边际革命的先驱们的努力，经济学逐渐扩张和完善了自己的学科疆域，并在数理形式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而在20世纪，保罗·萨缪尔森(P. Samuelson,1915-)的数理性研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专业样板。经济学的数理化从此成为经济学的重要特征之一而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形成了对峙关系。如果说，经济学滥觞于西方理性精神这一事实是经济学最初孕育和拓展的重要力量，那么，在经济学逐步巩固了它的数理形式并朝着这个方向过分发展的时候，此时洋溢在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精神逐渐演变成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是一种相当值得警惕的趋势，这种趋势的弊端，在我看来，一方面是对于理性的过分夸大，从而导致对于理性的误用，另一方面是工具理性的泛滥使得经济学日益走向“数学逻辑形式主义”。让我试着来分别论述这两个有关联的主题。
对第一种弊端抨击最为激烈的思想家莫过于哈耶克(F. Hayek, 1899-1992)，在他的名著《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中，他批判了康德哲学中的建构理性的倾向（康德“理性为自然立法”），对人类理性的力量边界提出了自己的怀疑。理性是人类在学习和理性化过程中积累的力量，正是理性赋予人理解世界并驾御这个世界的力量，但是同时，理性也导致人类产生狂妄，这种狂妄来源于人类对自身理性和理解力的过度的骄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理性主义的精神成为人类“致命的自负”。哈耶克敏锐地从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进步中看到了这种“致命的自负”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也就是说，每一个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对人类的自由不断形成一种威胁，因为它强化了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和理解力上的幻觉[2]。尽管这些论述并不是用来作为对经济学的批判的，但是这些思想却为我们反思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在我看来，经济学家的骄傲正是来源于这种“致命的自负”。在一些经济学家的观念中，经济学往往被拿来与精密的自然科学相类比，他们的理想学术目标便是努力运用理性的力量，将经济学发展成象物理学一样精密和严格的充满着各种定律和公式的科学，而通过这些颠扑不破的定律和公式，我们便可以相控制自然界一样控制人类的经济活动过程。盛洪先生将这些经济学家称为“傲慢的经济学家”，而另外一些“谦卑的经济学家”却与此不同，他们承认人类的有限理性，对人类理性的力量保持一种谦虚的姿态，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的自然演变充满敬畏[3]。在哈耶克1974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讲演中，也表达过对这种“理性万能主义”的批判态度：“经济学家们未能成功地指导政策，与他们倾向于尽可能地模仿得到光辉成功的物理科学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在我们的领域中可能导致直接错误的一种尝试。它是一种被称为‘科学的’态度的方法——像我在30年前定义的那样，‘这种态度按词语真正意义而言，肯定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涉及将一种机械的和不加批判的习惯思想，应用于它们在其中形成的领域。’”[4]这种貌似“科学”的理性主义正是导致经济学“不科学”的主要原因，而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均源于经济学家对理性主义的夸大和误用。
与这种趋势相关的经济学中“数学逻辑形式主义”也是“工具理性”泛滥的必然结果。在这种“工具理性”的指引下，产生了实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论框架：建立正规的数理模型，提出假说并运用专业的计量经济学对该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但是醉心于建立数理模型的经济学家往往（有时甚至是故意的）对这些模型的真实性采取回避态度，真实世界所彰显的各种现象被抽象和化解在简单的、被宣称有“解释力”的模型中，而许多在真实世界中非常重要的变量却因为无法数量化而被武断地舍弃掉。这是否是凯恩斯所宣称的“经济学的艺术”？假如经济学仅仅是一种由逻辑形式主义主宰的一种纯思辩的思想，那么这种“经济学的艺术”对于人类认识这个真实世界的本质是无所裨益的。事实上，经济学不仅是逻辑的产物，它更应该是历史的产物，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的使命是对这个“真实世界”保持足够的关注和理解。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日益明显，并日益演化为经济学期刊中盛行的一种不可违逆的专业标准，但是无数事实证明，经济学中数理形式和计量方法的运用效果是非常有限的。海尔布伦纳（R. Heilbroner）有评论说：“经济学被赋予了与数学一致的声望，即严谨和精确，但是没有办法，这也有致命的弱点。”划时代的经济学巨匠凯恩斯(J. M. Keynes, 1883-1946)对于经济学数理化的“工具理性”倾向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可以作为经济学家内心矛盾的最真实的反映。他一方面没有拒不支持当时开创新方法的尝试，但是当这种方法逐渐成为一种根本性的理论观点时，他开始对新方法的假定提出质疑和责问，并抵制将经济学转换成一种“伪自然科学”。尽管他也偶尔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但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批判了“将经济分析体系形式化为数学符号的伪数学方法”，认为“在令人自命不凡但却无所助益的符号的迷宫里，作者会丧失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的关系的洞察力。”[5]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并没有遵从他的这一宝贵训诫，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正向着凯恩斯所告诫我们警惕的方向毫不犹豫地奔驰。
在论述了与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有关的两个主题后，我们也许可以探讨一些有关经济学未来形态的问题。汪丁丁1999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对经济学的未来走向作了一些评论。在他看来，经济学并不象许多经济学家宣称的那样“已经成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科学”，相反，经济学还不“现代”，而是处在一种“前现代”状态。原因在于，当下的经济学尽管已经发展了极具形式化和逻辑化的专业形式，但是，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触及“人类的存在”这一个根本性的现代问题，没有解决人类最为紧迫的现代性危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并不“现代”，它所关注的还是“前现代”的问题[6]。如果接着上面我们关于“理性主义”极其负面效应的讨论，我们可以说，对于理性主义的极端的误用，是导致经济学在现代还没有“现代化”的根源所在。古典时代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代，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代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其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关怀，使得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在我看来，现代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是人文精神的缺失，使得经济学尽管在分析技巧上取得了很多进展（如动态规划和最优控制理论），但是由于对于“人的意义”这一重大问题的忽视和解释乏力，最终仍然不能使自身超越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经济学根本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代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
[1] 将经济学描述为“带有浓厚西方色彩的学术”并不是说在中国从来就不存在深刻的经济思想，这里仅就学科的逻辑一致性而言，经济学更多地映射出西方的学术范式和思维特征。
[2] 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 盛洪：《傲慢的和谦卑的经济学家》，收于《经济学精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4] 引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 转引自：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 汪丁丁：《卢卡斯批判以及批判的批判》，《经济研究》，1999年3月。另参照：汪丁丁《走向边缘：经济学家的人文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