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李慎之先生离开了我们，今天是他的祭日。不会有大规模纪念活动，但是在很多很多人心中，今天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人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祭奠他，追思他，这是因为，人们不会忘记曾经给予他们精神滋养的人，不会忘记让晦暗天空明亮的事物。李慎之就是这样的事物。
本文对李慎之先生的祭奠完全出自我的个人经历，我可能要说得琐碎一些。
我是一个用文学作品说话的人，用人们通常的称谓，是所谓的“作家”。作为一个作家，长期浸淫在文学圈子里，看到很多，听到很多，也曾经为某些事物激动，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我无法排斥那种经常袭扰我的悲观窒息的感觉。
这种感觉不是来自李慎之先生概括过的“后极权主义”时代施与人的那种政治和思想压抑，而是来自我所在的那个群体，那些本应当得到尊重的人们。
在我看来，这些人已经完全放弃或者说从来没有占据过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把文坛弄成了蝇营狗苟之地，鸡鸣狗盗之所，我们甚至看不到像模像样站立着的人。在无数精心营造的小圈子里，一些佝偻着的人煞有介事地进行着可怜的孤芳自赏；在获得话语权（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借谩骂著名作家扬名者有之，卖身投靠权力者有之）和保卫话语权（归根结底是从权力那里得来的：诸如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的头衔，文学杂志主编、文学研究机构负责人、作家评论家使出浑身解数谋求到的规格和学术位置）的战斗中，这些人对于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算计远比政治家狡猾乃至于道德堕落：被体制豢养得舒舒服服的作家清楚地知道红线在哪里，他们绝不会逾越思想雷池，绝不会触动不让触动的题材，或者在一种伪现实主义遮掩下大规模制造统一型号的文学商品（他们的确能够得到丰厚的利润），或者远离思想远离现实远离人性，在杯水风波中制造翻滚着的肉欲；在趋利避害本能和利益交换原则驱使下，评论家明确知道应当褒扬什么样的作品，应当对什么样的作品保持沉默——当区区千元就可以让著名评论家对一堆文学垃圾大唱赞歌的时候，你还能够指望这些本应当引领文学潮流的人站到时代精神的高处吗？当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一句语焉不详的话语就可以让评论家改变对一部作品评价的时候，你还能够指望这些人建构人文主义的文学精神吗？当所有这样一些人聚在一起汇集成为文坛“风貌”的时候，这个所谓的文坛散发的就只有腐朽、没落、肮脏、浅薄、无聊、庸俗的气味了。浸淫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当然会很不尊重自己的文学事业，因为文学的灵魂丢掉了——任何丧失了灵魂的事物都是行尸走肉，你会惊讶自己为什么要选择文学？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激情地创作小说以后，在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总共十年时间里，我虽然仍旧在文学圈子，虽然作为出版社负责人经常与作家、评论家打交道，很多朋友也曾经遗憾我终止了小说创作，但是，我似乎燃烧不起来当初那种热情了。我在解释这十年空白的时候说：“有时候，一个人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不完全是自己的事情。我从插队之初就确立了文学理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行过努力冲击，但是并没有达到我期望的高度，尽管在这期间很多人给了我巨大的帮助与鼓励。九十年代以后，我的文学理想虽然没有破灭，但远离了文坛，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职业工作之中，十年时间就在忙乱当中流逝了……”（引自长篇小说《当青春成为往事》后记：《文学应当有一条哲学的通道》）
其实这种解释并不确切，确切的原因，正如我上面所言，是一种对文学的深深的厌倦。这期间尽管我也在业余时间写作小说，甚至有两部长篇已经全部脱稿，但是我对于出版这些作品仍旧没有热情，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不认为自己再次加入到乱哄哄的文坛中去有什么意义；二是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三是依据我长期从事出版工作的经验，即使是这两部让我很不满意的作品，由于内容和题材的关系，我也感觉面临出版上的困难，所以我从未向人提及。
正在这时，在权力作用下，我被突然抛入到了人生事业的困局之中，这种处境使我有机会重新确认插队之初确立的文学理想。奇怪的是，我当时的强烈愿望反而不是急迫地进入到小说创作中去，说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相反，我就像遇到车祸苏醒过来的人那样，非常想弄清楚我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必须寻找能够帮助我解答疑惑的人。我把目光转移到了文学之外。
我遇到了李慎之。
我说过，李慎之是我在精神荒原上孤独徘徊之时遇到的第一个救赎者——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能够找到的他的所有文字——他就像上帝一样指出了这个世界的秘密，他的思想把我委顿的精神生命一下子点燃了，迅猛地燃烧了起来，我几乎听到灵魂深处哔哔啵啵燃烧的声音，就像青春时代萌动了生命激情一样。
我愿意把阅读李慎之的日子形容为如诗如画，那是一种圣洁的意境。
从某种既定意义上意识到一个世界，也就意味着意识到一个新的意义上的自己，你可能会不自觉地在两者间进行转换、对比和观照，结果我发现，李慎之的某些思想竟然与我在手头两部完稿的长篇小说中不自觉探讨的东西极为贴近，仿佛通过他我才读懂了自己的小说，通过他我才知道我描述的那个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正是他所关注的那个世界。
这是一把钥匙，犹如“芝麻开门”一样，一扇从未推开的门打开了，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风景。
沿着李慎之的通道，在随后的五、六年时间里，我了解了更多思想者（李锐、黄鼐、李普、何家栋、茅于轼、袁伟时、吴思、吴敬琏、秦晖、肖雪慧……）的思想，我惊讶地发现，原来在文学之外竟然有如此深刻的存在，这对于把文学作为神圣事业看待的人来说不啻为极大的冲击。经过冷静观察，我下了一个自认为准确的断言：中国最深刻的思想者不在文学界，不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剧之中。正是在这些思想者指引下，我开始进入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神圣殿堂，开始了解霍布斯、洛克、潘恩、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哈耶克、波普尔、韦伯、汤因比、马斯洛、阿伦特、罗尔斯甚至于更早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等。
我在前不久撰写的《在思想者阵地上没有中国当代文学的身影》中指出：“我从来不认为我弄懂了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虽然在一些文章中经常会涉及有关的话题，我也只是在我所理解的文学的意义上议论它们。”然而也正是这种意义，深化了我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也正是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我开始重新进入长篇小说写作，首先把《危险的移动》重新过了一遍手，然后颇为自信地交给了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我在这本书“后记”中说到了我上面谈论的那种状况：“这本书最初写作于五年前，写完以后，按照我的习惯把它封存了起来，打算让它潜沉一段时间，再择机进行修改。我开始写作并最终完成了另外一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作品。这期间，社会思潮在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演进和深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学者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这些思想成为我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找到了审视现实和内心的新的视角。当我再一次把书稿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新东西能够提高和丰富这本书的精神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第二稿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
我甚至认为，没有李慎之等“顽强地向公众传达着他们的思想”的思想者，就不会有我这部小说，至少，它不会像现在这样成熟。
我同时还修改了上面说到的“另外一部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作品”（《亚伯拉罕的救赎》），但是，这部我很珍重的长篇小说是对某个社会事件的间接反映，尚不具备在目前出版的条件，因此，我把它封存在了抽屉里。
就像迷路的人突然找到了路径一样，我怀着急切行走的心情，无可抑制地前行，又接连创作了几部长篇小说，其中《沉默的河》（出版时改名为《当青春成为往事》）200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文学有很多通道，我庆幸自己经由思想这条通道进入了文学，而这个通道是李慎之先生指引的，是很多目前仍旧在顽强表达思想的思想者指引的，我感谢他们，是他们使我知道了我在自己的阵地上肩负的职责，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的作品风格，当然，也会最终决定我的作品的命运——也许是很不好的命运，就像李慎之等思想者的命运一样。
谨以此文祭奠李慎之先生，我想告诉老人家：您极为看重启蒙，您曾经想做一个教师去启蒙国民，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在最终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随着时光的延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像我一样接受您的启蒙，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当所有人都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像您期望的那样美好。
（2008-4-22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