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全球化视野看，晚清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球化战略经历了从1949-1979年的“独立自主与避免全球化陷阱时期”，1980年-2001年的“主动参与的全球化时期”，2002年之后尤其是十八大之后“积极引领的全球化战略时期”。新中国的70年实际上是全球化战略与思想不断深化的70年，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推动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天下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社会责任与利益共同体原则，树立新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理念，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和全球治理模式。

关键词：全球化战略/新中国70年/新型全球化/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丹莉，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题注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路径与策略研究”(18JZD029)。

一、引言：全球化视野中的世界秩序建构与阶段特征

“全球化”这个词是最近几十年以来非常流行的词汇，引起很多人基于不同立场的持久争论。全球化(globalization)指全球的联系不断增强，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深度融合、渗透和依存，全球意识逐渐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环顾当今的世界，全球融合的态势非常明显，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再相互割裂，而是互融互通，在互联网的语境之下，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全球化已经不仅是一个理念问题、观念问题，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全球化。

在探讨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之前，本文强调几个观点。第一，全球化既然强调一个“化”字，因此它必然是一个曲折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历史形态、内部机制以及对世界的影响都是不同的。而且，这个历史进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极为复杂，不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单面的积极的影响。全球化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第二，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每个文明体或者经济体的文化独立性跟全球化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而我们会观察到一个规律，越是文化传统比较丰厚的国家，它跟全球化的矛盾的一面越是明显，它跟全球化进程会发生激烈的冲突，有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甚至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于中国这样的历史悠久、本民族的文化积淀极为丰厚、文化的渗透力和生命力极为顽强的国家，在处理全球化问题的漫长过程中，一定会遭遇更多的波折，遭遇更多的痛苦和不适，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来处理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被全球化”。第三，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全球化的理解就会不同，对于全球化实施的模式也会有不同的见解，我们对全球化支持还是反对，实际上都是基于不同的文化立场。

全球化是一个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的多元化的全球历史变迁过程，但无疑经济层面的全球化是最基本的动力。经济全球化指全球在生产、交换(贸易)、金融(含货币)等经济领域不断加深相互交流和提高相互依存度的历史进程。全球化大致分成四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比较慢，其特征是采用暴力的手段将经济全球化与对外扩张、殖民贸易相结合。通过殖民，那些最早进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国家，在全球殖民地推行他们的强势文化，很多国家被裹挟进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来。

第二个阶段是帝国主义阶段。时间大概从普法战争到二战结束。[1]在这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通过暴力推行全球化，这个时期全球化的进程空前加快，而且深度也在空前加深。在这一时期的全球化过程中，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争夺是非常残酷的，也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是惨重的。但是战争本身既是文明的毁灭者，也是文明的催生婆，在这个残酷的过程中，人类的各个文明体在更大规模上相互碰撞，东西方经济融合的过程加快。被帝国主义侵凌的弱小民族国家，被迫加入了这一全球化进程，其经济形态、产业结构、经济运行机制，都受到了深刻影响。这一时期，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外交体系、国际法体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个阶段是二战结束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时期是两种不同制度“冷战”的时期，这个斗争实际上以美苏争霸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美苏竞争是这个时期全球化的主轴线。全球化既有加深的因素，也有分裂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全球化的进程。但各阵营内部的一体化程度在加深。欧洲一体化程度加深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现象，1999年欧元诞生，表明欧洲一体化达到了一个巅峰。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影响深远，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的金融秩序，这个金融秩序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当然也促进了全球金融的一体化。这一时期，美国的崛起为最重大事件，美国金融霸权对全球化影响深远。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的崛起亦对后起工业化国家影响深远，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四个阶段是21世纪以来全球化空前加深、区域一体化程度加深的时期。欧盟是一个区域，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区域，东南亚国家联盟是一个区域，这些区域内部的一体化都在加深，全球贸易、货币一体化也在加深。政治格局随着美苏争霸的结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由两极化、一极化向多极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苏联解体，美苏争霸结束，美国单极化出现，而近年来美国的单极体系有所式微，新兴国家在不断崛起，不断挑战美国的单极格局，他们希望构建新的全球秩序。这一时期，一方面全球化在加强，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趋势也开始明晰。而最近十余年左右，中国的崛起就是这个时期最主要的事件之一，影响到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当前全球秩序面临着重大转变。第一个值得关注的转变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相对下降①。第二个比较大的转变是全球各国政治体制的多元化趋势开始显现。全球治理的多极化，也在呼唤着各国民主政治体制的多元化发展。第三个重要的变化是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逐渐变得频繁，全球化加深的同时，世界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正在加深。第四个方面的转变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全球化注入了新的力量。上述变化，都要求和呼唤一个新的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公平、更稳定的新秩序。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契合世界潮流的主张，为构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历史性的、富有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

晚清以来，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极为复杂曲折。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加入了世界经济政治的全球化进程。这是一个被强加的全球化进程，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列强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瓜分、剥夺和侵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由封闭的经济体系开始转向开放和半开放的经济体系，被迫参与国际贸易，在不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和金融秩序下被动参与了全球化。这一阶段可以叫作“被动的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史前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作为一个“弱国”，作为一个被列强欺凌和瓜分的国家，我们是“被全球化”了，通过被迫开放港埠、商埠，通过西方在中国划分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中国的经济由封闭经济开始慢慢变成半开放的体系，我们被迫接受了所谓国际规则，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的国际条约，在一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下被动参与了全球化。当然这个过程对于中国来说非常痛苦，因为国家利益被剥夺了。中国跟国外的贸易是不平等的贸易，本土的手工业和农业遭到严重的冲击，成为一个依附于外国资本的手工业体系和农业体系，外国列强在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中攫取了大量利益。

这一时期，中国闭关锁国的状态被迫结束。1840年之后，我们被动参与了全球化，实际上也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被动的现代化过程，被动接受了外国的规则，引发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到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中国在知识界兴起了一股西学东渐浪潮。这个西化浪潮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非常大，引进了西方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理念、思想，然而中国在这段时间的文化主体性受到挑战，文化自信遭到重创，固有的文化遭到侵蚀和冲击，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本土文化的文化认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思想，逐渐被西方的丛林规则和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②的世界观所取代，在西方的强势文明面前，中国社会最精英的知识分子被迫抛弃了儒家的天下主义传统，而接受了西方的丛林规则，这对中国人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二、新中国全球化进程初期：独立自主与避免全球化陷阱(1949-1979)

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事件，使得中国摆脱了一百年沦为西方半殖民地的地位，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国际格局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冷战”，在东西方“两个阵营”的经济较量与政治斗争中，新中国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中国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实现国家的独立解放并由此消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控制与经济侵略，这一得到全国各个爱国政治派别拥护的政治主张，显而易见地把新中国和试图遏制她的帝国主义力量对立起来。对于新兴的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可能对新政权采取的遏制和敌视的政策，开国者们是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的。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清醒地指出，“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而不久之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的发布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件，则很快印证了这一判断，促使新兴的共和国“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和国际经济政策。[2]这一政策的制订，完全是在当时的新兴民族国家兴起和东西方阵营对立这两大国际环境约束的大格局下所必须也必然作出的历史选择。

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的历史过程中，帝国主义表现出看似矛盾的国际交往逻辑。当中国人处于封闭的落后的状态的时候，西方列强从占有市场和掠夺资源的目的出发希望中国结束闭关锁国而开放门户，而且不惜以炮舰与暴力作为敲开中国门户的手段。然而，当新兴的独立的以民族复兴为号召的人民共和国希望以世界民族之平等成员的身份，与各国建立公平的国际经济政治交往关系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关锁门户，对中国实施历史上最为严格的封锁禁运，试图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人为地割裂开来。

这个前后矛盾的帝国主义国际交往逻辑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就是希望中国永久性地成为他们控制的政治上的殖民地、工业原料的来源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市场，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则不惜以各种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而作为冷战思维的重要产物，巴黎统筹委员会③就充当了这一角色，这个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各参与国都讳莫如深的组织，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封锁的时间之长、封锁禁运条件之苛刻严酷、参与的西方国家之多，都是空前的。

实际上，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是准备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的。1949年10月1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的政府公告指出：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3]毛泽东强调：“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4]

1949年12月2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准备对苏贸易条约等问题致电中共中央，电文中毛泽东指出，“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5]。1956年，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时，毛泽东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6]

对新中国实施的封锁禁运政策，就其实施效果而言，与巴黎统筹委员会当年的预期存在一定距离，这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为了打破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而主动采取了诸多灵活有效的对策，从而减少了封锁禁运带来的物质损失，并赢得了较为显著的国际贸易改善的效果。同时，另一方面，封锁禁运政策不能完全奏效，亦与帝国主义内部存在的深刻的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有关，一些持比较温和立场而欲与中国建立商业关系的国家是巴黎统筹委员会中的动摇者和怀疑者，他们从内部摇撼了这个美国时时依靠对参与国的惩罚作为威胁才得以维系其团结的同盟的根基。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与欧美国家总数相仿、资源丰富、疆域广阔的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能够自我维系的市场。这个巨大的市场具有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巨大的灵活性和弹性、广阔的回旋空间，使其即使在割断外部联系的时期也能保持很好的自我运转。因此，虽然在封锁禁运的初期，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必然会受到短期的冲击，从而出现短暂的外贸收入波动、通货膨胀和工业发展受阻，因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始阶段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影响。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消极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封锁禁运给其参与者们造成的损失也许同样巨大，“巴统”俱乐部成员在几十年中丧失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以及这个市场可能带来的商业机会，其对各资本主义国家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对国民造成的福利损失也是很难以估计的。

在此更值得指出、而为一般研究者所忽略的是，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所带给中国人民的出乎“巴统”设计者意料之外的宝贵的“正面价值”。新中国在积极应对封锁禁运、千方百计拓展国外贸易市场的同时，更把主要精力放在开拓国内市场上面。为弥补“封锁禁运清单”上的物资进口受阻而造成的损失，新中国不得不付出极大的努力加快工业进口替代品的生产和研制，加快对本国资源的开发，尤其是战略性能源和矿产的测绘工作、地质勘探和开发利用，从而在新中国成立的二十多年左右的时间内，迅速增强了中国在“封锁禁运清单”所列示的领域的生产能力和供给能力。

在能源工业、采矿业、机械工业、石油和石化工业等领域，获得空前的发展，这不得不说是封锁禁运所倒逼出来的一项“意外的成果”。国内巨大市场的开发和挖掘，也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市场统一性的形成。封锁禁运还逼迫新中国必须重视自己的技术创新，在科学教育、技术变革方面只能依赖自己的力量，这从反面促使了新中国自我技术创新能力的迅速提升。

西方的封锁禁运也避免了新中国在国家经济实力和外交实力十分微弱的情况下受到不公平的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贸易体系的负面影响，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在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分工体系下所形成的依附性发展和被剥夺的命运，避免了经济发展的畸形化、片面化和非自主性。西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政策的最大“成果”，是迫使新中国建立完备的、系统的、全面的、自主的工业体系，即全力构建由重工业、国防工业、轻工业组成的全产业链，这是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和经济发展战略形成的重要根源之一。

毛泽东当年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7]，这一充满智慧和自信的论断，今日已经成为了现实。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政策，正是新中国塑造全新的工业体系、制订赶超战略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体制的起点，“巴统”没能实现扼杀新中国的愿望，而是不断见证新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到1994年这个俱乐部悄悄解散的时候，新中国在全世界经济版图和政治版图中的地位已经与1949年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之，1949-1979这一时期的中国全球化战略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封锁禁运条件下的特殊的全球化，一方面尽量争取与西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但更重要的是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开拓国内市场，从而避免全球化陷阱。

三、新中国全球化进程之发展期：主动参与的全球化战略(1979-2001)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开启了“主动参与的全球化战略”，这个时期大概从1979年到2001年。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格局。中国的对内改革往往是由对外开放促成的，以外促内，倒逼中国的国内体制变革，这是中国改革40年取得很多成就的秘诀之一。因此，无论是外资引入，外贸体制改革，还是金融对外开放，人民币的全球化、国际化，其实都是不断通过外来因素的引入，结合中国国情，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中国国内的体制改革，这恐怕是中国参与全球化最大的成果。我们参与全球化，并不仅仅是要跟全球其他国家交往，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中国制度上的变革与创新。

中国在这一时期参与全球化是全方位的，力度大，领域广。中国大力引进外资，当然绝大多数是长期的直接投资，这是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一直坚持的原则之一，这与东南亚国家主要引进短期投资和资本市场投资形成鲜明对比。随着外资的引进，我们也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先进管理理念和方法，大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当然，外国技术的大量引进，对于本国技术的成长而言，也是双刃剑，有时候会促进本国技术的追随和模仿，但有时候又会遏制和影响本国技术的创新和成长。利用外资的规模在这20多年当中提高了几百倍，中国成为全世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

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突飞猛进的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的进出口总量在全球占第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成就。这就意味着，从商品贸易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从参与国际贸易的深度而言)，中国的商品遍及全世界。一方面，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成为提升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最重要因素，使得中国再也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而成为一个深度参与国际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国家；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也严重依赖于国际贸易，外贸依存度较高，这也是一个双刃剑，应在提高对外贸易的同时，加大对本国国内需求的促进力度。

这一时期中国加深了金融业的开放。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银行业、资本市场都在慢慢对外开放，我们比较注重开放的渐进性，注重对大型银行的把控能力，注重对资本市场的把控能力。中国永远不能搞那种全面的、快速的、彻底自由化的金融开放，因为金融开放关乎中国的金融安全，而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中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对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是又很稳健。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人民币现金在境外享有一定的流通度；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成为国际各主要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的投资工具，使得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第三，是国际贸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交易要达到一定的比重。今天，人民币逐渐成为全球比较重要的流通货币、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除了这三条比较重要的标志之外，人民币还要争取成为全世界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现在国际储备货币，大概只有几种：美元占国际储备货币的40%左右，欧元大概占30%多，日元大概占20%左右，其他国家则微乎其微。人民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并不容易，因为选择一个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意味着这个货币一定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且最稳定的货币。中国还要争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占据一席之地，获得世界的认可。但人民币要获得跟美元、欧元并驾齐驱的地位，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这跟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国际贸易参与的深度、人民币本身的稳定程度和在全世界被认可的程度成正比。

这一时期，中国还积极推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经过艰苦的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WTO的第143个正式成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漫长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对外开放的过程，是中国经济体制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的角力过程，是与以西方价值和利益为核心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苦的。④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出于长远战略的考虑做了一定的让步，但是也获得了通往国际的通行证，获得了巨大的全球化收益，获得了国际话语权。中国可以说是近几十年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四、新中国全球化进程之升华期：积极引领的全球化战略(2002至今)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而在入世后的十余年间中国也切实地履行了入世时做出的各项承诺。中国逐步放开了对外贸易经营权，分期分批取消进口配额管理，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不断扩大各个领域的开放力度。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也在推进当中，相当一部分境外机构投资者获准进入国内证券市场，中国利用外资的形式以及外商投资的领域都日趋多元化。中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外商投资规模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新世纪以来，中国更加主动积极地进行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尝试。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5年，中国与智利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6年，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后于2009年又签署了服务贸易协定；2008年，中国与新加坡、新西兰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中国与秘鲁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10年，覆盖130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201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启动，这是目前亚洲正在建设的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截至2018年，中国已签署16个自贸协定，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已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零关税覆盖的产品范围超过90%。⑤这些自贸协定的签订与实施推动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也不断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使中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与此同时，“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在稳步推进。世纪之初提出的“走出去”战略，是对中国原来的全球化战略一个重要的补充。中国原来的全球化战略更多强调出口，而出口其实并不是全面的“走出去”，只是让全球分享中国人的产品。真正的“走出去”是要中国的“人”走出去、资本走出去、文化走出去，参与全球化的贸易和交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2013年在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反响。“一带一路”是中国营造新的全球秩序的核心理念，其重点是“五通”，即实现机制、基础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互通。中国一直强调，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像二战之后的“马歇尔计划”，要划分势力范围，建立起以某大国为核心的经济和政治俱乐部，控制全球的资源配置。马歇尔计划产生了三个重要的国际机构，一个是联合国，一个是世界银行，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而建立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货币新秩序，这个新秩序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个俱乐部。相反，“一带一路”倡议所秉持的理念是“开放的区域主义”，强调的是共享、共建、共商。中国人内心深处，还是一个“天下”和“王道”概念，与霸权思路有着根本不同。“一带一路”是一个以天下主义为基础、以平等关系为纽带、以“互信、互通、共享”为特征的全球战略模式。因此，我们跟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就不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关系。所以在构建“一带一路”新型国家关系的过程当中，中国文化与沿线国家的融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让各个国家都接受中国这种天下主义文化，而不是不平等的国家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

十八大以来，中国推行全球化战略的意识更加明晰，由“主动参与的全球化战略”转变为“积极引领的全球化战略”。在这一时期，中国由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渐向引领者转化，中国正在更多地主动地引领整个全球化话语体系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国正在以积极的姿态引领一个多元化的全球新秩序的时代，这一全球新秩序，构成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时代”的一个主要内容。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视国际战略，中国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都更加融入到世界经济的大循环之中。

当前，中国的国际战略正处于一个相当关键的时期，我们必须继续扩大开放，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合作，必须继续扩大中国与国际的交往，包括经济和文化交往，中国将更加深深地融入国际社会，这是国际社会的需要，更是中国自己的需要。一个真正的大国的崛起，不是靠封闭，而是靠开放；不是靠排外，而是靠更加具有包容性；不是靠挤垮别的国家，而是与其他国家共赢。中国在文化传统上的极大包容性，是中国未来成为世界大国的精神基础，也是中国的优势所在。

五、结论与展望：新型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要全面地理解全球化，就必须从历史的视角动态地理解全球化。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化”已经由一种经济话语，转向一种政治话语、军事话语。强势的国家，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推行“全球化”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强迫别的弱势国家接受这些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一百年以来，这个趋势持续推进，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推行“全球化”，获得了大量的利益，获得了全球的话语权，为了获得这些利益和话语权，甚至不惜采用战争的手段。当前全球化格局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国际视角来看，美国在所谓“美国优先”战略的指引下不断向已有的全球化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发起挑战，陆续实施的“退群”外交，导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英国“脱欧”，也使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些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化，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逆全球化特征。

在这种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强调全球化大势不可逆转，强调各国运用多边平台加强平等协商，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实现互融互促，这些构想和呼吁都表明，中国在全球化格局更加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推行新型全球化，努力与各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格外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全球价值。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并进而成为新时期中国与世界如何相处的重要指导思想。2017年2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成为中国思考人类未来的“中国方略”。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国内重要场合百余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与国际社会就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实践加强沟通，推动双边、地区、全球等多层次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该说，这些理念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习近平同志在新时代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认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⑥。呼吁各国“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⑦，表明中央对于未来一个长时期的全球化战略的指导原则和战略目标有着清醒的构想，对世界发展的未来潮流有着深刻的认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基因在当代的传承，在当代的新的提炼和升华，也是中国七十年国际交往实践经验的概括，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的新变化。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新型全球化”战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要有一种特别的担当，但同时也要量力而行。我们对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力量的估计要切合实际，既要充满自信，又要实事求是；既要奋发有为，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中国要在全球化的新秩序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需要极其稳健的步伐，极其开阔的胸怀，极其冷静的心态。这个过程是长期的，不能过于自信，不能盲目求速。需要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长远的、通盘的考虑。要汲取别的国家在全球化中的经验和教训，不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要有长远的战略考虑。我们对国际贸易和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对国外的文化传统和法律环境，甚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经济、社会、法律、宗教、文化等了解得还不够，要尽快补课。中国的新型全球化战略成功与否，中国企业能否真正“走出去”，取决于我们对国际事务、国际游戏规则和国外文化环境的认知程度，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国际化的眼光和胸怀，是否具备大国的气度，这些都不是小聪明能够解决的，要有足够的大智慧和文化心理准备。

我们要坚持“新天下主义”，就是新时代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出去”过程中必须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思维和全球化理念。这种理念既要强调公平贸易、自由贸易、市场规则、契约精神，强调互利共赢、开放包容，又要强调全球化过程中的公平、正义；既要强调对外交往中的新天下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天下主义，又要强调社会主义原则、社会责任原则、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原则，树立新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理念，从而为构建一种崭新的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秩序而奠定理念基础，从而构建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模式。

①我们说“相对下降”，意味着美国今天仍然是全球经济政治地位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不是“绝对意义的下降”。

②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达尔文“物各竞存，最宜者立”的进化论、赫胥黎以及斯宾塞等西方学者所主张的社会进化思想相继传入中国，并在当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③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成立于1949年11月，1953年3月对中国实施禁运措施的国家多达45个，在限制最严的时期，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禁运货单所包括的商品目录几乎占到全世界国际贸易商品项目的一半，对中国的禁运甚至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禁运还要严厉。参见董志凯：《应对经济封锁——新中国历史一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第7、11、23页。

④世贸谈判的艰苦历程，参见石广生主编：《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历程》，人民出版社，2011，第5-7页。

⑤引自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01619861.html

⑥引自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⑦引自中共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原文参考文献：

[1]萧灼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3-264.

[2][4][7]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435、1483，1435，1496.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5.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