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大学不仅是知识、学术的中心，而且是思想的中心、追求真理的中心，是要给全社会提供示范的。大学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大学校长也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职务，一般要选择有学术成就和道德威望的人出任，这个角色要有所承担，有所为，有所不为，始终能在是非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做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不是随波逐流，唯唯诺诺。

简单地说，大学校长的首要职责就是守护基本的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的核心价值，就是不断地说出真话。这不是什么高调的要求，而只是一条底线。如果连大学校长都不能讲真话，不敢讲真话，一个大学又如何能得到社会的信赖？由此而言，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先生公开叫停喧闹多时的“本科教学评估”，直言这种泡沫化的评估重创学术诚信，无非是他的底线行为。如同几年前他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毫不讳言地指出：“现在的学术风气，在各个学校已经降到了最低点。”这本来就是他应该说的话，不说，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就是没有守住底线。

然而今天的大学，底线早已模糊，在利益至上的推土机下，大学在不断膨胀的同时，精神道德水准正日渐流失，伴随着大学在物质化数字上的越来越大，是大学的精神气度、追求越来越小。在公众的眼里，昔日笼罩大学头上的光环已渐渐黯淡，来自大学校园的腐败丑闻，一次次把它丑陋的一面暴露在世人面前，最新一个蒙羞的版本，即是广西师大等高校的校长在年轻的评估组女秘书面前催眉折腰的新闻。只有把朱清时校长的言论，放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下，我们才能体会其意义，我们才能认识到即便是底线，在这个时代也不是很多人都能守住的。因此，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底线行为，看上去似乎就成了高标的要求，乃至是英雄般的行为。

在中国一百多年的大学史上，大学校长保持知识的自信和道德的自信，忠实于大学的核心价值，对不合理的政策、命令说“不”，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的先例。蔡元培做北京大学校长，曾一而再地以辞职等方式向北洋军阀政府说“不”。1923年1月那次辞职时，他曾在上海《申报》发表一篇《关于不合作宣言》，他首先引用《易传》的话“小人知进而不知退”，在他看来，退并不是单纯的消极的举动，“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努力”。气象学家竺可桢做浙江大学校长，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他开除左派学生，他总是断然拒绝，理由很简单：“此种政策与浙大作风大不相似，不能施行。”植物学家胡先骕抗战期间在江西做中正大学校长，可以不执行蒋介石的“手谕”，敢于拒绝蒋经国迁校的要求。

在已经消失的那个时代，在进、退之间，他们只秉承良心的准则，无须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只讲是非，不问利害，这是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底线。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给整个社会提供的就是道德的表率，社会敬重大学，不光是因为大学传承高深知识，造就专门人才，更重要的是大学有道德上的承担，竺可桢曾说：“乱世道德堕落，历史上均是如此。但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之标准也。”

或者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要现在的大学、大学校长成为社会道德重心，太书生气了。诚然，以蔡元培他们的高标准来要求，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今日的大学校长只要主观上有这个意愿，想守住最后的底线，保有一点说“不”的能力，而不是什么时候都顺从上司的意志，对任何行政性的安排一概采取迎合的姿态，并非是不可能的。既然朱清时校长可以说，其他校长也可以说，说的人多了，公开说出真话，也就成了常态。大学的现状不容乐观，乃是因为众人缄口，如果众口喧腾，尤其大学校长都能向先贤看齐，至少守住一条基本的底线，多说真话，敢说真话，整个大学的生态就会逐渐改变，大学也就可以重新为自己赢得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