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反腐倡廉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但任何好的制度是要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来执行和监督执行的．有必要将培养公民意识的工作，纳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中．与此相应的是，必须抵制和克服正在盛行的阿谀奉承之风和一团和气之风．
关键词：公民意识 阿谀奉承 一团和气
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思想，对于反腐倡廉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使人们有理由把反腐倡廉取得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但是，历史和现实清楚地表明，制度不是万能的，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具有较高素质的干部和群众，特别是是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干部和群众，是保证良好制度得以认真执行的关键．而政治体制改革又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一过程中，还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特别是执政党的承受能力．由此可见，即使就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层面而言，加强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是完全必要的．这里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加以解决．一个误区是，长期以来流行着所谓执政党没有离开人民利益以外的特殊利益的说法．这种说法把执政党神圣化了，否认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由于政治地位上的不同，所必然带来的在权利资源和信息资源上的不对等状态，并在事实上否认了执政者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进行＂寻租＂活动．这种说法的本意是要求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在＂执政党”这个词的后面加上＂应当＂二字．混淆＂应然＂和＂实然＂，并以＂应然＂代替＂实然＂，是多年来流行于理论宣传界的通病，造成了高水平的理论要求与低水平的实践活动的极不相称的状态，并任其存在．与这种说法相关的是，长期以来高估了领导干部中的大多数．人们常常把许多诸如＂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等美好语言呈现给这个大多数，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诚然，那种声称大多数领导干部已经腐败的偏激言论，是不可取的．我在＜反腐倡廉与民主监督新论＞（载天益网http://www.tecn.cn/2008.1.23）中，曾指出了＂两头小中间大＂这种状况．肯定了大多数领导干部是＂较好的＂，但这个＂大多数＂，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不正之风，严重的问题就在于教育这个＂大多数＂！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求＂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查处一个＂是完全正确的．但需指明，这里的＂发现＂，同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国民党特务的那种＂发现＂，是很不相同的．对那些大搞不正之风，有许多腐败行为，但还够不上腐败分子的人，是否应当去＂发现＂呢？现实生活表明，这种人虽然还不能说是大多数，但却是相当多的！他们常常不但躲过了一次次反腐败斗争，而且往往还是反腐败斗争的领导人！对这些人的教育和任用，是迄今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另一个误区是，把对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同培养民主精神，特别是同培养公民意识的工作割裂开来，并在事实上完全忽视了培养民主精神，特别是是公民意识的工作．诚然，我们必须＂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但培养民主精神，特别是培养公民意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尤为必要！我之所以在网上（http://www.tecn.cn，2008.3.14）呼吁将公民意识纳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去，就是因为我认为一个缺乏公民意识的民族，是无法真正实现改革创新，无法真正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品德的，甚至会使后者虚假化和泡沫化．而在当前进行公民意识的培养教育工作，就不能不抵制和克服正在甚嚣尘上的两股歪风，即阿谀奉承之风和一团和气之风．这两股歪风的盛行，突出表现了我们民族的公民意识的严重缺乏！
一、抵制和克服阿谀奉承之风
当前，在党内党外的上下级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存在着浓重的“猫鼠关系”和阿谀奉承之风。这是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上的原因，也是公民意识严重缺失的表现。批判阿谀奉承之风，纠正“猫鼠关系”，不但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培养公民意识，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
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领导干部的犯罪事实在被揭露之前，其自私贪婪的思想品质，已多有表现，其违反有关规章制度的行为活动，也已为人知，且用不着具有多高的认识水平即可识破。然而，熟知内情的身边工作人员和下级如秘书、司机、会计、主任、财政局长、人事局长、组织部长、副市长、副省长等，却百依百顺，一路绿灯。在其被揭露后，这些人仍然能够泰然自若地说：人家是领导么，不听怎么行？！在公务员中流行着这样的为官之道、升迁之道：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属于顶头上司的问题，不但不要去管，而且不能去想！在群众中，以“爱护领导”的名义，竞相迎合，破格照顾，自愿送礼，更是司空见惯，致使阿谀奉承之风得以吹进大雅之堂。人们不是常说“群众对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十分不满”吗？诚然，从“本质”、“全局”、“应然”的视角上说，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当把这一抽象结论还原为现实具体时，便会呈现出复杂的情势：众多百姓和一般干部对未直接损害自己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并不痛恨，有时在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蒙蔽下，还会投赞成票，甚至积极参与其间，并得到某些好处。在他们中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当领导的，总得贪点，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就行！许多人或出于眼前小利，或出于巴结权势，或出于流行偏见，事实上是在容忍腐败，支持腐败，甚至是怂恿腐败。可以说，由阿谀奉承之风、猫鼠关系盛行所造成的群众和下级监督之极端乏力，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从搞不正之风到出现腐败行为直到进行犯罪活动，乃至腐败分子长期被掩藏下来以致在调到外地工作或罪当死刑时才被揭露出来的客观忿围上的原因。前云南省长李嘉廷在被捕后说：“要是当初有人敢于监督，自己又乐于接受监督，该多好”。前山东省泰安市委书记胡学建在被捕后说：“官做到我这一级，就没人能管了”。这两个腐败分子的话，令人深思。
（二）
遗憾的是，二十余年来，在众多的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机关关于廉政问题的报告中，不见有大胆鼓励下级、秘书和群众监督自己的言论（有多少首长乐于让秘书监督自己呢？），报刊也极少见鼓励自下而上监督，批判人身依附、猫鼠关系、阿谀奉承的文章。当然，这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社会现实背景的。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主义的君臣孝悌、等级依附、尊卑有序，仍在通过文本、民俗乃至影视等渠道，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诚然，自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以来，近代理性主义关于权利平等的理念，在党内和社会上广为传播，但在长期的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组织服从意识，尽管是必要的和宝贵的，却带来了下级对上级过分依赖的副作用．这种社会心理随着五十年代后期党犯的左倾错误而畸形发展起来，一些领导干部认为“我就代表党，必须无条件服从我的领导”，而许多党员干部和群众，也接受了这种观念，使“党的领导”这一本属正确的观念涂上了独断独行的色彩，甚至形成了绝对服从上级的社会心理。这种社会心理，在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受到了强烈颠覆，人们竞相批判起所谓刘少奇宣扬的“奴隶主义”、“驯服工具论”来。然而，这种颠覆并未导致权利主体平等意识的增强和公民意识的真正确立，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结合：对绝大多数领导机关、领导干部权威的否定（“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走资派”）和对领袖一人（毛泽东）的绝对服从、顶礼膜拜！这样，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已经纠正了左倾错误，确立了正确路线的党中央，不能不在批判个人崇拜，弘扬权利平等理念的同时，批判无政府主义，强调组织纪律观念的重要性。人们不难发现，在落实干部政策后，人们普遍一改＂文革＂时期对领导干部无所谓的态度，而对领导干部敬畏起来．随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改革的浪潮。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实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实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本来是一种提高效率的手段，但在缺乏辩证思维头脑的人看来，就是“个人说了算”。而这种“个人说了算”，不但为搞以权谋私的领导干部所喜爱，而且为一些想使自己的正确决策得以迅速贯彻下去的领导干部所习惯。不久，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起来，更在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老板说了算”的空气。这就在一般干部和民众中，特别是在缺少专长，把个人进退交给掌权者的人群中，对领导人、首长、上级、老板的阿谀奉承之风随之发展起来，乃至深深影响到了领导机关和宣传媒体，也就不奇怪了。
（三）
批判阿谀奉承之风，改变猫鼠关系，应当并且能够与培养、增强干部和群众的组织纪律观念结合起来。就是说，通过主体性的高扬和公民意识的确立，能以自觉地拥护上级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积极主动地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努力维护团结稳定的局面，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批判阿谀奉承之风，改变猫鼠关系，应当并且能够与培养、增强领导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结合起来。就是说，一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监督意识的提高，必然会使领导干部谦虚谨慎起来，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背离“三个代表”的地方，不敢违规和懈怠，甚至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害怕侵犯群众利益（现在许多领导干部只怕上级，不怕下级和群众）。这就是外在的他律，向内在的自律的转化。批判阿谀奉承之风，改变猫鼠关系，应当并且能够与培养和增强人们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决心、信心结合起来。就是说，广大干部、群众树立起了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就能在行动上坚决维护已为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为正确的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抵制来自“权威”方面的干扰和破坏，从而有效地医治目前严重存在的执行制度不力这一顽症。
批判阿谀奉承之风，要充分利用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这一丰厚的政治资源，并把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做为准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曾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总是“希望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他还指出：“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对领导者的“无原则地服从”，“尽忠”，“阿谀奉承”。（《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１４２、３３１页）江泽民在九十年代中期曾指出，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干部，倡导对领导干部进行群众监督。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本世纪初强调指出，监督的重点对象是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负责人，并诚恳要求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对中央领导同志进行监督。批判阿谀奉承之风，还要善于吸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如对正人君子之独立不迁的赞扬和对鄙俗小人之趋炎附势的贬斥，对清官廉吏之犯颜直谏的歌颂和对贪官权奸之奴颜婢膝的鞭挞。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西方世界自洛克以来流行了三百余年的人人平等的观念和近现代在我国曾几度沉浮的以追求平等自由为目标的启蒙主义，仍有必要认真地吸纳，而不能在将其戴上一顶“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后，一味抵制和反对。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4页）。批判阿谀奉承之风，培养人人平等的理性主义精神的过程，也就是培养民主精神，特别是培养公民意识的过程，而这正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只要我们在吸纳西方世界和我国近现代民主发展的成果时，注意从我国的实际出发，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就一定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中取得长足而又扎实的进步的。（可参阅拙作《培养民主精神》，载《当代思潮》2003、1期）
二、抵制和克服一团和气之风
目前，在党内外刮着另一股不正之风――一团和气之风，它同阿谀奉承之风一起，破坏着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抵制着公民意识的培养，败坏着党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成为不可忽视的公害．这种不良风气，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应当引起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一）
人们不难看到一些干部的这样一种处世哲学：把与上级、同级、下级＂搞好关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对于已经出现明显分歧的原则性是非问题，竭力回避，或只说些不伤＂和气＂的空话，既不肯定和支持正确的一方，也不否定和反对错误的一方．在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奉行彼此破格照顾的原则，甲为乙的子女违规安排或调动工作，乙则为甲的子女违规提拔创造条件．甚至在不同的地区、单位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互助＂关系：领导干部互将自己的亲友违规安排到对方那里工作．对于夸大工作成绩和灾害损失的上报材料，常常是＂一致通过＂．偶有党员、干部或领导班子成员提出异议，主要领导干部便泰然自若地解释说：都是为了工作么，别处也是这么干呢！在勉强召开和被动参加的＂三讲会＂或＂生活会＂上，没有任何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类会议或成了工作研究会，或成了相互表扬会和自我表扬会．对反腐败斗争取消极态度，只是抓一下干部、群众早已议论纷纷的大案要案，而从不提出本地区或本单位的行业不正之风的问题，更不愿、不敢大张旗鼓地纠正那些似乎已被干部、群众认可的诸如逢年过节给领导干部送礼，借婚丧嫁娶、父母生日、子女升学之机敛财等不廉行为．有些领导干部甚至公开说：当领导的总得多占点，别过分就行！有时看到报刊登载巨额受贿者的报道后，便半愤慨半埋怨地说：怎么能这么过分呢！他们奉行着＂谋私别过分＂的原则，而事实上这种＂不过分＂的人是相当多的．对于检举领导班子成员违法乱纪的材料，常以＂没有充分证据＂为由，不予理睬，或以＂爱护同志＂为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维系着领导班子的＂团结＂．难怪有的地方、单位的干部、群众，竟然害怕那里的领导班子＂团结＂．的确，这类＂团结起来搞不正之风＂的班子，常常是官官相护，使群众利益遭到损害却又告状无门，滋生和保护着腐败分子．一些领导干部很会计算：得罪了几个一般干部和普通老百姓算不了什么，因为在上级组织对自己进行考核时，他们起不了多大作用，甚至新闻记者的报道也没什么可怕．但要得罪了上司、同级干部和直接下属却非同小可，例如自己这个地厅级干部，不但需要省部级干部的提拔，也需要地厅级干部＂言好事＂，还需要县处级干部的选票．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些上级和组织部门常把这种一团和气的领导班子叫做＂团结的班子＂，把只搞＂人缘＂的干部叫做＂善于团结同志的干部＂．他们不去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即在团结表面的背后是私心在做怪，是掩盖矛盾的＂一致＂，显然，这类＂团结＂是靠不住的．并且，在深入考察其工作时，就会发现那里或者喜欢做表面文章，或者常常弄虚作假，或者在拖泥带水中爬行，即边干些有益的事情，边损害着党风和社会风气．从这类＂团结的班子＂中提拔出的干部，许多是庸人，甚至还包含有象成克杰、陈良宇一类腐败分子．这种用人的导向的危害还在于，它使一些公务员包括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认为不必在德才两方面努力提高自己，不必创建真正的政绩，好人主义才是生存之道、升迁之道．不难听到这样的谈论：干了几年公务员才知道，在学校时学到的那些做人的原则，大多派不上用场，是些书呆子才相信的东西．只有搞好人际关系才是真本事！
（二）
这种一团和气之风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人们知道，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年代，全党和全社会奉行着一种＂斗争哲学＂．那时，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成是阶级关系，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关系．当时虽然也讲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实际上是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成了敌我矛盾，更有甚者，把正确的言行，也当成反动阶级的言行来对待．即使是被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反映＂，并通过＂大批判＂、＂扣帽子＂来解决．这样，不但在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乱斗一气的现象，就是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人们也频繁地、无情地向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做斗争．其结果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起来．不可否认，这种人人戒备、人人自危的心理，对于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社会上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也起到了相当的震慑作用．但却严重地侵害了党员、干部的权利，损害了社会成员的自由，伤害了人间应有的真情，使人们不能心情舒畅地工作和生活，不能自然地显现出独立人格所固有的光辉，不能培养出公民意识，充分发挥出自主性和创造性．其仅有的一点积极作用也往往流于表面，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些消极现象甚至会更加放肆地显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倾错误受到了应有的批判和纠正，人们理所当然地抛弃了＂斗争哲学＂．顺应历史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正确的理念和主张．但在一些缺乏辩证思维头脑的人看来，这就是要求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不再搞斗争了，可以与坏人坏事和平共处了．某些私心重的人，利用这一点搞起不正之风和腐败活动来．他们甚至把向不正之风和腐败活动做斗争，说成是左倾错误流毒，破坏安定团结的表现，而加以抵制．有的宣传媒体还不加分析地极力宣传＂中庸之道＂，＂和为贵＂，似乎这些格言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人们常常走向极端，在批判＂斗争哲学＂后，走向了一团和气．列宁当年曾说，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今人也有理由说，一团和气之风是对＂斗争哲学＂的一种惩罚！
克服一团和气之风，就要解决干部和群众中，特别是是领导干部中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引导人们认识到，对消极的社会现象进行正常的、正确的批评和斗争，是维护党的原则和群众利益，净化社会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在当前不正之风随处可见，腐败现象仍较普遍的情况下，一些人正是利用一团和气之风为非作歹的．要认真宣传党自延安整风以来形成的自我批评作风，正确地总结在开展批评问题上的经验教训．要辩证地对待我们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对＂中庸之道＂、＂和为贵＂等思想要进行具体分析，指明它们的适用范围的制约性，还要宣扬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诸如刚正不阿、不怕廷权、犯颜直谏等精神，以及在开展批评的过程中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格言．要在营造良好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的同时，建立起切合实际的规章制度来．不必讳言，我国在廉政建设上，就理论层面而言，似乎高于芬兰、瑞典等国（＂无产阶级党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指导＂，＂先进性建设＂等等），但在实践层面上，却低于芬兰、瑞典等国（官员的＂自律＂与＂他律＂的缺失，民众监督的薄弱等等）．这就使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团和气之风尤显必要．与此同时，应当严格要求领导班子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勇于抵制和纠正一切危害群众利益的思想作风．要象已经得到全社会重视的，对见义勇为者予以奖励那样，把那些一身正气，疾恶如仇，敢于并善于发现和抵制已司空见惯的不良风气的干部，识别出来，予以支持和鼓励，并按组织程序，大胆提拔上来．即使他们得罪了少数人，未得满票，只要多数人拥护即可．这就是向广大公务员和全社会树立了标杆，用事实表明究竟什么样的干部是值得信用的，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是应当抵制和反对的．
