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从贵州到北京，在XX部工作，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说：是吗？逐步放开一点嘛。

那半年，我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一些反复多年的争吵……

这样，在我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不然，人们相互之间，或怒目相视，圆眼睁睛，或疑虑重重，坐卧不宁，或左顾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办？怎么能互相对话，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赖……那就更不要去谈什么社会的“长治久安”了。

到1986年了，我开始讲了点话。就像我们今天这种小座谈会样，即席发言，随便讲点，交换意见。在上海看望电影创作会的朋友，讲一点；在天津约见几位作家，主要请他们谈，也讲一点。大概是3月8号，听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全国理事会在万寿路开会，我约了文联、团中央和文化部的同志一起去看望他们，在中组部的餐厅里见面，他们让我说，我也讲了一点。后来见出版界、发行界，什么报纸的记者会，……也都讲一点。因为都是即席发言，个人随便讲，属于征求意见的性质，我都不叫大报发表，连地方新华分社的内参稿我也扣下了没有让发。只有全国文联的《文艺报》和三联的《读书》登过两篇要点。

在各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时，参会同志们的讲话与材料，我们只作为参阅材料，而不发会议文件，把摘要记录发给省市委的宣传部长们，继续征求意见嘛。

但是不久就听说有一位领导人在地方批评指责。那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工作，地方都有记录上报。我们收到记录看，又没有指责内容。而且我们还是几乎每周都见面的，也从没有向我说过。可是以后越传越多，越传越神，不知是怎么回事。

以后，文化部开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约我去听座谈发言。高占祥同志让我讲点意见，我就联系文化厅局长们座谈中提的问题，正面重申并进一步阐述了我上半年讲过的对文化问题的那些意见。

当时我说：

今年（1986年）是“双百”方针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发布二十周年；“文革”结束十周年。把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好像有点荒唐，但实际生活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的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使我们看到，生活不像长安街一样笔直，它是曲折的。而这个曲折道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心，就是真理终究会战胜谬误，人们终究会从具有某种盲目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即经过实践和反思，走向自觉，达到更加成熟。

我着重地说：

文化要发展，各行各业要发展，推而广之，要使一个社会充满生机、充满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就是：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与传统的东西有差异的观点，不要急急慌慌做结论；同时，对积极的探索、开拓和创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恐怕不仅是思想文化的发展，其他方面要发展也是难以想象的。

有篇文章，讲到宽厚、宽容和宽松。三个“宽”字，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

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介质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抗“冲击”。多少带一点弹性、柔性，这对于处理我们的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这些话说了以后，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许多人都清楚，我今天不说了。

从说这些话到现在，又是二十二年过去，我早已经年老离休了。

今天，年轻同志们又在这里开会，讨论创建中国新文化。你们再让我说，我说什么呢？

如果允许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我仍然感到：

我们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现实社会，我们的当今时代，需要建设一种宽容的精神文化。或者说需要一种宽容的文化精神。

只有宽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许并激励文化艺术的繁荣、思想学术的探索、科学的发现、技术的革新、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创新。并使人权得到尊重，人性得到发扬，人格得到提升。从而在人类祖先长期进化的基础上脱离野蛮，一步又一步地穿越蒙昧，朝向永无止境的文明。

（2007-11-03即席发言录音稿，摘录重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