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视野中的和谐，可以给出不同的定义。从宏观的意义上说，和谐是一种理想，一种目标。从微观的意义上说，和谐是一种关系，一种状态。和谐哲学是以承认矛盾的存在为基础的。所谓“和而不同”，就是承认差异，而差异就是一种矛盾。在社会领域，当矛盾着的双方均处于满意状态时，就构成了一种现实的和谐。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谐一词最初是用来描述夫妇关系的。汉代郑玄在解释《诗经》中“关关雎鸠”的诗句时，指出是“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明代高明《琵琶记．寺中遗像》：“敢天教我夫妇再和谐，都因这佛会。”《现代汉语词典》对“琴瑟”一词的解释是：琴和瑟两种乐器一起合奏，声音和谐，用来比喻融洽的感情（多用于夫妇）。在一个家庭中，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家务劳动，子女教育，亲朋往来等等诸多问题，夫妇之间出现矛盾是正常现象。要避免冲突，达成和谐，就需要互谅互让，尽可能在每一件事情上使双方都满意。不然的话，若丈夫秉持大男子主义，压制以至虐待妻子，或者妻子得理不饶人，常发河东狮吼，那就没有和谐可言。
与家庭中的夫妇关系相比，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面临着更多的矛盾和利益冲突，达成和谐的难度相对增大。要使利益对立的双方达成和谐，必要的让步是唯一选择。在安徽桐城，流传着一个“六尺巷”的故事。据《桐城县志》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家乡亲属与邻居吴家在宅基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于是飞书京城，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而张英的回信则是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见书，主动在争执线上退让了三尺，下垒建墙。而邻居吴家也深受感动，退地三尺，建宅置院。于是两家的院墙之间有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这个故事启示我们，作为强势一方的主动让步，是化解冲突的关键。张英作为当朝宰相，有权有势，如果张家凭借权势逼吴家屈服让步，那就只会是张家满意，吴家不满意，慑于权势而敢怒不敢言，没有和谐可言。然而，张英终归是一个聪明人，他不想给乡邻留下一个仗势欺人的恶名，主动作出让步，轻松化解了冲突。同时，作为弱势的一方，做到适可而止，也是化解冲突的必要条件。与张家相比，吴家处于弱势，按照常理，不可能无理侵占张家的宅基地，他只不过是维护自家的正当权益而已。在得悉张家作出让步之后，主动退让三尺，尽管有可能吃了亏，但仍然不失为明智之举，因为让出的宅基地并没有为张家所占，而是成了公共通道。试想，如果吴家不为所动，寸步不让，表面上看来，吴家满意了，张家却给人以理亏的印象，肯定不会满意。双方让步的结果，带来了双赢，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和谐状态。
和谐状态下的满意，是一种相对的满意，而不是最大化的满意。双方满意的程度，与最初的期望值有关。大喜过望，是超过了原先的期望值。差强人意，是低于期望值，但勉强可以接受。矛盾着的双方，要达成妥协、均衡、一致，就有必要确定一个适当的期望值。如果期望值过高，以至追求满意度的最大化，那就很难为对方所接受。
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了和谐思想，但这仅仅是思想的闪光，并没有成为主流文化，指导人们行动的依然是斗争哲学。突出表现在处于强势地位的统治阶级，总是追求自身满意度的最大化，以至发展到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地步。处于弱势一方的老百姓，一再压低自己的期望值，能忍则忍，很少据理力争，只有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不得不揭竿而起。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改朝换代的革命，而少有成功的改革，根本原因就在于统治阶级总是不肯让步，不愿改革，总是用压的手段对付老百姓，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最终导致革命。日本、英国的皇室可以接受君主立宪，而中国的慈禧太后却残酷镇压了“戊戌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既维护了皇室的面子，保留了皇室的待遇，又推进了民主改革，无疑是双赢的结局。而不准变法的结局，则是逼出了一个辛亥革命，老百姓用武力推翻了清王朝。人们看到的是皇室的流离失所，多年的军阀混战，对统治者和老百姓双方都是一场灾难。可见，革命对于双方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统治者的政权被推翻，不仅失去权力，失去荣华富贵，甚至失去生命。革命者更是需要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同时，战争导致生产力遭到破坏，城乡建筑设施被毁，加重了人民的苦难，要恢复到战前水平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的落后，与战争的频繁有很大关系，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财富，一场战火顷刻间化为乌有。新的朝代建立，仍然沿用老的套路，形成新的一轮恶性循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切实记取历史教训，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要以双方满意这个标准为指导，不断深化各项改革。既得利益集团也好，强势群体也好，都要认识到单方面追求满意度最大化的危险性，自觉和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支持改革，为国分忧。在官民关系上，政府应当更多地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扩大民主，接受监督，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总之，作为矛盾的主导方面，应当主动改革，从而在维护整体利益的同时，使自己的正当利益也得到维护，在和谐中实现双赢。
（2008年7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