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自然生态系统无所谓“现代化”，而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不仅取决于人类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水平，更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和所依赖的自然物质条件；不仅是一个“现代”或“当代”的概念，更是一个未来的基本测度。自然生态系统不可持续，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也就只能“昙花一现”，不可持久，没有未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所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是可持续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
一、从征服自然到可持续的现代化
人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的一员，是自然的一分子；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创造和追求自身美好生活的企望和能力，使得人类不断深化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在原始文明时代，限于知识水平、劳动技能和种群规模，决定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只能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
以驯化养殖狩猎动物、种植培育粮食果蔬为标志，人类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仍然“靠天吃饭”，祈求风调雨顺，但是人类不再是被动地敬畏自然和顺应自然，而是开启了改造自然的征程。但是，由于生产力低下，改造自然的力量源主要靠“人多势众”，捍卫劳动果实的力量也源自于此。显然，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间为获取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粮食等战略消费品，最终都依从丛林法则，以“零和博弈”为解决方案；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是进退博弈，以荒漠化为例，要么人进沙退，要么沙进人退。毁林开荒，水土流失，绿水青山演化为不毛之地；围湖造田，挤压水生态空间，引致洪水泛滥，资产荡然。虽然有都江堰成功治水的范例，但淮河水患、黄河夺淮入海、万里长江的荆江之险，也是中华民族人与自然关系演化进程中的切肤之痛。
在农耕文明时代，我们希冀征服自然，但时常被自然所“征服”。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巨大。人口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以算术级数增加，因而造成人口过剩，不可避免地出现饥饿、贫困和失业等现象。因而，马尔萨斯分析表明，周期性灾难（灾难战争、瘟疫及各类饥荒）持续存在的原因自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目前仍然存在，并且将来会继续存在（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这样一种“马尔萨斯陷阱”成为农耕文明时代中华民族和世界几千年历史的魔咒。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绿化荒山、治理大江大河，争取人与自然的和解；但同时，人口快速增长，粮食生产短缺，而又大规模毁林、围湖增加种植面积，引发生态严重失衡（蔡昉、潘家华、王谋：《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10页）。1970年代顺应自然控制人口而维护生态平衡的努力，有一定的成效，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运行下，不仅没有发生战乱，甚至也没有引发社会大规模动乱。但是，面对工业化国家物质生活富足的现代化，周恩来在1964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并在1975年1月重申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实际上，1920年代或更早时期，中国的东北、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就业已开启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后重工业导向的工业化，也在全国铺开，但规模有限，在发展上不足以整体建成现代化，在环境污染上没有突破资源环境的红线和底线。人与自然的博弈，仍然以生态破坏和修复为主，污染尚未上升到很严重的程度。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引进资本和技术，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城市化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迅速提高到2010年代末的60%以上；工业化发展日新月异，迅速成为“世界工厂”，钢铁、水泥、汽车、电视冰箱空调，乃至于本世纪初开始市场普及的手机，产能产量不仅稳居世界第一，而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粮棉油肉蛋，产供充裕。高铁、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硬件基础设施，并不亚于许多发达国家。“神舟”飞天、“蛟龙”潜海、量子通讯，在一些重大领域，我们站在了世界科技前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拼搏，“初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似乎是我们“征服”了自然，但也导致空气、土壤、水等污染问题。更有甚者，大量燃烧化石能源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引发全球增温，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消失。这样的现代化，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吗？显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要实现的，必须是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顺应和保护自然的和谐共生
工业文明强劲的生产力不仅让人类社会跨越了农耕文明的“马尔萨斯陷阱”，而且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物质财富，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基本摆脱了农耕文明常态化的饥荒、瘟疫，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因而，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则成为人类主导乃至于人类主宰，人类的技术和市场驱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塑自然，改变自然。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人工基础设施将自然生态系统加以切割，动物迁徙和活动空间被分割；各种污染物不仅破坏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而且也破坏自然生态系统。如果这些工程性和污染性活动所改变的自然状态是显性的，可直接感知，有些排放，例如大气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致的全球增温、海洋塑料污染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则是渐进的、长期的、灾难性的。
已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多在发达国家行列，是工业文明“现代化”的范例，是后发国家赶超的“标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一些东南亚国家、金砖国家亦步亦趋，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相伴随的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等，已经严重危及人类社会的长远生存和发展。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短期是零和博弈，长远是人类文明的衰退。发达国家注意到了这一点，试图通过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加以弥补，但工业文明内生的价值观和与之相应的制度体系，几乎不可能在现代化演进体系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潘家华：《中国的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8—51页）。以温室气体减排为例。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准确无误，未来风险灾难深重，但美国为了国家利益，退出《京都议定书》《巴黎气候协定》；欧盟作为技术先进的超饱和发达经济体，认同气候风险，也在采取行动，但相对于1990年，30年时间，化石能源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也只是在总量上减少了20%，人均排放从8.4吨降至6.3吨，也只减少1/4。显然，工业文明的发展范式所实现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是核心指标，即使作为核心指标，也难以实现。
生态文明的发展范式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们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尚有较大差距，没有实现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化。但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人与自然难以和谐的历史教训和改革开放后压缩式高速工业化造成的自然破坏、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使我们意识到，生态文明的现代化，必须摒弃工业文明以自然为代价的功利主义的不可持续的现代化，而是顺应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客观上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第一，在发展方式上，全面绿色低碳。没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现代化不具备物质基础。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有人的发展。必须有基本农田保障粮食生产，必须有城市空间，保障工业生产和城市居民生活的需要。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所具有的满足人类社会物质消费的水平，需要得到保障。第二，环境介质的质量必须是蓝天、碧水、净土。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必然有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通过源头严控、过程严管、终端严治，最终排放到自然环境的各种废弃物，均在自然的环境容量范围内，不会恶化生态，也不会损害人类健康。这里的管、控、治，并不是简单的达标排放、总量控制，而是环境介质的质量水平。在环境容量充裕的地方，也可以排放，只要大气、水体和土壤的环境质量符合要求。事实上，我们常说的所谓人间烟火，指的就是人为排放，而且，这种排放，也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第三，必须有物资利用的高效率，农业耕作和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原材料能够可持续利用。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为可再生的风、光、水和生物质能所替代，各种金属和建筑废弃物、生活垃圾再生循环利用，海洋捕捞、粮食生产不至于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功能。第四，生态系统功能完备运行稳定，生物多样性得以维护，退化的生态得以恢复，山水林田湖草系统良性循环。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核心在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和谐共荣。具体讲，生态文明发展范式下的现代化所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各种自然保护地、国家公园等自然生态空间与人类社会经济生存和发展空间，应“井水不犯河水”。二是和谐共荣。在保持生态良好的前提下，产出各种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三是和谐共处。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也需要亲近自然，回归自然；城市绿地、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蓝色空间，也是人居环境的一部分。四是和谐共享。自然的产出，我们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也要分享于自然，修复生态，保护濒危物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物质基础、环境介质质量水平、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系统功能，都可以有明确的量化指标，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要求的共存、共荣、共处和共享，也可以有具体的量化指标，但这些指标，不应该是单一或通用的，而应该根据人与自然和谐的需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社会需求特征，具体核定，动态调整。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保人类未来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和标志，也是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所应追寻的现代化测度。一方面，中国是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中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是一个范例和引领；另一方面，只有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才能实现生态安全，拥有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国家有边界，但是，自然生态系统是关联的，应遵循生态规律而非关于疆域边界的国际法律或国内法规。候鸟跨境远距离飞行，动植物区系的生态功能完整性，国际河流的贯通性，海洋的开放性和洋流的规律性，以及大气空间的一体性，均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就能塑造全球生态安全的，而是要从地球系统层面全面展开。
从制度上讲，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和谐共生的优越性。由于土地公有，划定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系统，可以弱化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唯地租或产出的私人利益羁绊，根据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需要划定生态红线，实现“井水不犯河水”的和谐共存。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的制度下，当然也可以国家立法，但是逐利的资本和利益集团，在“功利主义”自我利益而且是当期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通过各种游说，结果很可能是放弃生态利益而维护和保障资本收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影响自身健康的小环境，应该说是基本治理到位，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重金属含量，大体达到或好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甚至远优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滞后，对于危及人类未来的全球地表升温、海洋大范围塑料污染、核污染、生物多样性消失等，主体上还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作为所致。国际社会的一般认知中，似乎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现代化的标杆。20世纪后期以来，科学认知表明全球环境问题正在恶化人类生态环境，危及人类未来。如果发达国家在全球环境应对中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样的现代化，只是暂时的、没有未来的。因而，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充裕和小环境质量达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也是检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实现现代化的客观科学的测度。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目前已经有196个缔约方，几乎涵盖世界所有国家，但作为发达国家的“领头羊”美国，尽管签署了这一公约，但并没有得到国会批准，也就意味着，美国不能实质上承担公约义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著述的英文字面表述是共享未来的人类共同体（A Human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也是共享未来的人类共同体的目标指向，不分种族、不论制度，现代化的测度和标准，必须要有，而且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和谐的认知和词义表述出现在中国2000年前的文献中（《诗·周南·关雎》：“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是中华文化之精华，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可持续发展一词首次出现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实际上，环境与发展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但这一表述并没有被纳入国际主流话语。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终于意识到和谐的内涵和重要性，在文本中三次出现。联合国议程中所展现的人本（people）、繁荣（prosperity）、星球（planet）、和平（peace）和合作（partnership）的5P愿景，显然就是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蓝图和意境。经济要繁荣，地球环境要保护，社会要和平，合作谋共赢，一切皆是为了共享未来的人类自身。2015年通过、2016年生效的《巴黎气候协定》，明确规定在本世纪中叶以后实现净的零排放。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实现碳中和，届时从增量上不会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在这一问题上，人与气候达成和谐，全球地表温升的幅度，能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因新冠肺炎疫情从2020年10月延期至2021年5月在中国昆明举办，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大会将确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2021—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展望205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愿景。实际上，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0次缔约方会议上，就已经明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量化指标，规定到2020年，所有自然栖息地，包括森林的丧失速度减缓50%，至少17%的陆地与内陆水域以及10%的海岸与海洋得到保护，恢复至少15%的退化生态系统，以提升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及防治荒漠化的贡献。所有这些都表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已然成为全球共识，如果一个国家号称实现了现代化，而没有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巴黎协定碳中和目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爱知目标（以及第15次缔约方会议所确立的昆明目标）义务，国际社会是不可能认可的。
一些发达国家也将人与自然和谐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并体现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2020年，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新当选的民主党总统拜登明确表示在2021年1月入主白宫后，重新加入巴黎协定，而且还要行使国际气候治理的“领导力”。即使在特朗普主政时期，GDP总量相当于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美国加州，2018年9月通过立法确定在2045年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电力。2020年3月，欧盟委员会向联合国提交文书，明确承诺在2050年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净零排放。丹麦政府立法，在2030年即禁售燃油汽车。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政府也表明，在2050年后尽快实现净零排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抓手和载体，有明确目标，可测度，可比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国际共识和标准。
四、制定并纳入现代化测度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标准
党的十九大报告清晰擘画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010年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所聚焦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主要是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规污染排放的控制、退化生态的修复和保护、资源节约和循环再生利用。2009年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我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在2005年的水平上，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达到15%。随后将这些指标纳入“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而且也实现了国际减排承诺。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级、各类保护地逾1.18万个，保护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18.0%（《2019年环境状况公报》），超过了“爱知目标”2020年17%的要求。
2020年，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前10年达标。2020年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针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实现碳中和的质疑，习近平主席11月22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中明确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加以落实；并且表示，中方诚挚欢迎各方出席明年5月在昆明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期待大会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目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只有美国的1/6，但是，我们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现代化目标实现进程上，相对于国情，成绩是优良的；相对于发达国家，从发展阶段看，我们也是先进的。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目标，也是世界的标准。从这一意义上，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可以达到工业文明的现代化标准，即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所制定的天蓝、水净、地绿的目标，碳排放削峰减碳，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大力度。到2050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中国，在全球层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上，不仅要有所贡献，而且也要有所引领。这就要求，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标准，而且要将这些标准具体量化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中，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