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国家里，无论是在政治上、信仰上、思想上、权利上或利益上，磨擦是不能避免的，冲突是少不了的，争夺是永远进行着的。国家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求安定与和平。要完成这个任务，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用力镇压一切，不使国里有磨擦、冲突、争夺发生。另一条路是在磨擦、冲突、争夺之中求得和平与安定。现代国家，特别是欧美民治国家，都走第二条路。它们所以能成功，是靠着两种德行——宽容与互让。最不幸的，我们中国人向来缺乏这两种可贵的德行。
什么是宽容？宽容就是容纳异己，对于与己不同的，持异议，执异见，怀异志，行异行的人们，不予以歧视，不施以压迫，不加以伤害，而畀以相当的自由。我们中国被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支配了一千多年，向来不认识宽容。儒家思想本来是排斥异己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它所提倡的家庭制度，将父母推崇到神圣的地位，做子女的对他们只有追随依顺，不能立异。儒家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儒家为巩固政权或为阿谀执政者而整理出来的儒家政治理论——是独裁，是专制。在独裁政治之下，便只有圣旨，没有民意，只有政府操威权，不许人民伸张权利。中国的社会向来充满了压迫的，保守的空气。柔顺在中国成了美德。特立，独行，标奇立异，永远为拥权有力的人所怀疑仇视。中国的社会可以说是一个不宽容的社会，中国的国家可以说是一个不宽容的国家。（注一）
这个不宽容的心理是容易了解的。要求人人顺从自己的意志，乃普遍的人性。没有人高兴自己的意志被人拂逆，没有人愿意看见自己所做的榜样不为人所遵奉，没有人欢喜自己的言行受人批评指责，这是人情之常。事实上没有人能够事事顺意，时时顺意的。然而有些人却可以他们所特有的资格——年龄，辈份，地位，权力——要求人们，强迫人们顺从他的意志，而不许有所歧异。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便是拥护那些特殊资格者，用敬老、尊长、事上、从俗等等概念，维护既成的情况，限制越轨的思想行动。
这个不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它的功用。它防止变更，保持社会国家的安定。然而这个安定的背后乃是压迫，威胁与武力。这个安定是强制的，不是用和平的技术安排的。强制的安定早晚必引起爆发，必导致骚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原因固不止一端，但是不宽容确是致乱的重要原因的一个。
宽容就是容让立异，允许不依从。（注二）立异或不依从，乃一切变化的基础。人类社会，它的一切物事，如制度、思想、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等，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变化可好可坏，要在人如何选择与努力。无论如何，变化是必然的。有变化终胜于无变化。无变化等于僵死，有变化尚可有改进的希望。而变化必须由立异开端。欧洲自宗教革新以来，可以说是立异的发达史，形成数百年来思想、学术、政治经济，诸方面灿烂的进步。立异之风，也被带到美国。最近一位美国医学家，关于美国人的立异精神曾自夸的说：
无论美国人民具有其它什么品质，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政治，根据他们的历史，并适合他们所选定的目标，以运用立异权利，当然是许多品质之一。美国国家的广大与复杂，使这个品质的发展得有充分的机会。
欧美人民可以立异，可以使立异发生作用，因为他们有宽容的风度。
只有宽容还不能得到社会国家的安定与和平，还必须有互让。（注三 ）宽容只是予异己者以自由，对于异己者不压迫，不妨害。一旦异己者得到思想行动的自由，便要在社会里发生影响，便要对于允许宽容的发生磨擦、竞争、冲突等情事，引起社会的不安宁。在以宽容为风气的国家里，要维持或恢复社会的安宁，不是用威权或武力来镇服一切，压制一切，乃是采用互让的方法，将磨擦变为协调，将竞争变成合作，将冲突消弭为相安无事。在磨擦、冲突、争夺之情状下，双方都在要求遂行自己的意志，争求自己所需求的权利，或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长此以往，任何一方都不能得到完全的满意。于是不得不双方让步，求得和解。两方让步的程度当然未必相同，但至少必须真正的，诚意的，而不是虚伪的，欺骗的让步。代替互让的，只有威权与武力。但威权与武力至多只能消弭冲突于一时，绝不能有效于永久。
互让在我们中国是一个陌生的观念。儒家所提倡的伦理观念，只有让与忍。在中国，幼年、弱者、女子、被治者、地位低下者一类人所应有的美德，便是容忍与谦让。忍就是不论你受压迫或受苦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哼一声，不许你喊一句。让就是对有势力、有地位有种种特殊资格的人们，惹不得，惹不起，只好对他们退让。忍与让乃片面的，消极的，只是对于弱者的要求。至于强者，却可岸然不动。中国以容忍与谦让两种的德行维持了家庭，维持了国家，保障了强者及有力者的权利与利益，却牺牲了多数的福利与幸福。幸而容忍与谦让是有限度的。过了限度，便招致变乱。中国历史上累次的变乱，是到了人民无可再忍无可再让的阶段。
互让是双方面的。两方面的主张或利益相冲突，须使两方面共同让步，寻求一种折衷的，比较各方所希望的虽然略逊一筹，但是任何一方都可差强满意的办法，由双方接受遵守。互让是积极的，因为它不像容忍与谦让所要求的去压制或消灭一方的意志或利益，而设法使双方的意志或利益都多少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或予以保存。在忍与让为美德的社会里，强者或特权阶级说：“来，你听我的，你来服从我。”在互让成风的国家里，双方说：“好不好咱们共同寻求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办法。”互让是现代政治上重要原则的一个，遵行这个原则，国内政治，国际政治才可以得到安定与和平。互让也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的一个。人的一生永远是一己的欲望与意志对现实的相互让步。
不宽容与忍让，在中国为害真不浅。因为不宽容，不知道有多少思想制度，人的行动可以有益于民族福利的，竟遭抑制，毁灭，使我们社会停滞不进。比起今日欧美的社会落后五百年。因为忍让，不知汩没了多少奇才异能，斲丧了多少可宝贵的生命，摧残了多少次的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生机。一直到今天，除了一些极可怜的物质的设备（如铁路公路）——比起欧美的物质进步实在是原始的不足道的——以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依然受着不宽容与忍让的毒害。假使我们在政治上有宽容，则如闻一多先生那样难得的学者可以不致于遭惨死。假使我们在政治上有互让，则今日国共之争总可以寻得一个折衷的方案，致国家于安定和平。
接受并实践宽容与互让的精神，现在不容再缓了。对于不宽容的反动，必然是继续的不宽容，如此则演成恶性的循环。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模型，便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表现。现在不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踏上新的途径，则我们的民族将永远在这个循环中兜圈子。人民的疾苦且不必说，如何可以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立国呢？
（注一 ）中国没有宽容，可以在它的种种物事上看出。就是中国音乐，也显出不宽容的态度。参看《大公报》十月十六日科科果夫所写《单调鼓声永无和谐》一文。
（注二 ）立异，不依从，在欧洲发端于宗教运动。立异英文为Dissent，不依从英文为Non-comformist，都是指不依奉英国国教而言。基督新教英文原字为Protestantism ，也是违抗之意。中国文字上，这种字眼极贫乏。
（注三）互让英文为Compromise。章行严先生曾绍介此旨于我国，译为调和。想起行严创办《甲寅》杂志时，会绍介白芝浩、戴雪、哈布浩、莫雷诸大家政治理论（莫雷曾著有《互让》一书），启导国人政治意识不少，今已三十年矣。后以奔走政治，杂志中断，殊为可惜。设行严能继续从事此有用之事业，使国人认识并修养现代政治所应具备之德行，则今日的政治也许可以改观。
原载《大公报》天津版1946年11月24日“星期论文”，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